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诗教也------电视系列讲座讲稿 - 诗词 - 中国古代文学 - 北大中文论坛 ...

昵称191190 201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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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敦厚诗教也------电视系列讲座讲稿

诸位网友：
   以下是我在数字电视北广传媒考试在线频道所作的诗教系列讲座。07年11月12日起开始播出，每天一讲，下午4点首播，当夜12点和次日早8点重播。我本人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充其量诗词爱好者而已，所讲一定存在很多错误，所以今后我每天跟一帖，发次日将播的内容，诚恳希望得到诸位网友的批评指正。
                        风起云扬再拜致谢！ 07.11.11.
（附）目录：
源远流长话诗教------谈诗教的历史变迁
于今香火遍瀛洲------韩愈和他的迁谪诗
朱弦一拂遗音在------读柳宗元的诗
闻郎江上唱歌声------刘禹锡和竹枝词
回首苍梧云正愁------谈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忧端澒洞不可掇------谈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可怜白骨攒孤冢------我看杜甫的“三吏”、“三别”
白日放歌须纵酒------简述杜诗艺术成就兼谈律诗的平仄规律
不觉立听无限时------简介律诗的拗救和对仗
兼济志在讽谕诗------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
仙人衣裳弃刀尺------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曾经沧海难为水------关于元稹的爱情诗
长与东风约今日------苏轼和他的妻子王弗
眼波才动被人猜------谈李清照词中的爱情
怎一个愁字了得------李清照的后半生及诗词
花自飘零水自流------谈李清照爱情词的语言艺术
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中的爱情故事
羯鼓霓裳一缕痕------《长恨歌》背后的爱情故事
男儿到死心如铁------感受辛弃疾词中的爱国情怀
望中烽火扬州路------关于辛词的用典
我见青山多妩媚------谈辛词中的妩媚语、闲适语
春在溪头荠菜花------读辛弃疾农家词并简介几个小令的词谱
满城春色宫墙柳------谈陆游爱情悲剧的特殊性
此身合是诗人未------谈陆游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
亘古男儿一放翁------怎样理解陆游的颓放
垂成穑事苦艰难------读范成大的农事田园诗
提携汉节同生死------谈范成大的“使金七十二绝句”
中有忧时致主心------谈杨万里和他的“诚斋体”
篙师偏不信船流------说说杨万里的性格缺陷
从公已觉十年迟------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友情
与君世世为兄弟------苏轼苏辙的手足之情
嫁得才人胜帝王------苏轼与他的妻和妾
也无风雨也无晴------谈苏东坡的幽默和旷达
一掊黄土二峰山------以朋友之情漫谈人格的发展进程

                                    源远流长话诗教
      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总题目是“诗教”，那么，我们就从诗教的历史变迁讲起，把它放到大的历史坐标当中去。
   “诗教”，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经解》，《礼记•经解》是汉代人作的。其中有一段假托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我们可以查到的“诗教”这个概念最早的出处。它原来的意思，是以《诗经》为教材进行教育。《诗经》本名就是一个字：《诗》，到了汉代，把《诗》奉为经典，才有了《诗经》这个名字。周王朝采集编纂《诗》，其中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统治阶层要用它来教育自己的子弟。以《诗》为教不是孔子以后才有，应该是从一开始采集编纂《诗》，就同时在进行的，虽然未必那么自觉。那时的《诗》教的对象，是贵族子弟。那么《诗》教的结果怎样呢？就是使他们“温柔敦厚”，这里的“温柔敦厚”，是指当时上层社会人们应有的性格修养，是他们互相之间的相对形象和态度。孔子之前的《诗》教，使得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大夫之间，赋诗达意，不违礼节，婉转地陈述自己的愿望、要求、观点等等。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 。具体情况在《左传》中有很多记载。例如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在秦国避难，出席秦穆公的宴请，“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河水”为逸诗，现在诗经里连名字也没存，顾名思义，可能是河水归于大海，这里以河喻己，以海喻秦，感念秦相助的恩德；“六月”为小雅里的诗，说的是尹吉甫率兵抵抗异族入侵，凯旋归来，接受周天子赏赐，设家宴欢庆，秦穆公赋“六月”是表示对重耳的赏识。在此之前，还有一段小故事：秦穆公把女儿怀嬴许配给重耳为姬妾，有一次怀嬴伺候重耳洗手，洗完了重耳挥手甩干（插一句，那时候洗完手是不擦的，只有祭祀时代表受祭人的男巫，叫作尸的，尸体的尸，洗完才擦手），水珠就甩到怀嬴身上了，怀嬴很生气，说秦晋两国是平等的国家，你怎么能这样轻贱我！吓得重耳赶紧脱去上衣，自己把自己囚禁起来。你看现在宴会上，重耳唱段“河水”，穆公唱段“六月”（当然，都未必是亲自唱，可能类似现在的点歌，让乐工歌妓们演唱），如此对答，非常含蓄得体，又相当贴切诚挚，矛盾化为乌有，本来这个事就是可大可小的吗。而且穆公唱完“六月”，重耳的随从赵衰马上让重耳拜谢穆公，说“您提出辅佐周天子的使命要重耳承担，怎能不拜谢！”后来秦穆公果然派兵送重耳回到晋国作了国君，就是晋文公，历史上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你看，《诗》成了外交的技巧、艺术。可见当时的《诗》教有多么重要。
      我再强调一遍，当时的《诗》教对象，仅只是王公贵族；但又不可否认，这至少在一小部分人中，形成了较健全的人格。
      孔夫子的贡献在于，他把仅限于王公贵族的《诗》教，普及到了平民。在孔子之前，教育是由官方垄断的，周王朝和各诸侯国都设教育机构，周天子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宫”。当然只招收贵族子弟。孔子“设教闾里”，“闾里”就是现在所说的胡同、里巷，私人办学，“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不分贵族还是平民，一样地给予教育。他自己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修”，十条干肉捆成一束，朱熹解释说“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修，其至薄者。”可见，来学习的绝大多数应该是平民子弟，《史记》记载孔子一生教过的弟子有三千人。孔子教他们什么呢？又记载说传授六艺，也就是六种经典：《诗》、《书》、《易》、《礼》、《乐》、《春秋》。《诗》占头一位。清代经学家段玉裁说，《易》和《春秋》，周人不常学习。朱自清先生进一步说《诗》几乎是唯一常用的文字教材，而且必须学以致用。《论语﹒子路》中有这么几句：“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读了诗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不能完成；派他出使四方各国，也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我们逆向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教给你诗三百篇，目的就是要让你有能力去完成政治任务，有能力去出使应对四方。这说明孔子的《诗》教非常注重《诗》在当时的实际用途。
      而关于《诗》的总体作用，孔子用“兴、观、群、怨”四个字来概括，在《论语•阳货》中有：“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亲，远之事君。多识于乌兽草木之名。”就是认为诗具有鼓舞人心、观察世情、团结同道、抒解怨愤的作用，通过道德教化，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这说明孔子把《诗》教推进到了有意识进行的自觉期。我们可以说《诗》教从萌生到自觉，大约600年。
      孔子以后，《诗》教大兴，当时以《诗》为教的，主要是儒家。后来百家著述中，《荀子》引《诗》最多，开汉代《诗》教的先河。
在汉之前，我们的民族文化曾遭受过一次酷劫，那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秦王朝的首都咸阳刨个大坑，把四百六十多个儒生推到里头活埋了。焚书呢，就是除了医药、种树等类之外，把其他的书全都一把火烧光，“诗三百”当然也就一篇不剩。焚书坑儒两年以后，秦始皇死，再过四年，秦王朝就完了。可是能背“诗三百”的学者，到汉初还没死绝，正是通过他们的讽诵（背诵、记录），《诗》才又得以流传。起先，讲《诗》进行《诗》教的有齐、鲁、韩三家，到汉武帝时这三家都立了学官，进行官方的《诗》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诗》开始称《诗经》。后来又出现了赵的毛亨毛苌讲《诗》，未立学官，等于说有点象孔子一样，私人办学，进行民间的《诗》教。到了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注，学毛诗的人越来越多，其他三家诗逐渐消亡，只剩毛诗流行，传到现在。
      赋诗明志，引诗见志，到汉代在贵族社会生活中仍然极普遍，这我们从曹操的《短歌行》中直接引用《诗经》成句就可以看出：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这里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就是《诗经》成句，其实是首情歌，“你那青青的衣领啊，老挂在我心里”，这里却是说求贤不得，所以反复沉吟；后引《小雅•鹿鸣》，其实说的是终于把贤人请来啦，好好招待，给他高待遇。
      我们前面说过，周的《诗》教对象仅只是贵族，孔子和汉儒的《诗》教普及到了平民，无疑这是一种进步，可也没有普及到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孔子鄙视体力劳动是人所共知的。但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上层统治者的好恶，也必然影响到社会的底层。《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  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日：“胡为乎泥中？” 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从这两个婢女对话还有曹操的《短歌行》引诗经，我们看出他们都是断章取义，不管所引的诗或诗句原意是什么。古人引《诗经》常常是这样，这在现代汉语中还有痕迹：“逃之夭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等等。再一点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孔子还是汉儒，他们解释《诗经》，尤其是解释其中的“国风”，往往是牵强附会，明明是热恋中青年男女互相唱答的情歌，偏偏硬说成什么贤王能臣、后妃之德等等。例如：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序》
      今天，一般读者只要去领会其中浓郁鲜活的生活气息，体会抒情主人公的情感波澜就可以了，那些不着边际的解读，聊备一说，知道曾经有人如此可笑地解释过，不知道也没关系。当然专门研究者还可以去争论，比如最近出来一说，《关雎》就是写后妃的，因为琴瑟钟鼓，尤其是那个钟，不是普通老百姓家里能有的。他们争他们的，等到争出一个明确的公认的结果来，我们一般读者采用也就是了。我们只要知道当时的《诗》教，核心目的是教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正因为有着这样现实的功利要求，所以才不惜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但从总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其积极进步的一面，还是占主导地位。时间从战国到两汉，我们可以称之为先儒的狭义“诗”教期，大约700年。
      魏晋南北朝以后我国文化思想迅速多元化发展，单从文学创作来说，越来越繁荣，并且开始有了专门的文学评论，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等。它们与前代关于《诗经》的论述相比，有了极大变化，不再象前儒那样一味牵强附会地阐述儒家教义，而注重展现诗歌及诗人的艺术成就，揭示有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诗》教”开始成为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泛的“诗教”。
      而诗教内容中大量加入在形式和声调方面如何要求，应该是在唐代把诗赋列入科举考试之后。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风格各异长短不一的诗歌很难判别优劣，所以就限定应试诗的句数字数、平仄格式和和修辞准则等等，并将其命名为“律诗”。那么就有理由推断，从律诗成为科举考试中的一项开始，有关的指导就必然一致而且推广开来，这样考生们才有章可循，考官也才有具体的评分标准。好象现在试卷ABCD选项一样，计算机一扫就判了，很客观。唐代开始，直到清末，科考都要考格律诗，就是因为这种形式有客观标准，当然这种形式也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字功力和才华。这样反过来又极大地刺激了格律诗的普及发展，教格律，成为诗教新的重要方面，甚至渗透到了对儿童的启蒙教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对课”，就是教对对子，这是教写格律诗的第一步。从八世纪以后的一千两百年中，读书人个个学格律写格律，直接目的就是应付考试。可是科举废除了，格律诗词却仍在知识分子当中风行，直到今天还有着很广的读者作者群体，这说明它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同是为科举服务的“八股文”却早已销声匿迹，这样的对比，很是耐人寻味。这里顺便说到，今后课程，所举例证多为格律诗词，而且要讲授诗词的写作。
      唐宋以来的诗人词家往往在其创作之余发些有关的议论，最早的可能是白居易的《致元九书》，从北宋欧阳修作《六一诗话》之后，《诗话》、《词话》绵延不绝，直到梁启超、王国维。其中除了艺术性探讨之外，也有不少出于社会文化关怀的论述，对儒家早期狭义的《诗》教思想作了补充、完善，这可以说是后儒们的广义诗教期，其时间长达1700年。
      这1700年的后儒广义诗教，情况当然很复杂，有塑造民族灵魂、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促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步作用方面，而且在大部分时间占主导地位；但在维持旧秩序、阻止改良反对革命方面，儒家诗教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尤其在封建社会末期，有它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面。这一点也应该认清并分析。
      “五四”以后一段时间，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诗教中的儒学观受到清剿。但诗教在继续，只是内容更新了，可以说是力图摆脱儒学糟粕的新诗教时期。白话诗出现，但旧体诗仍然在知识分子中流行。诗教呈现多元化，有了西方哲学思想的的渗入，但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不但没有断绝，甚至在培育新一代精英中，与西方思想奇妙地共同发挥作用。鲁迅、胡适、柳亚子、郭沫若、郁达夫等思想、文化的先锋，徐志摩、艾青、臧克家等一批优秀的新诗人，个个精通诗道，并且以诗教人，担承了在此激变时期以诗来“兴、观、群、怨”的历史责任，这30年的多元化新诗教，影响之大，不逊儒家诗教前人。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情况特殊，新诗一统天下，旧体诗除鲁迅、毛泽东的作品以外，公开发表的极少。教材中虽有旧体诗，但除大学文科外不再教格律，甚至大学也基本不教。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教被弱化了。可就在这同时，毛泽东诗词却逐渐大放异彩，似乎成为新时代的“诗经”，随处引用，简直有点象先秦两汉的“赋诗明志”，而且普及程度绝对远远超过于那时的局限，工农兵学商社会各阶层无所不及。从建国至八十年代初的三十年，是可以说毛泽东诗教时期，极具政治强化特点，毛泽东诗词的革命精神和豪迈境界，影响了中国至少三代人，其效果的显著和深刻，历史上没有一位任何领袖或诗人能与之相比。最典型的例证是“四五”运动，几百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朗读数以万计的无名作者的诗，如此壮观，只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而95％以上是旧体诗词，词又几乎全部用的是毛泽东所用过的词牌填写，从中可见毛泽东诗教效果之一斑。其中的多数，不合格律，仅押韵而已，当时的作者读者多不知格律为何物。
这前后60年的新诗教和毛泽东诗教，最大的特点，是把“诗言志”发挥到了极至，甚至有些过分，表现到诗歌创作呢，则是思想内容极度张扬而艺术形式游移不定，旧体弃置可又恋恋不舍，新体迟迟没有定型。
      进入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专家、学者、词客、诗人，或者奔走呼号，或者躬身厉行，从事当代诗教，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而且他们孜孜以求的，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目标极为明确，那就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里有一点我们必须提及，在科学使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现代声象网络技术，为我们的诗教提供了前人无法想象的条件和手段。孔夫子能想象在电化教室用大屏幕投影讲《诗经》吗？白居易能想象把他的《长恨歌》配上朗诵音乐舞蹈放到电视屏幕进入千家万户吗？即使是毛泽东，能想象现在有上千个网站网页粘贴着他的诗词吗？单说网站，目前至少几十个在教授格律，甚至有这样的网站和软件，输进你写的诗词，电脑立刻告诉你哪里出律了。可以说，无论主观、客观，当代诗教都有着前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不取得比前人更高的成就，简直是无天理。当今兴起的诗教，正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安定繁荣的产物，反过来又在促进这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更趋活跃。当代诗教，与中华民族又一次伟大的崛起复兴正呼应，与一个空前盛世即将来临的步伐正合拍，必将铸就无愧古人超迈前代的辉煌！
                                             07.01.25.

