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公元670年至675年，唐朝与新罗爆发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战争，但因为种种原因，关于这场战争史料记载相当缺乏，本文根据中朝两国史料及有关出土金石墓志材料，试图对这唐罗战争的背景经过及影响进行总结归纳。
关键词 唐朝 新罗 唐罗战争 百济 熊津都督府
公元670年至675年，唐朝与新罗爆发了一场在两国关系史上唯一的一场战争——唐罗战争，唐罗战争中唐朝和新罗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相对而言，新罗损失较大，但他基本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唐朝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唐罗战争，中国方面史料相对缺乏，而韩国方面相对丰富，同时韩国方面研究唐罗战争论著很多[1]，而中国方面研究论著甚少，其中论述详细、研究较深的当推拜根兴的《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本文拟勾稽史料，对唐罗战争的原因背景，始未经过作一探讨。
一、唐罗战争爆发的原因背景
自唐太宗贞观四年（630）灭翠¤厥后，唐朝又相继征服和灭亡了吐谷浑、西域各绿洲国家、薛延陀后，成为了当时东亚及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唐朝政府力图维护其在东亚世界的霸主地位，而当时中国东北的高句丽政权不仅夺取了中原的辽东、乐浪、带方等地，而且对唐朝颇不恭顺，又拒不归还在高句丽的被俘汉人，这都导致了唐朝对高句丽政权不断用兵，为了更好的打击高句丽，唐朝需要联盟当时高句丽南方的百济、新罗帮助他消灭高句丽。然而当时百济、新罗两国互相攻伐，各有胜负[2]，使唐朝的联盟计划难以实践。当时新罗为了取得唐朝支持，积极向唐朝靠拢，并举诉百济、高句丽联兵侵罗，新罗危在旦夕。百济则采取联络高句丽、倭国以防唐朝的策略。唐高宗即位后仍欲灭亡高句丽，但是他改变了太宗由辽东地区单路直攻高句丽的战略，形成了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高句丽的战略方针[3]，而此时百济亲高，新罗亲唐。如果不能使百济臣服，唐朝的这个战略计划将难以实现。因此，唐朝便联合新罗于显庆五年（660）自莱州出发灭亡了百济，同时在百济原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4]，将百济故地纳入唐羁縻府州体系。同时留行左骁卫郎将刘仁愿率兵一万，镇守百济。从显庆五年（660）至龙朔三年（663），百济复国运动兴起，后被唐与新罗联合镇压。为了统合当时百济新罗两国力量合力攻灭高句丽，唐朝强迫新罗与熊津都督（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于麟德二年（665）八月结盟。新罗助唐灭百济的战略目的是灭亡百济，占有其土地、人民，而唐朝却将百济纳入自己的统治并强迫罗、济结盟，这引发新罗的极度不满。但此时唐朝军力强大，且北方强敌高句丽仍存，新罗无力也不能与唐为敌，只能隐忍不发。唐总章元年（668）十一月，唐灭高句丽，在具体做战过程中，新罗做战消极，直到总章元年（668）六月，新罗军队才开始行动，唐朝南北夹击高句丽的计划实际落空，南部战线未起多大作用，唐政府大怒，严责新罗“失军期”，并将唐朝南线百济留守军主帅刘仁愿“坐征高丽逗留，流姚州”[5]。事实上不是刘仁愿逗留，而是新罗方面不肯配合，在失去了共同敌人高句丽后，新罗、唐朝矛盾日益激化，唐朝在百济故地建立熊津都督府，纳入唐王朝直接管理，而新罗欲夺取百济土地、人民，双方矛盾不可调和，双方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咸享元年（670），为争夺吐谷浑故地及西域，唐朝与当时我国西部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吐蕃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当年夏四月辛亥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领兵五万以击吐蕃”[6]。