姚小平:《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出土记

2010-06-05  方舟老头


《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出土记



·姚小平·


图一:《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封面书影 图二:《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之一页


  一九九八年,学者李辉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杜高的右派档案。不久,李辉与杜高就这套档案进行了深入交流,于是有了李辉的《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一文,刊登在湖南《书屋》杂志上。

  二OO二年二月下旬,我偶然看到这篇文章,被杜高所讲述的悲惨遭遇所震撼,对右派运动产生了了解的冲动。我以为,这套档案的主要意义在于它的原始性,由于没有经过后人根据各种需要去进行重新加工和涂抹,从而保证了史料的绝对真实和相对完整。借用考古界挖掘文物的说法,这处墓葬从未遭到过盗墓者的侵扰。也许因为我在考古所工作过几年,所以对用实物来考证历史情有独钟。往往一件新发现的实物,即可平息此前众多专家学者发表的“高论”。我决定前往已几年未去的潘家园旧货市场碰碰运气,寻找些有价值的右派材料。

  二OO二年三月九日是星期六,我凌晨五点骑车来到潘家园。黑暗中鬼影瞳瞳,手电光下,面目狰狞。先转了一圈,如饿鹰般逡巡,毫无所得, 却心有不甘。于是耐下性子,再慢慢看,转了一圈又一圈,一直转到中午十一点,已累得眼酸腿乏,仍未遇上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咬牙坚持,决定再转最后一圈,即打道回府。忽见一摊位上放着本一九六三年七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装订极其简单,纸张粗糙泛黄,显示出那个年代的特征。表内文字全部为钢笔手抄,收有九十四名死于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的北京劳教右派,每人两页,文简字省却“五脏俱全”: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质、个人简历、教养理由、教养表现、死亡日期、死亡诊断及坟墓标志等逐一记录。一看就是“开门货”。在一般人眼里,这些内容实在枯燥无味,毫无“价值”可言,难怪这份材料从清晨一直摆到中午都没卖出。对右派问题我知之甚少,但对这份“调查表”的份量,却还能掂量出一二,心中狂喜,表面却静如止水。我把“调查表”放下,先指着旁边一本《红旗》杂志创刊号,问摊主价钱。摊主是位近三十岁的男子,大约生意清淡,一见有人问价,忙上前脸上堆笑答道:“三百元”。我故作漫不经心地又随意一指《调查表》问:“这个多少钱?”摊主答:“一百五十元”,在他看来,《红旗》创刊号显然比《调查表》值钱多了。我指着《红旗》创刊号商量道:“东西不错,就是太贵,能不能便宜点?”“最少二百五十元,不能再少了。”我故作困难状道:“唉,没带那么多钱!”随即突然一指《调查表》说:“算了,这个便宜点,就八十元卖给我吧。”摊主道:“行,半天没开张了,八十元卖给你,就算开个张吧!”货款两清后,我急忙把《调查表》放进书包,心说:“不虚此行”。

  回家后,我把《调查表》拿给曾历经右派磨难的杜高先生过目,他认为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均归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处)管辖,这份材料应该是从那里流出来的。他说,他还认识其中的一些人,包括音乐家张权的爱人莫桂新。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在极短时间内,以雷霆之力为几十万右派迅速“改正”,显示了纠正冤假错案的决心,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无数运动中的不实材料被从个人档案中抽出,当众销毁。其效率之高,速度之快,销毁之彻底,是前所未有的。以至当我们回过神来,作为历史研究者要想再深入研究当年这一政治运动时,突然发现实证材料竟是如此缺乏!死亡右派张勖仁之子张蕴新为了解父亲生前情况,曾到北京清河农场查找父亲档案,结果仅存寥寥几行字,记录了一个人的从生到死。杜高个人全套右派档案被发现后引起的轰动,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近年出版的一些右派回忆录或回忆右派的文章,关注点多为劫后幸存者,对教养期间死亡的右派极少涉及,他们的情况鲜为人知,资料也大多湮灭。从这点来看,这份《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作为官方档案,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二OO七年二月十日于平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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