[ 本帖最后由风起云扬于 2007-12-21 16: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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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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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7-11-12 10:22 只看该作者

                于今香火遍瀛洲------韩愈和他的迁谪诗
      这节课，我们从一代文学宗师韩愈一首著名的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讲起。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一封朝奏九重天”，指的是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派人从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法门寺迎取佛骨到皇宫供奉，顿时引起轰动，“老少奔波，弃其业次”，百姓放弃了正常的生业，有的倾家荡产跑到凤翔，跪地拜迎，甚至有人砍断胳臂，或者在头顶上烧香。对皇帝这样一个造成社会混乱的决定，当时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惟有刑部侍郎韩愈挺身而出，上了一道《论佛骨表》。这篇奏章，写得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先说上古和商周之际，贤王圣君年皆百岁，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然而中国未有佛”，“非因事佛而致然也”；然后对比，汉以后佛法传入，可是汉明帝在位，才十八年，此后更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只有一个“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唐宪宗一看，你这不是咒我吗？勃然大怒，要定韩愈死罪，多亏宰相裴度、大臣崔群等官员求情，总算免掉死罪，但要贬他到离京师七千六百多里外的广东潮州，当时那里一片蛮荒，瘴气瘟疫流行，是少有生还希望的地方，这就是“夕贬潮州路八千”。为了替皇帝除掉劳民伤财的荒唐事，“欲为圣明除弊事”，这个皇帝再糊涂昏庸，当朝的大臣也得说他圣明，表中就有“圣明”“神圣英武”， “肯将衰朽惜残年”，怎肯爱惜我衰朽的残年，这个时候韩愈52岁了。韩愈一生坚守儒家正统，反对佞佛，尤其反对以朝廷政令推广佛教，而这次更是为了防止社会混乱，让百姓能安居乐业，他才冒死上疏，所以他对非罪远谪虽然愤慨，但丝毫无悔。当他走到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侄孙韩湘赶来同行，为了一路护持他南行。“雪拥蓝关马不前”，看来当时的山陕高原大雪封山。“马不前”，出自古乐府“驱马涉阴山，山高马不前”，立马蓝关，漫天大雪，韩愈此时既有坚信自己没有错，老而弥坚，刚直不屈的气概，又有为付出惨痛代价的悲愤。“云横秦岭家何在”，秦岭指钟南山，回看秦岭，漠漠云横，家在哪里，已经看不见了。唐代政令，贬诏一下，即刻就得登程，不允许告别家眷，家眷随后遣逐出京。韩愈最担心的是小女儿，只有12岁，体弱多病，能经得起恶吏惊吓和旅途劳顿吗？果然，这个孩子离开长安不久，就死在陕西商县的层峰驿，临死父女都不可能见上一面。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后来韩愈在一篇哭女之作中写道：“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云横雪拥，境界雄阔，大气磅礴，但它背后竟是如此悲惨的故事。尾联“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沉痛而稳重，《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老臣蹇叔哭师时有：“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之语，韩愈活用典故，向侄孙从容交代后事，吐露了凄楚难言的激愤。此诗与《论佛骨表》，一诗一文，可称双璧，集中表现了韩愈忧国爱民的思想和感情。
      韩愈正月十四启程，至三月二十五到达潮州，共71天，我们算得出来，平均一天要走100多里，（这在唐代是有制度的，天宝年间规定的贬官日行三百里，《资治通鉴》说自"流贬者多不全矣"，后来放宽了。）如此漫长的迁谪行程,对于古代一个52岁的老人来讲,实在过于沉重和残酷，可是韩愈仍然用诗篇记录抒写了一路上的见闻和感情波澜。行至商洛县东武关，适逢吐蕃囚犯流配南方，诗人吟道：
            嗟尔戎人莫惨然，湖南地近保生全。
            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
      这里固然有他身不如囚之感，又何尝不是宽慰那些囚徒呢？过泷水,诗人从泷吏之口知道了潮州的险恶:
            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
            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
            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
      他还没到潮州，就已经开始了解那里百姓的疾苦。果然韩愈一到任，着手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驱逐长期危害潮州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恶溪中的鳄鱼。此事，不但有韩愈的一篇《祭鳄鱼文》传世，收入《古文观止》，而且在新旧唐书都有记载，可是我们读起来，有点象神话：
      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鳄鱼有知，其听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刺史则选材技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
      一篇《祭鳄鱼文》当然不可能驱除鳄患，我猜想，还应该有具体措施，只不过史书没记载。我们看到的是，韩愈蒙贬谪之冤，怀丧女之痛，经八千里奔波，于此身心俱惫之时，刚一上任便着手治理民生所系的大事，其积极用事、不惧邪恶的精神，其忘怀个人忧戚得失、以解除百姓疾苦为己任的为官风范，让潮州人民深深记取。从此，民众改“恶溪”为“韩江”。韩祠正堂东侧石柱上，镌刻着清代道光年间潮州知府觉罗禄昌写的一副对联：
            辟佛累千言，雪拥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可见潮州人对韩愈驱鳄的感激。
      韩愈在潮州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兴办学校。韩愈本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和儒学大师，他自己也曾做过朝廷管理教育的国子博士，深知教育的重要，努力改变当地文教落后的情况，写下了《潮州请置乡校牒（官方文书）》，并慧眼识人，任命“潮州唐宋八贤之一”的赵德为海阳县尉，主持州学，陶范潮风。他还“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潮州请置乡校牒》）。此后，潮州文化事业得以迅速发展，好学崇文的风气日盛。更为重要的是，韩愈以自己的文化魅力和捐俸兴学的义举，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治潮者。历任州郡长官，无不以韩愈为师，以兴学为首务，使得潮州英才辈出，赢得“海滨邹鲁”的美誉（孔子为鲁人，孟子为邹人，故称文教鼎盛的地方为邹鲁），现在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韩愈在潮仅仅七个月，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十月二十四日量移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却影响了千余年。贬潮，对韩愈而言或许是不幸，但对潮州百姓而言则是大幸。一千年过去了，这位文化巨人在潮州留下的印痕依然清晰深刻，有诗句说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像韩江、韩山，韩祠橡木、昌黎旧治、昌黎小学等等，仅有的一所大学叫韩山师范学院，一处处都在述说着潮人从古到今对韩愈的敬仰。宋时就建在韩江东岸笔架山麓的韩文公祠，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韩愈祠。正殿柱上是清代道光年间惠州知府杨希铨所撰的对联：
            原道开理学渊源，吏部文章，长昭日月；
            辟佛作中流砥柱，孤臣羁旅，独占江山。
      还有一幅流传更广的对联，可惜撰者佚名。：
            天意起斯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
            人心归正道，只须八个月，至今百世师之。
      在潮州的历史上，曾经来过南宋的小皇帝，也来过数不清的达官贵人，但他们都是匆匆过客，并没有给潮州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唯有韩愈如此深入人心，影响历时愈久愈明显呢？原因应该在于现已看不到的一幅对联里，据说曾悬在祭鳄亭：
            不为一已求安乐；
            唯望众生解倒悬。
      韩愈的这种唯望众生解倒悬的爱民思想是一贯的。他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他“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十二岁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对民间疾苦深有体会。少年韩愈随其兄读书，孔孟的“仁政”“民本”思想，和儒家“经世致用”、“解民倒悬”的理念，在他的心中早早地就扎下了根，而且坚持一生，当代学者冯友兰认为“韩愈实可谓为宋明新儒家之先河”。
      韩愈真正作官很晚，25岁中进士，但在唐代，这只是具备了入选官员的资格，还必须经过吏部的博学鸿辞科考试，才能授以官职，他三次考试都没通过，直到36岁才担任了八品职衔的监察御史。可是，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因为这年关中大旱，闹饥荒，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长官京兆尹李实，却为了讨好唐德宗，一味压下谄上，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天灾加人祸，人民生活困苦万状。韩愈向德宗上疏《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说明事实真相，请求朝庭减免赋税。可是，德宗皇帝听信他的宠臣李实的谗言，嫌他直言多事，贬到连州任阳山县令（在今广东西北），这是韩愈受到的第一次政治挫折。两年后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
      在去江陵的路上，韩愈作有这样两首诗，一首是七言绝句《湘中》：
            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
            蘋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
      自从汉代贾谊被贬长沙写了《吊屈原赋》之后，凭借吊祭屈原来寄托失意之感，就成了迁谪诗中常见的手法。韩愈此诗别具匠心，不写凭吊，反倒写无处祭奠；典故也不直接用，象末句“渔父”几乎看不出在用典。全诗以神秘空灵的意境烘托心头的迷惘惆怅，这就更深刻地表现了世无知音的寂寞和悲凉。前两句如按通常章法，应首先点出汨罗江名，然后形容江上景色，“自古流传是汨罗，猿愁鱼踊水翻波”，但这样语意虽然顺畅，却平淡无奇，流于一般写景。现在诗人运用倒装句法，突出了江景：山猿愁啼，江鱼腾踊，湘波翻滚，一派神秘愁惨，正好是诗人心境的写照。“蘋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诗人来到汨罗江本是为凭吊屈原，一泄心中的郁闷，然而就是在这里也得不到感情上的慰藉，江边到处飘浮着绿蘋和水藻，屈原投江的遗迹荡然无存；当初贾谊还能投书一哭，今日却连祭奠的地方都无从找寻，唯有江上的渔父舷歌依然，遥遥可闻。这是活用楚辞中关于“渔父”的典故，含蓄地抒发了那种无端遭贬的悲愤心情。空灵的意境和深长的韵味之中，寓有凄楚哀切之情和激昂跌宕之势，把探怪求新的特点和传统的表现手法成功地揉为一体，体现了韩愈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和深厚造诣。
      另外一首《赴江陵途中寄赠》是长篇五言古体，可是按近体押韵，洋洋洒洒一百四十句，一韵到底。我们节选两段，一段写到前年关中大旱时灾民的惨状：
            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
            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
            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
            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嚘。
            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
      韩愈上德宗的奏折《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可以和诗对照：
      “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实，坼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
      另一段，是述说遭贬上路时的情形，从中我们也可以想见韩愈贬潮州时也是这样上路的：
            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
            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
            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
            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
            黾俛不回顾，行行诣连州。
            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
      明代蒋之翘说：“此诗详切恳恻，其述饥荒离别二段，亦仿佛工部”；
      清代朱彝尊评这首诗：“近《北征》，其笔力驰骋，亦不相上下”；
      民国程学恂说：“直从《九歌》《九辩》来”。
      为什么说“直从《九歌》《九辩》来”？就是因为韩愈的道德文章，直接继承了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这样一种视民如伤的情怀和追求理想坚守道义的情操。
                                                                  0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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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7-11-13 09:38 只看该作者