几乎与此同时，高丽酋长钳牟岑起兵叛乱，以安舜为主。唐朝派左监门卫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卫大将军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7]，讨伐高丽叛众。这两场战争牵制了大量唐军兵力，当时唐军全国总兵力不过数十万，而仅对吐蕃一战就用兵五万（一说十万），唐军已处于两面作战之不利境地，这些就为新罗发动对唐战争提供了条件。实际上，新罗在高句丽叛乱起时已对安舜表示支持并收留了安舜及其随从百姓，“王处之国西金马渚”[8]。
二、“唐罗战争”始末
本文拟以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为界，将唐罗战争划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罗出动大军攻击熊津都督府到新罗占领熊津都督府和唐军彻底镇压高句丽叛乱（670—673）。在这一阶段，新罗夺占百济故地，唐朝击溃新罗援军，重新占领高句丽故地。
咸亨元年（670）七月，新罗出动大军，一举攻陷熊津都督府八十二城[9]，唐罗战争正式爆发。此战熊津都督府方面损失惨重，这与熊津都督府实力较弱有关。熊津都督府是在原百济旧地上建立起来的，而原百济军队在显庆五年至龙朔三年（660—663）的战争中损失极大，“僵尸如莽”[10]，所剩兵力十分有限，估计不会超过数万。熊津都督为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但从史料上看扶余隆在咸亨元年似不在熊津都督府任职[11]。另外自刘仁愿罢职后，在百济似乎已经没有汉将起实际领导作用。唐朝鉴于熊津都督府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情况，派在大非川战败的大唐名将薛仁贵“起为鸡林道总管”[12]。按大唐军制，行军对象是哪一个地方，就使用哪个地方做行军道名字，新罗在唐的建制是鸡林州都督府，薛仁贵为鸡林道总管，很明显是负责对新罗用兵，而当时唐与新罗交战最激烈的地方是熊津都督府，因此，薛仁贵必是接手熊津都督府，对新罗开战，而不是为了对付“高丽余众叛”。
据史料分析，薛仁贵此来百济所带兵力并不雄厚。理由有二：一是薛仁贵在咸亨二年（671）七月二十六日《与新罗王金法敏书》，在信中薛仁贵软硬兼施，但基本基调却是寻求和解[13]。薛仁贵一代名将，英勇善战，去年大非川之败后更是急需雪耻，如果他带来了大批军队，他怎么可能以和解姿态对新罗，必然是大兵压境。二是唐朝有使用少量汉兵统带蕃兵作战成例。例如当年高侃征突厥车鼻可汗，就是以少量汉军统带回纥、仆固大军消灭了车鼻可汗[14]。三是当时唐朝两线作战，对吐蕃高丽余众同时用兵，兵力不敷使用，况且大非川战役唐军一败涂地，精锐部队损失不少。因此薛仁贵所带援熊津都督府兵力人数虽然史书所记不详，但人数不多是肯定的。
《三国史记》卷7《文武王纪》记载咸亨二年（671）十月，新罗袭唐漕船，郎将钳耳大侯及百名士卒被俘。上元二年九日（675），薛仁贵引兵攻新罗泉城。上元三年（676）十一月，薛仁贵所部在伎伐浦战斗中大败。拜根兴认为《三国史记》以上相关记载不一定完全可靠。笔者认为以上事情极有可能全部发生，只是时间有问题，因为上元年间薛仁贵“坐事徙象州”[15]，不太可能在熊津地区作战。以上交战事件极有可能都发生在咸亨二年（671）九月到十一月间。理由有二：一是只有将上述战事放在咸亨二年，才会出现薛仁贵在熊津地区作战的可能。因此，钳耳大侯极有可能是在咸亨二年（671）被俘的。二是日本史书《日本书纪》记载，大唐咸亨二年（671）十一月，唐使郭务悰自百济率二千人前来，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正是两军交战之时，熊津都督府兵少不过数万，怎么会派二千人来日本，那么有一种解释十分符合逻辑，他们是在对新罗军队作战失败后逃出来的。而只有把上述战事放在咸亨二年才能与这种推论相符。（我的以上见解恐有误，以唐军水军实力，白江口水战轻易大胜，观三国史记，新罗水军实力并不强，其依仗陆军优势击败唐军有可能，水军恐无此实力，但三国史记多次出现对唐水军作战？）
