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是茫茫人海芸芸众生用以相互区分的代码符号，具有极强的个体性。但同时作为社会化的人，连带其姓名，又极具社会性。在我国古代王权无处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臣民的姓氏也深受影响。王权对姓名权干预的主要表现就是赐姓赐名制度。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历代封建帝王均把天下视为自己一家一姓之天下，其姓氏作为国姓而倍受社会的尊崇。“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新唐书》卷95《高俭传》，中华书局,1975。下文简称《新》），“赐姓命氏，因彰德功”（《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氏族总部汇考四》，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由此可见，姓氏的赐予与有形的物质赏赐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帝王对臣子褒功奖德的政治手段，是王权政治的派生物。该制度具体又可分为赐姓（含名字与不含名字）、赐名两种。此外复本姓、改恶姓与之也有密切关系，本文将其视为广义的赐姓赐名制度而一并论之。唐代帝王赏赐姓名的一个很大群体是称臣纳贡的少数民族首领，除本人长期效命于唐政府的之外，因他们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唐人，故本文略而不论。
一、唐代的赐姓赐名
1、归顺投降或来朝者
隋末唐初，天下大局虽然未定，却已初见端倪。武德年间，李唐政府对相继来降的徐世勣、罗艺、刘孝真、杜伏威、高开道、胡大恩（《旧唐书》卷1《高祖纪》，中华书局,1975。下文简称《旧》）、郭子和（《旧》卷56《李子和传》）、丙粲（《旧》卷98《李元紘传》），赐姓李氏。以上是为赐姓者。
赐姓兼名者，如：突厥首领阿布思先率众内附，玄宗“赐姓名曰李献忠”（《旧》卷187下《忠义下》）。肃宗赐原安禄山旧将董秦名李忠臣（《新》卷224下《李忠臣传》）。代宗时，张忠志归顺朝廷，“赐姓名曰李宝臣”（《旧》卷11《代宗纪》）。建中二年,北庭节度使曹令忠与四镇留后郭昕遣使入朝，赐曹令忠姓名李元忠（《新》卷137《郭子仪附郭昕传》）。
以下诸例是被赐名者：安禄山发动叛变后，其旧将刘客奴袭杀伪署平卢军节度使吕知晦，“赐名正臣”（《旧》卷161《刘悟传》）。张阿劳上元中投诚，“赐名孝忠”（《旧》卷141《张孝忠传》）。永泰元年，剑南西川兵马使崔旰杀节度使自称留后。大历三年来朝，“改名宁”。泸州刺史杨子琳反，后来归朝，“赐名猷”（《旧》卷11《代宗纪》）。魏博节度使田兴请归于朝，宪宗嘉之，“赐名弘正”（《旧》卷141《田弘正传》）。元和年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反叛，其手下大将李宪投诚后，被赐名忠义（《旧》卷133《李晟附李愬传》）。黄巢手下健将朱温降，诏“赐名全忠”（《新》卷187《王重荣传》）。原诸葛爽部将张言治理东都，成绩显著，昭宗因赐名全义（《新》卷187《李罕之传》）。
2、立有军功者