               朱弦一拂遗音在------读柳宗元的诗
   上节课，我们讲了韩愈。提到韩愈，就不能不讲柳宗元，因为这两个人共同倡导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在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永贞革新时，韩愈不在朝中，正被贬连州阳山，没有反对革新的行动，不是保守派，只是在《永贞行》等诗文中把领导这场革新的王叔文、王伾等斥为小人，对革新派纷纷迅速升官，踢开元臣故老一意孤行，表示强烈不满。韩愈与永贞革新的干将刘禹锡和柳宗元，私交很好，韩愈诗中有“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最能说明韩柳的不同政见丝毫没影响他们朋友关系的，是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对柳宗元的业绩、人品、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中记述并议论柳宗元欲以柳州调换刘禹锡的贬所播州一段非常感人，以后我们会讲到，另外记载了柳宗元在柳州的一项政绩，正说明他们勤政亲民思想完全一致：
      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
      这实际上，是柳宗元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局部地部分地实施着“永贞革新”。可惜，柳州刺使任上只做了四年，柳宗元就去世了，年仅47岁。
      柳宗元的祖先，在北魏时就是朝廷大员，入唐后，仅高宗一朝，柳氏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多达22人，但这个家族在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争斗中，屡遭挫折，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他的曾祖、祖父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他的父柳镇，官秩一直很低。安史之乱中，柳镇携着一家逃亡到吴地，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出生于“安史之乱”后，他的幼年在贫困艰难中度过。到他九岁时，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使柳宗元从少年时代就亲尝战乱之苦，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所了解，对社会底层现实有所认识，这对他以后在思想和文学两方面的建树，当然起着深远的作用。
      贞元九年（793）春，柳宗元考中进土，同时中进土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韩愈比他们早一年中进土，十年后，贞元十九年（803），这三个人同为监察御史（柳宗元官名监察御史里行），这一年柳宗元31岁，刘禹锡32岁，韩愈36岁。他们都是孔孟的忠实信徒，“民本”思想同样地根深蒂固。而“民本”与“皇权”及大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是冲突的，尽管从本质上讲“民本”思想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但在几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当中，坚持“民本”思想，要去“解民倒悬”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悲剧角色。韩愈因为《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两年后，刘柳二人因积极参与永贞革新也同时被贬，刘禹锡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柳宗元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
      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当时人烟稀少，一片荒凉。和柳宗元同去的，有他67岁的老母，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人世。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严重损害了柳宗元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是并没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一封信中说：“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这是不是很象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
      柳宗元在永州的文学作品，大家所熟知的是他的游记、传记和寓言散文，例如《小石潭记》、《捕蛇者说》和《黔之驴》等等。柳宗元存诗140余首，在名家辈出的唐代诗坛，是较少的一个，但其传世之作的比率，大家中名列前茅。作为诗人，柳宗元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论诗：“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陶渊明并列。
      我们选读三首，体会一下这种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
      先看他的《笼鹰词》：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
            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冈。
            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
            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
            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
            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
            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初到永州，柳宗元就写了这一首托物言志的诗，以笼鹰自喻，抒发了当年参加政治革新时的豪情，以及失败后遭到迫害摧残的悲愤，渴望有朝一日能实现其宏伟抱负。
      前四联写鹰击长空，叱咤风云的雄姿。“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一剪”、“一攫”，所向披靡。“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回顾时激昂”，就象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突出了苍鹰的刚劲凶猛气宇轩昂。这里的“荆枣”、“狐兔”自然蕴含政治寓意，指环境的复杂和对手的狡猾。柳宗元少年得志，位居显要，“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年少气锐，不识几徵，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客书》），“永贞”之际，柳宗元怀着济世救民的志向奋力革新的那种气概，正象这只矫健的苍鹰。可是形势陡变，苍鹰突遭厄运，以“炎风溽暑忽然至”，比喻政局突变，以“羽翼脱落自摧藏”比喻自身受到的迫害。“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小人当道，处境险恶。结尾两句“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充分展示了柳宗元的期望和自信。
      金代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有论诗七绝30首，评柳诗的绝句是：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谢客”指谢灵运。元好问借谢灵运的风容，准确指出了柳宗元诗歌感情深沉，弦外有音的特点。
      我们再看他弦外有音的一首七绝，《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
      这首诗写于永州还是柳州，前人有不同意见，我们不论，只看它的意境。作者称曹侍御为“骚人”，这位“骚人”本可以乘着“木兰舟”泛游“碧玉流”，悠哉游哉，怡情悦性，如今却远远地停住，遥望怀念起被贬谪的友人来，“遥驻”而不能过访，只有以诗代柬，表达无限深情。而这位被贬谪的友人呢，想要采一朵苹花赠给“骚人”，可是连这点自由都没有。“春风无限潇湘意”，可能既有迁谪之意，也有怀友之意；既有曹侍御怀念柳宗元之意，也有柳宗元怀念曹侍御之意；但又迷离朦胧，也可能更是另外一种意思。这正是“神韵”派诗人所追求的意境。清沈德潜《唐诗别裁》说：“欲采苹花相赠，尚牵制不能自由，何以为情乎？言外有欲以忠心献之于君而未由意”，当代学者霍松林认为，它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言外之意“可以有不同看法。但结合作者被贬谪的原因、经过和被贬以后继续遭受诽谤、打击，动辄得咎的处境，它有言外之意，则是不成问题的。” 这言外之意是什么，任凭读者去想象。这更是清代王渔洋所谓“神韵”的最高境界。
      而柳诗中最具“神韵”的一首，无疑是千古流传脍炙人口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是一首押入声韵的五言古绝。诗的题目是“江雪”，全诗最后两字结于“江雪”，本身就很奇怪。江，当然不会被雪覆盖，雪下到江里，会化成水，这是常识；那么是不是说江上飘着雪花呢？我们读全诗，毫无雪花飘飞的词语，反倒恰恰是大雪覆盖的意思：为什么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正是因为“千山”、“万径”都覆盖着厚厚的雪，才使得“鸟飞绝”、“人踪灭”。诗人把“江”和“雪”这两个形象紧紧联系到一起，似乎连不存雪的地方都盖满了雪，这就正象沈德潜所评“清峭已绝”，明代顾璘则说这是“绝唱，雪景如在目前”，虽不明写雪飘，但是读者会感到“千山”、“万径”、“孤舟”、“寒江”一律被一片纷纷扬扬苍苍茫茫的大雪所笼罩，水与山一色，江与天一色，一派浑蒙。在这样寥廓空旷浩瀚无垠的背景之前，却是似乎很渺小的一“舟”一“翁”，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按这四句的诗意画一幅画，“孤舟蓑笠翁”，占不到画面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小，然而，这正是国画大写意的特点，也正是这首诗的“神韵”所在。
      在这样严寒冷峻万籁俱寂的环境里，老渔翁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钓鱼，我行我素，处之泰然，他的形体虽然孤独渺小，但是其气度，其风骨，凛然不可侵犯。这样一个被幻化被美化了的渔翁形象，正寄托了柳宗元政治改革失败后虽然处境孤独，但是顽强不屈、凛然无畏、兀傲独立、清竣高洁的人格精神。
比柳宗元晚一些的郑谷，曾有七言绝句《雪中偶题》：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
            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
      这也是写江雪中的渔翁，但我们看不出作者的意识和个性，所以苏轼评说是“村学中语”，而对柳宗元《江雪》末尾两句，苏轼高度赞扬：“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已”。这里所谓的“人性”，指诗人的个性情感，诗人的主观意识。“人性有隔也哉?”是反问句，“人性难道还有隔吗？”，答案当然是“无隔”，也就是说柳宗元把自己的个性情感主观意识完全融进了他的诗，融进了这个在漫天大雪孤舟寒江中淡然独钓的渔翁。我们知道，即使是游记和山水散文，柳宗元也不在景物描写之外另作议论抒情，而是把思想情感融汇在山水美的艺术境界中，但这些境界不是自然美，而是作者的审美心理创造出来的艺术美。具体到《江雪》所描绘的境界，在自然界找不到，它只存在于柳宗元的想象，存在于古往今来所有与之神交的心灵。
      与《江雪》约略同时，有大家熟知的张志和《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用古人评诗的语言，这叫做造境，选择的是春暖花开之际，透露的是“烟波钓叟”的怡然恬淡闲适自在。柳宗元与张志和不同，他是个力图建成理想社会的政治家，立足充满矛盾斗争的土壤，而又新遭惨痛的失败，所以，他遣境深冬严寒，达意绝非纵情山水，而是托景言志，塑造一种严正清苦遗世独立的精神。
      我们选读的柳宗元这三首诗，第一首是古体，第二首是近体，第三首是界于古体近体之间的古绝，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苏轼所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真是恰如其分，这是从总体来说，无论古体近体都体现了“贵乎枯淡”的艺术风格。但毕竟古近又有所不同，当代学人梁鉴江说：“柳宗元的古体诗和近体诗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古体工简幽丽，风格更接近谢灵运；近体疏爽摇曳，完全是盛唐继响。”这样具体细微的区别，我不再多分析，观众自可去玩味体会。我这里只请观众朋友细细体会，这首界于古体近体之间的古绝，是不是兼具了这两种不同的风格，既工简幽丽，又是盛唐继响？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是说他的辞赋作品，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我们说柳宗元继承屈原精神之处，不止在他的“九赋”和“十骚”，也在于他的全部诗文作品。他的散文，有很多直接描写人民的苦难，表达出一种高尚的人道情怀；他的诗歌，虽较少对民瘼的咏叹，更多侧重自我内心苦闷和意志的寄托，正因为其苦闷在于欲清明政治而不得，欲救民水火而无力，其意志在于不屈不挠的追求，身处绝逆之境也不改初衷，所以可以说与《离骚》一脉相承。
                                                                  07.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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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7-11-14 11:05 只看该作者