咸亨二年（671）后，熊津都督府地域作战情况不详，史籍记载含糊其辞。《三国史记》记载，咸亨三年（672）二月，攻百济加林城，不克。从此不见新罗军在百济地区的作战纪录。《三国史记·地理志》记载，咸亨二年（671年）新罗在原百济温水郡建州，设州总管，根据《三国史记》记载，咸亨二年（671年）九月，新罗设所夫里州，按当时情况，在原百济温水郡建的州只可能是所夫里州，咸亨三年（672）新罗在所夫里郡设州总管，很明显，所夫里州迁至所夫里郡，唐熊津都督府失守。通过出土的相关人物墓志铭可以了解唐熊津都督府的一些情况。百济遗民黑齿常之墓志铭，祢寔进墓志铭对我们研究这一阶段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黑齿常之，百济大将，龙朔三年（663）降唐。在新旧唐书中，均没有黑齿常之在熊津都督府任职的记录，只记载他“累迁左领军员外将军、洋州刺史”。但其墓志铭却记载：“麟德初，以人望授折冲都尉，镇熊津城，……咸亨三年，以功加忠武将军，行带方州长史，寻迁使持节沙泮州诸军事、沙泮州刺史，……天子嘉之，转左领军将军，兼熊津都督府司马……”[16]。“熊津城，应指熊津都督府城泗沘，据《三国史记》记载带方州、沙泮州亦在百济本土。这就是说从麟德（664—665）初至咸亨三年（672），黑齿常之均在熊津都督府任职，并未离开百济故地。
黑齿常之应该参加了罗唐战争中熊津都督府的战斗，咸亨三年（672），以功加忠武将军，忠武将军是正四品上武散官，而折冲都尉则是正四品下官位，黑齿常之此次升迁极有可能是在唐罗战争中立有战功。后来黑齿常之又很快升任从三品的左领军将军，兼熊津都督府司马。咸亨三年（672）九月，新罗归还唐军战俘中有熊津都督府司马祢军，而黑齿常之又恰好在几乎同时兼任熊津都督府司马。可能是在熊津都督府最后的战斗中，祢军作战被俘，唐朝令从三品的左领军将军黑齿常之兼任正五品的熊津都督府司马之职。
祢寔进，原百济大将，大唐左威卫大将军。中外史籍无载此人。他的墓志铭记载：“以咸亨三年五月廿五日因行薨于来州黄县春秋五十有八[17]。”来州，即莱州，黄县为其属县，今山东龙口。在当时是唐朝入百济，新罗的要道。显庆五年（660），唐朝大将苏定方领军十万讨伐百济，“定方发自莱州，舳舳千里，随流东行[18]”。祢寔进来到莱州，肯定与正在激烈进行的熊津都督府的战斗有关。祢姓，在百济并非大姓，有关祢氏人物，其一是祢植。当时苏定方讨百济，“其大将祢植又将义慈来降[19]。”这说明百济义慈王是被他的大将祢植胁迫前来投降的，祢植因此为唐朝立下了大功。祢寔进到底是否与祢植有关系呢？祢植立下大功，理应受到重赏，而祢寔进是正三品的左威卫大将军，祢植极有可能就是祢寔进，祢寔进是祢植入唐后的名字。百济另一祢氏人物是祢军，是熊津都督府司马，他有可能是祢宴进在百济本土的兄弟或子侄。
祢寔进是唐十六卫大将军之一的左威卫大将军，唐前期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是当时唐朝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而当时统帅府兵番卫的中央统领机构是南衙十六卫。十六卫包括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卫、左右千牛卫。每卫设大将军一人，正三品，地位尊崇。当时唐朝的军事统帅，一般来说都曾出任过各卫大将军[20]。唐朝往往以各卫大将军为行军大总管、行军总管来担任征伐敌国或叛乱的军事统帅。如显庆五年（660），唐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征讨百济。此次左威卫大将军祢寔进来到莱州极有可能被付于了征讨任务，来接替或指挥薛仁贵出任征讨新罗的鸡林道行军总管。薛仁贵此时是鸡林道总管，他原来的右威卫大将军职务因大非川之败被撤。现在品阶位不详，可能最高为从三品。咸亨二年（671）薛仁贵屡战皆败，这极有可能导致唐中央政府对他的不满，派品阶在他之上的又熟悉熊津都督府情况的祢寔进来取代或是指挥薛仁贵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咸亨三年（672）五月廿五日祢寔进却病故于莱州，这无疑影响了唐罗战争的进程，打乱了唐中央政府的战略部署，这也应该是熊津都督府失陷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至少到咸亨三年（672），熊津都督府仍处于激战之中，因唐军兵力较弱，尽管黑齿常之、薛仁贵等人力战仍难以取胜。咸亨三年（672）九月，新罗文武王将所俘唐兵船郎将钳耳大侯、莱州司马王艺、本列州长史王益，熊津都督府司马弥军、曾山司马法聪[21]遣返唐朝。