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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3日－23日，卓新平所长率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东南亚华人宗教文化学术考察团”一行六人（其他成员包括副所长金泽研究员、道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室主任王卡博士、当代宗教研究室主任邱永辉研究员、陈进国博士、办公室徐永亮科长），应“东南亚空中大道联谊会”的邀请，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三国，实地考察华人（华族）及华社的宗教信仰及文化生态，进行华人社会之多元宗教及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以期加深对于华人社会的宗教文化形态的“心性之体认”与“同情之理解”。 在东道主的热心安排下，学术考察团先后参访了新、马、泰三国华人社区或华族村落之体制化宗教形态的寺庙、道堂（坛）、会阁，非体制化宗教形态的神坛、社庙、宗祠等，以及由这些宗教社团附设的学校、义山、功德祠等，主要包括：新加坡的卓育才先生家坛、天福宫（新加坡最古老华人寺庙之一，主祀天后）、天灵总道堂、本元山道堂、忠邦联合宫(复本堂、凤山寺、九皇爷庙、华报善堂、关帝庙)、福通联合庙(本元虚灵山总道堂、天灵道堂、裕廊凤山寺)；马来西亚柔佛州笨珍市廿八里如真堂、灵山坛，柔佛州峇株吧辖市登义山道堂、德教紫英阁、海南会馆（天后宫）、林氏宗祠（天后宫），马六甲州三宝井宝山亭、青云亭、公立真空教道堂、明和坛、还本原道堂，森美兰州云顶清水祖师庙，雪兰莪州双溪毛糯新村天灵道堂，雪隆海南会馆和马来西亚天后宫总会，槟城州大山脚原南道堂、空中教复本原道堂、极乐寺；泰国合艾市的真空道堂、德教紫南阁、南声善堂、可凤山观世音菩萨佛寺（汉传）、合艾乃佛寺（南传）等。 在考察期间，访问团通过参访、观摩、座谈、讨论、交流会、欢迎晚宴等不同形式，结识新朋友，喜迎老朋友，多层面、多角度地体察了东南亚华人社会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明交融处境下的族群关系、社团组织、信仰生活和文化生态，从而对于华人、华社在拓殖过程中恪守“和而不同”的生存智慧和弘扬中华文化、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明实践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同情的理解。 在新加坡，热忱的东道主特意安排考察团栖居卓所长同姓宗亲卓育才老先生的新别墅，使得团员有缘亲身体认了当地华人浓烈的宗亲观念和热好远亲贵客的乔迁习俗。而本元虚灵道堂的中秋晚宴和宣卷仪式表演，亦让考察团真切感受了中华文化一家亲的浓浓温情。 在马来西亚，考察团先后在柔佛峇株巴辖、吉隆坡海南会馆天后宫、槟城大山脚原南堂等地，与当地华人的血缘性社团、地缘性社团及各本土宗教社团举行座谈会，并与华人普通信众进行多向度的接触访谈，从而加深了双方的情感交流与文化理解。特别是通过与峇株巴辖紫英阁阁长暨潮州会馆名誉会长赵金彪阁下、峇株巴辖原福建会馆会长暨登义山道堂主席沈玉璧先生、原马来西亚董教总财政杨庆福先生、马六甲孔教会副主席林源瑞局绅、马六甲中华工商总会署理会长杨建筑拿督、青云亭理事汪金海拿督、雪隆海南会馆会长张裕民先生、吉隆坡国会上议员叶金福拿督、马华公会总秘书暨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部长黄家泉拿督斯里、马华公会宗教局主任陈财和拿督、马华公会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暨道教学院院长王琛发博士、马来西亚大学原中文系主任苏庆华博士、槟城原南道堂主席陈亚利拿督、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暨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丹斯里、李文智长老、黄景长老等华族硕隽的会面交流，考察团对于在地华人及华社在马来西亚的政治进步、社会发展、族群和谐、文化建设等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有了更客观的了解和更理性的认知。 在泰国，考察团除参与观摩了“东南亚空中大道联谊会”在合艾真空道堂举办的“中国四川地震受难者超度法会”及“庆祝重建十周年纪念报恩仪式”外，还与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的真空道堂的数百位代表及华人信众，进行了真诚与坦率的座谈交流。同时，考察团与当地的客家会馆、惠州会馆、同声善堂及德教紫南阁等华社负责人也做了不同程度的会谈。德教紫南阁主办的树强学校在当地华校中独树一帜，以招收本地土著学生为主，其热心华文教育，积极推动中泰两族人民文化交流的兴学举措，更是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如何办好当地的华文教育，考察团也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建议，并深获紫南阁同仁的赞许。此外，考察团还应邀参加了“合艾侨联会暨华人社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9周年联欢会”，共同见证了作为构建海外华人、华社生命共同体之灵魂和支柱的中华文化的无限魅力。 本次“东南亚华人宗教文化学术考察团”之行受到当地华文媒体的重视，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中国报》、《光明日报》、《光华日报》、《南洋商报》、《东方日报》以及泰国《星暹日报》、《新中原报》分别报道了考察团的行程、活动及卓新平、金泽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内容。 本次学术考察较大的收获之一，是较详细地观察了上个世纪由中国本土“南渡”的宗教结社形态——高举“清茶戒烟”之旗帜，以图改变华人之“东亚病夫”形象的“空中大道”的发展状况。所谓空中大道，即南洋华人社会所俗称的仙伯坛、大伯坛、戒烟社等，别称空道教、真空道、真空教、空中教、空道、空教、真空道教、空中道教、无极教等。上个世纪初，许多践履“空道”的道堂，曾经是南渡的华人简易的戒毒治病场所。