                     闻郎江上唱歌声------刘禹锡和竹枝词
      提起刘禹锡，很多人立刻会想到他的竹枝词，最有名的当然是：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种利用谐音、充满民歌风情的诗，身居高位的人写不出来，不去接近下层劳动人民，不去吸取民歌俚曲的养分，也写不出来。而象这样民歌色彩浓郁情绪健康活泼读来朗朗上口的乐府小章，刘禹锡留给我们几十首。其中有十一首竹枝词。我们再选两首：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从来诗中都是用花比喻女子，刘禹锡却借鉴民歌用花比喻男子，说男人的心意象花红易衰那样容易变，别开生面，另有一番风味。另外象“红花”、“花红”回文，也是民歌常用的手法，更特别的，象“郎”、“侬”这样的口语词汇引进诗中，在别的诗人那里绝少见到。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
            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猿的叫声很凄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可是真正让人愁断肠的，并不是由这个声音而来。很明显，原生态的民歌不会这样凝练集中，这样另含深意。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刘禹锡在学习民歌基础上的升华创造。
      以哪里的民歌为基础呢？就是现在的四川湖南一带，古时称巴楚，那里的巴人，就是现在土家等少数民族的先辈，人人会唱人人爱唱的有一种歌，边唱边舞，有领有和，这种歌舞我们现在看不到了。宋朝有个诗人，叫孙光宪，他所作的竹枝词中，有这么一首：
            门前春水(竹枝)白频花(女儿)，
            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
            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
            撒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
      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到巴人歌舞的影子。每句第四个字后衬以“竹枝”，每句句末衬以“女儿”。但是这两个衬词的确切意义，并不是现代汉语词义。有学者考证，这两个衬词只是代表唱竹枝时群相随和声音，但记的什么音已经不知道了。反正不是每唱一句都来个“小姑娘”。而且古代巴人歌舞肯定不叫竹枝词，叫什么无从知道了。竹枝词，是后来文人学习仿照巴人歌创作的一种新诗体的名字。竹枝词的得名，就缘于巴人歌第一个衬词。
      刘禹锡是不是第一个学习民歌创造出来文人竹枝词呢？倒也不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最权威的乐府诗总集，是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其中记载着最早的一首竹枝词：
            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
            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
      谁写的呢？中唐前期的诗人顾况，就是跟青年白居易开玩笑：“长安米贵，居亦不易”的那位。
      顾况之后，白居易写了四首竹枝词，是他48岁在任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时写的。我们先看其中的第一首和第四首：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
            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谙鸟一时啼。
            江畔何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
            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通州（今四川达州）司马指的是元稹。说明元稹也写过竹枝词。元稹留下的诗作近200首，可是其中没有竹枝词，他的竹枝词没流传。
      在刘禹锡之前，我们现在从文献记载能查到的竹枝词，只有顾况一首白居易四首共五首。
      刘禹锡的《竹枝词》有十一首，是他被贬在夔州（今四川奉节）时创作的。我们前边引的三首就在这十一首之中。
      我们从这十六首可以看出，正是因为竹枝词是直接学习模仿民歌而创作的，由此派生出三大特点：第一，地域特色非常鲜明；第二，百姓生活气息非常浓厚；第三，不象七绝那么格律严。这三大特点，后来的竹枝词，从唐宋到明清一直到现在，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而且越来越发扬光大。
      我们先说第三条不象七绝那么格律严，这个最容易看出来。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四句都是平起，明显不是绝句。他的十一首竹枝，除了“杨柳青青江水平”一首之外，其他十首如果按绝句要求，全都不合格律。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竹枝，人多作拗体”。可见，竹枝词的拗体特色，成为它与七绝诗体的重要区别之一。这种特色，给了它广泛流传发展的便利条件。由于格律较自由，束缚较少，作者易于掌握，有广大的写作队伍，而且最受老百姓的欢迎。据竹枝词研究家们估计，从唐至今，竹枝词的创作遍于全国各地，无论是通衢都市还是穷乡僻壤，甚至达于海外，作品至少有十几万首。
      前两条，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我们结合起来说。竹枝词从巴山蜀水三峡发源，这十六首中，“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都是那一带特有的地域风貌。而“山桃红花满上头”、“巴人夜唱竹枝后”，都是那一带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特别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唱的简直就是不分时代不分地域不分民族的青年男女的感情波澜，生活气息浓郁醇厚得令人陶醉。
      我们再看刘禹锡的一首竹枝词：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
      我们比较一下，“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很美，美在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而“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是另一种美，美就美在它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仙境，它明明白白就在我们的身边。山坡上是一层层桃花李花，山头白云缭绕处是冒着炊烟的人家，多么温馨，多么现实。“银钏金钗来负水”，女人们下山来背水，男人们呢？“长刀短笠去烧畬”，什么叫“烧畬”？播种前把田地里的荒草荆棘烧掉，这就是刀耕火种。除了刘禹锡的《竹枝词》之外，还有哪个诗人哪首诗歌把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少数民族巴人的劳动生活描绘得这么生动这么亲切？还有一点必须提到，这个“畬”字，现代汉语中有两个音，一个是shē，意思就是刚才那个烧畬，另一音yú，意思是开垦后两三年的田地。专家们论过，可以用“平水韵”来分析唐人作诗的用韵，我们在“平水韵”中一查，这个“畬”字只在上平六鱼，说明在诗韵中它的读音是yú，那么刘禹锡如果是按诗韵来写的这首《竹枝词》的话，就得这么读：“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yu）”，象话吗？这说明刘禹锡没按诗韵写，按的是当时当地老百姓的口语读音来写的这首《竹枝词》。我猜测，那个口语读音应该与“花”、“家”同韵。把老百姓的日常口语都写进诗里，生活气息能不浓吗？
      我们刚才说过，从唐至今，竹枝词的创作推广到了全国各地，诗人们都有意识地学习刘禹锡，大量运用口语、俚语和地方乡音，形成浓厚的乡土韵味和生活气息。
   比如这么一首老北京竹枝词：
            叫卖出奇声彻霄，街头客店任逍遥。
         “胡梳坠什捎家走，十个铜板拣样挑”。
   后两句就是小贩的叫卖词，“捎家走”，“拣样挑”，就是老北京、河北地区的土话。“叫卖出奇声彻霄”，老北京的小贩就是这么吆喝，只有这样出奇的高声，才能打进深宅大院，让那些住在紧里院的太太小姐们听见，打发丫头出来买他的东西。
      象这样抓住地方风物特点的竹枝词，我们再举一首晚清广州的：
            蕉叶青青蕉子黄，晓妆茉莉鬓边香。
            双趺如雪满街走，黑辫红绳未嫁娘。
      诗后有注：“粤俗，未嫁女虽二十余，皆辫，不梳头。” 趺，脚背。“双趺如雪满街走”，说明什么？那个时候广州的女孩是天足，北方内陆裹脚的陋习还在延续。
      象这样的竹枝词，根本用不着分析，只要一读，浓烈的生活气息就扑面而来，时代风貌跃然纸上。我们读一首当代作者写的《山村竹枝词》：
            柏油路入苇塘西，烟柳拂堤月影迷。
            如此星辰如此夜，阿哥教妹驾轻骑。
      还用分析吗？
      唐以后直至今天，中国诗坛的十几万首竹枝词，形成一道壮观靓丽的风景。作为艺术，它们扎根生存的土壤，自然是诗人们各自的时代和社会生活；而如果我们追根寻源，找它们传承的源头，能找到谁呢？顾况白居易吗？虽然他们的竹枝词更早一些，但不是后世竹枝词作者宗法的典范。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再看白居易的一首：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
            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
      就艺术水平来讲，当然很高，它的音律符合竹枝词的特点，“蛮儿巴女齐声唱”，也确实是当时三峡一带的风土人情，可是“愁杀江楼病使君”，这还是一个士大夫的愁啊，与一般七绝所表达的情感有什么区别呢？与蛮儿巴女们的喜怒哀乐有什么关系呢？文人味太浓，几乎没有了民歌的影子。而刘禹锡的十一首竹枝词，篇篇写的是当时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情感。“志土风而详习尚”，几乎是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民歌的优良传统，又完全剔尽了其中的粗鄙，代之以文人的精细和优雅，民歌色彩与文人诗的韵味水乳交融。
      为什么刘禹锡创作竹枝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首先他的创作目的很明确。他自己说：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
      目的就是留给人们传唱，这就是要以诗教化当地百姓。所以在民间流传很广，《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武陵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刘禹锡独特的经历和性格。这点，我们稍详细讲。
      刘禹锡几次被贬，前后共达23年。占满了他整个青壮年时期。
      刘禹锡第一次被贬，是宪宗皇帝上台，连年号还没来得及改，就把他爸爸（当了不到一年皇帝的顺宗）重用的搞永贞革新的一批官员全部降职赶到边远地区做州司馬，这是唐史中有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八司馬里面有两个大文学家，刘禹锡和柳宗元。刘禹锡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柳宗元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州司马是什么官？台湾《国语词典》解释：“唐朝每州置州司马一人，多以贬斥官员任之，徒具虚衔而无实际职掌。”州司马这个官很小，不到七品。他们一贬就是十年。刘禹锡在朗州十年写下近两百篇诗文。
      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学习民歌，作有《采菱行》五首：我们选两首看看：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鸾翔。
            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
            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
            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
      这是他刚刚开始学习模仿民歌进行创作，看得出没有前边引的《竹枝词》纯熟自然。刚才说了那是他被贬在夔州时创作的。贬夔州，是刘禹锡第三次被贬了。
      那么还有个第二次被贬是怎么回事？说起来很有意思。第一次不是贬了十年嘛，好容易调回长安了，可刘禹锡回来一看，朝中很多新提拔起来的都是他过去看不惯、合不来的家伙，心里挺别扭，于是和朋友跑去玄都观赏桃花，并且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嘲笑满朝新贵，你们这帮子啊，都是我离开长安以后提拔起来的！刘禹锡当时已经很有诗名了，这首诗很快在长安上层传开，那些新贵能高兴吗？就跟皇帝说坏话，宪宗皇帝本来就讨厌搞永贞革新的官员，这回更生气了，贬了你们十年，还不老实，都给我滚得更远点！刘禹锡，去播州！播州在哪儿？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这个时候刘禹锡已经44岁，更难的，是刘禹锡还有个老母亲，已经八十多了，跟着刘禹锡一起，恐怕走不到播州就得折腾死。后来，大臣裴度在唐宪宗面前替刘禹锡说情，宪宗总算答应把刘禹锡改派到广东连州任刺史。2月回来，3月就又轰走了，在长安满打满算一个月。
      刘禹锡到了连州，在任六年，继续借鉴民歌写诗，同样也是以诗教教化当地的百姓。连州土著有瑶族，刘禹锡就把瑶族的风俗人情写进自己的诗歌：
            蛮语钩輈音，蛮衣斑斓布。
            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
      留到今天，这些就成了非常珍贵的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的原始资料。
      连州原来文教不兴，刘禹锡就积极兴办学校。就在他的栽培下，连州出了当地第一个进士。因为刘禹锡那时名声已经很大，浙江位叫曹璩的士子，千里迢迢跑来拜访求学，留在连州苦读一年，返乡时，刘禹锡写诗送别，最后两句“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
赞扬连州的山峰景色太美了，画都画不出来。连州百姓很为此自豪，后来还专门建了座“画不如楼”。
      刘禹锡最末一次贬谪重回长安后，又去游玄都观，还写七言绝句，《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向着那些打击他的权贵们傲然宣布：“前度刘郎今又来”，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苏轼不到40岁就自称“老夫”，刘禹锡这时候57了，仍然自称“刘郎”，我们都知道苏轼豁达，现在看来，刘禹锡至少不比他差。就在这以后，他吟出了一首更为著名千古流传的佳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白居易评这首七律说：“神妙，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之。”
      唐代在中央政府做官的，个个怕贬官，一说迁谪，吓得要死，这一点不夸张，《旧唐书》记载，永贞时的宰相韦执谊害怕南谪，连岭南的地图都不敢看。诗仙李白，多狂傲，一旦流放夜郎，唱的却是“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也曾先后被贬谪的韩愈和白居易，一个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跟侄孙子交代后事了；一个更不象话，见着个原来也曾在长安住过的妓女就哭了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可是刘禹锡呢，他去欣赏去赞美山川风景，去参与去歌咏丰富多彩的各族百姓生活，真是难能可贵的豁达乐观。白居易称赞他是“诗豪”，恰如其分。甚至到了晚年，虽然是闲废多病，但他的诗句仍然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可以说，刘禹锡一直到老，都没有改变他的“诗豪”本色。
                                                            0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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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7-11-15 07:55 只看该作者