被俘唐将领中钳耳大侯已如上述。莱州司马王益，也应该是在前往熊津都督府运送后勤物资时被俘的，因为临近战区的唐地方官有运送后勤物资的任务，如青州刺史刘仁轨就是因为督海运覆船而被撤职的。司马法聪在《日本书纪》中出现过，不过是熊津都督府熊山县令，不是曾山。可以肯定，以上这些人都是在熊津都督府之战中被俘的，而新罗于咸亨三年（672）九月释放他们，似乎说明此时熊津都督府已经失陷，因为上述官员都是熊津都督府的重要官员，尤其是司马弥军，新罗实在没有必要在熊津都督府战斗未结束时就将此人释放。更重要的是，新罗与唐开战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熊津都督府（百济故地），现在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向唐归还战俘以示好，要求停战也就十分正常了。另外在河南洛阳，发现了咸亨四年（673）五月薛仁贵造像记，也就是说，薛仁贵咸亨四年（673）五月前后已回到洛阳，不再出征他方[22]。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下一个大概判断，至迟咸亨三年（672）九月前，熊津都督府被新罗夺取，薛仁贵、黑齿常之等人撤回内陆，而原来准备回百济参战的祢寔进病死于莱州，薛仁贵于咸亨四年五月前返回洛阳。
新罗之所以能够在不过两年的时间内就攻下熊津都督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州道高侃，燕山道李谨行的军队正在安东都护府力战高丽叛众及新罗援军，抽不出兵力来援助虚弱的熊津都督府。《新唐书》记载：“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破叛兵于安市，又败之泉山，俘新罗援兵二千。李谨行破之于发庐河，再战，俘首或万计。于是平壤痍残不能军，相率奔新罗，凡四年乃平。”东州道行军总管高侃将安东都护府暂迁于辽东州（今辽阳），在安市败高句丽叛军后，又在泉山大败高句丽叛军，并俘虏新罗援军二千。可见此战新罗不仅参战，而且出兵不少。《三国史记》也记载：“唐将高侃率兵一万，李谨行率兵三万，一时至平壤，作八营留屯。”为救援熊津都督府，咸亨三年（672）七月，唐廷派高侃，李谨行领兵四万，与新罗军激战获胜，迫使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归还战俘并谢罪。咸亨四年（673）闰五月，李谨行大败高句丽叛军于发庐河，高丽残众逃往新罗，平高句丽叛军战斗结束。新罗利用唐朝与吐蕃开战的良机，发动对唐战争、与高句丽叛众一起对抗唐朝，同时分出部分兵力援助高丽叛军，利用高句丽军队抵抗唐军，另一方面集中主力攻击熊津都督府，先是派水军打垮唐漕运队伍，断绝唐援熊津都督府道路。又在伎伐浦战斗中击败了薛仁贵，实际上包围了熊津都督府。薛仁贵黑齿常之力战不敌，于咸亨三年（672）退回唐朝，新罗抢在咸亨四年（673）唐军镇压高句丽叛乱前夺取熊津都督府。
第二阶段，从唐朝在短暂的休战期后，下令讨伐新罗，到唐朝复新罗文武王官爵、李谨行撤军回内陆（673—675）。在这一阶段，唐朝派出大军讨伐新罗，在新罗北部大败新罗军队，但因西北战场紧张及朝内主和派大臣建议，接受新罗请罪，撤军回内陆。
咸亨四年（673）闰五月，李谨行破高丽叛众于发庐河战役后，唐罗战争进入暂时停战期，估计这与唐朝正忙于与吐蕃在西域、河源地区争战，同时朝内可能部分官员主和有关。当然也与连年争战，军队和百姓需要休整有关。
咸亨五年（674），唐朝以新罗“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为理由。任命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原燕山道行军总管李谨行任副大总管，发兵穷讨。削夺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官爵，以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金仁问接替，自京师归国[23]。虽然自咸亨元年（670）起，战争已经进行了数年，但新罗仍是大唐藩属国，金法敏仍是大唐从二品的鸡林州大都督。而且从交战实际情况看，高侃和李谨行并不是要讨伐新罗，主要目标是高句丽叛众。熊津都督府的唐军毕竟大部分是原百济军队，在大唐朝廷的心目中毕竟与真正的大唐军队不同。而此次发起的鸡林道行军是以进攻新罗为主要目标的，同时还要更换新罗国王，性质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唐罗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也是决战阶段。
