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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除了描写柳依依初恋那段文字，《因为女人》似乎徒具文学外观，完全依靠理念推动，成了作者发表关于女性的社会学观点的载体。所以，我更倾向于与阎真进行一次社会学的对话，而非文学的对话。《因为女人》的核心观点是：高知女性的生存悲剧由其生理原因决定：当今欲望化的社会决定了男性更看重女性的青春、美貌、身体和性，所以社会上处处演绎着“色衰恩绝”的悲剧：伴随着青春的消逝，女性就丧失了被爱的资本，被男人们逐渐抛弃，天生渴望被爱的女性对于爱的信仰被现实所摧毁，因此导致了生存上的困境。这是上帝对女人的不公。阎真自以为能以“生理决定论”来对抗波伏娃的“社会建构论”；可惜，小说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以下是我与北大某些同学在经过初步的讨论后，对回答部分进行扩充和整理的结果。这并非讨论的实录，只是保留了问答的样式。它基本上能表达我对小说的看法。作为当代的一个女权主义者和小说评论者，我愿意以此讨教于作家阎真，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反对女性悲剧的“生理决定论” 问：你认为阎真是一个“男权主义者”？他不是在表达对女性的同情吗？ 答：同情是表面的。《因为女人》等于是说：你们女性的弱势地位、你们的困境是由你们的生理原因决定的，怪不得社会，也怪不得男人。因为男人就是喜欢年轻漂亮的女性，谁叫你们容颜易衰？你们的困境应该由自己负责，这是上帝对女人的不公平。这种女性困境的“生理决定论”，实际上将男性在性方面的强权地位彻底天然化和合法化，同时也掩盖了造成女性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因（这种掩盖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所以，我说阎真表面上维护女性利益，实际上是一个彻底的男权主义者。 问：那么在你看来，女性的困境是由社会造成的？ 答：当然，主要是由社会造成的。中国建国后，政府关闭了妓院，社会风气相对严实，大家也都没有什么剩余财富，所以男女两性在性方面相对平等。80年代以来，由于贫富分化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社会资源在两性之间的分配也不均衡了，两性之间也出现了财富和权力的鸿沟。当然不是所有男性都获益，只是少数男性崛起于大多数人之上，占有了丰富的社会资源，成为了社会的特权阶层。他们仰仗着自身的社会资本，在性方面也成为处于强势地位的、拥有主动选择权的人。 问：这就是说，男性在性方面的优势地位是由社会决定的？ 答：是的。青春的消逝是所有人的悲剧，而不是女性独有的悲剧。男性在自身的生命过程中，也存在着衰老的来临、性能力的减退等问题。他们的青春价值无疑也在消逝之中。我们这个时代，夫妻双方平衡地位的打破，主要不是由于生理原因，而是由于社会原因：社会资源在两性之间的不均衡分配造成了性权利的不平等。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价值固然消失了，而他们的社会地位、财富与权力却在不断增殖之中（至少增殖的速度会大于女伴或妻子）；但由于社会制度、社会分工的原因，女性在无偿承担家务、生育的过程中，青春价值不断消失，社会价值却不见增殖（至少增殖的速度不如男伴或丈夫）。于是，她们在整个社会和家庭中处于劣势地位，面临着丈夫的背叛和被抛弃的危险等。正如小说作者所说，这是一个男权社会。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个强权社会：在社会道德日益宽松的环境下，青春和金钱的交易更加容易；男性或女性，谁是强者，谁就将占有更多的性资源（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性权利的多少，不单受到道德、法律的制约，而且还受到实际地位和权力关系的制约。就总体而言，男性群体拥有更多的社会价值，当然在性方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而女性只能成为依附性的客体，成为被选择的资源和对象。阎真无视这样的社会成因，就推脱了男性的责任，掩盖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剥削，屏蔽了社会制度对于女性的不利。 