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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们熟知在这场战争中英勇捐躯的邓世昌、林永升和左宝贵等民族英雄，史学界也关注研究过丁汝昌、刘步瞻和方伯谦、叶志超等不同表现的清军将领，却罕有人知这场战争的最早报警者、并因战争的最后失败而饮恨终身的南翔人姚文栋。
清光绪六年（1880年），将近而立之年的姚文栋，受命担任清政府驻日公使黎庶昌的随员。姚文栋是一个忠于国事、忠于职守的人，到日本后，他广交朋友，与日本朝野人士广泛接触，切磋汉学，讨论世界政局，希望实现中日睦邻友好，并用心观察、探究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日本，这个刚刚经过明治维新摆脱半殖民地地位而崛起的国家，随着国力的上升，扩张野心与日俱增，矛头直指一衣带水的朝鲜与中国。就在姚文栋到日本前的四年，即1876年，日本袭击了朝鲜江华岛，逼迫朝鲜签订了《日朝江华条约》。姚文栋很快发现日本政府的图谋不仅是对朝鲜，也指向中国。于是，他特别注意日本政府中好战的武士、政客集团的言论活动，千方百计地收集有关情报。光绪八年六月十八日（1882年8月1日），他获悉日本将于七天后在朝鲜发动突然袭击的重要情报，便立即向黎庶昌作了禀报，请黎紧急密电国内，采取措施。当时，朝鲜是清帝国的属国，在朝鲜驻有清军，日本自签订《日朝江华条约》后，也在朝鲜驻有军队。清政府接报后，迅速部署，至日军行动前半日，清军已控制了所有的战略要地。二十五日（8月8日），日军见按计划行动一无胜算，只得悻悻作罢。 姚文栋深知日本侵华之心，绝不会以一次不逞而放弃。于是，更加潜心搜集、研究日本国情，编著了数十卷的《日本地理兵要》、《日本国地志》等书，提供朝廷制定对敌方略时参考，以便一旦战起能胸有成竹。可惜，1882年的那份急电虽然刺激了一下昏庸腐败的清政府，但对姚的深意与日本的侵略野心，却从未真正重视过。所以，中日甲午战争果然如姚所报的那样爆发了，而结果却没有如姚所愿的那样取得胜利。为此，姚文栋伤心极了。甲午战后，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亡羊补牢，想到了这位日本问题专家，专电请他到南京，咨询如何加强东海海防问题。可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太伤姚文栋的心了，张之洞的礼遇也无法抚平他那拳拳爱国心上的裂痕。光绪三十四年，年仅57岁的姚文栋就含恨逝世了，真是“一电之忠未尽，终天之恨不捐”。 姚文栋识见高远，他在严密关注日本侵华动向的同时，也由衷地赞赏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貌日新、国力日增的事实。他认为可借鉴日本的经验，辟中国富国强兵之路。在黎庶昌的支持下，他倡导、组织国内士子东渡留学，创设和主持使馆附设东文学堂，帮助留日学生较快地掌握日文。留洋海归派是我国近代引进和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启迪民智、促进近代化进程的急先锋与生力军。留学日本又较留学欧美方便得多，留日海归派于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也就更易凸现。所以，作为赴日留学潮的最早倡导者和组织者的姚文栋，其对中国近代化的推动是功不可没的。 作为一个学者，姚文栋对我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也有着一定的贡献。他襄校《古逸丛书》，利用在日本工作的机缘，访得了因兵燹或政府禁毁而在国内早已佚亡的数十种古抄本古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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