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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上官婉儿墓志》全文公布 《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笺释 ——兼谈唐昭容上官氏墓相关问题 李 明 耿庆刚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54） 关键词：上官昭容 墓志 考释 摘要：2013年8月至9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发掘了唐昭容上官氏墓，出土墓志一合，志主即唐代著名女诗人、政治家上官婉儿。墓志明确记载了上官昭容的世系、经历、死因、葬地等具体信息，是有关上官昭容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通过对墓志文本释读，指出上官昭容的葬礼与墓葬被毁都与太平公主有关，解释了考古发掘情况与墓志文字的对应关系。 2013年8月至9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村发掘了唐昭容上官氏墓，出土墓志一合，保存完好［[1]］。墓主人上官氏，即唐代著名女诗人、政治家上官婉儿。该墓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即受到社会各界和学术界关注，也促使我们加快了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进度。由于此方墓志是有关上官婉儿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于是更成为关注的焦点。为了响应关心考古工作的各界人士关于尽快公布墓志的呼声，践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服务社会”的方针，我们加快了整理和研究的进程，现将《唐昭容上官氏墓志》予以刊布，并作以浅注，同时结合考古发掘情况对相关问题开展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并希望对理解和研究唐昭容上官氏墓的考古材料有所帮助。 一 唐昭容上官氏墓志一合，青石质，正方形。出土于甬道正中，出土时志盖覆于志石之上，上首皆朝北。志盖盝顶，高75、广73、厚 12.5厘米。顶面正中阴刻篆书“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三行，行三字。顶面四周和四侧减地线刻牡丹纹带。四刹在整体联珠纹框内各减地线刻瑞兽一对，以牡丹花结为中心相对腾跃，形象特征统一为体表有斑纹，扫帚尾。上刹面瑞兽形似虎，脑后至项上长鬣飘拂；下刹面瑞兽与上刹面瑞兽基本相同，唯头顶生一对细长的角；左刹面瑞兽形似马，头顶生角，脑后至项上长鬣飘拂，肩部附有绶带形小翼；右刹面瑞兽形似鹿，头顶弯角分杈，无鬣，肩部附有绶带形小翼。志石高、广皆74、厚15.5厘米。划细线棋格，阴刻正书32行，满行33字，共计982字。四侧在整体联珠纹框内减地线刻十二生肖，衬以缠枝忍冬。生肖皆为动物形象，生动写实。志盖四刹和志石四侧的线刻图案造型优美、錾刻精细，在唐代墓志线刻装饰图案中属难得的上乘之作。 现将墓志转录并标点如次： 大唐故婕妤上官氏墓志铭 并序 / 夫道之妙者，乾坤得之而为形质；气之精者，造化取之而为识用。挻埴陶铸，合散消息，/不可备之于人，备之于人矣，则光前绝后，千载其一。婕妤姓上官，陇西上邽人也。其先/高阳氏之后。子为楚上官大夫，因生得姓之相继；女为汉昭帝皇后，富贵勋庸之不绝。/曾祖弘，隨〔隋〕藤〔滕〕王府记室参军、襄州总管府属、华州长史、会稽郡赞持、尚书比部郎中，与/榖城公吐万绪平江南，授通议大夫。学备五车，文穷三变。曳裾入侍，载清长坂之衣冠；/杖剑出征，一扫平江之氛祲。