问：也就是说，你和阎真之间真正的分歧，是在女性弱势地位的归因上？ 答：主要是在这个方面，即是说女性的悲剧究竟是男权的结果还是女人的宿命（因为生理原因）。顺理成章的，也就是在解决途径上的分歧。他的女性弱势地位的“生理决定论”，已经注定了困境本身的无可解救性。反正女人要衰老，衰老就被抛弃，能有什么办法呢？最后他认为女性应该寄希望于男性的恻隐之心，期待着他们俯就式的同情和怜悯，以所谓的“不离不弃”为最高境界。我更倾向于“是社会原因造成了女性的弱势地位”这一观点，所以我会呼吁消除制造女性弱势地位的社会根源，鼓励女性自力更生、增加社会价值，争取社会中的强者地位。如果两性之间社会资源的分配能够重新平衡，甚至女性的超过男性的，情况完全不是现在这样。虽然这在短期之内不可能实现的；但从长期来看，还是有希望的。应该说，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被选择、被抛弃，这是一个群体的悲剧。我不是说在将来每个女性都能避免这样的悲剧；但作为一个群体的悲剧，却不一定要由女性来承担。 问：你所说的崛起的男性，在小说中是指的秦一星、宋旭升之类的人？ 答：是的。从总体比例上来说，这只是少数人。比如一个公司，总有老板，高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但大多数还是打工仔。富裕的、有权势的、能包上二奶的男人毕竟是少数的，这就决定了像柳依依这样能傍上大款的高知女性一定也在少数。更何况，作为一位高知女性，即使有机会，她会不会选择去当二奶？她也有她的社会资本，将来也可能奋斗成功，所以不一定会去。严格地来说，“高知女性”并不算是整个社会的弱势人群，在一定程度上她们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小说似乎把高知女性也塑造成了“弱势群体”，但我想那是相对于比她们社会地位更高的男性伴侣而言的。高知女性拥有自己的实力和社会资本，所以并不一定会去出卖自己。说句玩笑话，我们绝大多数高知女性的学费恐怕还得自己掏吧？柳依依这类人不算典型，更代表不了大多数。 二、反对男性欲望的合法化 问：你好像说过，阎真将男性的欲望合法化是男权主义者的本质表现？ 答：当然，这是一个男权主义者最本质的表现。他说男性抛弃女性是没有错误的：“作为男性，我对男人也很理解。如果他们的选择给予女性以巨大的伤害，那这种伤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罪于上帝。女性一味地骂男人不道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小说中，他也拼命将男人的所有欲望都合法化或合理化。因为“上帝要他如此”，他又能怎么样？在这个问题上，他充分利用了“生理决定论”的观点：男性好色是由生理决定的，不能算不道德，这样就在道德层面上就把男性的欲望合法化了。男人有欲望，这不错；但男人也有节制欲望的能力，这恰恰也是上帝赋予的。男性不节制自己的欲望，只不过是依仗着自己在社会中的强势地位，不想节制而已。在这里，他又完全撇开了男性欲望得以实现和扩张的社会原因，归结为单纯的生理原因。一方面，他认为丈夫抛弃年老色衰的妻子是没有道德错误的；另一方面，在他的言论中又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种同情多少有点虚伪。与他相对，女权主义者把女性的弱势地位归结为社会原因，要通过反对男性霸权、改造社会来拯救女性。男人有欲望，女人也有欲望，凭什么就你们男人的欲望是合法的，就你们能在社会上肆无忌惮、横行霸道呢？但阎真却反对女权主义。理由是女权主义以男性为潜在对手，“在理念上不符合和谐社会的理想”（《我对女权主义抱有警惕》）。而他所谓的两性“和谐”却并不建立两性平等的基础之上，而是以男性欲望的彻底伸张和女性的委曲求全来构筑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男权。 问：还有，小说在婚前性问题上，是否也反映男权主义者的欲望？ 答：是的。据我的观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婚前性之中，虽然身体上受伤害的确实是女性；但最反对婚前性，在心理上受到最大挑战、承受最大压力的却往往是中国的男性，尤其是中国的男权主义者，这与中国的传统道德伦理给予他们的深刻烙印有关。这样的心态在《因为女人》也有深入的表现。阎真认为，宋旭生婚后出轨，与柳依依有过婚前性有关。