刘仁轨，生于隋仁寿二年（602），此时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宰相之一，在唐廷可谓权高位重，同时刘仁轨从显庆五年（660）起，曾多次赴朝鲜半岛参战，对新罗情况十分熟悉[24]，以他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可避免大非川战役时，诸将不和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刘仁轨智谋超绝，有很高的军事才能，当然，刘仁轨年逾古稀，是否能长期坚持出征作战是个疑问。因为西北战事紧张，二月下诏讨伐新罗，刘仁轨可能直到当年下半年才进兵到安东都护府境内，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重镇七重城，刘仁轨因此战进爵为公[25]。从开战地点路线看，刘仁轨的大军此时已进入新罗北境，七重城在今汉城附近，离安东都护府辖境不远。七重城的失陷对新罗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然而七重城战后，唐廷诏其引兵还[26]。改任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负责讨伐新罗。唐廷为什么如此处置？我认为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吐蕃威胁的加大以及唐朝希望在近期内厚集兵力，击败吐蕃的心理造成的，从咸亨元年（670）的大非川之战到仪凤三年(678)的青海之战,唐军败多胜少,可见吐蕃势力之强大，为应付吐蕃，在西北集中优势兵力是非常必要的。其次是以武则天为首的一派主和势力，上元元年（674）,武则天进号天后,建言十二事,其中第三条就是息兵,以道德化天下[27]。很显然，武则天当时地位已经十分尊崇，仅次于皇帝，她建议息兵，唐高宗不会不给予考虑。
在刘仁轨引兵还后，唐廷任命原鸡林道行军副大总管李谨行任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28]”。虽然刘仁轨引兵还，但金仁问仍有可能在李谨行军中或安东都护府境内，另外李谨行手中亦有重兵，这仍对新罗构成巨大威胁。从买肖城的地理位置看，基本可确定在七重城以南[29]。也就是说唐军已向新罗腹地纵深攻击，再打下去新罗不仅百济故地保不住，恐怕本土亦遭兵灾。新罗王金法敏再次上表谢罪，请求唐朝撤兵[30]。唐廷准其所请，诏金仁问还京，下诏恢复金法敏官爵，仍为新罗王鸡林州大都督。中外史籍均没有记载唐廷具体何时下诏赦免金法敏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三国史记》关于买肖城战役的记述来判断其大慨时间。“（675年9月）29日，李谨行率兵20万名屯买肖城，我军击走之，得战马3万380匹，其余兵杖称是[31]。”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元二年（675）9月29日，李谨行部队撤离买肖城北返，如果这条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发生在金法敏向唐谢罪之后，因为只有唐朝诏准金法敏的请罪表后，才有可能命令李谨行撤兵。同时李谨行在买肖城三败新罗军后也未再向南攻击，可能也是在看唐廷是否诏准金法敏的请和。考虑到从长安到买肖城有数千公里的距离，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走一遍至少也需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因此，笔者认为，当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大败新罗军和李谨行屯住在买肖城三败新罗军后，金法敏为免覆灭厄运，于当年五、六月份派使谢罪，李谨行、金仁问在见到新罗谢罪使后将其送至京师，谢罪使七、八月份到京师，唐廷再召开会议讨论是否接受金法敏的请罪，可能要用去一段时间，准金法敏请罪后，再派使者通知李谨行、金仁问返回恐怕已到九月底。