祖仪， 皇朝晋府参军、东阁祭酒、弘文馆学士、给事中、太/子洗马、中书舍人、秘书少监、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赠中书令、/秦州都督、上柱国、楚国公、食邑三千户，波涛海运，崖岸山高，为木则揉作良弓，为铁则/砺成利剑。采摭殚于糟粕，一令典籍困穷；错综极于烟霞；载使文章全盛。至于跨蹑簪/笏，谋猷庙堂，以石投水而高视，以梅和羹而独步，官寮府佐，问望相趋，麟阁龙楼，辉光/递袭，富不期侈，贵不易交。生有令名， 天书满于华屋；没有遗爱， 玺诰及于穷/泉。父庭芝，左千牛、周王府属，人物本源，士流冠冕。 宸极以侍奉为重，道在腹心；王/庭以吐纳为先，事资喉舌。落落万寻之树，方振国风；昂昂千里之驹，始光人望。属楚国/公数奇运否，解印褰裳，近辞 金阙之前，远窜石门之外，并从流迸，同以忧卒。赠黄/门侍郎、天水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访以荒陬，无复藤城之榇；藏之秘府，空余竹简之/书。婕妤懿淑天资，贤明神助。诗书为苑囿，捃拾得其菁华；翰墨为机杼，组织成其锦绣。/年十三为才人，该通备于龙蛇，应卒逾于星火。 先皇拨乱返正，除旧布新，救人疾/苦，绍天明命。神龙元年，册为昭容。以韦氏侮弄国权，摇动 皇极。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昭容泣血极谏，扣心竭诚，乞降 纶言，将除蔓草。/先帝自存宽厚，为掩瑕疵，昭容觉事不行，计无所出。上之，请擿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 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衂；下之，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先帝惜其才用，慜以坚贞，广求入腠之医，纔救悬丝之命，屡移朏魄，始就痊平。表请退/为婕妤，再三方许。暨 宫车晏驾，土宇衔哀。政出后宫，思屠害黎庶；事连外戚，欲倾/覆 宗社。皇太子冲规参圣，上智伐谋，既先天不违，亦后天斯应，拯 皇基/于倾覆，安 帝道于艰虞。昭容居危以安，处险而泰。且陪 清禁，委运于乾坤之/间；遽冒铦锋，亡身于仓卒之际。时春秋四十七。 皇鉴昭临， 圣慈轸悼，爰造 /制命，礼葬赠官。太平公主哀伤，赙赠绢五百匹，遣使吊祭，词旨绸缪。以大唐景云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窆于雍州咸阳县茂道乡洪渎原，礼也。龟龙八卦，与红颜而并销；金石/五声，随白骨而俱葬。其词曰： / 巨阀鸿勋，长源远系，冠冕交袭，公侯相继。爰诞贤明，是光锋锐，宫闱以得，若合符契。其一。/潇湘水断，宛委山倾，珠沉圆折，玉碎连城。甫瞻松槚，静听坟茔，千年万岁，椒花颂声。其二。/ 二 上官昭容（664～710），唐西台侍郎、同东西台平章事上官仪之孙，周王府属上官庭芝女，中宗昭容，《旧唐书》卷五一、《新唐书》卷七六有传，两《唐书》本传曰名婉儿。《唐昭容上官氏墓志》（以下简称《墓志》）系唐代第一手官方资料，不名，因此我们也只称志主为上官昭容。 《墓志》首题称“婕妤”而不称“昭容”，缘于后文有言：“请退为婕妤，再三方许。”唐制，昭容为皇帝九嫔第二级，仅次于昭仪，正二品阶；婕妤为代世妇之一，正三品阶。《新唐书》卷七六《上官昭容传》：“郑（按指上官昭容母郑氏）卒，谥节义夫人。婉儿请降秩行服，诏起为婕妤，俄还昭容。”［[2]］《墓志》又言：“昭容居危以安，处险而泰”则又以昭容称之，《新唐书》本传所言不虚，径称昭容可也。 《全唐文》卷十六存有中宗皇帝批复门下省的《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开篇即曰：“前昭容上官氏，相门积善，儒宗雅训，文学冠时，柔嘉顺则。”［[3]］可对应《新唐书》本传的上述记载。 两《唐书》上官仪本传皆曰：“上官仪，本陕州陕人也。”