在世界反毒品史上，该教“清茶戒烟”的理念及信仰实践亦堪称近现代宗教结社的一奇。 该教门系清代同治元年（1862）由廖帝聘（1827－1893）所创立的新兴宗教形态。廖氏在籍地江西寻乌县黄畲山开坛布教，宣称受“无极圣祖”真神托化，“吾今参破乾坤，洞明空中大道矣”。道友沈玉璧先生将教旨形象地归纳为“4427”，即四本经书——教主廖帝聘所撰的《四部五册》（报空宝卷、无相宝卷、报恩宝卷、三教宝卷）；四张空图——廖帝聘悟出的“空中图”、“三教图（空道图）”、“空字图”、“无空图”；两个教条——以“五皈”（皈依、皈中、皈正、皈一、皈空）为修道标准，以“四考”（考真、考直、考愿、考舍）为入道法门；七个仪式——放花（宰杀牲畜替代人劫数），诵经，跪拜，静坐，饮茶，焚香，睡空（在露天的沙床上入睡），以期“接清化浊，立外功也；复本还原，修内果也”。 按早期的“空中大道”在南洋的拓化过程，几乎是与中国华南的移民南洋高潮时期相重叠的。自黄盛发（福建武平人）于1906年在马来亚霹雳州红毛丹创立首个南洋的真空祖师道堂起，在全盛时期该教门在东南亚各国发展到近300个道堂。广大华人、华侨自发地掀起地对空道的膜拜和宗教戒烟运动，某种程度上说，既是华族对于西方殖民者污蔑我中华民族为“东亚病夫”而进行“文化自省”的一部分，亦是华族在国际化旅程中寻求漂泊的集体心灵之慰藉和狂欢、探求自身宗教传统之现代性（如反对迷信的话语或反对鸦片的社会主张）的缩影之一。在同所在国异质文明的长期交融过程中，这些道堂业已“落地生根”，“深耕化”为华人社区宗教传统的一部分，成为了在地华人“命运共同体”的承载体之一，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华人的社群归属感、对原乡文化传统的持续需求。上世纪中叶，在华文普遍受到所在国执政者压制的情况下，道堂作为一个公共的文化空间，亦是华人努力保持原乡语言和母国文化传统（使用汉字）的有效载体之一。 当然，由于一方面受制于传统宗法观念的束缚及教门内部主导权的纷争等因素的影响，另方面受制于东南亚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该教门也较为欠缺自我革新和适应时代发展的软力量。其早期的“一枝五叶”、“师徒相授”的传道模式，既使得空道在华人社会中呈现了短暂的“跳跃式”的地理扩散，也难免带有“血亲”或“拟亲”嗣承的派系色彩。此外，众道堂所寄生之地又是多种族、多语群、多汉语方言群的华夏边缘或化外之地，在多元的“他者”夹生处境之下，难免要面对各自为政、组织松散、易受宗教特权人士或特定“方言社群”所操弄等等情弊，故而这个被冠上“客家教”符号的空中大道，亦被推上了游移变异的发展囚境。早在1960年代，该教就分裂为“空中教”与“真空教”两大派系，影响日益式微。二战之后，随着东南亚各国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国家”之后，当政者纷纷推出一些同化甚至歧视华人和华社的政策，使得华人宗教的生存处境变得愈加的艰难。历经大浪淘沙之后，现东南亚及中国香港等仅存有约140间道堂，不少道堂更因信众减少而暂时关闭，或变成私营神坛，或处于“冬眠”状态。 目前，东南亚的空中大道尚存有“空中教会”、“马来西亚真空教总会”、“东南亚空中大道联谊会”等多种较为松散性的、区域性的联谊组织。近年来，在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处境下，该教的不同组织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危机意识，出现了缓慢迈向整合的一些自觉倾向。例如：“空中教会”与真空教的道堂组织，开始尝试进行良性地交流与合作；“马来西亚真空教总会”最近提出了一些教务变革的设想；“东南亚空中大道联谊会”借助泰国合艾真空道堂这样一个国际平台，初步呈现了欲以华人、华族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思考的宗教整合雏型。当然，这个堪称“早熟而不成熟”的教门，又因它仍然是一个坚守母国传统的“华人宗教”，如何在异质文明处境中与时俱进，蜕化为真正的“现代的宗教”，毕竟是不得而知的。 概而言之，诸如空中大道、德教、天后信仰这样的东南亚“华人宗教”，是在复杂的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处境下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的，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传统在域外他乡的继承、创新与包容的精神。它在参与在地化的文明进程中，除了顽强保持母国和原乡的文化要素外，也尝试有效地兼容在地国的异文化元素，以期达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生存之道。这种强调“和而不同”、“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的生存智慧，不仅是中华传统“礼失求诸野”之文化开放精神的绽放，而且是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成功的文明体系富有生命活力的见证。作为一个与“华夏”共存共荣的和并不那么遥远的“他者”，东南亚的华人宗教及其文化遗产，仿若“年深外境犹吾境，身处他乡似故乡”，对于我们冷静思索作为东亚文明之核心的华夏宗教的发生、发展和变迁法则，亦极富有启迪意义。 因此，站在文明演进的视角来看，我们称“在南洋发现文化中国”，并不为过。甚至可以说，在“东南亚”或“南洋”这条新的“民族走廊”上，近现代的中华民族正是在“他者”民族的整体观照之下，真正成为了一个走向世界、走向海洋、走向现代的“文化整体”（华人）和“民族整体”（华族）！？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透过周边看中国”作为一种路径和方法，亦有助于我们从中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开放”精神，重新体认中华本土宗教文化的普世价值，自觉加强不同宗教文明间的对话，从而为建设华夏的文化生态平衡系统，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而略尽微薄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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