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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不安分”的新生代农民工 男性，80后，未婚，高中文化，来自一个中部省份，在沿海某城市从事制造业工作，月工资1417元。这是一个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虚拟出的新生代农民工标准像，但同时他又是真实的，每一个特点都是基于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是对这群流动青年最基本的概述。 3年前来到北京一家酒店打工的年轻小伙子小孙，到现在已经换了10多家企业。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像河南小伙子小孙那样频繁跳槽的新生代农民工并非少数，对于跳槽的原因，他们给出一个类似的答案：要“饭碗”更要有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 “昨天去佛山，今年去东莞，明天可能又去惠州”，这是老李对儿子李安强的评价。老李来自江西宜春，在广东打工已经有9个年头了。他告诉记者，他们这一代人进城打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多地挣钱，然后将钱寄回家，让在农村的老婆孩子过得好一点。等到将来自己老了干不动的时候，能回到农村舒舒服服地养老。 但是，作为年轻一代，儿子李安强已不满足于此，现在进城打工，挣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习技术和寻找发展空间。“我希望能尽早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在城里找到立足之地。”李安强对未来有着自己的规划。“如果岗位有前途，即使不给钱，从学徒做起，我也愿意。”李安强说，做普工学不到东西，没有发展空间。自己频繁跳槽，是为了找到有发展前途的岗位。 什么阻碍他们的上升通道 ●长子中 尽管政府已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位为“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但仍未享受到产业工人应有的待遇，在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双缺”的情况下，体制和政策障碍、社会权力资源障碍、社会资本障碍、素质障碍、组织行动障碍、社会声望与地位障碍使得他们的向上流动比较困难。 缺乏资源(资本资源、权力资源、知识资源等)优势和基本权利保障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因而面临着机会不平等、权利不平等的局面，处于较为不利的、弱势化的地位，其基本权益往往易受到侵害。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被边缘化，还缺乏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和机制，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自然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迷茫、彷徨、愤慨、无助、仇视、向往等多种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青春期复杂的人格和思维状态。先赋性因素先天缺失，后致性因素后天流失，处于底层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越来越难获得通畅的上升渠道。 台州农民工相约自杀和富士康“十二连跳”也许是个体案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恰恰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的一个缩影。老一代农民工是与自己家乡的人比，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参照对象是城里的新生代，这无不让他们产生愤懑。代际贫困是一颗危险的种子，一些人可以忍受自己的贫穷，却不能接受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依然贫穷。作为城市最底层的阶层，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是上升的通道，是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成功地向上流动。而能增加社会稳定性的就是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如果仍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置于社会正常秩序与制度之外，将给社会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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