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晓东 “熙宁变法” 王安石的两大失误 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到公元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的16年间，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在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倡导变法，革除积习，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可惜这次变法前后跌宕起伏极大，并使朝臣长期相互倾轧，致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这与王安石的决策与用人失误有极大的关系。 其实，王安石在没有被重用之前，就已有才名。《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后来，文彦博和欧阳修极力推荐王安石，司马光、韩绛、吕公着等人又大力呼应，王安石得以出任朝廷命官。可惜王安石自1070年任同平章事（宰相职）后，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一人，其它人除了去世者，皆与王安石决裂。不光如此，王安石改革中用的人后来都被称为“熙丰小人”（熙宁是神宗的年号）。到了1074年，神宗皇帝迫于众议，不得不将王安石免相。虽不到一年又被调回京城任相如故，但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不复启用。 王安石竭尽全力变法，不惜与众多亲朋好友决裂，到头来却好心不得好报，备受后人指责，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变法过激而令人无法适应，二是用人不当而令奸臣当道。 变法步伐过快 导致民怨沸腾 王安石搞“熙宁变法”，坚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10多年间，以“急进”变法形式，接连推出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并一口气裁并了全国的一百几十个州县。这些举措虽一时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却给各级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最终使“熙宁变法”始而只进无退，终而大退少进。换言之，王安石搞改革，想改什么就改什么，全都是一揽子买卖，安有不败之理？！ 与此相反，司马光等人则主张“渐进”的改革方法，逐步改变朝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变法之初，司马光也曾上疏神宗皇帝：“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但就如何变法，司马光认为：“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两朝元老富弼也曾劝神宗皇帝：“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苏轼则一开始就提醒神宗皇帝：“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可惜王安石对“渐进”的做法不屑一顾，以后更令这批“反改革派”或贬为地方官、或致仕退休。 王安石变法不切实际，导致民怨沸腾，以至于东明县农民上千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熙宁七年（1074年），一个曾被王安石提拔的看门小吏郑侠，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这件事令神宗观后大为震惊，心如刀绞，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观后更是泣言：“安石乱天下”。其实早在熙宁二年，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吕诲就上疏宋神宗：“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人情未知，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 不知宋神宗此时会对此作何感想？ 管理学上有一条重要原则：“做对事，并把对事做对”（Do the right thing, and do it right）。王安石搞“熙宁变法”，无疑是在做一件对事，可惜由于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终而没将对事做对。由此，王安石上负神宗皇帝之圣恩，平愧同僚故旧之信任，下辜四海黎民之殷望。后人王夫之（明）说：“熙丰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皆未久而渐罢。 变法用人不当 终成小人乱政 毛主席曾有一句名言：“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王安石变法不仅政策有误，用人更是有误，到头来是因人废事，前功尽弃。换言之，王安石之变法失利，也在于他滥用亲信，排斥异己，启用了一大批虽顺从己见却阴险狡诈之徒，结果导致“小人乱政”，“奸人坏法”。 何谓小人，以司马光之见，就是德行不立，无论其多有才华。小人通常有两个突出特征：为求功名可以不择手段，为泄私欲可以不计后果。而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尽是后世声名狼藉之辈，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册中(见表1)。这些人初入官场时，大多做事尽心尽意，尽显才干；但时间久了，他们便以王安石为榜样，用人唯亲，排除异己，并做事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为达目的可以做出种种人所不齿的事情来。 表1. 王安石亲信一览表 新党人物 主要官职 主要谗佞/反复举动 吕惠卿（1032-1111） 参知政事（副宰相） 为求自己的进一步升迁，竟离间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令王安石二次任相，难有作为。 章惇（1035-1105） 参知政事 同平章事（宰相） 把司马光、苏轼、范纯仁等时下名流一概打成“元佑奸党”，人数多达120人（以后又扩大到309人），并把他们的姓名镌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国州县，其疯狂报复之程度空前绝后，令人发指。 