宋旭生“并不是不愿意好好过日子，据我观察，他只是不愿意女方保有情感的记忆，怕自己的能力覆盖不了前面的记忆。”（摘自《因为女人》）这就是一种深层的恐惧和不自信的体现。正如弗洛伊德在《处女的禁忌》一书中所说：“我们（男性）要求女孩子婚前不得与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以免留下更多的性经历盘踞在她们心中。男人无法忍受在性方面被女友同她以前的男友做比较，这与男人在性方面缺乏自信有关。因此，就男人而言，追求纯洁的处女的心理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男性性方面的不安感和幼稚性。”所以，对于女性的恋爱，“我（阎真）的理想是一眼看准、初恋成功。”（同上）其实，无论阎真和某些男权主义者怎么掩饰，怎么声称是在保护女性的利益，其实质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某些心理。这和我们女权主义者保护女性还是很不相同的。在婚前性问题上，只要阎真不坚持双重标准，反对不反对，我个人都完全表示理解。但我请作者不要一再以维护女性利益为幌子，来掩盖一个男权主义者的真实宿求。 三、高识女性以爱为核心价值？ 问：阎真在小说中提出了“爱是女性的核心价值”，你怎么看？ 答：有一次，我跟一个男同学聊天，他说：“你们女人更看重爱情，爱情就是你们的一切。”作为一个女性，我反而需要反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从北师大的本科到现在北大的硕士阶段，生活在我周围的都是一些高知女性。“女性以爱为核心价值”这类说法，我极少从周围的女人口中获得，更多的是从男人们那里听来的。现在阎真也说：“我相信在性心理的差异性方面，女性比男性对爱更加看重，也更加执着。女人需要男人爱她，没有爱就没有幸福。”你可以说，他们是概念先行；但更可以说，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潜在期待，一种假借心理学的名义而实行的在意识形态上的话语建构。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一命题包含了“男性不以爱为核心价值”这层意思，即男性在爱情方面更为自由，而女性更为执着。女性不能独立地获得幸福，她自身的幸福有赖于男性的给予。这一命题规定了女性比男性更具有依赖性。希望女人依附男性而生活，以爱情或家庭幸福为唯一的核心价值，这是很多男权主义者的潜在愿望。 问：那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女性是否以爱为核心价值？ 答：我相信，爱情是绝大多数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女性以爱为核心价值”，这样宏大的命题本身很难证明。这正如我说：男性或全人类都以爱为核心价值一样，同样难以给予证明或否定。这样的命题因人而异，普遍的情况则需要全国范围或更大规模的普查来显示，可我至今都没听说过有人做过这个工作。我想，实际的情况也是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的，我们不能忽视历史和社会的因素，而作抽象的、绝对化的判断。在未经事实证明的情况下，与其说这句话是真理的表达，更不如说它是言说者的一种愿望。我相信，女性不以爱情为核心价值，而以事业、亲情或其他为核心价值的人也很多，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尤其是对于高知女性这个特殊群体而言，她们的世界更大，可供选择的目标更多。而《因为女人》主要讨论的是高知女性。很多职业女性，可能会为了事业而牺牲自己的家庭幸福；但你也不能像小说所说的那样，女人要是爱情不成功，其他方面再成功，也是不成功的，这太男权了！这不过就是说明这类女性不以爱为核心价值，而有其他更为重要的追求而已。即使就爱情方面而言，女性就比男性更为专一吗？请问，武则天当政之时，有多少男宠？唐朝的公主，又有多少是出轨的？唐后期有多少公主因此被幽禁？如果说，其他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在父权、夫权的压制之下，不能动弹；那么，她们这批人就是女性之中唯一有权势能追求和表现自己欲望的人。所以，恰恰可以反过来说，女性对爱情的相对专一和执着，也是受制于自己长期的弱势地位，受制于历史上长期积累起来的男权社会的文化和道德的制约。所以，不能撇开这些单纯归结为生理原因。 