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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0 作者：zj3000 来源： 【摘要】《三国演义》一书的内容十分宏富，其中，事涉“病”“医”方面的描写虽不是太多，也因之较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其对于故事情节的衔接与推进、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典型形象的塑造、对服务于作品主题的情感倾向的表达与褒贬好恶的取舍等，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其通过相关描写所揭示出来的符合现代科学意义的“医理”，亦为人们的修身养性提供了有益帮助。总之，《三国演义》可以给人们方方面面的启迪与享受。《三国演义》是读不尽的。 【关键词】《三国演义》 “病”“医”描写 相关思考 作为我国最为杰出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所涉及到的内容是十分宏富的，且在结构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当然，就其内容描写来看，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是它的重头戏，作者也主要地是通过魏、蜀、吴三方在上述领域的相互角力，来完成不同阵营、不同个性之各色人物的刻画与铸塑的。然而，即便在作品中涉及无多的有关“病”“医”方面的内容与小说艺术间的相互关系，也同样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和认真思考。 一、《三国演义》中的涉“病”内容 （一）《三国演义》中的“疫气流行” 《三国演义》开篇，在叙说汉末天下大乱的成因时，毫不隐曲地明言：“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灵帝即位”，“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中涓自此愈横。”“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人心思乱”的大背景当中，“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①。巨鹿郡张角凭着入山采药时得到的《太平要术》之书，掌握了“书符念咒”的本领，于是“散施符水，为人治病”，聚集生徒，扯旗造反。这“大贤良师”之“能呼风唤雨”的手段固然有点玄乎，但因最高统治者的亲近小人、排斥忠良，再加上疫病流行，这一“乱由上作”的揭示还是相当之深刻的。而其中的这个“疫病流行”，则无疑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 小说第29回“小霸王怒斩于吉”中写到的那个于吉，也是一个道士，同样是“曾入山采药”，得到了一册凡百余卷、号曰《太平青领道》的“神书”，其用书中的“治人疾病方术”，“普救万人”，致使“军民敬仰”，“当世呼为神仙”。其“普拖符水”、“无有不验”的“方术”当然也颇玄乎，但既然“普救万人”、“救人万病”，也足可见出当时因兵荒马乱，疾病的受众面之广。 小说第85回，叙写魏主曹丕遣三路大兵伐吴，一阵厮杀过后，三路兵败。按理说，其数十万兵马，既败之后，当会再与东吴重新交锋的，但因“时值夏天，大疫流行”，致使“马步军十死六七”，因此，纵使有心也实在乏力，所以只能乖乖地“引军回洛阳”了。 以上之例举似可说明“乱世”与“时疫”间的关系：乱世人民颠沛流离，灾荒、饥饿、寒热都会给人们带来疾病，因此，时疫流行往往也就与乱世景象连在了一起。 （二）内伤与外伤 只要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就不可能与“病”无缘，这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而伤病之类型，根据小说中所写到的简明情况来作最为粗线条的划分，则可归结成两个大类：内伤和外伤。 就内伤而言，大到曹操的“常患头风”②，小到董卓的“偶染小疾”③，从“袁绍自旧岁感冒（受刺激而发病）吐血症候”④，到郭嘉的因“不服水土”⑤，终致染病而亡等等，都似应视作内伤。 