《墓志》曰：“婕妤姓上官，陇西上邽人也。” 《元和姓纂》将上官仪一支著籍东郡。按陕州陕县即今河南陕县，陇西上邽即今甘肃天水，汉代东郡即今河南濮阳。依《元和姓纂》所记，上官氏总籍“陇西之上邽”，东郡一支亦是由天水所分，溯其源流，盖自称“陇西上邽人”亦不为过。 所谓高阳氏，即上古传说中五帝之一的颛顼。《史记》卷四〇《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元和姓纂》卷七上官氏条： 楚怀王子兰为上官邑大夫，因氏焉。秦灭楚，徙陇西之上邽。汉右将军、安阳侯桀，生安，桑乐侯，女为昭帝皇后，拜车骑将军，以反诛。裔孙胜。［[4]］ 正对应《墓志》所言：“子为楚上官大夫，因生得姓之相继；女为汉昭帝皇后，富贵勋庸之不绝。” 《墓志》追述志主先祖自其曾祖父上官弘始。上官弘，史无传，在《旧唐书》卷八〇《上官仪传》前提及“父弘，隋江都宫副监，因家于江都。大业末，弘为将军陈稜所杀。”《墓志》记载的上官弘历官为“隋藤王府记室参军、襄州总管府属、华州长史、会稽郡赞持、尚书比部郎中……授通议大夫”，可补史缺。隋藤王即滕王杨瓒，隋文帝杨坚母弟。赞持即赞治，唐人避高宗讳改治为持。隋代赞治为郡之长贰，在郡仅次于太守，例同一州之长史。吐万绪，《隋书》卷六五有传，代郡鲜卑人，隋封谷城郡公，领行军总管参与平陈。 上官昭容祖父上官仪，两《唐书》有传，曾任高宗朝宰相，亦是初唐诗坛之翘首，有文集三十卷，不存，《全唐诗》辑有其诗作，其事迹较为清晰。《墓志》记录的上官仪历官包括勋官、散阶、赠官多达十二种，多与本传相同，但“晋府参军、东阁祭酒”未见记载。唐高宗即位前封为晋王，上官仪后官至宰相，或与曾任“晋府参军”，属于李治晋府旧臣有一定关系。 上官昭容父上官庭芝，无专传，附其父上官仪传曰：“子庭芝，历位周王府属，与仪俱被杀。” 而《墓志》对于上官仪与上官庭芝之死，以曲笔代过曰：“属楚国公数奇运否，解印褰裳，近辞金阙之前，远窜石门之外，并从流迸，同以忧卒。” 《新唐书》说上官庭芝以上官昭容故追赠为“黄门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仍令以礼改葬”，符合《墓志》中所说的：“访以荒陬，无复藤城之榇；藏之秘府，空余竹简之书。” 2004年，西安南郊高阳原隋唐墓地曾发掘出土天宝六载（747年）《唐韩敬峤妻王氏墓志》［[5]］，撰文者署名上官经野撰，结衔为“右千牛中郎、天水郡开国公”。按《元和姓纂》卷七上官氏条： 上官先元〔玄〕孙迴，后周定襄太守。孙弘，隋比部郎中、江都总监，因居扬州；生仪，西台侍中、平章事，二子庭芝、庭璋。庭芝，周王府属，生怡〔昭〕容。庭璋，太子仆射，生经野、经国、经纬。经纬生诏，侍御史。 可知上官仪有二子：庭芝、庭璋。庭芝无子，生上官昭容；经野为庭璋子。既然上官经野爵“天水郡开国公”，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测：上官经野以从子的身份作为嗣子袭上官仪追赠之爵位，从而保证上官氏家族继续享有爵禄，这极有可能是与当时改葬上官庭芝同时进行的，出于上官昭容的安排。 《墓志》序文用将近一半的篇幅连篇累牍地叙述上官昭容祖父三代的历官，夸耀其事迹文采，一是出于唐代墓志撰写的习惯（上官仪曾任宰相，也确实值得夸耀一番），再者无非是为后文将志主事迹略写而挤占篇幅。 三 《墓志》对于志主经历的描述极为简略，只有几个时间节点，我们不妨一一予以分析。 1. 年十三为才人 上官氏“年十三为才人”，当系于上元三年或仪凤元年（676年）。才人，是正五品女官。《新唐书》本传记载，上官氏“年十四，武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构。”是被武则天所发现和起用，“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掞丽可观。……然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墓志》略而不书，并未提及当年“武太后”与上官氏的关系，具有显而易见的选择性。