李谨行之父突地稽是靺鞨部酋长。武德初，以战功封耆国公。“贞观初，赐氏李”（《新》卷110《李谨行传》）。契丹李尽忠反叛，其部将李楷固、骆务整反攻并大破之，武则天赐楷固姓武。（《新》卷115《狄仁杰传》）大历十二年“赐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姓李氏”（《旧》卷11《代宗纪》）。德宗赐小金姓李氏，“用旌武功也”。（《奉天录》卷1，《续修四库全书423·史部·杂史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7页）元和六年“以振武节度阿跌光进夙彰诚节，久立茂勋，宜赐姓李氏”（《旧》卷14《宪宗纪上》）。乾符中，拓拔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唐僖宗因其“预破黄巢有功”而赐姓。（《旧五代史》卷132《李仁福传》，中华书局,1976）此为单纯赐姓者。
赐姓兼名者，有以下诸例：渤海靺鞨人李怀光之父本名茹常，“以战功赐姓氏，更名嘉庆”。（《旧》卷121《李怀光传》）李抱玉，始名安重璋。玄宗“以其战河西有功，为改今名”。肃宗时，抱玉上表言耻与逆臣安禄山同宗，“有诏赐之姓”。（《新》卷138《李抱玉传》）李国臣本姓安。代宗“擢云麾大将军，赐姓李”。（《新》卷136《李光弼附李国臣传》）李元谅本名骆元光。贞元三年，吐蕃与唐会盟于平凉，虏劫盟。若无李元谅，唐军将全军覆没。德宗因此赐姓及名。（《旧》卷144《李元谅传》）李茂勋本回鹘阿布思之裔。降后“常乘边积功”，武宗赐姓及名。（《新》卷212《藩镇卢龙传》）懿宗赐河东行营沙陀三部落羌浑诸部招讨使朱邪赤心姓名曰李国昌。（《旧》19上《懿宗纪》）昭宗赐都将孙德昭、董从实二人姓名分别为李继昭、李彦弼，以其有复位功也。（《新》卷208《宦者下刘季述传》）唐僖宗因宋文通“扈跸山南，论功第一”，赐姓名李茂贞。（《旧五代史》卷132《李茂贞传》）
单纯赐名者,如：玄宗朝李“守德本名宜得，立功乃改今名”（《新》卷121《王毛仲传》）；史思明，“宁夷州突厥种，初名窣于，玄宗赐其名”。（《新》卷225上《逆臣上史思明传》）大量的赐名见于安史之乱后。诸藩镇节度使、刺史往往因军功被赐名，如：
肃宗命李若幽充朔方等州节度使，“赐名国贞”（《旧》卷112《李国贞传》）。德宗朝，“汴帅刘洽赐名玄佐”（《旧》卷12《德宗纪上》）。德宗以李长荣为河阳三城怀州团练使，“仍赐名元”；张昌为凤翔尹、右神策行营节度、凤翔陇右节度使，“仍改名敬则”。（《旧》卷13《德宗纪下》）宣武军乱，杀朝廷所命留后。监军与大将密召刘逸准，令知留后；朝廷授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仍赐名全谅”。（《旧》卷145《刘全谅传》）昭义军节度使卒，裨将谋立其子，一军思乱，王延贵语众止乱。德宗嘉之，“赐名虔休”。（《旧》卷132《王虔休传》）程华婴城拒贼，一州获全，德宗“改名日华”。（《旧》卷141《张孝忠传》）德宗以张万福为濠州刺史，恐从先帝所改新名，“贼不知是卿也”，复赐名万福。（《旧》卷152《张万福传》）宪宗赐朱士明名忠亮。（《旧》卷151《朱忠亮传》）李錡反，其部将张子良反攻之,“赐名奉国”。（《新》卷224上《叛臣上李錡传》）穆宗时“鄜坊节度使韩璀改名充”。（《旧》卷16《穆宗纪》）幽州节度使死，其子叛命暴虐。部将李再义杀之。敬宗即授卢龙军节度使，“仍赐名载义”；文宗“以泾原节度使李岵为齐、德等州节度使，改名有裕”。（《旧》卷17上《敬宗纪》；《文宗纪上》）武宗赐魏博兵马留后何重霸名重顺。（《旧》卷18上《武宗纪》）后又“赐名弘敬”。（《新》卷210《藩镇魏博传》）
