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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自己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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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　双重聚焦　叙事距离 　　论文摘要：“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视角多次在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创作中出现。本文用叙事学方法对其成名作《玉卿嫂》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梳理，以期准确把握这一叙事技巧的功能、特点与效果。 　 　　 　　发表于一九六〇年《现代文学》第一期的《玉卿嫂》是白先勇的成名作，也是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此文中，作者以其独具特色的娴熟的小说技巧塑造了美丽、娴静、敢爱敢恨而又令人同情的玉卿嫂形象。这部作品为他后期的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因为其中的某些叙事因素在他后期作品中仍被使用。本文试图从叙事学角度对这部作品详加分析梳理，以期对本文的叙事策略与叙事技巧进行一个科学而独到的概括。 　　 　　一、 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 　　 　　根据弗里德曼在《小说中的视角》中提出的划分方法，白先勇在这部小说中使用了第一人称见证人叙事。即小说是用第一人称“我＂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事件并加以叙述的。在文本的开头，叙述人便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 　　 　　我和玉卿嫂真个有缘，难得我第一次看见她，就那么喜欢她。① 　　 　　这位“我”指的是十岁上下、正在上学的容哥儿。奶妈因为家里有事走了，因想念奶妈而与妈妈吵闹。不久，便由矮子舅妈介绍了玉卿嫂来，容哥儿一看便喜欢上了干净、利落而美丽的玉卿嫂，故事由此开始。 　　在文中，大量使用了尚处于孩童世界，对人情世故懵懂无知的“我＂的叙事眼光。在“我＂初次见到玉卿嫂时叙述者是这样描述的： 　　 　　我下楼到客厅里时，一看见站在矮子舅妈旁边的玉卿嫂却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好爽净，好标致，一身白色的短衣长衤夸……② 　　玉卿嫂的美貌、利落、干净与大户人家出落的不凡气质完全由容哥儿眼中反射出来。如此，使容哥儿对她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亲近的欲望。本段描写了玉卿嫂给容哥儿留下的整体印象，最后用了一个“俏”字来概括总结。“看上去竟比我们桂林人喊作‘天辣椒’如意珠那个戏子还俏几分”。一个全景的整体描写之外，还有局部的特写，那就是给容哥儿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对耳坠子，“我好喜欢她这一身打扮，尤其是她那对耳附子白得一闪一闪的，好逗人爱”。这对耳环，不由使人想起杨·维梅尔的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引起人们多少的遐思和想象！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使容哥儿触目的，人到中年镌刻着时光印痕的无法抹去的鱼尾纹。除了第一次初见之外，故事中大量的情节是通过第一人称“我”——容哥儿的目光反映出来的。有一晚吃了饭，“我”到门房找瞎子老袁，看到许多人在他房里聊天。那些佣人的下流、肮脏、无耻通过容哥儿的眼睛和耳朵告诉了读者。 　　在文中，充斥着这样的话：“有时我不禁抬头瞅她一眼，在跳动的烛光中，她的侧脸，真的蛮好看（以下是肖像描写）”；“我用力瞅了庆生几下，心想（下略）”；“我走到庆生房子门口，大门是虚掩的，我推了进去，看见（下略）”；“我蹲了下来，仔细瞧了他一阵子”；“这个女孩儿我在后台看过几次”；“当我迷着一只眼睛往小孔里一瞧时”；“直到元宵那一晚，我才看到他们两人真的冲突起来了”；以及“我”最后一次看到的玉卿嫂与庆生的情景，“门没有拴牢，一下子撞开了，一个踉跄，跌了进去，坐在地上，当我一回头时……”尽管每次“看”的方式、动作、情景、内容不同，但都是通过“我”的眼光来发现的。除了我所看见的，“我”还调动了除视觉之外的所有的感知器官与思维器官来发现、体会、感悟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与无法割舍的情爱撕缠。“我听见”、“竖起耳朵用力听”、“我老觉得”、“我本来一向觉得”……故事的中心情节，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桩桩件件如在眼前，不由人不信。 　　作者在故事中大量采用“我”的视角进行聚焦，不可避免会造成主观片面大于客观真实。为避免这一弊端，作者解决的方法是使叙述者暂时隐蔽，采用其他人物的观察评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就在第一人称“我”的叙事基础上，加入了更为客观更具可信度的成人视角。因为“如果作家不将全部力量用来使读者看到这些人物和事件，那么，这些人物和事件决不会清晰和有力”③。