《三国史记》记载，买肖城唐军是被击走，而不是主动撤退，现在的韩国许多历史研究者更是将其引申为唐军在买肖城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这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新唐书》记载买肖城唐朝军队是战胜者，这就说明《新唐书》作者是知道这场战斗的，如果此战唐军大败，应该有记载。因为《新唐书》记载了唐军多次大败，如咸亨元年（670）的大非川之败，仪凤三年（678）的青海战败等战役。这几次战役唐军均损失惨重，领兵将领都受到惩罚，所以如果此战唐军战败，《新唐书》没有隐瞒的必要，更何况李谨行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从安东镇抚大使平调为积石道经略大使[32]。因此韩方研究者所说买肖城战役可能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唐军主动撤退而已。
那么为什么唐朝消灭了高句丽、百济，却不讨灭新罗，至少也应废除金法敏！对此，笔者不能苟同某些韩国学者的说法，他们认为新罗高句丽人民上下一心，顽强战斗，利用有利的地形地势大败唐军，完成了半岛三韩的统一。通过前面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新罗军队在唐罗战争中除在攻击较弱的熊津都督府得手外，在其它战役中败多胜少，有时甚至是惨败，最后还是利用了唐朝不想两面作战的心理求得了唐朝的原谅。除以上所述，我认为还有以下原因导致唐朝接受新罗谢罪。第一，新罗外交手段高明，虽然对唐开战，但他始终承认唐朝是宗主国，新罗是藩属国，并数次请罪，而不是像高句丽那样桀骜不驯或是像百济那样不识时务，外交处置乖张。第二,唐朝失去的熊津都督府辖地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得来更好，失去也损失不大。更何况是落到了藩属国新罗手中，对唐朝危害也不大。第三，唐朝此时最希望的是集中全力打倒吐蕃，仪凤三年（678）的青海之战就是明证。只要打倒了吐蕃，朝鲜半岛事务以后怎样处置自然就由唐廷作主，到时再降罪新罗不迟。当然新罗军队的坚决抵抗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正是以上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唐廷诏准金法敏的请和。
唐廷诏准金法敏的请和及李谨行撤兵意味着唐罗战争的结束。安东都护府于仪凤元年（676）二月从平壤迁往辽东故城，同时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33]。这里有一个疑问，前面所述高侃在镇压高句丽叛乱期间已将都护府迁往辽东州，而在高句丽叛乱结束后，平壤已破败不堪。那么是否存在这种情况，安东都护府在迁往辽东故城后就没有再迁回平壤，而仪凤元年（676）迁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只是在书面上追认了一下。就像熊津都督府早在咸亨三年（672）失守，直到仪凤元年（676）才迁往建安城一样，实际上安东都护府早已不在平壤了。
这里还有几个问题要说明一下，第一，史学界有人认为，在678年，唐高宗试图出兵新罗，宰相侍中张文瓘带病劝高宗不要出兵。《旧唐书》记载：“比为吐蕃犯边，兵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新唐书》与其记载略同，意思相差不大。论者均以此论证唐高宗欲再次对新罗用兵[34]。检诸《新唐书》、《旧唐书》等史籍，我认为唐高宗对唐罗战争结果不满是肯定的，但张文瓘规劝皇帝的时间应该在上元二年（675）金法敏上请罪表，唐廷讨论是否接受其请罪的关键时刻。“新罗外叛，高宗将发兵讨除[35]”，这是高宗要发兵讨伐新罗的前提条件，678年，唐朝正在准备与吐蕃决战青海，同时并未出现新罗叛唐的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讨伐新罗的事情的。因此我认为，应该将张文瓘反对对新罗用兵的这段话放在上元二年（675），此时唐朝已陷入“东西俱事征讨”的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更何况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并不构成对唐很大的威胁，因此应按照天后武则天的建议，息兵修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唐高宗才能同意停战。