当然，《三国演义》的重点内容之一是描写战争、战役与战斗，其主要角色的“表演道具”和“舞台背景”，是刀枪剑戟和血风腥雨，于是乎，疆场上的厮杀与冷兵器的对决所最易造成的还是外伤：像“且说曹操见乐进中剑，令自到帐中调治”⑥，并未言及其伤情究竟如何，只能说是一笔带过；而像如下种种：关公“急勒马回时，右臂上中一弩箭”，“原来箭头有药，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⑦；“周泰身被十二枪，金疮发胀，命在须臾”⑧；“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声，急用手拔箭，不想连眼珠拔出，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弃也！’遂纳于口内啖之，仍复挺枪纵马”⑨，等等，叙写其外伤，且言及其受伤情状的例子，也就要多得多，且予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真病与假病 好书自有好处！《三国演义》中的写病之妙，不在其所写之“真”病（如前文所例举到的董卓“偶染小疾”、“袁绍自旧岁感冒吐血症候”之类），而在其所写之“假”病！何谓“假”？“虚伪的”、“不真实的”、“伪造的”等等，诸如此类，统为之“假”！而具体到《三国演义》中的“假”病，细而分之，则又有如下两种大的类型： 1、诈病 就整部《三国演义》而言，曹操虽不乏治国、领军之雄才大略，但更多阴险、狡诈之手腕。这一点，在开篇第一回的叙述性介绍中可以说是已初见端倪： 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闻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 其“瞒天过海”的手段毫不逊色于曹阿瞒者，当是司马懿。这位魏主曹睿临终前的托孤大臣，为与另一辅政大臣曹爽争权夺利，先是在“曹爽门下宾客日盛”时“推病不出”，继而为麻痹对手，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高度逼真、惟妙惟肖的“诈病”活剧： 曹爽一向专权，不知仲达虚实，适魏主除李胜为荆州刺史，即令李胜往辞仲达，就探消息。胜径到太傅府中，早有门吏报入。司马懿谓二子曰：“此乃曹爽使来探吾病之虚实也。”乃去冠散发，上床拥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请李胜入府。胜至床前拜曰：“一向不见太傅，谁想如此病重。今天子命某为荆州刺史，特来拜辞。”懿佯答曰：“并州近朔方，好为之备。”胜曰：“除荆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从并州来？”胜曰：“汉上荆州耳。”懿大笑曰：“你从荆州来也！”胜曰：“太傅如何病得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聋。”胜曰：“乞纸笔一用。”左右取纸笔与胜。胜写毕，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聋了。此去保重。”言讫，以手指口。侍婢进汤，懿将口就之，汤流满襟，乃作哽噎之声曰：“吾今衰老病笃，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君若见大将军，千万看觑二子！”言讫，倒在床上，声嘶气喘。李胜拜辞仲达，回见曹爽，细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若死，吾无忧矣！”⑩ 2、托病 严格起来讲，“托病”与“诈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本来无病而假装有病！但仔细品味，其在程度上还是有差异的：“托病”偏轻，“诈病”则重；其在动机上的差别恐怕就更为明显：“托病”为“以有病为借口”，并不一定包含恶意；而“诈病”则纯以欺骗、蒙蔽为目的。 兹不妨再举几个“托病”方面的例子：一是袁绍为报颜良被斩之仇，遣文丑渡河追杀曹兵，谋士沮授根据对当时客观形势的深入分析，力谏其“不可”，无奈袁绍一意孤行，沮授长叹一声，“遂托疾不出议事” ；二是关羽得知刘备的去向后，为有始有终、来去明白，决定面辞曹操，去与刘备相会。“操知其来意，乃悬回避牌于门”，“一连去了数次，皆不得见”。关羽“乃往张辽家相探，欲言其事。辽亦托疾不出” ；三是当曹丕自立为大魏皇帝、且传言汉帝已遇害的消息传入成都后，“孔明与太傅许靖、光禄大夫谯周商议，言天下不可一日无君，欲尊汉中王为帝。”“孔明苦劝数次，汉中王坚执不从。孔明乃设一计，谓众官曰：如此如此，于是孔明托病不出”。 （四）“心病”与“因梦致病” 常言道；“术业有专攻”，又有言曰“隔行如隔山”。为避嫌起见，首先做一声明：笔者于“医理”“医道”几乎是一窍不通。因之有关“病”、“医”的论说，实不敢保证有医学科学方面的依据，只是从文学角度的揣测与立论而已。