问：你说作者认为女性不能独立地获得幸福，她自身的幸福有赖于男性的给予？ 答：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感觉到小说中的女性（特别是柳依依）会有这么强烈的依附性，离开了男人简直就没法活了，而且这种依附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女人需要男人爱她，没有爱就没有幸福”。所以在阎真看来，男人给予的爱情和未来的家庭就是女性的唯一出路：女人不结婚、不生育、离开了男人就不可能幸福。他是把女人限定在这条道路上了。因此在小说中凡是脱离了这条道路的女性的其他生存方式，都被他否定了。同时，他又认为女人在这条道路上想要成功也很不容易（他说把激情转化为亲情，只有极少数聪明女人能做到）。反正在他看来，女性死活都没路。如果我理解准确的话，这就是他的逻辑。 四、不结婚、不生育的女人就不幸福？ 问：他一再举波伏娃的例子。说她没结婚、没生孩子，萨特还有情人，所以是个不幸福的女人。她虽然是个精英女性，却也难逃失败的命运。“波伏娃一生跟随萨特，但萨特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找别的女人，太多了。”（《我对女权主义抱有警惕》） 答：这个说法不太准确。阎真可能对萨特和波伏娃两人的历史缺乏了解。他们实行的是自己首创的“契约式婚姻”，这是一种“亚婚姻”的形态，是一种介于婚姻与同居间的新型爱情关系。萨特主张两性关系的多伴侣化，即在主要伴侣外，双方还可以有各自的情人，有偶然的外遇等。波伏娃也赞同这种开放式的两性关系。应该说，这是出于两人共同的、自愿的选择，同时也是对人类婚姻制度多元化的一种贡献。1999年法国正式通过了“亚婚姻”的立法。萨特和波伏娃，是一对浪漫国度的风流情侣：萨特有自己的情人，波伏娃同样也有自己的情人，双方是平等的关系。至于波伏娃不生育，那更是出自于她个人自愿的选择，在《第二性》中你就可以看到她对生育的厌恶态度。不是所有女性都厌恶、恐惧生育，但持有这种态度的女性也不在少数（据说是三分之一）。因为生育本身需要女性承受很多肉体的痛苦和青春的损失，而现在社会对女性的生育还是缺乏足够的经济补偿。不过，男权社会一直在意识形态上压抑女性的这种表达，一旦你说厌恶生育，就给你扣上不正常的帽子。 问：可能阎真对这个问题有他固定的看法？他认为是女性没办法获得爱情的时候，才选择单身的道路。 答：对，他有很多固定的看法。他有自以为是的一套逻辑，根本不愿意听女人们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气愤了，他就说：这是女性不愿意承认她们的困境。可是，实际上，不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而是你说的根本不靠谱。例如，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觉。这些单身的女人到底幸福不幸福？（单身并不意味着没有性伴侣）阎真你不是她们，你怎么知道？请问你对她们做过多少调查？在小说中反正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女性凡是单身都是被迫的，不幸福的。 问：那你认为那些单身的、或不生育的女性幸福吗？ 答：选择丁克、单身的女性很多，而且都是出于自愿的选择，这正是女性群体崛起、女性社会地位上升的一种标志。但这样的选择要有很多条件作保证。在封建社会，女性就不可能单身，因为她们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必须依靠父家、夫家才能生活。应该说，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生育和家务几乎都是无偿的或得不偿失的，这对女性本身是不利的。尤其是在婚姻的前半段，25-35岁之间的女性因为生育、赡养、家务等，耽误了工作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她们为家庭、为支持丈夫的事业牺牲了很多；但步入中年后，丈夫的事业发展了，社会价值增殖了，就很可能突然退出婚姻，去寻找新的伴侣。这时候婚姻一旦破裂，女性的代价就极为惨重的。即使不破裂，女性也处于被动的、劣势的地位；为了维系婚姻，也很可能忍受丈夫的背叛和外遇。这在《因为女人》中也有反映，例如小说中的周珊这个形象。只不过阎真仅仅归结于生理原因：妻子衰老了。所以，现在很多女性都不愿意选择传统的家庭模式，而宁愿丁克或单身。