蔡京（1047-1126） 参知政事 四任同平章事 积极参与并执行对“元佑奸党”的残酷迫害，晚年更是残害忠良、任人唯亲，导致奸臣当道，北宋灭亡。 蔡卞（1048-1117） 中书舍人 官尚书左丞 迫害异己、残害忠良，谋取私利。 蔡确（1037-1093） 参知政事 同平章事 迫害异己、诬陷贤良，谋取私利。 曾布（1036-1107） 尚书右仆射 同平章事 排除异己，谋取私利。 李定（不祥） 御史中丞 迫害异己，诬陷贤良，制造“乌台诗案”之文字狱，疯狂迫害苏轼，牵连欧阳修、文同等20多人 邓绾（1028-1086） 御史中丞 多中伤善类，奸恶过于章惇 并厚颜无耻。 安惇（不祥） 吏部侍郎 邢部尚书 为了巴结章惇多次诬陷贤良，进谗言、弹劾邹浩、陈瓘、江公望、任伯雨、陈次升、常安民等人。 舒亶（1041—1103） 知制诰 御史中丞 迫害异己，诬陷贤良，参与制造“乌台诗案”之文字狱，疯狂迫害苏轼，牵连欧阳修、文同等20多人 吕嘉问（不祥） 市易司提举 户部侍郎 依附章惇、蔡卞等人，多杀无辜，焚去案牍。 注：（1）本表所选之人皆出自《宋史》（奸臣册） （2）司马光曾将王安石的门生故旧概括为谗佞之徒与反复之徒，其中尤以吕惠卿为最。 例如，吕惠卿曾是王安石最坚定的亲信，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员。但他后来为求自身的升迁，竟设计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章惇也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可他后来在迫害“元佑党人”时，可谓穷凶极恶，空前绝后，一点君子风度都没有。王安石的另一得力助手邓绾更是做事不择手段，厚颜无耻，他曾说：“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成为后世指斥官场厚颜无耻行为的专用语。至于蔡京，那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奸臣，搞得北宋末年的政治臭气熏天。 宋朝自立国以来，就一直遵循执政大臣“异论相搅”的祖训，以防一家独大，权臣当朝。可惜，王安石为求变法速成，将不同己见的大臣一概逐出朝廷，破坏了“异论相搅”的优良传统。这不仅使王安石无法做到“兼听则明”，也为北宋末年蔡京等奸臣把持朝政埋下了祸根。 变法初年，御史中丞吕诲就曾弹劾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御史刘琦等人则指斥负责实行新法的薛向等人皆是小人。富弼罢相时也上疏宋神宗：（安石）“所进用者多小人”。可是王安石为了执行自己的路线，从未在德行上严格要求自己的盟友，致使他们大多都变成了“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红楼梦》语）的佞人之辈，与“元佑党人”们相比差之深远。王安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安石人格偏执 拗扭误政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独断专行，不容异见，导致变法严重受挫，其原因在哪里？史学界一向认为这是由于王安石缺乏变法谋略及宋神宗支持不足，但就心理学而言，这也是由于王安石人格偏执，不善团结各方人士，最终以人废事。作为一个偏执类型的人，他(她)一般都具有强列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此外，一个人格偏执的人，还十分缺乏同理心，易将错误推诿他人或种种客观原因（见表2）。凡此种种，都会使当事人在待人处事中表现出种种的偏向、偏见、偏信、偏好、偏激行为，并给其人际沟通及合作共事带来极大的阻碍。 表2. 偏执型人格障碍特征 定义 心理特点 行为表现 一种因过分自尊与自主而造成的偏离常态的人格状态 它可对人际关系的和谐带来极大损伤 强列的自尊心与自主性 缺乏同理心 过分敏感 害怕受伤害 总将错误推诿他人或客观原因 主观武断 固执己见 好胜逞强 自命不凡 过分坚持原则 没有灵活性 王安石由于其偏执人格，既不善听取不同意见，也不善团结各方面力量，树敌过多，不但陷自己于不利境地，也累及神宗皇帝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来完成“熙宁变法”的大业（见表3）。例如，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一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原来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着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一时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特别是司马光，念在与王安石共事数年的交情上，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他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驳一条，导致司马光最后与他分道扬镳，终身不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为止。 还如，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就此事问及王安石，不想王安石竟回答：“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神宗皇帝听了颇为不悦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王安石听了仍是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之言都可不予理睬，更何况是什么民言！王安石如此极端看问题，难怪人们都称他为“拗相公”。 王安石早年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观，认为若"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才"。王安石还主张朝廷应对人才加以规划培养："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可惜，王安石口头上讲用人要从长计议、任人唯贤；行动上却急功近利，滥用亲信。这虽为他的政策执行带来一时的便利，却为他的变法失败埋下了祸根。而到了后来，北宋的朝政已不再是变法与否的争论，而是疯狂迫害异己的斗争。北宋政权也就在这样的争斗中迅速衰落、以至灭国。想来这都是王安石偏执人格惹的祸！ 王安石的变法失利告诉后人：欲改变社会，必先改变自己；一个人格不完善的人，是不配也无法领导社会进步的。说到底，一个性格“拗扭”之人，何以包容天下，礼服众心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