第二，关于唐罗战争的时间问题。现在韩国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唐罗战争的时间应是公元669年至676年，对此笔者不能完全同意。笔者认为669年时，唐朝虽然与新罗矛盾已经很深，但遍寻中韩史籍，本年均没有两国开战记录，至于学者猜测本年新罗可能进攻熊津都督府辖区[36]，但这也只是猜测，并无实际证据，所以以669年为两国开战时间不妥。韩国史学界认为唐上元三年（676）二月，唐把安东都护府从平壤移到辽东故城，退出朝鲜半岛，新罗成功抵制了唐朝的入侵为战争结束的时间。这种看法将唐朝当成了侵略者，新罗是被侵略者。笔者认为这是有违史实的。如前述，是新罗挑起了战争，为夺取百济故地和平壤以南原高句丽土地而启战端，高句丽、新罗、百济是三个不同的国家，新罗有什么资格侵夺高句丽、百济土地。另外，平壤地区本就是汉乐浪郡故土，即使高句丽不是中原王朝藩属国，唐朝收回故土又怎么可以算做侵略，更何况唐朝只是把安东都护府的治所换了一下所在地，这是唐朝的内政，此后平壤地仍是唐朝领土。平壤以南地区是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因新罗助唐与渤海作战唐朝赐与新罗的[37]。在唐上元三年（676）二月，唐朝未放弃平壤以南土地，并未退出朝鲜半岛事务。上元三年（676），新罗只是兼并了熊津都督府而已。因此，上元三年（676）不能算作唐罗战争结束时间。上元二年（675）唐朝接受新罗请罪，诏李谨行返回内陆才是唐罗战争的结束点。
在唐罗战争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决定阶段，新罗利用唐朝所处两面作战的不利处境，联合高句丽叛军，占领了熊津都督府，并成功地使用外交手段使唐朝接受了既定事实，成为战争的实际胜利者。
余 论
唐罗战争的影响十分重大，对于今天的韩国（朝鲜）来说，这场战争的结束无异于宣告一个统一的韩（朝鲜）民族即将形成。自公元四世纪初永嘉之乱爆发，中原势力退出朝鲜半岛后，高句丽、百济、新罗相继崛起，同时倭国也插手其中，互相争战不休，四方百姓死伤无数。唐罗战争后，新罗吞并了百济故地，避免熊津都督府再次独立发展成百济国可能对新罗造成的伤害[38]。同时，新罗接收了在唐罗战争中“相率奔新罗”的大批的原高句丽国人[39]，这样，一个以原新罗、百济国人为主体，收容了部分投归的高句丽人的一个统一新罗形成了。从民族角度讲，韩（朝鲜）民族在唐罗战争后逐渐形成了。从领土角度看，今天大韩民国的领土在罗唐战争后也基本上被新罗控制。唐朝从自己的实际考虑出发，承认并接受了这一结果，并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将平壤以南领土赐给了新罗。
相对韩国（朝鲜）来讲，唐罗战争对唐朝以至今天的中国来说不是 那么重要，这从中国侧史料对这场战争记载很少可以看得出来[40]，即使今天学者亦很少研究。唐罗战争的爆发对唐朝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很显然，它使唐朝实际处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境地，同时熊津都督府最终亦落入新罗控制，这对唐朝在边疆羁縻府州的威信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为日后突厥、渤海、契丹、奚等唐朝边疆少数民族的反叛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既然鸡林州都督府叛乱后因其处交谋略使用得当免遭惩罚，还能得到巨大利益，那么其他边疆都督府为什么不反叛以获得实际利益呢？不过，总体来讲，唐罗战争对唐朝的损害并不大，毕章唐朝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而新罗又始终承认自己是大唐的附属国（鸡林都督府）[41]，而失去的熊津都督府对唐朝又不是十分重要[42]，至于日后，其它边疆各少数民族反叛还有其它更为重要的原因，如其自身政治经济的发展壮大，唐朝用人不当，屡屡征发其作战等。
