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比较析论 (转) - 李白杜甫王维研究  - 人物年谱 - 国学论坛

2010-08-02  YIFENGKONG

李白杜甫比较析论 (转)

「李白与杜甫的文采孰佳?」这个原本看似随口一提的泛问,却引发BBS中文版的论战风暴。从身世背景、国仇家恨到诗词赏析,每一项都引起激烈论战,接着,另一派的声音出来了:「这样的比法根本毫无意义」。原因是,这类的问题根本缺乏学术严谨的态度。

    平心而论,诗人的确不是青菜罗卜,可以从色泽、形状、口感去秤斤论两。然而,别其优劣一直都是人的天性之一,这也是促成进步的原动力,事实上,看看哪一首诗好,哪一首诗不好,确实可以扩大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的鉴赏力。谁都比过孔明与周瑜的高下,比过吕布与关公的勇猛,如果诗词可以比,武艺可以比,为什么诗人不可以比?纵然不分轩轾,那也必然是有其难分割下的理由。黄国彬先生在「中国三大诗人新论」中提到:「比较得越深入越全面,评价实主观的成分就越少……我们一旦判别了作家的高下长短,就可以掌握文学史的脉络。」因此,不论就人的天性来看,或者从学术性的角度来看,比较,都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工作。

    一般说来,历代文人对于李白杜甫的比较有四种评价:第一派认为李杜难分轩轾,韩愈就以为李杜「光焰万丈长」;第二派认为李杜两人各有所长,严羽:「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第三派则认为李高于杜,徐积:「乃知公式真英物,万叠秋山青耸骨。当时杜甫亦能诗,恰如老骥追霜鸦。」;第四派则以为杜高于李,元稹:「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律,大或千言,次犹数百,……李尚不能厉其藩翰,况堂奥乎!」〈黄国彬先生在「中国三大诗人新论〉

    第三派与第四派所持的理由,非不真切,可惜恰巧落入第二派所言,各就其认同的「一二妙处」去评其高下,这样的立场当然不够客观。而第一派与第二派看起来立场仿佛相同,却有着「比」与「不比」的前提,前者是比较之后确实感到不相上下,那就是说,经过仔细的比较后,综其整体评价,两人是并驾齐驱的!第二派则是以为并驾齐驱必须要有客观的立场及标准,而两人在不同基点、不同风格、不同展现下,只能说各有所长,不能真的拉到同一个标准比较。然而第二派的说法虽有道理,却也难免招致「和稀泥」之讥,因为比较就是要有定论,如言「各有一二妙处」,那不是比较等于没比较,说了等于白说?

    于是,回归到第一派的说法,我们必须综览整体比较,才能有中肯的评价。然而,比较是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尤其是诗人诗作成就的比较,更需要一个足以服人的立论,然而,这也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因为,诗评所凭借的便是建构在主观上力求客观的的鉴赏,一但牵涉到主观意识的评价,所持的客观立论怎么也不能完全不引起争议!即使文学批评里著名的几本着作,包括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等所持的立论及立场,便不能为所有的文学家认同。因此,要试图为诗词建立一套客观的评断标准,甚至比尽悉两人「一二妙处」要更难!于是,在这里,为了避免失之于主观的评析,遥光就从鉴赏的两大角度「思想性」与「艺术性」来概括谈之:

