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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我写过一阵子诗歌。 当年我读钱钟书的《围城》，看到一首令人喷饭的“绝妙好诗”：“昨夜星辰今夜摇漾于飘至明夜之风中，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此乃诗人曹元朗的得意之作，他自称为“杂拌儿、十八扯”。狗屁不通，真是胡诌啊！我在开心之余，禁不住跃跃欲试———我也要写诗。说干就干，没费多少劲儿，就写了若干首。不管三七二十一往外寄，登不登往上拥呗，反正邮寄稿件不用贴邮票。大概那年头报刊编辑的眼眶子低，我的一些诗句在期盼中陆续变成了铅字。咱因此就有些小得意，觉得自己太有才了，还是块写诗的料哩！嗯，至少比曹元朗的《拼盘姘拌》写得通俗易懂吧？ 读诗和写诗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喜怒哀乐，大地长空，风雨雪霜，春夏秋冬，都曾经在我的诗行中游走。当然，我最愿干的事情还是诵读经典诗词，诗歌一度成为精神上的重要寄托。只可惜人生苦短，青春易老，快乐的时光总是快得让人扼腕。激情不断消减，思维依然活跃。心灵越来越淡泊宁静，而生活的感受却愈积愈多，仅靠几行长短句就难以表情达意了。于是，我理智地与诗歌作别，有些无奈也有些恋恋不舍。 因为读过一些书，就对一些作家有着粗浅的了解。我发现，鲁迅、朱自清、王统照、汪曾祺、王蒙、张贤亮等等，刚出道时都写过诗，后来却都更弦易辙了。文人对诗歌的淡然，很可能就与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思想的逐渐成熟有关。人们在不同的年龄段，心境、兴趣、价值取向等往往有很大差别。两首宋词，概括得非常生动形象。一首是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另一首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词牌不一，异曲同工；以小见大，涵盖人生。两位深谙世故的大词人，为我提供了逃离诗歌的遁词。好在我对诗歌只是爱好，并不痴迷，该放手时就放手，也算不上喜新厌旧。 于是，我把对文学的爱好转向小说、故事、杂文、寓言，写得最顺手的当属散文。散文可记叙，可抒情，取材广泛，笔法灵活，是最自由的文体。最要紧的，是散文要求写真实的“我”，“我”是散文的灵魂。借助这个灵魂，能够将真情实感直接诉诸笔端，免得矫揉造作，这正符合了我率直的性格。而且散文倡导竹简精神，喜短忌长，避讳无病呻吟，这也正好弥补了本人才气与激情的不足。 应该说，我得算是一个比较勤奋的人，灵光的闪现稍纵即逝，懒惰的人当不了作家；我得算是一个“心口同岁”的人，表达的冲动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得算是一个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写作的过程如蚌怀珠，披沙拣金。常常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篇挥就，愉悦顿生，个中甘苦是局外人难以体味的。 散文素有“美文”之称，它除了有精当的见解、优美的意境之外，还需有清新隽永、质朴无华的文采；写景如在眼前，写情沁人心脾。我写散文，当然是为了表达。不过更多的时候，我是在捧着别人的文章，潜心阅读，倾心欣赏。比如朱自清的《背影》，记录的是父子离别的琐事，而真正抒发的却是对父辈的怜惜和敬爱。父亲的“背影”之所以扣人心弦，是因为作品真实地写出了深沉的父爱，朴素而细腻。送站、砍价、选座、嘱托、买橘子，一层层铺垫，一步步渲染，最后的抒情便水到渠成，催人泪下。读赏这些脍炙人口的华章，自己的心灵就得到了安抚和滋养。我越来越感到，散文的语言是最讲究的，须像农民选种子那样，细心挑选最贴切的字、最饱满的词、最滋润的句，慢慢长成最成熟最丰硕的篇章。
文学即人学，此言甚是。只要人的情感不枯竭，就有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只要人类绵延不绝，就有文学生长的空气与土壤。目前，本人的自我感觉良好，四十多岁的年龄，三十多岁的活力，二十多岁的向往，还有———呵呵，不好意思———十多岁的活泼与开朗。尽管我不再写诗了，但仍然喜欢读诗，喜欢结交写诗的朋友，喜欢充满诗意的遐想。 我怀念过去，那些写诗的日子，那段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时光；当下务实，都说作家是社会的良心，那就争取多干点良心活儿；尤其憧憬未来，相信所有的朋友，一定会把日子写成五彩缤纷的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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