声明之后，方敢放言：说起来，这“心病”应属“内伤”范畴，只不过“内伤”倾向于指由于身体之内脏器官发生的异常。而“心病”当主要地是由于心理上的剧烈变化所引起。因此这“心病”就不是一般的“心”（器官）之病，而是“心理”（相对于“生理”）之病；至于说到“梦”，则凡是人应当都会做梦，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也。然“因梦致病”，恐怕又并不常见，其中，是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抑或纯为作者创作时的凭借手段？或者是即便在现代条件下依然不能够给出科学方面的合理解释？等等，所有这些，不妨暂时搁置一边。还是让我们先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1、心病 说起“心病”，最典型的“患者”当是赤壁大战时的周公瑾。这位姿质风流的青年才俊，这位力主抗曹的主战派，这位统驭江东水陆军马的大都督，面对强敌，运筹帷幄，矢志东吴，腹有良谋。然而，当踌躇满志的他正欲大展鸿图时却遽然得了“心病”。 却说周瑜引众将立于山顶，遥望江北水面艨艟战船，排合江上，……瑜顾谓众将曰：“江北战船如芦苇之密，操又多谋，当用何计破之？”众未及对，忽见曹军寨中，被风吹折中央黄旗，飘入江中。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正观之际，忽狂风大作，江中波涛拍岸，一阵风过，刮起旗角于周瑜脸上拂过。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大叫一声，往后便倒，口吐鲜血。诸将急救起时，却早不省人事。 由以上文中所写及接下来所叙——鲁肃询问“都督病势若何？”周瑜曰：“心腹搅痛，时复昏迷”——等情况来看，周瑜这个“心病”，病的还确实不轻！ 而周瑜的“心病”诸葛亮却偏偏能治：其诊断出的起因是：心中烦积所致；治疗方法为：“先理其气”；药方便是大家都熟知的十六个字：“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闻言大喜，矍然而起。——好了！诸葛亮真不愧为高明的“心理医生”！ 2、因梦致病 一般而言，梦中处境的吉祥或凶险会给人之心情的好坏与悲喜带来自然而直接的影响，但因梦而致疼、致病乃至致死的情况，就常人而言则极其少见。然《三国演义》中却正有这样的“梦例”： 一是小说第73回，关羽奉命领兵取樊城。“且说关公是日祭了‘帅’字大旗，假寐于帐中。忽见一猪，其大如牛，浑身黑色，奔入帐中，径咬云长之足。云长大怒，急拔剑斩之，声如裂帛。霎然惊觉，乃是一梦。便觉左足隐隐疼痛，心中大疑”。这一“大疑”，实合情入理。试想：平白无故，做此一梦，谁能不疑？至于紧接着的与庞德交战，竟被庞德冷箭射中左臂。这被射中的“左臂”与因梦而隐隐疼痛的“左足”，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作者带有神秘色彩的有意安排？实在不好深说。 二是第78回写曹操“忽一夜梦三马同槽而食，及晓，问贾詡曰：‘孤向日曾梦三马同槽，疑是马腾父子为祸；今腾已死，昨宵复梦三马同槽。主何吉凶？’……是夜，操卧寝室，至三更，觉头目昏眩，乃起，伏几而卧。忽闻殿中声如裂帛，操惊视之，忽见伏皇后、董贵人、二皇子，并伏完、董承等二十余人，浑身血污，立于愁云之内，隐隐闻索命之声，”“操惊倒于地”，“次日，觉气冲上焦，目不视物”，“急召人同至卧榻前，嘱以后事”。“嘱毕，长叹一声，泪如雨下。须臾，气绝而死。”这又是一个因梦致病且因病致死的例证。这种状况，虽不排除迷信、玄怪色彩，但却是古代小说家们结撰故事时的一种惯用手段。 二、《三国演义》中的涉“医”描写 人食五谷杂粮，生病原属正常现象。那么，既生了病，则需医治。于是乎，在涉“病”的内容中，自然也就有了对涉“医”的描写，其中，既写了医人，也写了医术，似乎不经意间还牵连到诸多医理方面的问题。 提起《三国演义》中的医人，声名最著、且医术最高者当推“神医”华佗，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还有“太医”吉平，以及有神仙之称的“巫医”于吉。兹分而论之。 （一）神医华佗 华佗，是《三国演义》中着墨最多的医人形象，而且是一个医术超妙、医德高尚的“神医”。小说中，他共出场三次： 第一次，是在小说的第15回，书叙孙权与周泰守宣城时，忽山贼窃发，为救孙权，“周泰身被十二枪，全疮发胀，命在须臾“。孙策闻之大惊。帐下董袭说：自己曾与海寇相持，身遭数枪，经由虞翻推荐的一个医者医治，“半月而愈”。于是，董袭荐虞翻，虞翻请华佗，孙策“见其人，童颜鹤发，飘然有出世之姿。乃待为上宾，请视周泰疮。”面对“命在须臾”的重大病情，华佗只淡淡地说了四个字：“此易事耳。”说话容易，医术如何？