    一、思想性:思想性在作品里面占着不可或缺的要素,不管是国仇家恨、赠怀情谊、出世思想,皆能透过作品展现出来。在历代的文人评价里,大抵分为三派:一是受「文以载道」观念的影响,认为文章应该反映社会、表现人生,而李白正缺乏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一派则肯定太白豪侠任气的浪漫情怀,以为李白「豪侠任器、狂醉花月之间,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不可同日而语。」〈王琦〉;第三派则力辩李白除了出世超脱的思想之外,并非无社会苍生之念,只是因遭小人排挤,不得已借花月抒其情怀。仔细检阅李杜的诗作,我们会发现两人的作品在各种思想及情怀歌咏的类别上并不遑多让,只是数量比重有所不同罢了!我们绝对不是忽略数量对于作者思想主体的意义,但两人歌咏类别的相似相近,至少显示作为一代诗人思想的多样性是等齐的;而数量比重的呈现,与所经历的遭遇有着息息相关的密切关系!两人在仕途上的境遇都是属于不得志的一方,然而,两人在性格上基本的差异,促成两人对「不得志」采取的态度有着极为截然不同的差异!在李白的性格里,一方面希望自己能「济苍生、安社稷」,从政治成就上取得自己的生存价值,一方面又在对现实失望之后,期待自己「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真心的能超脱于人世,避免人世的是是非非!但超脱人世却是心恋尘世的李白所不能臻至的化境,因此,他辗转于两种渴望中求得自己的生命价值感,造成一种无奈又无力的心路历程;杜甫则身处于安史之乱中,心心念念着百姓的哀伤疾苦,虽然仕途坎坷,但因为战乱的民不聊生更激发他经世济民的强烈执着〈也或许是从来没有真的有过实现理想的机会〉,所以可以专心无骛的一心追求,并在诗作之中处处可见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对于前者那种无奈复欲寻超脱的心情,以中国心灵寄托的层次来看,这当然足可赞颂;以儒家而言,李白的无奈正与千古以来读书人不得志的郁怀声声相应,即使是浪漫情意的抒怀,也可以被同情、被理解。对于后者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执着,则更是被「文以载道」的儒家高度重视,并对其忧国忧民的胸襟怀以无限景仰的敬服!我们可以说,这两人的表现,正是中国不得志读书人中被推崇两大原型的代表,在思想性的比较上,两人不分轩轾。

    二、艺术性:历来诗人评断李杜,多半以才力、学力二分,事实上,以后天的才学来说,李白所涉猎的书籍并不亚于杜甫;以先天的才气而言,杜甫对于文字与诗境的掌握,也未必输给李白。于是,与其说两人真的有学力、才力之分,不如说两者创作的基本态度影响了诗作的风格展现。李白作诗好凭当下一念的灵感,以直觉式的印象所构筑的情境,寻找脑海中一瞬间乍合的文字来表现,所以在诗作风格的呈现上,不仅气势澎湃,而且疏宕奔放,浑然天成;杜甫作诗则字字推敲,务要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后,确定腹笥中再也没有任何一字一句能用的更好,方才罢休。杜甫未必不能凭当下一念的灵感来写诗,但杜甫必然觉得只凭灵感的创作太过粗糙,甚至就他创作的经验及理念来说,唯有不断的精炼才能有最佳的表现;李白也未必不能在直觉式的灵感之后再行推敲,只是更多时候,李白发现自己最初一念闪过的文字,就已经是他情感意念的最佳展现了,就算略有瑕疵,为了心中最佳意念情境的展现,也必然不愿为了文字的末流枝节而稍作修葺。因此,历来文人所批评李白诗作的缺点,包括重复雷同诗句、意念相类、偶出炼字对仗的不工整、收尾常有败笔等缺点,变成是李白高明诗作的副产品,如果我们拿这种副产品来批评李白不及杜甫,那就如同以创作的时间差来批评杜甫不及李白是一样的道理。这种基于创作态度所影响的风格差异,是因为实行具体创作理念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就各自的创作理念来看,他们都同样已经到达自己心目中创作方式的化境,而且有贯彻其创作意念的实质作品成就,从这一点看来,两人又是不分高下。

    因此,在评断李杜的四派里,韩愈为首所主张的不分轩轾虽然最为笼统,但就思想性及艺术性来看,我们确实可以清楚的看出两人独领风骚下并驾齐驱的诗名。但两人在诗作上面的成就并不因为有所比较而稍减其光芒,反而让我们更深刻的体会两人的生命与灵魂!尽管因为创作理念的不同,让历来的文人各有所崇、各喜所爱,但我们都可以肯定,李白与杜甫,永远都会是闪耀在中国诗坛的两颗星。

    试图评断李白高下的过程无疑是痛苦的,因为要顾及比较的普遍客观性,又必须在文学批评的主观架构里,力求不受争议的切入角度。最初,遥光还试图以姚鼐「古文辞类纂」评判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加以评析,可惜无论怎么解析,都还是会涉及有争议性的主观评断,因此,遥光最后选择了以最普遍的「思想性」及「艺术性」来做比较,这样的方式虽然仿佛涵括的范围够普遍广泛,但却也难免失之于疏陋,以是,若有博学能以更精密的方式作更好的解析,遥光却之不恭!也恳切的欢迎博学来函,无论是赞同与否,都请不吝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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