如果说相对于传统婚姻而言，这些丁克或单身的女人是不幸福的，那么她们为什么会这样选择？为什么丁克、尤其是单身会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少数女人因为感情的创伤、对男性的失望而不愿意走入婚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多数的单身女性恐怕不会是因为这个。有一项健康状况的调查显示，未婚女性健康状况最佳，离婚女性其次，处在婚姻中女性的健康状况最差；而男性则是在婚姻中健康状况最好。这应该能够反映一些问题。在事实上，与一般女人相比，“高知女性”选择抛弃传统家庭模式的人更多。例如，据我所知，在北大的女教授、女学者群体中，丁克或单身的人不在少数。但传统的家庭模式却是很多男人愿意维持的，他们不愿意女人独立或不生育。家庭，与其说是女性的追求，更不如说是男性的追求。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叛逆性最强、姿态最激进的，不是男性，而是女性，理由很简单：传统的家庭模式对男性有利，他们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不承认个人之间的差异性，在婚姻制度和生育制度上搞一刀切，规定每个女人都必须结婚、生育，不如此就不幸福，我认为这样的看法不对。在社会还不能保障女人在家庭中的利益时，部分女性又不觉得婚姻或生育是自己的愿望时，我倒觉得丁克或单身未必不是女人的一种选择，一种可以获得幸福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是需要一定资本的。 问：阎真说：“在现实中我也看到，有女权倾向的女人，在感情上几乎无一例外是失败者。我因此对女权主义抱有警惕，它不会给女性带来幸福”（《我对女权主义抱有警惕》），你又是怎么看的？ 答：是啊。所以不少女性就会追问：“那遵循您的指点，我们女性就会幸福吗？”具有讽刺的意义，阎真的回答是：幸福的几率也很小。那请问我们又凭什么听他的呢？所以，他警惕女权，本质不是为了女人，而是为了劝告女人不要反抗和决裂，要向男权社会低头，维持他们想要的家庭模式。不然，像他问的，将来社会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问：如果按照阎真的思路，爱和家庭是女性的唯一出路，那女性应该怎么做？ 答：在阎真看来，女性是弱势群体，妥协才是幸福之道。女性应该向强权社会低头。在婚前约束自己不发生婚前性（这一条更多是面向女性提出的要求，而非男性）；在婚后应该争取把激情转化为亲情，要忍受和包容男性的放纵，要力争维持一个不破裂的婚姻。如果能得到丈夫的不离不弃，那就是一种成功。丈夫如果能不离不弃，年老色衰的女人们应该感激涕零了！像秦一星这样包二奶的、但没有抛弃妻子的，在他的笔下，那绝对的是个正面人物。 五、柳依依能代表中国的高知女性？ 问：阎真认为，是男性的日趋欲望化，造成了女性以爱为核心价值的不能实现。你怎么看？ 答：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汉书·外戚传·第六十七上》载，汉武帝宠幸李央央，但李央央深富自知之明，她说：“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她临死之前“形貌毁坏”，至死不肯见汉武帝一面，说：“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我只需再添一句：“恩绝则恨生”。《因为女人》就成了这句话的形象化阐释。柳依依有的也只是一张脸蛋，最终“色衰恩绝”，不就是她的翻版吗？所以，某些道理可以说是古今无别。古代帝王比今日更甚，而且有社会制度的保障。不是说今天社会“欲望化”了，女性才处于这样的地位，而是社会从来如此。无论男性或女性，谁不喜欢年轻漂亮的异性？男性有选择权，就是依仗自己的强势地位。今天的社会，已经比古代好很多了，至少女性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问：柳依依能代表中国的高知女性吗？ 答：她有什么资格作为中国高知女性的代表？说她是个高知女性，简直是对这个名词的玷污。她婚前做情人，靠着一张脸蛋混饭吃，惰性和依附性比没有文凭的女人还强。除了会享受和玩乐，除了有张脸，什么都没有。婚后也没有丝毫奋斗精神，在事业上毫无作为。很多人看完小说就在怀疑，作者这是在写一位“高知女性”吗？我们现代女性含辛茹苦奋斗了多少年，希望成为能拥有自己意愿和选择权的主体（而非被决定的客体），希望能争得做人的权利（而非物质与资源）。