果然是：“投之以药，一月而愈。” 第二次，是在小说的第75回，关于领兵攻打樊城之时，右臂上中一弩箭，“原来箭头有药，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正在众人忙着到处访医之际，“忽一日，有人从江东驾小舟而来，直至寨前。小校引见关平。平视其人：方中阔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国谯郡人，姓华，名佗，字元化。因闻关将军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来医治。”关平诸人听了，自是大喜过望，当即引华佗入帐见关公。华佗看过臂伤之后，提出治疗方案。关公不但不惧，而且不用“柱环”，任凭华佗刮毒诊治。于是，最为精彩、也最叫人触目惊心的场面出现了—— 公饮数杯酒毕，一面仍与马良弈棋，伸臂令佗割之。佗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佗曰：“某便下手，君侯勿惊。”公曰：“任汝医治。吾岂比世间俗子，惧痛者耶！”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 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公大笑而起，谓众将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佗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 第三次，出现在小说第78回，这也是华佗的谢幕演出。曹操头脑疼痛不可忍，遍求良医治疗，不能痊可。经华歆推荐， 操即差人星夜请华佗入内，令诊脉视疾。佗曰：“大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不可治疗。某有一法：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杀孤耶！”佗曰：“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关公略无惧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呼左右拿下狱中，拷问其情。贾诩谏曰：“似此良医，世罕其匹，未可废也。”操叱曰：“此人欲乘机害我，正与吉平无异！”急令追拷。……旬日之后，华佗竟死于狱中。 综观这三次出场的情况来看，作为一个医人，华佗的确是具有高超的医术，无论周泰还是关羽，无一不手到病除；不但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关公以金百两酬之”，华佗却“坚辞不受”。既艺高，又心细，与关羽临别之时，还“留药一帖，以敷疮口”。令人万分痛惜的是，一代神医，竟死于曹操之手。 （二）太医吉平 吉平，姓吉，名太，字称平，随朝太医，也是当时名医。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被推上政治舞台，最后悲壮地死去。 事见小说第23回。国舅董承因“见曹操骄横愈甚，感愤成疾”，吉平前去医治。董承梦中泄密，惊惧不已。吉平“虽为医人，未尝忘汉”，对曹操的所作所为也深为不满，并咬下一指为誓：要为国除奸。 “机会”终于来了！“次日，曹操诈患头风，召吉平用药”。吉平在煎熬过程中，已暗下毒药，药熬成之后，吉平亲自送上。“操知有毒，故意迟延不服。”“平知事已泄，纵步向前，扯住操耳而灌之。操推药泼地，砖皆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已将吉平执下。” 遂唤二十个精壮狱卒，执平至后园拷问……吉平面不改容，略无惧怯。……叱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贼，天下皆欲杀汝，岂独我乎！”操再三磨问。平怒曰：“我自欲杀汝，安有人使我来？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狱卒痛打。打到两个时辰，皮开肉裂，血流满阶。 …… 操又问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为誓，誓杀国贼！”操教取刀来，就阶下截去其九指，曰：“一发截了，教你为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贼，有舌可以骂贼！”操令割其舌。平曰：“且勿动手。吾今熬刑不过，只得招供。可释吾缚。”操曰：“释之何碍？”遂命解其缚。平起身望阙拜曰：“臣不能为国家除贼，乃天数也！”拜毕，撞阶而死。 