“先皇”指唐中宗李显。所谓“拨乱返正，除旧布新”是指李显在神龙元年复唐国号。 2. 神龙元年册为昭容 《墓志》明确说上官氏在神龙元年（705年）册为昭容，可知时年42岁。以下叙事，皆以“昭容”称之。 3. 表请退为婕妤 前文已揭，上官昭容曾因母郑氏卒而请降秩行服，后中宗诏起为婕妤，俄还昭容。《墓志》对此付之阙如，而《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景龙二年（708年）十一月［[6]］。根据墓志叙述顺序，上官昭容此次“表请退为婕妤”应是针对韦后弄权和安乐公主争立“皇太女”事，文献未见记载而《墓志》所述却很是生动。关于韦后之乱，历史记载很清楚，此不赘述。行文至此，《墓志》用大量篇幅和艺术化的语言叙述上官昭容极力与韦后、安乐一党划清界限，甚至不惜“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墓志》撰文者在此替上官昭容明确表明她的政治立场，结合史书记载中宗驾崩后婉儿与太平公主合谋，于遗制中引“相王旦参谋政事”，试图牵制韦后分析，其在中宗朝后期与相王、太平公主属于同一阵营，而非韦后一党。 4. 亡身于仓卒之际 景云元年（710年），上官昭容卒，年四十七，当生于麟德元年（664年）。《旧唐书》卷八〇《上官仪传》：“麟德元年，宦者王伏胜与梁王忠抵罪，许敬宗乃构仪与忠通谋，遂下狱而死，家口籍没。”上官氏生与父庭芝死为同一年。 关于上官昭容的死因，《墓志》曰“昭容居危以安，处险而泰。且陪清禁，委运于乾坤之间；遽冒铦锋，亡身于仓卒之际。”意即其死于政变的兵锋之下。对于上官昭容之死，《资治通鉴》描述的较为详细：“及隆基入宫，昭容执烛帅宫人迎之，以制草示刘幽求。幽求为之言，隆基不许，斩于旗下”［[7]］。所谓的“仓卒之际”，即代指李隆基所发动的唐隆政变。 《墓志》中的“皇太子”即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在发动唐隆政变的时候身份是临淄郡王。《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七月己巳，睿宗御承天门，皇太子诣朝堂受册。是日有景云之瑞，改元为景云，大赦天下。”［[8]］是时，李隆基刚刚册为皇太子，可以推定《墓志》的撰写时间是在景云元年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四日之间。 《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六月壬午，帝遇毒，崩于神龙殿，年五十。……庚子，夜，临淄王讳举兵诛诸韦、武，皆枭首于安福门外，韦太后为乱兵所杀。”考长历，景龙四年六月辛巳朔，壬午为初二日，庚子为二十日。《旧唐书》卷五一《上官昭容传》：“及韦庶人败，婉儿亦斩于旗下。”上官昭容亦当为六月二十日卒，当年八月二十四日即葬，自卒及葬，仅有两个月时间。 同为政变中被杀，唐廷对上官昭容与韦后、安乐公主的认定是完全不同的。《墓志》对上官昭容的评价是“婕妤懿淑天资，贤明神助。诗书为苑囿，捃拾得其菁华；翰墨为机杼，组织成其锦绣”，颇多赞誉；张说执笔的《昭容上官氏碑铭》赞美她“外图邦政，内谂天子。忧在进贤，思求多士”［[9]］。唐隆政变第二天（辛丑）以殇帝重茂（温王）名义颁布的制书，罗列一干罪臣名讳与罪状，不见上官昭容名列其中［[10]］。而《旧唐书·后妃传》说韦后和安乐公主被枭首展于东市，“翌日，敕收后尸，葬以一品之礼，追贬为庶人。安乐公主葬以三品之礼，追贬为悖逆庶人”。长安区博物馆收藏的《安乐公主墓志》明确称志主为“大唐故勃〔悖〕逆宫人”，评价她“德不建兮身招耻”［[11]］。 四 那么这篇墓志铭竟是出于何人之托呢？《墓志》能不能读出上官昭容墓被毁的原因呢？ 在开元以前的唐代墓志，一般是不署撰、书者姓名的，此篇墓志文无撰文者信息，符合时代特征，并不是出于刻意的安排。