第一章中，容哥儿初见玉卿嫂后，惊讶于她的俏丽，除了将她的外貌描绘得有声有色外，还插入了自己的母亲与胖子大娘的聊天。母亲的观点是：“我看她倒蛮讨人喜欢”，胖子大娘则用世俗的眼光去揣测，“只是长得太好了些，只怕——”颇似《红楼梦》中王夫人的论调，但也代表了世俗中普遍存在的妒忌、不怀好意的阴暗心理。第三章极写我家“斋狠了的男佣人们＂看待玉卿嫂的丑态。“个个的眼睛瞪得牛那么大，张着嘴，口水都快流出了似的”。由男佣人对玉卿嫂垂涎三尺，侧面烘托出玉卿嫂的美貌。第四章又写一向很少上门的远亲满叔一反常态，有事没事往我们家来，想要讨玉卿嫂做老婆。如此多维空间的叙述，这么多笔墨来渲染，就为玉卿嫂的出场造足了声势，不但使一个美丽、端庄、脱俗、有教养的女跃然纸上，同时也表现出人物自重、自爱的格。 　　 　　二、 双重聚焦 　　 　　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指出：“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一般来说都是回顾的叙述。……在这一类型中潜存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是被追忆的‘我’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二是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 前者通常被研究者视为“外视角”，后者被视为“内视角”。二者的区别在于：“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实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的对比。”④因为有这两种叙事眼光的交替，就构成了第一人称回顾叙述中所特有的双重聚焦。 　　本篇起首就说自己“第一次看见她，就那么喜欢她”、“那时我奶妈刚走，我又哭又闹，吵得我妈也没得办法”。由时间状语“那时”可知是“我”是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因为这里凸显了时间距离，观察角度也是跳出事外的客观的评述，从“又哭又闹”这一评价的词语可以看出此处的叙述视角是叙述自我而不是经验自我。可以说人物尽管是处于故事内的，但他不是处于经历往事的时刻，因而使用的是外视角。“我爸那时在外面打日本鬼，蛮有点名气”、“我最记得有一天晚上，……”如此种种，都是叙述自我而非经验自我，使用了处于故事之外的回忆往事的外视角。 　　申丹说：“我们可以断言在第一人称回顾叙述中，叙述者从目前的角度来观察往事的视角为常规视角。”⑤常规视角即最常用的视角。但在本文中，作者显然违背了这个规律。尽管有一个追忆往事的壳子，但这种追忆往事的外视角并非是这部作品的主要部分。为了造成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叙述者常常突然转换成“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由外视角转换成内视角，由叙述自我转换成经验自我。经验自我的大量运用，增强了身临其境的亲历感，使故事更加直接生动，更易造成故事的悬念，激发读者的同情心。 　　在第六章中，叙述者先讲述：“第二天，我连上着课都想到庆生。”这是叙述者的外视角（试比较：“今天，我连上着课都想到庆生。”这是经验自我的内视角），但就在同一段落中，叙述者这样说道：“我一直想着昨天我和庆生下棋——实在有趣！……”很自然地便由叙述自我转换成为经验自我，改用当前正在进行的视角来聚焦，使故事如同正在发生一般，既吸引人，又充满了悬念。最典型的一段就是叙述者看到了玉卿嫂杀死恋人的场面。这一场面本是叙述者早就看到并因此大病一场的。然而在故事中，我们仿佛与叙述者当时经历事件时一样地震惊、慌乱、恐惧。由于叙述者事先并没有透露这个结局，而是引导读者和他当时一同去发现，这种由外视角向内视角的转换便产生了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 [1] [2] [] []　　由于“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交互作用来加强悬念的做法在第一人称叙述中显得十分自然，因为两者本出自一体”⑥，因此作者在二者的转换时便如行云流水，飘然无痕，既达到了转换视角的目的，又不易被读者觉察。 　　作者的叙事技巧除了由外视角到内视角的转换外，还常使用直接引语展示场景，从而加强了身临其境之感。这种手法，是传统小说中最常用的一种形式。“它的直接与生动，对通过人物的特定话语塑造人物格起重要的作用”⑦。除了可以塑造人物外，还可以调节叙事距离，并使叙述者得以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自由转换而毫无生涩停滞之感。这样的对话在文本中大量出现，此处不再赘述。 　　 　　三、 叙事距离的掌控 　　 　　《玉卿嫂》的成功在于作者成功地掌握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叙事距离。按照惯例，本文还可以采用全知视角的作者叙事，或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这是两种我们最常见的叙述方式。但是作者却采用了第一人称见证人的叙述视角，这样做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叙事功能、特点与效果。 　　如果采用全知叙事讲述《玉卿嫂》的故事，故事中便出现了一个上帝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权威叙述者。