节度使的任命程序当由藩镇先向中央提出申请，而有些跋扈者却先斩后奏，有时朝廷也只得承认既成事实，如：永泰元年淄青兵马使李怀玉逐节度使，“有诏代为节度使”，赐名正己（《新》卷213《藩镇淄青传》）；魏博军众推韩君雄总军事，杀原节度使。僖宗赐君雄“名允中”（《新》卷210《藩镇魏博传》）。
唐中后期，宦官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也有因功而赐名的。如：李静忠在安禄山之乱中，扈从献计于太子。肃宗即位，赐名护国，后“改名辅国”（《旧》卷184《宦官列传》）；大历十三年，“宦官刘清潭赐名忠翼”。（《旧》卷11《代宗纪》）
3、因个人的品性或政绩原因而得到帝王的嘉奖者,如：陆坚，初名友悌，玄宗“嘉其刚正，更赐名”（《全唐诗》卷108，中华书局,1960）；睿宗以陆景初“能绍先业，赐名象先”（《全唐诗》卷104）；路嗣恭，始名剑客，考绩为天下最。“玄宗以为可嗣汉鲁恭，因赐名”（《新》卷138《路嗣恭传》）；张志和，始名龟龄。“以策干肃宗，特见赏重”，因赐名（《新》卷196《隐逸传》）；白志贞，本名琇珪，“德宗以为敏，遂倚腹心，进授神策军使，赐今名”（《新》卷167《白志贞传》）。
4、因与帝王有旧或受到宠幸者。大业末，刘世龙独归心于高祖。从平京城，“改名义节”。（《旧》卷57《刘文静附刘世龙传》）玄宗素与崔涤款密，“赐名澄”。（《全唐诗》卷54）杨国忠本名钊，“赐名国忠”。（《旧》卷106《杨国忠传》）玄宗宠信安禄山，赐其子仁执名庆绪。（《旧》卷200上《安禄山传》）
5、巧媚善谀者
武则天废唐立周，大肆诛杀李唐宗属诸王，唯千金公主以巧媚善进奉独存，“赐姓武氏”。（《旧》卷183《外戚武承嗣附薛怀义传》）傅游艺上书称武氏符瑞，合革姓受命，则天甚悦，“赐姓武氏”；则天委来子珣按制狱，“多希旨，赐姓姓武氏，字家臣”（《旧》卷186上《酷吏上》）。
6、赐名以安反侧者：德宗朝，湖南前观察使垂涎部将王国良之富，劾以死罪。国良恐而反，李皋劝其降，“有诏赦之，赐名惟新”（《新》卷80《太宗诸子曹王明附嗣曹王皋传》）；昭宗欲治宦官杨复恭之罪，惧其假子守立为乱，“乃赐姓李，名顺节”（《旧》卷184《宦官杨复恭传》）。
7、因父祖之功而赐名者如下：玄宗赐已故中书令张嘉贞之子名延赏，取“赏延于世”之义（《旧》卷129《张延赏传》）。王海宾战死，玄宗赐其子训名“忠嗣”（《旧》卷103《王忠嗣传》）。李怀光死而无后，德宗赐其外孙燕八八姓名曰李承绪（《旧》卷121《李怀光传》）。德宗以原易定观察使张孝忠之子张升云为定州刺史，“赐名茂昭”（《旧》卷141《张孝忠附张茂昭传》）。
此外还有一类被赐名的群体，是那些技艺出众的艺人。王建所作《宫词一百首》其中之一写道：“小随阿姊（一作不随阿妹）学吹笙，见好（一作好见）君王赐（一作乞）与（一作乞赐）名”；和凝《宫词百首》载:“红玉纤纤捧暖笙，绛唇呼吸引春莺。霓裳曲罢君王笑，宜近前来与改名。”估计以上诸处的赐名、改名应是艺名（《全唐诗》卷302，卷735）。
二、复本姓及赐恶姓
赐姓既然是一种嘉奖的方式，相对的，剥夺所赐姓氏复其本姓，甚至改为恶姓，则是惩罚的一种形式。这种情形多见于被赐人犯罪或谋反之时。罗艺谋反，太宗“复其本姓罗氏”（《旧》卷56《罗艺传》）。武敏之“以罪复本姓贺兰氏”（《旧》卷5《高宗纪下》）。徐敬业谋反，“复其本姓徐氏”（《旧》卷6《则天皇后纪》。）琅邪王冲与其父越王贞反，牵连一大批宗室诸王“改姓虺氏”（《旧》卷6《则天皇后纪》）。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杀都督赵文翙，举兵反。“制改李尽忠为尽灭，孙万荣为万斩”（《旧》卷6《则天皇后纪》）。神龙二年，武三思诬构王同皎将废皇后韦氏，桓彦范等知晓内情，“复其本姓桓氏”（《旧》卷91《桓彦范传》）。次年，太子谋诛武三思而败。成王千里与其子禧因参与其事坐诛，“改姓蝮氏”（《旧》卷76《太宗诸子》）。先天中，李晋“坐附会太平公主伏诛，改姓厉氏”（《旧》卷60《宗室列传长平王叔良附德良传》）。窦怀贞与太平公主谋逆，“改姓毒氏”（《新》卷109《窦怀贞传》）。哀帝敕“朱友恭可复本姓名李彦威”（《旧》卷20下《哀宗纪》）。