按照唐代墓志撰写的惯例，撰文者大多会在序文末尾对出资制作墓志的请托人（一般是志主的子女或家庭重要成员）点名奉承一番，以昭显后者的孝友或慷慨。《唐昭容上官氏墓志》也不能免俗，即便文面上的请托人是当时的睿宗皇帝。但是接下来，特殊的情况出现了——志文明言：“太平公主哀伤，赙赠绢五百匹，遣使吊祭，词旨绸缪。”撰文者在这里毫不掩饰太平公主痛惜上官氏之死的感情，很显然是特意交代。我们不妨尝试分析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的关系。首先，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同龄，“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以则天所生，特承恩宠。初，永隆年降驸马薛绍。”［[12]］设若永隆年（681年）降驸马薛绍时年十六，则太平公主应生于麟德二年（665年）前后，正与生于麟德元年（664年）上官昭容同龄。其次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同在宫中长大，具备频繁接触的条件。再次，上官昭容曾与武氏过从甚密，而太平公主的第二任驸马武攸暨正是武氏家族成员。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有私交和相同政见是完全有可能的。 景云元年的太平公主，正处于协助李隆基平韦后之乱并支持睿宗登基的政治全盛时期。史载“公主……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所言皆听。荐人或骤历清职，或至南北衙将相，权移人主。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13]］结合《墓志》“词旨绸缪”的描述，不难想象，上官昭容的安葬，太平公主有游说睿宗的莫大之功。而实际上上官昭容葬礼的资助者正是当时踌躇满志的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不但资助上官昭容的葬礼，还主张为已逝的后者编纂文集。对上官昭容政治、文学评价最完整的文献是张说所撰的《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赞其“两朝专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响。虽汉称班媛，晋誉左嫔，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14]］《旧唐书》记载：“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新唐书》系年于开元初。直到陈祖言作《张说年谱》，才认为此说有误，将张说此序写作时间系于景云二年（711年）［[15]］，可谓灼见。序文末段叙述编纂文集的缘起提到：“镇国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尝共游东壁，同宴北渚，倏来忽往，物在人亡。悯雕管之残言，悲素扇之空曲。上闻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叙兰台之新集。”由此可知请为上官昭容编纂文集的正是太平公主，“上表”的对象应是其兄唐睿宗，而不可能是后来的唐玄宗。 太平公主的丈夫定王、驸马都尉武攸暨延和元年（712年）卒。他死后仅仅一年时间，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太平公主因谋逆赐死，“令平毁其墓”［[16]］。平定太平公主叛乱的是李隆基，下令毁武攸暨墓的人，无疑也是这位刚刚即位一年的新皇帝。太平公主对死于李隆基之手的上官昭容高调示好，难免令后者衔忿迁怒。毁的是上官昭容的墓，打的却是太平公主的脸。