                  回首苍梧云正愁------谈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中国历代的诗人，成千上万，数不胜数，然而获得“诗圣”这一称号的唯唐朝杜甫一人。探讨一下杜甫何独以为“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而这位“诗圣”境况又确实有点象孔圣人，生前名气并不是很大，甚至有时候相当潦倒狼狈，死后却名声越来越响，地位越来越高。在古代诗人之中，生前死后境遇反差如此之大的，也并不多。探讨一下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反差，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节课，我们先谈杜甫生前为什么没名气。
      从表面来看，唐朝时候诗歌的传播途径，有三条，歌妓演唱、题壁和行卷。前两条好懂，所谓行卷得解释一下，就是把诗文呈献给当世的文坛领袖人物，通过他们去宣传，而对于杜甫来说，这三条途径，有的他不愿意走，有的走不通，所以在杜甫生前他的诗知道的人并不多，不象与他同时的李白、王维，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名满天下。如果展开讲，这个得一节课，咱们这个系列讲座，时间有限，这些就不讲了，好在也只是表面原因，略去问题不大，我们直接探讨更深层次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从杜甫困居长安时期的一首诗《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讲起，慈恩寺塔就是现在西安市南边的大雁塔，唐朝时这里是在长安城中。
            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我们先作艺术欣赏。
      高塔耸入苍天，周围狂风不止。我不是旷达之士的胸怀，登到这高处心中翻腾起种种忧愁。这里我们作一个比较，杜甫在29岁时候写下了现存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望岳》：
            宗夫如岱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人到了泰山脚下，可是并没登上去，所以题作“望岳”，没登上去，但那气魄比登上去还大，“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现在诗人登上了长安城内最高的建筑，心里反倒翻起种种忧愁，为什么呢？杜甫此时41岁，已经在长安困居了六七年，是不是为自己的境遇而愁呢？我们往下看。象教，就是佛教，释迦牟尼离世，诸大弟子想慕不已，刻木为佛，以形象教人，所以又称佛教为象教，不是有这么一个词吗，法象庄严；追冥搜，在高远幽深中探索，不仅指登塔，而且暗示着冥思苦想，由于塔是佛教力量的象征，所以登塔也就代表着一种求索，杜甫在冥思求索什么？又是一个问题，继续往下看。“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形容登塔的过程，阶梯狭窄、曲折、幽深，向上攀登，就好像从龙蛇的洞穴中穿过，在幽暗中，绕过一道道支撑的柱子，才到了塔顶。看到北斗七星在北窗外闪烁，听到银河水向西流淌的声音，白天看不到北斗，这是诗人的想象之词，神话说天塌西北地陷东南，所以地上的水向东流天上的水向西流，可我们知道银河是星系，无水可流，这也是诗人的想象之词，突出塔之高。诗人还看到“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这又是神话，羲和鞭赶着六条龙驾的车子，载着太阳在天上每天从东到西走一趟，少昊是主管秋天的神，在这就很巧妙地点明了登塔的时间是秋天，这两个神话人物当然不可能看到，还是想象之词，更突出塔之高。谁说杜诗不浪漫，你看这一片神话世界，跟李白的诗有什么两样？从塔顶往下看，秦岭像被切成许多碎片，泾河渭水都看不见了，模模糊糊一大片，哪里是皇州啊？以极度夸张之笔，写他在塔顶俯视所看到景象，实际上不论站到多高去看，山也不会变成碎片，但这是高度的艺术真实。我们再作一个比较：中唐章八元有《题慈恩寺塔》，看来是题壁诗：
            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
            但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
            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
            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树雨濛濛。
      诗中描写登塔的情形很切近，明确可感，但在这一雄伟的建筑面前，抒情主人的形象畸畸琐琐，他想形容塔之高，可是笔力疲弱，所取意象凡近，缺乏相应的胸襟和气魄，宋代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此乞儿口中语也”。
      我们接着看杜甫的诗。下面四句仍然是神话，回头呼叫虞舜，舜所葬身的苍梧一片愁云；周穆王在瑶池饮酒，直到日落昆仑山。最后四句写眼前的实景，黄鹄飞个不停，哀叫着投向何处？你看那些追随太阳的大雁，各自都有谋取稻粱的打算。什么含义呢？从头到尾我们没看到诗人为自己的困居境遇而愁啊？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杜甫在冥思求索什么？似乎也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其实，忧愁什么冥思什么，已经深深地蕴涵在杜甫的这首诗中了。
      这首诗的题目是《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诸公”都是谁呢？有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四人，前两位是盛唐的诗坛俊杰，后二人也非等闲之辈，他们和杜甫一样都登塔赋诗，题目大同小异，看来这是约好的一次诗会，可谓中国诗史上一次颇有意思的同题诗竞赛，时间是在唐玄宗天宝11年秋。薛据诗失传了，其余三位的也还都留存着。后人评判最差的是储光羲，“冠上阊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逶迤，群山小参差”，这简直有点象章八元的句子了，“乞儿口中语”，可这位储光羲绝不是乞儿，五个人中他的官位最高，监察御史，这年47岁，早在26年以前就中了进士，他的诗最后说“崱屴非大厦，久居亦以危”，也只是说自己居高思危，确实艺术性思想性都不是很高。比较起来今天人们最熟悉的，是岑参那首，“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会背诵这几句的可能比会背杜甫那首的人还多，写景之语确实出众，塔的高峙和登临的感受，读者能比较容易地感受到，但最后落到登塔的感悟是“誓将挂冠去”，这五个字，我看有点做作，岑参30岁进士及第，35岁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登塔之前的一年，回到长安，就是要谋求仕途的发展，果然两年后又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登塔正在他两次出塞之间，这年他38岁，说什么“誓将挂冠去”，你信吗？高适这年 51岁，三年前应举中第，授封丘县尉，登塔的时候，他是刚刚辞官回京，为什么辞官呢？因为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登塔之后就入了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为掌书记，他在登塔诗中抒发的是这样的感叹，“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意思是说我在这盛世啊，真惭愧比不上乱世的阮籍，他是不愿意替当局效力，周密布防不当官，我呢是当了官想效力却没有效力的因由，只能在这塔上纵情游览，输效就是报效，斯和焉都是代词这里，前两句是反用阮籍的典故，阮籍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三国时的曹魏政权，末期朝局十分险恶，阮籍千方百计地躲避政治斗争的旋涡，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竟然大醉60天，昏迷不醒，这事终于没成，这个典故反用得倒是很巧，但含义也不过就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如此而已。我把这三首掰开揉碎地分析，就是为了和杜诗对比，把这三首的意思弄明白了，再去体会杜诗，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同时同题所作的几首当中，杜诗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其他三首望尘莫及，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广而言之，唐诗中写到大雁塔的有近百首，其中不乏好作品，如果我们拿音乐作比喻，不过是丝竹小调，而杜甫的这首则是大吕黄钟。当然，高适岑参绝对是唐诗大家，他们边塞诗歌的艺术成就，空前绝后，没人能比，但是这两人与杜甫，不在一个重量级。甚至你会产生一种错觉，明明是同一天登上了这座塔的人，似乎不在同一个时代，从而你也就清楚了杜甫生前诗歌不得流传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现在来看看杜甫“登兹翻百忧”，登上大雁塔忧的到底是什么。“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刚才我们讲过，这是以极度夸张之笔，写他在塔顶俯视所看到景象，实际上不论站到多高去看，山也不会变成碎片，但这是高度的艺术真实，真实在哪？真实在杜甫的忧思想象世界，真实在杜甫莫名的一种时代敏感，仅仅三年之后，盛极一时的大唐江山就真的成了碎片，安禄山反了，一乱就是八年。其实安禄山要反，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几乎与杜甫登塔同时，李白登上黄金台放声痛哭，为什么？他是到幽州习骑射，亲眼看出了安禄山的反迹，朝中一些大臣也不断向玄宗皇帝奏报安禄山要反，他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安禄山本人看出来的，而杜甫没见过安禄山，也没到过渔阳范阳一带地区，他是从朝政的极端腐败从社会的严重隐患预感到大乱将至。而且大乱会对当时社会造成何种惨烈程度的破坏，没有任何一个人象杜甫那样预见得如此清晰：“焉能辨皇州”，皇帝仓皇出逃，都城长安一片废墟，“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中央和各个地方的官员东奔西走不知所归，老百姓更是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杜甫甚至预见到大乱一起，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各派政治势力勾心斗角各有所图，将使动荡迁延时日不能迅速平息，“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听到这儿，肯定有不少观众会说，你分析得也太牵强附会了吧？杜甫有那么清楚的预见吗？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你，你说得非常对。第一，我的分析确实“牵强附会”。可问题在于，杜甫同时代数不清的诗人数不清的诗，想要找来一首也这么“牵强附会”一番，还找不到呢，不信你就试试看。第二，杜甫确实没有那么清楚的预见，他要真是预见到了安史之乱，就不会在此前一年献什么“三大礼赋”，而会上一道明说大乱将至痛陈惨象将生的万言书，但是，那是政治家的事情，而杜甫是文学家，是诗人，他所具备的不是政治家的远见，而是艺术家的敏感。我有言在先，这是“杜甫莫名的一种时代敏感”，什么叫“莫名”，“莫名”就是说不清楚。杜甫以他特有的形象思维方式，描绘“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的景象，发出“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的叹息，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些竟然成了将要发生的重大历史变故的图谶和警报，而且竟然被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出奇地榫卯相叩。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别人怎么可能清楚？他同时代的芸芸众生又怎么可能理解他的诗？杜甫的社会与时代触觉极其敏感，艺术审美追求超前，与他同时代的人们读不懂他的诗，茫茫然不知所云，所以杜甫诗歌在当时得不到本应得到的倾听与呼应，这是杜甫的悲剧，更是历史和社会的悲剧。客观地说，在整部的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艺术史当中，这样的悲剧太少了，仅有限的几个，因为，以逻辑思维超越所处的时代，绝无可能，凡是这样宣传的都是骗人，而形象思维超前，超越同时代的人们，有可能，但其可能性也太小太小了，而杜甫，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说杜甫尽管对自己的某种预感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他对于自己的那种不安与恐惧之所产生的由来，也就是朝政的极端腐败和社会的严重隐患，却看得清清楚楚。社会隐患问题，这节课讲不到了，我们借助杜甫的眼睛看看玄宗朝后期的朝政腐败到了什么程度。杜甫的登塔诗中有这样四句：“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表面看来，这又是神话故事：回头呼喊古代贤君虞舜，只见他的墓葬苍梧山正是一片愁云惨淡；而可惜那位周穆王啊，还在瑶池与西王母饮酒，直到日落昆仑山。而实际上诗人这四句有着明确的隐喻所指。前两句怀念太宗时的清明政治，因为太宗是受内禅的，所以以虞舜作比，舜死葬于苍梧，这两句实际是说怀念太宗皇帝啊，可是他的昭陵上空满布愁云。唐代诗人，一直到晚唐，怀念太宗的诗句，非常之多。后两句很明显是比喻此时的唐玄宗不理朝政，与杨贵妃日夜游宴骊山，至于“日晏”两字，后人理解为暗示着大唐帝国已经极盛而衰，也未尝不可，至于这是不是杜甫的原意，我看用不着考虑，只是别硬说成杜甫的意思。在这首诗外，杜甫所亲见的朝政败坏更多了，都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有的也写进了他其他的诗歌。当时朝政腐败的总根无疑是在玄宗皇帝本人，唐玄宗李隆基是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当了44年皇帝，前期励精图治，雄才大略，更兼善于用人，几十年间把大唐王朝推向极盛，盛到什么程度，今天不多讲，只说一条，人口，中宗神龙元年（705）到玄宗天宝十四年（755），50年间，从3714万增加到5291万9309，增幅达42.5％；后期耽于声色，朝政尽推给宰相，国是日非。天宝5年，杜甫匆匆从齐鲁赶到长安，为的是参加一次科举考试，谁知奸相李林甫搞了一个鬼花活，竟然一个都不录取，然后上表朝贺，说是“野无遗贤”，所有有本事的人都已经尽在皇帝的笼络之中，历来史家都这么说，近年有了新的认识，李林甫实际上是揣摩到了玄宗的心思，他不再需要象姚崇、宋璟这样的贤臣，杜甫、李白以及一大批盛唐时期有志文人的悲剧命运根源其实都在玄宗皇帝，他们想报效，但是皇帝不须要，从这一点来说，高适诗中“输效独无因”，确有道理。再一个例子，杨国忠为相后，独揽朝钢，排斥忠良，朝政更是混乱得无以复加，杨国忠投合唐玄宗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断挑起边界战争，可是几次败绩，尤其与南昭的战争，三次大败，前后死了近20万人，现在到大理去旅游，仍然可以看到“大唐天宝战士冢”，俗称“万人冢”，抗倭名将明朝万历年间云南总兵邓子龙有一首绝句：“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被白吊忠魂”，第一句为什么说“以捷闻”？那是因为，哪一次都是几万几万的人丧命，宰相杨国忠居然连续谎奏打胜了，而唐玄宗居然就深信不疑，朝政的腐败和暗昧，真是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由此朝廷兵力空虚，安禄山正是钻着这个空子发动了叛乱。这些杜甫看得清清楚楚，在他的《丽人行》《兵车行》当中都有鲜明的反映。
      至于严重的社会矛盾和隐患，杜甫集中地写进了他的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写这首诗的时候，安禄山已经发动了叛乱，而远在奉先的杜甫并不知道，可是我们却能从他的诗中感觉到，诗人对于社会将发生激烈动荡人民将陷入水深火热的不安与焦急。这些就下节课再讲了。
                                                                     07.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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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山鬼

新手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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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7-11-15 22:27 只看该作者

回复 4# 的帖子

极好的古代诗歌普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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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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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7-11-16 10:45 只看该作者