此外，武则天被立为后，出于衔私报复的心理，杀竞争对手原王皇后及萧良娣，改她们的姓氏分别为蟒、枭（《新》卷76《后妃上》）；杀异母兄武惟良、武怀运，“仍改姓蝮氏”（《旧》卷5《高宗纪下》）。
经观察上述所赐恶姓，大多与本姓属于谐音字。如枭与萧，蝮与武，厉与李，毒与窦等。虽然听起来相差无多，但意义却截然不同。目的是使姓恶姓者产生极大的耻辱感，从而达到在精神上打击他们的目的。
三、唐代赐姓赐名制度之特点
分析前述赐姓名的各种情况，可以看出
其一：唐政府赐姓、赐名的行为几乎贯穿始终，但前后期采用的方式有所不同。武德初年，李唐王朝多对弃伪来朝、前来归附的降将赐以国姓而且编入皇家属籍，以示将他们视为家人。纵观唐朝前中期，赐姓都较多。（黎小龙先生也曾指出，惜乎未作深入分析。黎小龙《华夏姓氏丛书李》，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1]这是因为这个时期国力强盛，被赐国姓是一种无比的荣耀，因此成为有效的奖励方式。赐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笼络这些人，达到为己所用的目的。[2]安史之乱以后，皇室衰微，藩镇跋扈。相应的，作为国姓的李氏，昔日的荣耀失去了大半，作为奖励方式的应有的诱惑力有所下降。被赐国姓本应引以为荣,李宝臣却一度对所赐的皇家姓氏不屑一顾，甚至要求复其本姓张氏，唐政府也无可奈何一例就是极好的说明（《旧》卷11《代宗纪》）。论者或认为李宝臣获得李姓后，终生为李氏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前揭《华夏姓氏丛书李》）。尚可孤被赐姓李氏。李希烈反叛，德宗命其应援，“仍复本姓名尚可孤”（《旧》卷144《尚可孤传》）；前述德宗复赐张万福原名。笔者估计这当是新赐之名远不如旧名尽为人知，威震四方。此时的赐姓名影响之微弱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形下，赐名则被大量地使用。
虽然姓与名是构成姓名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赐姓与赐名的意义颇不相同。被赐姓的本人及整个家族都世世代代地沿用被赐之姓。赐名则不具传衍性，受益的只是当事人一己之身。黄修明先生曾作类似分析（黄修明《中国古代赐姓赐名制度考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基于此种认识，本人认为他把赐姓兼名归在赐名类中似乎不如归在赐姓类中为妥。
再者，有学者认为赐姓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奖励方式（何晓明《姓名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此说本不错，但不仅如此。被赐国姓且属籍宗正寺，不仅仅只是姓氏的改变，这意味着被赐者成了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他们及其子孙后代，从此都享有作为皇室宗亲的一系列优厚的待遇，其中当然不乏物质方面。