唐罗战争历时六年（670—675），从总体上看，唐朝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失去了对唐朝并不重要的熊津都督府，新罗则运用其高超的外交谋略，使唐朝承认了新罗吞并百济故地的既定事实，为韩国（朝鲜）的建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注释：
[1]见拜根兴著《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三国史记》卷5《真德王纪》。
[3]《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第八章。
[4]参新旧唐书东夷列传，《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5]《资治通鉴》卷201总章元年八月条。
[6]《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
[7]《新唐书》卷236《东夷列传》。
[8]《三国史记》卷6《文武王纪》。
[9]《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第三章。
[10]《新唐书》卷121《刘仁轨列传》。
[11]《新唐书》卷236《东夷列传》。
[12]《新唐书》卷124《薛仁贵列传》。
[13]黄约瑟：《薛仁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14]《旧唐书》卷204《突厥列传上》。
[15]《旧唐书》卷87《薛仁贵列传》。
[16]见董延寿、赵振华《洛阳、鲁山西安出土的唐代百济人墓志探索》，该文见解独特，但对新罗史实了解不深，误将新罗王金法敏写成真德女王，且对祁寔进去莱州原因猜测难以令人信服。
[17]同上。
[18]《三国史记》卷5《武烈王纪》。
[19]《旧唐书》卷87《苏定方列传》。
[20]李训亮著《唐代前期南衙禁卫军统帅研究》。
[21]《三国史记》卷7《文武王纪》。
[22]《全唐文补遗》录文第七册，2000年出版。
[23]《新唐书》卷236《东夷列传》。
[24]新旧唐书刘仁轨列传。
[25]同上。
[26]《三国史记》卷7《文武王纪》。
[27]《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列传》。
[28]《新唐书》卷236《东夷列传》。
[29]《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第五章注释[16]。
[30]《三国史记》卷7《文武王纪》。
[31]《三国史记》卷7《文武王纪》。
[32]《旧唐书》卷212《北狄传》。
[33]《资治通鉴》卷202。
[34]如《剑桥中国隋唐史》、《七世界中期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35]《旧唐书》卷89《张文瓘列传》。
[36]《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第三章。
[37]《三国史记》卷8《圣德王纪》。
[38]《三国史记》卷7《文武王纪》。
[39]《新唐书》卷236《东夷传》。
[40]当然，中国侧史书记载唐罗战争较少，另有客观原因，具体见《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或关系研究》第五章。
[41]《三国史记》卷7《文武王纪》，咸亨二年（671），唐罗战争期间在新罗文武王致大唐鸡林总管薛仁贵的信中落款为鸡林州大都督左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新罗王金法敏。
[42]《三史史记》卷7《文武王纪》，在咸亨元年（670）六月，熊津都督府并无汉族（内陆）官员主事，基本上是原百济系统官员，如熊津都督府司马祢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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