            忧端澒洞不可掇------谈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上节课我们讲了杜甫在安史之乱前三年写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中的诗句反映出杜甫凭着他诗人的敏感，凭着他对朝政和社会的敏锐观察，预感到大乱将至，甚至预感到大乱的惨烈程度，但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强调，这只是一位杰出艺术家形象思维之中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用逻辑思维方式能叙述清楚的，只能诉诸“秦山破碎”、“黄鹄哀鸣”之类的艺术形象。所以如果有人说杜甫先知先觉，预言了什么，警告了什么，那是无稽之谈。至于后人读他的诗发现哪些词句暗示了后来发生的什么什么，那是后人的事。但杜甫对朝政和社会的观察非常清楚非常深刻，这一点是肯定的，尤其是对于下层社会的观察，其清楚和深刻的程度，超过了他同时代的所有诗人，就凭这一点，杜甫写出了其他任何诗人不可能写的三吏三别等等被喻为“诗史”的不朽篇章。在读三吏三别之前，我们先读读写在安史之乱暴发同时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读杜诗，一定要好好地细读这五百字，如果没读过这一首，等于没读过杜诗，据我所知，喜欢杜诗的不少，读过这首的不多，那么就不知道杜甫最起码的东西。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高度评价这篇作品，说：“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全诗三大段，开头自述匡世济民的志向和志向不得伸展的愤懑；中间描写途中见闻，什么见闻呢？唐玄宗杨贵妃和达官贵戚在骊山游乐宴饮的豪华奢靡，而咫尺之隔就是冻饿而死的尸骨；末尾是到家之时小儿子已经饿死，诗人由此不是只抒发个人的悲痛，而是推己及人，想到比自己更为不幸的人们，为百姓的苦难而哀伤。我们不准备逐句串讲，今后也基本不串讲，因为这样的资料多得很，观众朋友们很容易找到。然而正象清代张溍所说，这首诗是“文之至者，止见精神，不见语言，此五百字，真恳切到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处见有语言”，那么，我们好好探究一下这五百字的精神，摘取若干句子，讲一些不是查资料就能查到的见解。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杜陵这个地方，有我这么个布衣，年纪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笨。
      杜甫的十三世祖晋代的名将杜预是杜陵人，杜甫在长安时住在杜陵东南的杜曲，所以他自称杜陵布衣。“老大”，是慨叹，杜甫当时已经44岁，在古代，这个岁数可以算是老了，跟今天人们的年龄观念不同；而“拙”，说的是自己不合于时不容于世，既有怀才不遇的愤，更有坚持自己意志的傲。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稷”，后稷，尧时的贤臣，是教民播种五谷的农官。“契”，舜时的贤臣，任司徒，掌管教化，推行文化教育。
      我对自己的期许是多么愚蠢啊，竟然暗自比为后稷和契这两位贤臣。
      这是通过自嘲，陈述生平大志。杜甫的政治理想，在他的另一首诗中说得很清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在这里表达得更具体，就是要做象后稷和契那样的贤臣，去辅佐象尧和舜那样的贤君，给老百姓带来福祉，可是终其一生，他的政治理想也没能实现。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一年到头为百姓而忧伤，叹息之中，内心火辣辣地难过。
      诗人关心百姓疾苦，忧民情怀，感人至深。这一点，正是全部杜诗的精华所在，这样的思想和感情，被后代无数的诗人词家所继承，也被此后1000年里所有正直的士大夫官吏们所尊崇实践。在封建社会，劳动人民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利，他们不会读杜诗，但是在客观上受到杜诗的慰藉和温暖。在新的时代和社会，那些爱民忧民的诗歌，才真正直接接触到了杜甫“穷年”所忧的“黎元”。在上个世纪的1962年，正值杜甫诞生125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文化界名流学者纷纷撰文纪念，这一年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杜甫的文章有300多篇，而且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大会，杜甫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生逢尧舜一样圣明的君主，不忍心掉头而去，永远离开。
      唐玄宗是不是“尧舜君”？回答很确定，历史证明他绝不符合历来儒家所描绘的“尧舜君”的标准，为什么我给“尧舜君”特别加上个定语“历来儒家所描绘的”？因为真实的历史当中唐尧虞舜并不是一统天下的君主，充其量不过是部落酋长或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已，再者当时的原始社会也绝不象后世儒家以及近现代所谓“社会发展史”论说的那么美好，古今所有这样的讲述，一律没有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如果按照人类发展逻辑去推论，当时只可能比封建制比奴隶制更野蛮。但在唐朝的杜甫，他深信并且仰慕古代贤王尧舜，在他心目中，唐玄宗就是当世的尧舜之君。这里出问题了，咱们上节课所讲的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不是比喻唐玄宗不理朝政与杨贵妃日夜游宴骊山吗？今天讲的这首长诗中间一大段更是直接批判性地描写了骊山上皇帝、宠妃和大臣们的豪宴歌舞，这怎么解释？怎么还能说在的杜甫眼中唐玄宗是“尧舜君”？这要是展开论述，不是一节课所能容纳的了，简单说，第一，杜甫印象中的玄宗还是开元时期那位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皇帝；第二，杜甫没有可能跳出“红颜祸水”的儒家传统认识的窠臼，在他的意识中所有罪责属于杨贵妃；第三，广而言之，任何一朝的士人可以否定乱臣贼子，却不可能超越传统的伦理秩序观念对当朝皇帝产生怀疑。而杜甫的忠君思想更是根深蒂固。诗中最能表现他忠君的，是这样两句：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葵花始终向着太阳，本性难以改变。
      杜甫把他的忠君，归为天性。这一点被历来士大夫们更尊崇，被历代最高统治者更肯定，杜甫“诗圣”之“圣”，真正的来源在这。今天的人们更愿意接受一个“爱民”的杜甫形象，而尽量避免谈及他的“忠君”思想，很多论者，把“忠君”归结为“历史局限性”，但局限的根源在哪里？分析不多，似乎所谓“历史局限性”意思就是缺点，就是不足，其实未必。封建时代，是小农经济，非常的分散和脆弱，经不起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专制集权，皇权就是这个集权的最高形式。这和现代的大工业以至后信息时期不同，今天防止社会动荡的方法不是专制，专制已经失去了它的经济基础。但我们现在说的是历史，打开二十四史去看，凡是皇权明确稳固的时候，社会就安定，百姓就还能维持哪怕是最低水平的生存状态，皇权不稳固不明确了，就天下大乱，百姓就只剩死路一条。这就是儒家“忠君”理念的社会经济根源。封建时代的所谓“忠臣”，主观为了维护纲常，客观上，天下太平百姓就还能活下去。所以我们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忠君”与“爱民”是统一的，对于杜甫以及在这前后所讲到的一系诗人的“忠君”，我们这样理解。而杜甫的伟大之处，正是不止步于此，他的大量诗句饱含着对下层人民生存状态的深切同情，更难得可贵的，这种同情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式的怜悯，而是感同身受，在很多诗句里，他就是其中的一员，与百姓遭受着同样的苦难。
      比如这样的句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朝廷分给臣子的丝绸织物，本是贫寒的女子织成；官吏们横征暴敛，鞭挞其夫，聚敛来进贡给宫廷。
      诗人对官吏们的横征暴敛，非常愤怒，象“鞭挞其夫家”一句，应该是来源于他的亲眼所见，据实披露，从语意的悲哀与无奈，我们看得出诗人的痛心疾首。而且“彤庭所分帛”也有事实依据，史书记载，天宝八载，国库充实，玄宗视金帛如粪土，经常大量赏赐贵宠之家，赏得最多的就是与杨贵妃沾亲带故的那几个人。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酒宴间，劝宾客品味驼蹄羹，又端上霜橙和香橘。豪门之家酒肉堆积变了味，路上横陈着冻死者的尸骨。咫尺之间就有如此的荣枯之异，我的心惆怅之极，实在无法再说什么。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只要提到杜甫，必然首先想到这两句，只要是描述社会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的悬殊，最凝练最深刻的意象语言，也一定是这两句。而“路有冻死骨”，从全诗的叙事脉络来看，同样是杜甫在这个严冬自京赴奉先路上的亲眼所见，恐怕见到的不止是一具尸体，绝不是想象概括之词。我在上节课讲过，写这首诗的时候，安禄山已经发动了叛乱，而远在奉先的杜甫并不知道，这路边的冻死骨，不是因为战乱，原因就在于咫尺之遥的朱门之内。在杜甫心目中当时还是盛世啊，他认为所生逢的皇帝是“尧舜君”啊，幻想和现实竟有如此之大的反差，杜甫心中能不产生强烈的震撼吗？
      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之前，杜甫已经创作了大量的诗篇，但是象这首这样鲜明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矛盾的，还没有过，若一定要算的话，可能仅只《兵车行》一篇，那是反对当时朝廷穷兵黩武的边疆政策，持同样反对态度的官员和士大夫很多，杜甫不是唯一的一个，尽管《兵车行》中提及社会经济遭到的破坏，在唐诗中是最早的，但毕竟只是听说：“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还没有象“鞭挞其夫家”、“路有冻死骨”这样出自亲见亲闻的惨痛之语。为了说明杜甫所受震撼的强烈程度，我再摘取就在这“五百字”之前不久写下的两首诗当中的几句。这年秋，杜甫曾去白水县看望他的舅舅，作有《白水明府舅宅喜雨》，明府就是县令：“吾舅政如此，古人谁复过.……汤年旱颇甚，今日醉弦歌”，意思是说我舅舅的政绩超过古人，商汤年间那也是贤王盛世啊，尚且大旱频仍，而今天百姓却可以在弦歌声中饮酒作乐。就在赴奉先的上个月，杜甫授河西尉（在今云南河西县）不就，改右卫率府冑曹参军，作了一首《官定后戏赠》：“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这是何等气魄，“狂歌托圣朝”、“回首向风飙”，诗句仍然充满了盛唐诗人的狂放和骄傲。这些诗与“咏怀五百句”时间相差没有几天，可是心情相差却是天壤之别。
            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崆峒”，山名，在今甘肃省平凉县西。“天柱折”，典出《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只见层层冰块从西面漂流而下，放眼望去，冰凌像山一样高，仿佛是崆峒山顺水漂来，真担心会撞断天柱啊！
      读到“天柱折”，是不是感到这又是在隐喻啊？我个人觉得，此时的杜甫肯定比他登大雁塔的时候更加清楚地感觉到国家形势的危急。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刚一进门就听到嚎啕痛哭，原来小儿子已饿死了。我怎能忍住哀痛，街坊邻居也为此而呜咽流泪。所惭愧的是我作为孩子的父亲，不能养活他，致使这小小生命竟因无食而夭折。哪里想得到眼下大秋刚过，贫苦人家仍然有这样意外的悲伤。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杜甫不是高高在上悲天悯人，他就是百姓中的一个，亲身遭受着与百姓同样的苦难，他自己的孩子就是饿死的，这能不让杜甫对他原来所认为的盛世产生巨大的疑问吗？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我们这样的人家免交租税，也不用去当兵，然而思量自身的经历，仍是这样的辛酸，一般的平民百姓，当然是更加动荡不安。默默地思虑那些失去产业的人，还有那些远戍边塞的士兵。我的忧思啊，终南山一样高，连成无边无沿的一大片，无法收敛。
      诗人由自己的不幸想到社会的普遍不幸，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杜甫无疑具有这样的“仁者之心”。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常常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来自诩，杜甫是一生也没达，但他却一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
      杜甫是唐代的大儒，儒家经典烂熟于心，他的理想世界是象孟子所描绘的那样：“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应该象《礼记•大同篇》所要求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没有看到真实的社会现状之前，杜甫甚至可能天真地认为，当时的盛唐天下已经臻于这样的大同世界，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不然他怎么会得意地唱“汤年旱颇甚，今日醉弦歌”呢？而眼前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幻觉，竟然不止是孟子所批判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了，朱门里的肥肉多得吃不完以至腐烂发臭，一墙之隔的路边却横陈着冻饿而亡的尸骨。他更深知儒家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而不均到如此令人心惊肉跳的程度，天下还能安定吗？他熟悉商纣王“酒池肉林”的典故，那么这首诗中关于骊山上唐玄宗豪宴的描写是不是象过去有人分析的那样是类比影射呢？我以为杜甫不可能这样去联想，后人也从未把唐玄宗等同于夏桀商纣，那种分析不对。但是杜甫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朝政的极端腐败和社会的严重隐患，并且了解到当今皇帝被蒙蔽，沉溺声色而怠政，凭着他所谙熟的历代兴亡教训，必然感到一种大乱将临的焦急与不安，尽管这种焦急不为他的时代所理解，尽管这种不安不是政治家的预感，但在我们后人看来，这沉郁顿挫的五百字，简直就是安史之乱的警报在长鸣。
                                                               07.05.16.

[ 本帖最后由风起云扬于 2007-12-21 18: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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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7-11-16 10:47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美丽的山鬼 于 2007-11-15 22:27 发表
极好的古代诗歌普及讲座。
顶～～

谢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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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7-11-19 09:55 只看该作者

