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是讲效率的,教授是做学问的。如果将大学的行政决策的权力付予教授,那么,这不论是对于教授,还是对于学校的行政而言,都不啻是一种灾难。
大学,这个以前多少还有些神秘,还有些高尚,被人称作“象牙塔”的所在,早成了社会舆论评说的对象。大学中的种种,都被翻出来说了。总而言之,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大学不行。既然目前中国的大学是不行,那么哪里的,什么样的大学行呢?当然,发达社会的大学是行的。还有许多人将眼光投了过去,说过去中国的大学是行的,例子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大、清华,还有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然后大家便有了许多关于30年代的怀想,似乎那个时代就真成了中国教育的黄金时代了。
我忝任着学校高等研究所的所长,虽然一直不屑于目前我国的所谓“高等教育研究”,但由于职务使然,也有机会听各式的发言,翻各式的文章。我非常奇怪,当讲到所谓一流大学的经验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结论都指向四个字:教授治校。而且,不需要任何论证的过程。但是,什么叫做“教授治校”?真的有所谓“教授治校”吗?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先明确以下三点:首先,一个大学由三种人群组成,一曰教师,二曰学生,三曰职员。其次,大学管理有三个最关键语:一曰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二曰教授就是大学,三曰善待学生。再次,基于上述两点,在大学里,教学科研与行政管理是两条平行线,这二者都是专业的,从对于大学发展的意义而言,并无高下之分。
下面开始讨论。
提倡教授治校,有一个最重要的假设前提,就是大学的行政人员是不行的,或者说是不专业的,他们处在教授的对立面,所以大学的行政不能让行政人员来治,而应该由掌握着知识,几乎相当于古代“士大夫”的教授们来治。但不知道持此论者想过没有,所谓“教授治校”的“治”,是“治理”的意思,如果仅仅说“治”,那是很威风的,但如果说到“理”,那却是一件精细活,这也是一门学问,它是专业的。在当今中国大学,行政人员已早不是往年的工农干部了,他们同样也是专业化的,或者正在走向专业化。
在大学中,学术与行政真的是两件事情,前面所说的“平行线”就是这个意思,教师与职员在这个大学里分别从事着两件专业的事情,学术和管理。这两条平行线上,可以有桥梁,那就是,作为教授,可以从事行政的工作。但是,请注意,一旦教授从事了行政工作,他也就从那条线到了这条线上,必须遵循行政工作这条线上规则。也就是说,在这条线上,这位教授就是一个高级的职员,教授可以成为处长,教授也可以成为校长,但一旦成为处长甚至校长,他的主要精力就应该放在处长和校长这个位子上。
学术是自由的,个体的,而行政却是要讲究效率的,是集体的,是大局的。在持教授治校论的人心中,都有一个想像中的“教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上面笼罩着光环,以为如果大学的所有事情都交给“教授委员会”去决定,大学的一切就都好了。其实大谬不然。这个委员会如果真的只是“教授”“委员会”,那么,让这个委员会去讨论校政,要达成共识,难度估计是很大的,因为每个教授一定都代表着各自的群体,所以效率一定可虞。如果要让这个委员会提高决策的效率,那么它便自然要听校长的了,那么,它也便成了大学行政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这是一个悖论。
记得在大概四年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首席法律顾问在中山大学开了个讲座,讲他们的大学管理,也讲到了教授委员会的作用。当时我们的书记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学校的工作决策都是通过这个委员会的吗?这位女士微笑着说,不是的,我们的校长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希望一件事不成,就会把这件事交给教授委员会去讨论,因为他们一般是达不成一致的意见的。我会心一笑,她其实是说到了问题的本质。行政是讲效率的,教授是做学问的。如果将大学的行政决策的权力付予教授,那么,这不论是对于教授,还是对于学校的行政而言,都不啻是一种灾难。
作者系中山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
面对中国大学管理这个话题,不必躲闪,我们大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大学管理的正道,就是这十六个字:“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
所以,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说得对,大学,应该是“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这四点,才是大学治理的正道,校内人员各安其位,则校大治。我们说“教授就是大学”,是因为教授的学术水平就代表着大学的水平,没有高水平的教授就不会有高水平的大学。所以教授之于大学的最首要的任务,是治学,是道德文章,是学术精进。而“治校”,是校长的任务,由校长带着职员群体,从事大学的治理。而且,校长一定也是教授,如果这位校长能够循着“教授就是大学”、“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教授治校”了。
其实,对于大学的治理,关键就在于各安其位。用我校黄达人校长的话来说,就是要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开,行政权力是大学行政系统的事,学术权力是教授的事,其中应该尤其强调行政权力不可干预学术权力。教授对于校政的参与,则体现在教授在校内行使学术权力,同时,通过某种途径,对行政权力提出建议,进行监督。这是一个理想的大学治理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同样强调了教授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让教授,尤其是杰出的教授去做了他并不擅长的行政工作,那不仅对于大学的学术是一种损失,对于原来可以更为专业化的大学行政工作同样也是一种损失。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明明浅显的道理,有时就是说不明白。所以“教授治校”才会成为一种迷思。说到“教授治校”,似乎大家都可以想象,当时就是一帮像蔡元培、胡适之那样的教授们,长衫马褂,围炉夜谈,议论校政,于是学校大治,大师辈出。想象永远是优雅的,但这真的只是传说。我从来都认为,北大与清华还有西南联大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他们的教授有很深厚的学术功底,而且他们还有一支高效能的行政管理队伍。
我知道,上述的大学治理模式可能是理想化的,因为我的前提是这所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校长,而且还要承认“教授就是大学”、“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这样的大学理念,还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心甘情愿为教授服务的职员队伍,还要有一个清明和谐的校园氛围。所有的这些,在如今的中国,在如今的中国大学里,要做到太难了。我的许多想法,都是基于中山大学的。以我孤陋之见,在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界,中山大学或者是一个大学管理的特例或者说标杆,我说的“特”,是其氛围,是其相对于其他大学而言更为从容、不为世俗所移的品格。起码,在中山大学,我没有看到目前媒体上所渲染的那些流传在中国高校中的诸多不堪与丑陋。所以,我才可以这样比较理想化、比较理性,而不是“愤青”地来讨论教授应该治学还是应该治校。
我也知道,其实在许多大学,尤其是一些地方高校或者更小一些的高校,不堪的事情很多,诸如一堆教授去争一个副处级干部岗位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人跟我说,这就是“教授治校”,呜呼!教授争着去做处长,不说全部的原因,绝大部分的原因也是由于,这个大学的处长,这个大学的职员队伍一定是不为教授做事的,或者,教授做了处长后,首先是想着为自己做事。面对这样的中国大学之乱局,也难怪公众会生出许多的向往来,生出许多的念想来。虽则如此,但在讨论大学管理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从正道上考虑问题,如果一个社会都习惯于从愤青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个社会就真的出问题了。
末了,只想强调一句话,面对中国大学管理这个话题,不必躲闪,我们大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大学管理的正道,就是这十六个字:“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各安其位,则校大治。
作者系中山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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