而今天的柳依依，自称是高识女性，却贫穷到只能出卖自己的青春和身体。说她是高知女性，简直是对这个名词的玷污。《因为女人》用她作例子，很容易让人产生“活该”的感觉。男人们看了会说，“你看看，只知道吃喝享乐、出卖青春的女人们，最终青春耗尽了被抛弃，真是‘活该’啊！” 作者所谓的困境、所谓的女性没有出路，倒是适用于他自己所制造的这类人物。 问：像柳依依这样的人，在现实中还是存在的吧？ 答：我的看法是，像柳依依这样的高知女性确实是存在的，但就人数比例而言，肯定是极少数的。中国有多少大款可以包养这样的女性？这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还有，比如小说提到的堕胎，肯定是有这样的人在做，但你不能扩大到大多数。所以我说，柳依依作为高识女性形象的生活经历不够典型，不能说她具有极大的普遍性。 问：那么，她的没有出路就不代表高知女性没有出路？阎真所说的女性的困境是真实的吗？ 答：女性是有出路的，但却不是阎真限定下的那条出路。女性能够通过社会价值的增殖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吗？女性能够成为社会的强者吗？女性不结婚、不生育、不建立家庭就一定不幸福了？如果说女性离不开男性，男性不是更离不开女性？女性不以爱为核心价值，追求其他目标，就不行了？所以，小说所言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己制造的。阎真自己先把路一条条封死，然后告诉你说：这就是困境。女性更多的，不是惨死在现实的刀刃之下，而是惨死在阎真的逻辑之下。以少数具有依附人格的女性仅仅依靠出卖自己的青春、没有奋斗精神、最终“色衰恩绝”的悲剧来佐证大多数目前正处于自我奋斗状态、有事业有雄心、争取主宰自己命运的高知女性的绝对没有出路，这难以令人信服。我们承认，目前中国女性确实处于弱势地位，仍然不能避免种种悲剧。但作者所认为的改变女性命运的方法（成功几率极少地把激情转为亲情，留住丈夫），也纯粹是无稽之谈。女性确实是弱势群体，但小说所制造的没有经过抗争、没有为争取自己的幸福而奋斗、没有寻找过其他出路的所谓的“困境”，也缺乏说服力，丝毫不能让人同情。 问：那么，单就艺术而言，小说是否成功？ 答：《北大评刊》论坛07年，在仅仅看到小说前半部的时候，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因为前半部有它的细腻和体贴在，尤其是写初恋的那段文字。但看完后半部，就没人再叫好了，因为小说中的柳依依后来几乎成了一个符号，小说也完全依靠作者的理念在推动。柳依依是这个小说的核心人物，如果说这个形象的塑造是失败的，那么整个小说无疑就是失败的。应该说，作者确实想写高知女性，但抓取的柳依依不是典型；小说试图拿高知女性开刀，但却没有让人感觉到它是一部呈现高知女性生活的小说。它所描写的女性人群是没有特征的，似乎是在写一般的女性。写高知女性是表面的口号，却没有落到小说的具体层面上。小说对高知女性的生活缺乏全面的、立体的呈现。居里夫人曾经说过：在男性的视野里，女性只有两种功能：性和生育。而小说描写的柳依依也局限在这两个方面，进一步地说，作者对于女性的理解恐怕也停留在此。柳依依是一个扁平的、生理化的女性形象，从刻画的外部世界到心理层面都是如此。很多高知女性的非生理化特征和生活经历在小说中都没有得到呈现。她是高识女性，总该有一技之长吧，这一技之长在小说中体现在哪里？她是高识女性，总该有自己的智慧、手段，有自己的经历、品格和精神魅力吧？这在小说中又体现在哪里？在性格上，她是高知女性，却比没有文凭的女人依附性还强。在经历上，例如写她考研，谁都知道考研艰苦。贪图享乐的她为什么去考？她是否还有其他上进的品质，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在考的过程中她的心理状态如何？如此等等，作者都轻松地一笔带过。抛开这一切不谈，我的阅读直觉也告诉我，她不像是个高知女性，倒像是一个没什么文凭、靠脸蛋混饭吃的公司小职员；即使是她是个小职员，也不是一个立体人物。我想，人物缺乏现实感、单向度化、生理化，原因就在于作者缺乏对高知女性的全面而深入的理解，没有真正进入到她们的生活之中（即使柳依依这样并不典型的高知女性是存在的，作者也缺乏对她的足够了解），而是靠自以为是的理念推动小说。这是小说失败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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