不觉立听无限时------简介律诗的拗救和对仗
上节课，我们借杜甫的诗讲了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的格律，有意学习格律诗词的朋友，我建议从七言绝句学起，而且依新韵，这样很快就能入门。首先牢记那四种基本句型：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这四种句型哪一种都可以作首句，首句一定，然后2句异对平收，3句同粘仄收，4句异对平收，一首绝句就出来了。我主张，你只要标明了“绝句”，好不好还在其次，第一要看是不是，合格律才是绝句。有朋友可能说，四句28个字每个字都要按规定的平仄，太难了，其实倒也不是，除了前面讲过的第7个字必须平收或仄收之外，只要重音处按规定的平仄就可以了，也就是说2、4、6字要严格按规定的平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2、4、6分明。至于常说的1、3、5不论，我看可以这样理解，1、3、5基本不论，1全都可平可仄，3和5只有两种情况平仄不能变：第一种情况，仄仄平平仄仄平，仄起平收句型，第3字必须平，如果用了仄声字，就成了仄仄仄平仄仄平，除了韵脚之外只剩了一个平声字，这叫做孤平，是作格律诗的第一大忌，现存唐宋以来的格律诗至少几十万首，犯孤平的很少，过去科举考试要考格律诗，如犯了孤平，凭此一条就不及格。第二种情况，平平仄仄仄平平，平起平收句型，第5字必须仄，如果用了平声字，就成了平平仄仄平平平，这叫三平尾，是格律诗的第二大忌，三平尾是古风常用的，作格律要避免。只要不犯孤平不犯三平尾， 3、5就不论，可平可仄。这样四种基本句型就成了这样：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框起来的十个字都是可平可仄的，两处红字得特别注意，这是提醒你别犯孤平别犯三平尾的。还有一点必须注意，仄起仄收的仄仄平平平仄仄句型，3、5两处是框起来了，说明可平可仄，但是，同是平声可以，不能都用仄声，至少保留一个是平声。
如果仄仄平平仄仄平句型第3字一定要用仄声，非得孤平不可，怎么办？有办法，第5字用平声，这叫孤平拗救，前边拗了，后边救起来，变成仄仄仄平平仄平，这就不算出律，仍然算是合格律。这样孤平拗救的句子，在唐宋诗中很多，我们仅举一个例子：
新蝉忽发最高枝，
平平仄仄仄平平
不觉立听无限时。
仄仄仄平平仄平
正遇友人来告别，
仄仄平平平仄仄
一心分作两般悲。
平平仄仄仄平平
这是贾岛的《闻蝉感怀》。
你看“无限时”，“无”字，平声，救了前边的“立听”孤平，但是救得丝毫不露痕迹，因为“无限时”跟“不觉”、“立听”组合在一起，很准确地表现了一种痴痴的神态，好象它本来就应该这样写，不是专为救孤平的。拗救，越是救得不露痕迹越好，这就需要炼字的工夫。我们上节课提到过，杜甫的炼字在晚唐更发展成苦吟一派，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贾岛。杜甫说他的炼字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贾岛继承得最好。大家都熟知的典故，就是关于“推敲”的：有一次，贾岛骑着一头瘸驴访友，在驴背上得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僧敲月下门”似乎比“僧推月下门”更好，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在驴背上边吟诗边举手作推敲之状，反复品味，结果闯了京兆尹韩愈的仪仗队。被众卫士拿下，推至韩愈跟前，贾岛具实禀报事情原委，韩愈不但不怪罪，反而并辔而行，共论诗道，建议用“敲”，因为“僧敲月下门”，就有了声音，更能反衬环境的幽静。于是二人结为布衣之交。其实这是后人为了说明贾岛的苦吟编的故事，并不是真事，因为韩愈任京兆尹是在唐穆宗长庆三年(823)，而贾岛与韩愈的结交，要早得多，证据是贾岛有诗《寄韩潮州愈》，韩愈被贬潮州刺史是元和十四年（819），而且早在唐宪宗元和六年(811)，韩愈有诗《送无本师归范阳》，这个无本师，就是贾岛。贾岛，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生，河北范阳人。唐代设置的范阳郡，包括现在北京的大兴、房山、昌平、顺义等，最近听说考证出就是房山人。范阳曾是安禄山的老巢，安史之乱平定后，这里又长期为藩镇所据，处于半隔绝状态。贾岛出生于平民家庭，门第寒微。所以他早年行事无可考。传说他30岁前曾数次应举，都不得志，迫于生计，只好出家为僧，取法名无本。贫困的家庭景况，枯寂的禅房生活，养成他孤僻冷漠内向的性格，耽幽爱奇，淡于荣利，喜怒鲜形于色，世事颇少萦怀，把全部志趣灌注于吟诗，常常为构思佳句而忘乎所以，《唐才子传》说“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其实，苦吟是古代诗人作诗的共同特点，象李白那样的天才毕竟极少，杜甫都说 “新诗改罢自长吟”，白居易“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被称为“诗鬼”的李贺，“吟诗一夜东方白”，他母亲心疼地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贾岛只是一个苦吟的典型。我们倒不是要简单地模仿他们的苦吟，而是要通过诗词写作的训练，培养那种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止是写作需要的，其他任何工作都需要。
回过头来，我们从贾岛的“不觉立听无限时”一句了解了孤平拗救，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四种基本句型之外多了一种变格，即仄仄仄平平仄平，这个句型，你说它是孤平拗救也可以，说它是变格也行。这样的句子在唐宋诗中很多，贺知章：“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许浑：“山雨欲来风满楼”，何、风救得不露痕迹。不少有名的句子属于这种变格。
还有一种变格，就是仄起不入韵句型仄仄平平平仄仄第5、6两个字平仄调换一下，变成仄仄平平仄平仄，先强调，用这种变格，第3字必须是平声，刚才说过，这种句型3、5两处至少保留一处是平声，5用仄声了，第3字必须保留是平声。它突破了“2、4、6分明”的口诀，6该用仄声字而用了平声字。这种变格在唐、宋以来的律诗中，用得非常普遍，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几乎每一首都用到这种变格：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元稹有绝句《刘阮妻二首》其二为：
　　芙蓉脂肉绿云鬟，罨画楼台青黛山，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忆人间?
这种变格甚至并不比正格用得少，连科举考诗也允许用。只是再强调一遍，用这种变格，第3字必须是平声。我们看这些句子的第3字，平、琵、窥、之、桃，是不是都是平声？
到此，我们可以总结了，格律诗有四种基本句型和两种变格，统共就这六种：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仄平
仄仄平平仄平仄
不想学就算了，只要想学习写格律诗，四种基本句型必须背，其实很好背，同时记住只要不犯孤平不犯三平尾，1、3、5字就可平可仄。孤平了一定要救。两种变格不用背，第一种是救孤平用的，第二种是说仄仄平平平仄仄可以变成仄仄平平仄平仄，只是这样变了第3字必须是平声。只要记住些，你写出来的句子就一定合格律。第一句合格律，然后2句异对平收，3句同粘仄收，4句异对平收，一首绝句就出来了。
我上节课最后说，门道还有更深一点的，例如拗救、对仗等等，拗救，我已经讲了一半，还有更难一点的拗救，对句拗救，以后适当时候再讲，只要先按前面说的统共六种句型去写，就用不着对句拗救。至于对仗，那是写律诗必须用的，这节课开头说过，有意学习格律诗词的朋友，我建议从七言绝句学起，绝句可以不用对仗。但是可能有不少观众朋友不是初学格律，已经能写出合格的绝句了，现在想进一步学写律诗，我们就把律诗对仗的要求和忌讳也讲讲。不过这就不详细讲了。句型，那是固定的格式，必须详细讲清，也能讲清，而且你听懂了，按照这个格式去写，就一定不会错；而对仗，是一种修辞，有基本的要求，这个不难掌握，一些忌讳，也容易弄清楚，比如不能“合掌”，就是说一联当中不能上下两句意思完全一样，同义重复，这个不行，相邻两联语法结构完全一致也不行，但你的对仗即使写得合要求没犯忌讳，也不见得就好。句型是对不对的问题，对仗除了对不对之外更有好不好的问题，当然绝句律诗都有意境好不好的问题，所以重要的是多读，多钻研体会，才能写得好。
咱们看看《红楼梦》里林黛玉怎么说的。第四十八回林黛玉教香菱写诗：“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
起承转合，指律诗八句，两句为一联，我们称为首联、颔联、颈联、尾联，首联起，颔联承，颈联转，尾联合，这是律诗行文意思上的一种结构，但不是唯一的结构。
“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就是说颔联、颈联要是两组对仗。
“平声对仄声”，仄声对平声，这个咱们讲起、收、间、对、粘的时候就讲过了。
“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这可是胡说了，可能曹雪芹写这句话时是喝醉了。对仗的基本要求是出句与对句相对应词的词性必须相同，实词对实词，虚词对虚词，名对名，动对动，形对形，数量对数量，副对副，介对介，连对连，叹对叹。这不能错。名词相对，还要讲究实的事物对实的事物，虚的事物对虚的事物。
至于“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所有初学格律的朋友尽可以放心，你不会有什么“奇句”，能写明白通顺就很不容易了，没工夫奇去，凡是拿林黛玉这句话为自己的句子辩解的，只可能是三种情况，或者根本不懂平仄虚实，或者懂得但掌握不好疏忽了，或者词汇量太少实在对不出合适的来。
怎样学习掌握对仗？我倒是同意林黛玉的意见；“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熟读，揣摩，自然就会了。我们上节课讲的两首七律，那里的对仗，是律诗对仗的经典典范。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八句四组对仗，千古不朽的句子。
最后我们读读韦应物的一首七律，学习颔联、颈联的两组对仗，看看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是怎样的情怀。韦应物比杜甫错后20多年，曾任滁州刺史三年，任满,因贫不能归长安。贞元五年至贞元七年（789至791）为苏州刺史，相当于苏州市长，我们要读的这首七律，就是他在担任苏州刺史期间写的。诗题《寄李儋元锡》，李儋，字元锡，唐朝的宗室，曾官殿中侍御史，韦应物的好友，韦应物与他唱和的诗很多。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去年春天开花时和你分手，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世上的事本来就说不清，很难逆料，春愁格外使人黯然神伤，长夜难以成眠。身体素来多病总想退隐，但自己管辖的地区还有流离失所的百姓，享有俸禄真让我内心抱愧。听到你要来探望我，翘首盼望，西楼上的月亮已经圆了好几回。
颔联，“世事茫茫”对“春愁黯黯”，名对名，形对形，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难自料”对“独成眠”，这个对得稍宽，作为颔联是可以的。少数情况，颔联甚至可以不对仗，这叫蜂腰体。

颈联，“身多疾病”对“邑有流亡”， “身”对“邑”，名对名；“多疾病”对“有流亡”，谓宾结构对谓宾结构；“疾病”对“流亡”，并列结构的名词对并列结构的名词；“思田里”对“愧俸钱”，动宾对动宾，非常严谨。一般来说，颈联的对仗要求比颔联更严。

“邑有流亡”，“邑”指苏州，他当时是苏州刺史。这两句诗用现代语翻译就是“我年老多病，总想退职还乡；可是城里还有流亡无业的百性，我真愧对国家发的工资呀。”
我们在学习对仗的同时，是不是也会因为这组对仗所表达的情怀，而有所感慨呢？
07.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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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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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大中小发表于 2007-11-19 10:17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风起云扬 于 2007-11-11 17:50 发表
再一点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孔子还是汉儒，他们解释《诗经》，尤其是解释其中的“国风”，往往是牵强附会，明明是热恋中青年男女互相唱答的情歌，偏偏硬说成什么贤王能臣、后妃之德等等。例如：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序》

漢書王式傳，不可不讀。

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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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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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大中小发表于 2007-11-19 14:37 只看该作者

在《不觉立听无限时》之前，还应有
《可怜白骨攒孤冢》、《白日放歌须纵酒》两讲。
但前天昨天发此两讲时屏幕上出现：
“对不起，您填写的内容(如签名、帖子、短消息等)包含不良内容而无法提交，请返回修改。”
5000字的稿子，谁知道哪个字犯了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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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大中小发表于 2007-11-20 08:35 只看该作者

               兼济志在讽谕诗------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
      中国古代的诗人咏叹民瘼针砭时政，成为传统，这样的作品历朝历代都有，汗牛充栋，俯拾即是；但是自觉明确地从咏叹民瘼针砭时政这样的目的出发，系统进行创作的，白居易为第一人。他的《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是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编排构建的讽喻诗系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开创性的贡献，后继者不乏其人，但成就都没能超过白居易。对白居易的讽喻诗，历来褒贬不一：褒者褒其政治性强，贬者贬其艺术性差。我所要论的，恐怕褒贬两者都不高兴，因为我要说：第一，写这组诗的政治目的在当时没有达到；第二，《秦中吟》，尤其是《新乐府》中的大量诗篇，以及其他一些讽喻诗，艺术性相当讲究。
      这节课只说第一点，写这组诗的政治目的，在当时没达到。艺术性下节讲。
      白居易花几年工夫如此热忱地写下这两组60首诗为什么？他自己在《新乐府序》中说得很清楚：“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而且非常自负：“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就是说他要以自己的讽谕诗兼济天下。白居易写这两组诗的时间，是任左拾遗的三年之中和前后不久。当时，他参政热情极高，“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奏请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等等。有的，皇帝还真接受，比如元和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诏有所蠲贷，振除灾沴。居易见诏节未详，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以救流瘠，且多出宫人。宪宗颇采纳。（《新唐书》白居易传）。更多的时候，闹得很不愉快：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新唐书》白居易传）。他自己说有一些事不便于写成奏章，就写成诗歌，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与元九书》）原来，白居易是把这些讽喻诗当作奏章来写的。我们只须看部分题目，就清楚了：
            《七德舞》，美拔乱，陈王业也。
            《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
            《二王後》，明祖宗之意也。
            《海漫漫》，戒求仙也。
            《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
            《蛮子朝》，刺将骄而相备位也。
            《骠国乐》，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
            《缚戎人》，达穷民之情也。
            《牡丹芳》，美天子忧农也。
            《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
            《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
            《卖炭翁》，苦宫市也。
      是不是象奏章？不但有戒，有刺，有忧，也有赞美，还有歌功颂德。
      我们再看《新乐府》中的一首《秦吉了》：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
            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
            昨日长爪鸢，今朝大觜乌。
            鸢捎乳燕一窠覆，乌啄母鸡双眼枯。
            鸡号堕地燕惊去，然后拾卵攫其雏。
            岂无雕与鹗，嗉中肉饱不肯搏。
            亦有鸾鹤群，闲立高飏如不闻。
            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
            吾闻凤凰百鸟主，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
            安用噪噪闲言语！
      语言非常通俗明白，鸢、乌、鸡、燕、雕等各是比喻什么也十分清楚，秦吉了明显是自比，最后五句如果我们把所喻的本体揭示出来，就应该是这样：
      白居易，人家说你是谏官，难道没看见百姓的冤苦吗？我们知道皇帝是天下之主，你竟不替百姓向皇帝进言，那么你所有奏章全是废话！
      从这首诗我们看出，白居易是把替百姓向皇帝申冤诉苦当作自己责任，写讽喻诗，也是尽谏官之责，“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只有天子知道了，才能下圣旨解除百姓的苦难。白居易的兼济天下，必须经过天子。那么天子怎样呢？我们再看白居易的一首《黑潭龙》，也是《新乐府》里的：
            黑潭水深黑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
            潭上驾屋官立祠，龙不能神人神之。
            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
            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
            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
            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盆冷。
            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
            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
            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杀豚将喂狐。
            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
      这首讽喻的诗题后写着“疾贪吏也”。又是猪又是酒的供品被林鼠山狐吃了个干干净净，九重泉底的龙知道不知道？百姓的赋税进贡被那些贪官污吏层层中饱私囊，高高在上的皇帝知道不知道？如果他不知道，你就正儿八经地写奏折；如果他知道，那还省事了。写讽喻诗算干什么？你是想让他知道还是不想让他知道？他有那工夫看吗？从实际效果来看，证明宪宗皇帝根本没见过这些诗：《卖炭翁》苦宫市的，《红线毯》指斥常贡以外进奉的，《蛮子朝》和《轻肥》讽谏贬抑藩镇和宦官的，这几条，都是此前不久“永贞革新”的重要内容，结果我们知道，不但一条也没行得通，反倒是愈演愈烈，那些革新派人士赐死的赐死，贬官的贬官，白居易又提出这几条来，也还是一条都没实现，可是他也没有立刻因此而贬官，只能说明宪宗皇帝没看见，不知道。他还异想天开地建议设采诗官：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
            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
            ……
            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先向歌诗求讽刺”，这简直是开政治玩笑，哪一个统治者肯这么办？
      白居易诗中所言倒也不是都没实现，有一句70年以后实现了，这句在《秦中吟》第七首《轻肥》当中：“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秦中吟》前言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应该是白居易确实听到了衢州人食人的传闻。史籍当中，“人相食”、“易子而食”之类，是兵荒马乱大灾之年必有的文字，我查唐史没查到贞元、元和年间衢州人食人的记载，但是发现70年后竟有更为骇人听闻的惨剧：
      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贼首皆剽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
                                          （《旧唐书• 列传第一百五十》）
      由此，我们可以说白居易的《轻肥》，以至于《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全部的讽喻诗，实际上是唐王朝小有中兴气象还算安定之时的“盛世危言”，他是要以此警醒皇帝，可惜皇帝不听。
那么退而求其次，当朝掌权的大员听不听呢？也不听。不但不听，有的还咬牙切齿。
白居易自己说：
   言未闻而谤已成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
      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
                              （《与元九书》、《伤唐衢诗》）
      皇帝还及未闻，就得罪了权贵。我们再看《秦中吟》的第九首《歌舞》：
            秦中岁云暮，大雪满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尽公侯。
            贵有风雪兴，富无饥寒忧。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
            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
            秋官为主人，廷尉居上头。日中一为乐，夜半不能休。
            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秋官指刑部官员，尚书、侍郎等，廷尉即大理寺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狱中囚犯活活冻死，而主管全国刑狱的最高官员无动于衷，照旧花天酒地。白居易的《新乐府》第一篇《七德舞》有这样一句：“死囚四百来归狱”，句后注有“贞观六年，亲录囚徒死罪者三百九十，放归家，令明年秋来就刑。应期毕至，诏悉原之。”这是史实，唐史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都有记载。旧唐书说290人，新唐书没说人数。与太宗朝相比，官场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抱有兼济天下之志的白居易怎能不忧心如焚呢？所以他同时还上了折子《奏阌乡县禁囚状》。可是他的诗和奏折不可能唤醒腐败官僚们的良知，除了使这些二品三品大员，对这个只不过从八品小官的左拾遗，从此恨之入骨之外，不会有其他任何作用，狱中囚犯继续会冻死，而且越来越多。
      白居易的讽喻，皇帝不听，大臣也不听，我们再退一步，百姓听不听？当然，百姓听了也没用，“好，按白居易说的办”，可能吗？他们没有这个权力。问题是当时的百姓根本不知道还有那么个左拾遗白居易在为他们请命。诚然，白居易生前，他的诗歌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正象他自己说的：“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但所题所咏，不可能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和“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也不可能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更不可能是“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本来这些话就不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世间自然不会传唱。可是，这也就终于弄得白居易的讽谕诗“时人罕能知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了：
      白居易的讽喻诗原本是写给皇帝的，但是皇帝不看，即使看了也没接受其中的任何一条讽喻，有的干脆变本加厉地反其道而行。白居易一生经历过九代皇帝，他的讽喻诗问世后有六代，正史也好，野史也好，没有任何记载说哪个皇帝因为哪首讽喻诗发布什么圣旨。只有敬宗(李湛)在白居易任苏州刺史的前后写过这么几句赞语：“藏于己为道义，施于物为政能。在公形骨鲠之志，阖境有褲襦之乐”。宣宗(李忱)在白居易死后五个月写了一首吊诗，诗中只提到《长恨歌》和《琵琶行》。在大臣官员们当中呢，他的讽喻诗除开招了恨埋下贬江州的祸根之外，没起任何作用，没听说有谁受了哪首诗的感动，从此变的爱民廉洁起来。至于老百姓，更绝无一家是因为《秦中吟》、《新乐府》而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
      如此说来，白居易所设想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这个志向，或者说这个政治目的，在他的生前，没有达到。他也确曾兼济了，但那是因为行事，而不是因为作诗。“施于物为政能……阖境有褲襦之乐”，是说他在杭州及苏州任刺史期间，兴修水利，加固湖堤，蓄水灌田，疏浚水井，替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实现了“恤隐安疲民”的愿望。他罢杭州刺史时所作《别州民》：“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刘禹锡）。七十三岁，白居易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
      白居易想通过他的讽喻诗兼济天下，这个志向在他生前没有达到，可是文章千古事，在他身后，他的讽喻诗越来越引导鼓励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普济天下苍生。直到今天，他的《秦中吟》、《新乐府》，仍然有着鲜活的现实意义。我有的时候竟然这样遐想：为什么白居易把诗歌写得那么通俗易懂？也许，他就是要留给21世纪的中国人看的。
                                                            07.03.21.