这个叙事者会描写玉卿嫂长得非常漂亮、美丽、贞节与自重。但这些都是全知叙述者讲述给我们的，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他的观点。换成第一人称见证人视角，我们就会发现讲述的方式灵动起来了，读者会跟随容哥儿，透过孩子的眼光，层层剥笋般不断地将事实展现出来，对眼前的陌生女人渐渐熟悉、喜欢起来。 　　如果以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不可避免带来较强的主观与感情色彩。俗语说“爱情是盲目的”，“旁观者清”。由一个盲目的人来讲述故事，有几分真实呢？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读者该相信多少呢?倒不如通过一个诚实的“旁观者”更清楚地发现事实。 　　运用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便可达到作者所希冀的最恰当的间离效果。事情的发生是通过容哥儿看到的，人物是同故事的叙述者，这就使事件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不可靠；然而他又是一个目击者或曰旁观者，而非身陷爱情之中的主人公，又同时具有某种可靠。这种恰当的叙事距离的掌控，体现出了作者超人的故事叙述能力。一方面故事的展开就在眼前，读者透过容哥儿的眼中看到听到，增强了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同时，又加入其他人物的感知视角，既消除了主观片面，又增强了吸引力，设置了悬念。整个叙事不即不离，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叙述张力。 　　这个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叙述者及视角人物是一个十岁上下的孩童容哥儿。作者没有像在《花桥荣记》与《一把青》中寻找一个中年女子作为聚集人物，却使用孩子的视点来聚焦，其特点在于： 　　首先，避免了浓重的道德伦理价值判断。玉卿嫂不管出于多么强烈的爱，将庆生亲手杀死终究是残酷的，由一个理发达的成年人来评判，天平不可避免会倒向对玉卿嫂的谴责。然而隐含作者想要给玉卿嫂的是同情多于谴责。同情是主要的，谴责是无声的。容哥儿尚未建立起成熟的道德伦理观念，在他的心目中，完全是靠直觉来体会人生世态的。这就使他的体验更接近生命的本质，而不必像说教文学一般下一个庸俗的道德判断。与容哥儿相反，胖子大娘一见到玉卿嫂便立刻对其下了道德判断。如果由她来叙事，这篇文章便会降格成地摊文学了。 　　其次，可以制造悬念。孩子的叙述易造成叙事与事实的某种“错位”，将故事导入歧途，有效地造成故事的悬念，增强故事的趣味。由孩子的叙述引入读者的思考，促使读者思维的积极介入，努力发现事实的真相。容哥儿是个孩子，他只能告诉我们他见到的事实，却无法进入成人世界，也无法知道成人的想法。他只能用他的思维逻辑去想，去说。“其实这两姐弟的事情我不懂的还多得很呢。不知怎的，我老觉得他们两人有点奇怪，跟别人很不一样。”而成人由于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对玉卿嫂的许多事情便可以依据生活经验推测出来。如玉卿嫂与庆生的关系，与婆婆的关系等。书中胖子大娘这样说：“傻哥子！她跟她婆婆吵架才出来的，这会子又巴巴结结跑回去？你们小娃子她才哄得倒，她哪能逃得过老娘这双眼睛。你看，她哪次说回娘家，不是扮得妖妖精精？”正因为容哥儿不懂，故事留下了许多的意义空白，必须通过读者的阅读去填充。“除了这些确定的因素之外，叙事文本还保留着许多不确定，即伊瑟尔所说的意义空白，这些空白激发和诱导读者对它进行创造的填补。”⑧读者只有加入自己的理解、充分调动想象力，积极参与作品的创造，才能更好地诠释理解作品。 　　再次，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动人，更加令人同情。作者要在作品中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决定了他所要使用的叙述话语。玉卿嫂这一形象给人的印象是美的，不顾一切追求个人幸福的。唯其对爱的追求的破灭，她才更加令人同情。杀死庆生是残酷的，同归于尽却不正说明她对爱的坚守与执著？所以，读者透过“我＂所看到的杀人雪后的场景是那样地令人震惊，又是那样地骇人心魄，还有美好事物毁灭后的浓重的悲剧感。韦恩·布斯说：“作家的判断总是存在的……纵使作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他的伪装，他决不可能使自己消失。”⑨小说没有正面描写玉卿嫂杀人的场面，体现出创作者的良苦用心和对玉卿嫂的同情。正是通过第一人称见证人视角，有时浓墨重彩，有时简化省略，方显示出作者苦心孤诣的经营策略。 　 　　　　 　　①②《白先勇自选集》，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１页、１２页。以下原文均引自本书。 　　③⑨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第１２３页，第２４页。 　　④⑤⑥⑦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花城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８页，第２４２页，第２４６页，第３０２页。 　　⑧罗纲：《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５月版，第２５０页。 [] []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