《唐会要》卷65载：“武德二年二月十六日诏曰：宗绪之情，义超常品，宜有旌异，以明等级。天下诸宗姓任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无职任者，不在徭役之限。”这里明言宗姓者较之他人在任官、徭役减免方面享有优遇。天宝五载又敕：“九庙子孙，宜并升入五等亲，永为常式。”至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入庙子孙，非五等亲，任用如始封王荫，不限年代。补斋郎三卫，至简选日，量文武稍优与处分。”对宗姓子弟在任官方面都有所照顾。唐朝的国子学、太学对学生的出身有明确要求，被赐国姓者在受教育方面也捷足先登。中宗诏：“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愿宿卫及任国子生，听之。其家居业成而堪贡者，宗正寺试，送监举如常法。三卫番下日，愿入学者，听附国子学、太学及律馆习业”（《新》卷44《选举志上》。）故相较而言，赐名才是一种单纯的精神奖励方式。
此外，赐姓还引发了相应的的社会问题。《唐律疏议》卷14载：“又如近代以来，特蒙赐姓，谱牒仍在，昭穆可知，今姓之与本枝，并不合共为婚媾。其有复姓之类，一字或同，受氏既殊，元非禁限。若同姓缌麻以上为婚者，各依杂律奸条科罪。”赐姓会导致家族世系的混乱，赐姓后的姓氏虽不同于以前的旧姓，二者却同根同源，是实实在在的一家人。唐政府明令同姓不婚，因此禁止缌麻亲以上这种看似合法的婚姻关系。
其二：赐姓、赐名多发生于政局不稳，即由乱向治或由治向乱的过渡时期，且对象相对集中。唐初天下大局尚未安定，唐王朝大量赐姓给四方投降人员，以收揽天下人心。贞观之治是封建社会有名的治世，几乎不见赏赐姓名的记载。武则天篡唐建周，赐名的记载很少，她大量地把反对自己的势力改为恶姓，将拥护自己的人员赐姓武氏。这是她在社会上迅速确立并巩固其政治地位的措施之一。作为一名女性，登上作为九五之尊的帝王宝座，在武则天骨子里，男性帝王所拥有的权利，她不甘示弱也要同样拥有。赐姓同时也是这种心理的一种体现。中后期则因中央式微，藩镇强大而不得不大量赐名给各藩镇节度使。一来尽量争取态度较为恭顺藩镇的支持，二来向那些跋扈藩镇示以妥协，以求相安无事。有的学者忽略了唐政府也向跋扈藩镇赐姓名的现象，因此得出唐中后期对权臣、藩镇赐姓安抚，与某些跋扈藩镇相对抗的结论是不完全的（前揭《华夏姓氏丛书李》）。比较例外的是玄宗朝。开元盛世是大唐的颠峰，玄宗屡次赐姓名，不过对象却相对分散，因此仍不违背上述原则。
其三：赐姓名的对象唐朝前后期有所变化。唐初，受赐人员几乎都是汉族人，而后来的历代受赐人员中，都有蕃人。尤其在唐后期他们成为重要的受赐对象。为何唐朝声名日衰，赐姓名对他们仍有吸引力？马驰先生认为有以下三个因素：大唐帝国的旧威犹存，诸色蕃人向慕而至因而仕唐者，仍时有其人；在统治阶级中，出现了人数不可胜计的蕃官世家阶层；客居长安的蕃人转入仕途者为数不少（马驰《试论蕃人仕唐之盛及其姓名之汉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此外，受赐人员中，武将的比例远远大于文臣。这当是动乱时期，正是武将大显身手之时，他们的作用更容易凸现出来。不过，无论是汉族将相，抑或少数民族首领，都在唐廷为官。平民庶子得到赐姓名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其四：赐姓名作为帝王的主观行为,与其好恶、性格息息相关。如太宗较少赐姓名，而武后、玄宗则屡屡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