[ 本帖最后由风起云扬于 2007-12-21 18:4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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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叶飘零

新手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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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大中小发表于 2007-11-20 16:39 只看该作者

欲学诗久矣，苦无门径。
有楼主此篇，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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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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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大中小发表于 2007-11-21 07:21 只看该作者

                  仙人衣裳弃刀尺------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上节课我们讲到白居易想通过他的讽喻诗兼济天下，可是这个志向在生前没能实现，在他身后，却激励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普济天下苍生。直到今天，他的《秦中吟》、《新乐府》仍然有着鲜活的现实意义。留待这节课要讲的，是其艺术特色。说起来，白诗的艺术特色，艺术成就，同样在白居易生前，人们不甚了了。这一点他自己很清楚：“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与元九书》
   到今天，因为白居易的讽喻之“意激”而褒其政治性强，“言质”而贬其艺术性差的，大有人在。我上节课说过，《秦中吟》，尤其是《新乐府》中的大量诗篇，以及其他一些讽喻诗，艺术性相当讲究。《长恨歌》、《琵琶行》等等，人们的分析已经很多了，而对讽喻诗，关于思想性的论述远远多于艺术性的探讨，所以这节课我们专谈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没有脱离开内容的抽象的形式，艺术形式是为表现其思想内容服务的，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既然是讽喻性质，就决定了这类诗必然有不同于其他诗的艺术特色。拿不同性质类别的诗来比较其艺术的高下，没意义，或者说无从比较。打个比方，唱歌，有美声有通俗，比赛的时候是分开进行的，各有各的标准，诗也一样，有人说《卖炭翁》不如《长恨歌》艺术性高，这就好象是把通俗歌手和美声歌手放到一个组里比赛了。有人说，这些讽喻诗过于直白，尽露，缺乏婉转含蓄，没有余韵，他这是拿爱情诗的标准来衡量了，如果有这几项缺点，绝不是好的爱情诗，但是要求讽喻诗写得婉转含蓄余韵无穷，可就荒唐了。谁能够把“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婉转含蓄一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样激愤的斥责，还需要什么余韵吗？如果有余，那就是没能痛快淋漓，正是讽得还不够。所以我们必须按讽喻诗性质的要求，来分析其艺术形式，越能把讽喻内容表达得充分透彻，说明它的形式就越臻完美，艺术特色就愈加鲜明。
   白居易的讽喻诗呈现出哪些艺术特色？我看至少有这样几项：
   （一）、塑造典型；
   （二）、构架情节；
   （三）、突出对比；
   （四）、结合议论。
   我们以诗或诗句为例逐项分析。
   第一，先看怎样塑造典型。
   白居易说他的《秦中吟》“一吟悲一事”，其实不止《秦中吟》，他所有的讽谕诗基本都这样，一诗只写一件事。但这“一事”，不是随意信手拈来的，有条件，按《秦中吟》、《新乐府》的序说，必须“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其事核而实”，这实际就是说从很多真事中选取最足悲最核而实的，这个我们先以《卖炭翁---苦宫市也》为例。当时的宫市什么样？《新唐书》这样记载：“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韩愈《顺宗实录》有一句：“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可见受害者很多，白居易所听到的，不会少，但他只写一个卖炭的老翁，原因一定是最悲最实，而在写的过程更集中于一个“悲”字。“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两句话，抓住三个部位，描出三种以上的颜色：脸、鬓、手，脸色焦黄、鬓发苍苍（苍苍就不止一种颜色）、十指乌黑，结合上下文读者知道了他是自己砍柴自己烧炭自己推车来卖，这样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老人，已经令人感到心酸了。而“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一问一答，十四个字，勾勒出一种最低水平的生存状态，仅仅活命而已，如果卖不到钱，就没有活路。这就已经够悲了，但诗人还在继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诗人为什么这样继续？是行文悲到极处的需要。悲到极处之后，“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就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它断了这样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老人的活路！
      我们再以《上阳白发人》为例，继续看诗人怎样选择题材塑造典型：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釆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
            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
            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
            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
            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
            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
            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
            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此诗前，白居易有一段注：
      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
      这段注，第一说明“其事核而实”，第二说明这样的宫人一关就是30---60年，第三说明这样的“别所”不止一处。但为什么只写“上阳”？“后宫佳丽三千人”为什么只写这一个？同样是为了极致其悲，为了塑造典型。不去罗列大量的后宫女子和她们的种种遭遇，而只选取一个终生被幽禁的宫女。不写她的青年的美貌，却是写她的老年的龙钟；不写她的希望，偏偏写她的绝望。一轮一轮的春夏秋冬，多少个难捱日落的白天，多少个展转不眠的长夜。宫中鸟儿宛转的呜叫，原来还心烦意乱，现在看到梁上双飞双栖的燕子，也不再羡慕它们。诗人是这样只通过这一位宫女一生的悲惨遭遇，就形象地概括了“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这就叫作典型。
      唐代以宫怨为主题的诗歌多得很，但大量是用绝句形式描写宫女的某种哀怨情绪，我们不必举别人的例子，仍用白居易的，试加比较，就可以看出典型与非典型的区别：
            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
            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
            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
            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
      这两首绝句当然也很好，但不是用典型反映一般，是用取其一端写出某一侧面的手法。而《上阳白发人》，是以一个宫女一生的不幸为典型，加以细致、具体、生动的刻画，反映的却可以说是2000年中几十万宫女共同的悲惨命运。
      第二，再看怎样构架情节。
   构架情节，就是要叙述故事，有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有故事的背景和人物关系，还要有大量的细节来丰富充实，使人如见如闻身临其境。《上阳白发人》，一个宫女一生的故事；《卖炭翁》，一个老人和两个太监一上午的故事；我们再看诗人白居易和一位“村老”以及一帮“暴卒”一晚上的故事，这就是《与元九书》中所说的使“握军要者切齿”的那一篇，《宿紫阁山北村》。这首诗写于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时年三十九岁，正在长安任左拾遗、翰林学士。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餐。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早晨，诗人白居易去游览紫阁峰，傍晚，投宿在山下的村中。村农见了非常高兴，摆酒欢迎。举起酒杯还没有来得及喝，突然冲进来一帮横暴的士兵；他们身穿紫衣，手拿刀斧，乌七八糟的有十多个人，不由分说，抢过杯子就喝酒，又把盘中的饭菜糟蹋干净。主人退到后面站立，束手束脚，倒好像是外人。院中有一棵珍贵的大树，已经生长了三十个年头，主人哪敢可惜它，只能任凭暴徒拿斧头砍断树根。这时我们才知道，上面抢夺酒食只是一个序幕，高潮在这呢，暴卒们要砍树，这才是他们闯来的目的。从下文暴卒的“口称”和诗人对“村农”的劝戒中，我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那些暴卒自称属于神策军，是采造府派来伐木料的。主人啊，你千万不要再说了，神策军的头领正承浩荡皇恩！这两句，是诗人的话。我们再想想，暴卒要砍树，白居易能不阻拦吗？可也没拦住。白居易何许人也？皇帝身边的左拾遗，翰林学士，很多宰相翰林学士出身啊，神策军都不放在眼里，他们还能把普通百姓放在眼里？所谓“神策军”，即当时的禁卫军。从贞元年间开始，特设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元和初年，宪宗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这简直是让个太监担任全国军队的统帅了，所以白居易曾上书极力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指的就是吐突承璀。白居易真不愧为大家，层层深入地谋篇布局，颇具匠心：开始“暴卒”来历不明，后来他们自称 “神策军”，再揭出他们的后台“中尉”，最后“承恩”，只两个字，让全诗主旨豁然开朗：“神策军”为什么如此嚣张？正因为皇帝宠幸他们的头目---大太监吐突承璀。这首诗不在《秦中吟》、《新乐府》中，但也属于讽喻诗，讽喻什么是不是很清楚啊？难怪使得“握军要者切齿”。
      第三，看如何突出对比。
      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中往往先尽情描摹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个对立面，比如上节课讲过的《轻肥》和《歌舞》：在描绘那些宦官“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鱠切天池鳞”之后，突起“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之后，突然一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随后戛然而止。我想仅就这两首看，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没有余韵”。鲜明的对比，凸显了社会的极端不公，凸显了矛盾的极端尖锐。
      第四，看怎样结合议论。
      发议论，是白居易所谓“卒章显其志”的一种手段，有的用其他手段，就没有议论，但凡结合了议论的，多数议论也很形象，富有情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比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大声斥责：
            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
            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新丰折臂翁》讽喻戒边功，是用生动的历史教训来形象地议论：
            老人言，君听取；
            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
            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开元宰相宋开府”指贤相宋璟，这两句说的是开元初天武军牙将郝灵佺斩突厥默啜，自谓有不世之功，可是宋璟为了防止边将为邀功请赏而滥用武力，并不封赏他。“天宝宰相杨国忠”两句所指的事情，我们在杜甫系列讲过，杨国忠两次挑起与南昭的战争，前后死了近二十万人。这是用历史事实的对比，形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主张和态度。
      最后，我们借古人的评说，谈谈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点，这就不止限于讽喻，白诗语言的总体风格是通俗平易，只引古人之言即能说明，所以我们不再多分析。
      《新乐府》的序中“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几句，除第三句“其事核而实”外，其他三句都是白居易对自己诗歌语言的要求：
      “辞质而径”，质朴、易懂；
      “言直而切”，直率、准确；
      “体顺而肆”，流畅、上口。
      要达到这几项要求，并非容易。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这样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的《瓯北诗话》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
      白居易的好朋友刘禹锡有一首诗，最形象最准确地道出了白诗的特色：
            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
            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樹春朝风正吹。
            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
            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
      我们就用刘禹锡的这一句“仙人衣裳弃刀尺”作这一讲的题目，那就不只是论白居易的讽喻诗了，也不止是论语言特点了，这一句实际上是最形象地概括了白居易各类诗歌共有的艺术特色，那就是------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