我们认为，上官昭容墓之毁，应与武攸暨墓之毁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上官昭容以前的大靠山武三思也被毁了墓。先是，睿宗即位之初，就“以三思父子俱有逆节，制令斫棺暴尸，平其坟墓。”［[17]］在八世纪的初页，毁墓和建新墓［[18]］似乎成了掌权者发泄怨愤和表达态度的极端方式，这种行为背后的政治因素纠缠着几代人对绝对权力的欲望。上官昭容作为权力斗争的参与者和牺牲品，既然已经搭上了卿卿性命，又何惜身后的一座墓？ 五 张说撰《昭容上官氏碑铭》计150字存留至今，然而考古发掘时我们特意对墓葬以南进行了大面积勘探，并未发现《昭容上官氏碑》。唐代有碑志之序、铭分别请人撰写的先例。《上官昭容氏碑铭》篇题注“齐公叙不录”，铭文亦提到“或穆齐公，叙其明德”，可见该碑序文由齐国公崔日用所撰。仇鹿鸣在《上官婉儿之死及平反》一文中认为“崔日用在唐隆政变中立下大功，因获封齐国公，其于景云元年七月入相，但仅月余便因与薛稷不合而遭罢相，寻出为扬州长史，历婺、汴二州刺史，兖州都督，荆州长史。因而景云二年七月，崔日用并不在长安，自不可能为上官婉儿神道碑作序。”“神道碑与墓志应作于同时”［[19]］，其说甚是。然而我们认为在景云至先天年间，对于上官昭容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实际情况是：唐睿宗在太平公主的游说下给了上官昭容肯定的评价，而唐玄宗上台后并不认可。 唐代神道碑一般是在下葬之后数年甚至十数年才树立，如果上述毁墓时间的推论成立，那么该墓根本就不具备立碑的条件。张说受托写就碑铭，但文本未毁弃，因而被传抄存留至今；崔日用所作的《上官昭容氏碑》序文因种种原因不幸湮没。 上官昭容还曾被“追谥”为“惠文”，但这是下葬之后的事，《墓志》制作于下葬之前，不可能有记载。《唐会要》卷八十：“惠文，赠昭容上官氏。景云二年七月追谥。……以其有功，故此追赠”［[20]］，《资治通鉴》卷二一〇亦记载：“（景云二年）秋，七月，癸巳，追复上官昭容，谥曰惠文”［[21]］。谥号是对官员生平贡献和人品行事的官方集中评价，在唐代有诸多限制，“诸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佐史录行状申考功，考功责历任勘校，下太常寺拟谥讫，复申考功，於都堂集内省官议谥，然后奏闻”，谥号是经过群臣集议而定，非皇帝个人的专权行为。唐代女性得谥者仅见于皇后与几位公主，上官昭容得谥堪称殊荣，另一庶姓女性得谥的特殊案例，乃武则天之母杨氏，赠谥“贞烈”。 上官昭容身后事可谓一波三折：景云元年（710年）八月以昭容身份葬，太平公主赙赠甚厚，张说为其撰写碑铭；景云二年（711年）追复昭容，追谥惠文，太平公主上表编纂《上官昭容集》，张说作序；先天二年（713年），太平公主被赐死，与太平公主关系甚密的上官昭容之墓遭到“官方毁墓”。这种做已逝者文章的行为，折射出了唐代政治斗争的惨烈与诡谲。 《墓志》称葬地为“雍州咸阳县茂道乡洪渎原”。雍州为唐京畿所在，唐武德二年分泾阳、始平置咸阳县，治杜邮（今咸阳市东）。武则天母杨氏顺陵即在县界。茂道乡名为首见，其辖境无考。洪渎原为北朝以来沿袭之地名，大致范围为今咸阳市渭城区所辖渭河以北、泾河以南，咸阳市市区以东、汉阳陵以西的区域。此处所在地势高亢，泉深土厚，与汉、唐长安城隔渭水相望，自汉代以来即为京城以北的高等级墓葬区，原上有西汉帝陵、北周帝陵和大量十六国、北朝、隋、唐王公贵族墓葬。以上官昭容正二品的身份，葬于洪渎原并无不可。 按照唐代的丧葬礼仪，已嫁女子从夫葬，未嫁女子从父葬。按照一般判断，上官氏系唐中宗所册昭容，理应陪葬定陵。然而，上官昭容于李唐皇室有隙，又系横死，不能获陪葬帝陵也在情理之中。那么，唐代有司为上官昭容选择的墓地仅仅是因为洪渎原是历史上传统的贵族墓葬区吗？还是存在其他更为直接的理由？我们期待着接下来的考古发现能揭开这个谜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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