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主义的幽灵是否仍在徘徊？2010-07-06 08:50:58 来源: 东方企业家 跟贴 9 条 手机看股票历朝历代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非“国强民富”。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常有朋友问，中国上下两千年，主流的经济理论是什么？我常拿两个人举例。一个是商鞅（前３９０年—前３３８年），一个是孟子（前３７２年－前２８９年），他们相差１８岁。 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前后长达二十年，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 商鞅对商人阶层不但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他认为国有“五害”：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他在《农战》中说，“有这些人存在，敌人来到，一定打败仗，敌人不来，则一定很贫穷。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 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富足。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可变成勇敢而凶猛的战士。 在商鞅看来，打仗是第一要义，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在《靳令》一文中，他说，“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这种“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下，秦国成为战国列强中最可怕的国家。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他的治下，秦国成为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 后世将商鞅归为法家。与他同一时期的孟子则有全然不同的治国思想。他是儒家自孔子之后的第二个重要思想家，号称“亚圣”。当孟子在齐、梁等国游说之时，商鞅正在秦国大行变法之道。 孟子常年在东方各国游走，那里的政治文明呈现百花齐放的自由化状态，与西北的铁血秦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孟子强调仁义治国，“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他更提出民众比国君更为重要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在商鞅听来，肯定是可笑的无稽之谈、祸国妖言。 在土地政策上，孟子的理想是回到井田制，他特别欣赏那种各守其职、疾病相扶的集体生活。税赋政策上，孟子提倡实施富民政策和减轻赋税。他的“薄税敛”包括：商舍不征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农业税，即相当农民收获九分之一的劳动地租。 商鞅与孟子的思想迥异，是思想史上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景象，这两人实际对历史的影响也耐人寻味。 孟子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志，对时局衍变几无作用，但是他所主张的儒家学说在战国末期渐成主流，在秦以外的六国地位被广为传播和接受，商鞅之后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相对比，商鞅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以谈论商鞅为耻。但是，他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生态，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商鞅的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下来，他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的独裁者所沿袭，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
商鞅的那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像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历朝历代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商鞅主义”的幽灵从来没有从中国消失过，这些都是值得警戒的。 (本文来源：东方企业家 作者：吴晓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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