吉平是一个医人，更是一位忠君报国、为国捐躯的英雄。其临危不惧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与“神医”华佗相同的一点是：这位“医国”者，也死于曹操之手。 （三）巫医于吉 与吉平在书中约占半回的篇幅相比，于吉于小说第29回只不过占了大约三分之一个篇幅。此人姓于，名吉。面对孙策“煽惑人心”的呵斥，于吉自言：“贫道乃琅琊宫道士，顺帝时曾入山采药，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号曰《太平青领道》，凡百余卷，皆治人疾病方术。贫道得之，惟务代天宣化，普救万人，未曾取人毫厘之物，安得煽惑人心？”按照“群众”对他的医术及影响力的认识是：“普施符水，救人万病，无有不验”，“当时呼为神仙”！ 孙策愤而将于吉囚于狱中。虽经众官苦谏，余怒未息。后经人劝说，令其登坛求雨。时辰一到，果见“雷电齐发，大雨如注，顷刻之间，街市成河。” 于是众官及其百姓，共将于吉扶于柴堆，解去绳索，再拜称谢。孙策见官民俱罗拜于水中，不顾衣服，乃勃然大怒，叱曰：“晴雨乃天地之定数，妖人偶乘其便，你等何得如此惑乱！”掣宝剑令左右速斩于吉。众官力谏，策怒曰：“尔等皆欲从于吉造反耶！”众官乃不敢复言。策叱武士将于吉一刀斩头落地。只见一道青气，投东北去了。 据上可知，官民对于吉的顶礼膜拜是孙策决意要杀于吉的根本原因。《三国演义》中的三个医术精湛的著名医人皆死于强权者之手，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但于吉与华佗、吉平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医术的高超固然不消说，但其获得高超之医术的方式却是怪怪的——入山采药得神书。难怪“不信邪”的孙策将之视为“妖人”，务欲杀之。读此一段书时，很容易让人与第一回中张角入山采药得三卷天书的事挂起钩来，而且，张角能“呼风唤雨”，于吉亦擅长此道；张角为人治病的方法是“散施符水”，于吉也是“普施符水”。综合以上几点来看，总给人以很“玄虚”的感觉。而反观孙策的“晴雨乃天地之定数”、“吾欲杀于吉，正思禁邪觉迷”诸语，倒颇有点尊重科学、反对迷信的味道。 当然，古代巫、医不分，在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尤其是人们对医的认识水平还远远谈不上“科学性”的前提下，对于能手到病除的医者往往就会产生一种神秘感。行医之人，既比一般民众多掌握了一些文化知识，又学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民间药方、偏方，再加上故弄玄虚，祈祷禁咒、散施符水之类，就更给人一种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救人万病无有不验之感。依小说中所言，于吉给人治病，方法神奇。但孙策不信。又焉知罗贯中对巫医的看法究竟如何？——因此一问题已逸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故就此打住。 三、对小说中有关“病”、“医”描写的相关思考 （一）在故事情节的衔接与推进方面不可或缺 实事求是地讲，《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涉及“病”“医”描写的段落其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情节单元，像前面我们重点谈到的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吉太医下毒遭刑的故事、小霸王怒斩于吉的故事等等，情节完整，人物行踪交代明白，结构有始有终；而小说中的有些“病”“医”内容，其本身则并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意义，如“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张角散施符水，为人治病，自称‘大贤良师’。角有徒弟五百余人，云游四方，皆能书符念咒”云云，却并不能称作是完整意义上的故事，只可看作是叙述性的文字。即便如“某曾与海寇相持，身遭数枪，得会稽一个贤郡吏虞翻荐一医者，半月而愈”，这样一个因周泰身被十二枪、董袭联系自己的治病经历向主公建言的段落，也只可视作是背景性的材料。至若更多的，诸如董卓“偶染小疾”；“孙策受伤而回，使人寻请华佗医治。不想华佗已往中原去了，止有徒弟在吴，命其治疗”；孔明闻张苞身死，痛惜不已，“放声大哭，口中吐血”，“自此得病卧床不起”，等等，也都应看作是交代性的文字。 但即便如此，上述涉及“病”“医”方面的文字,也实在忽略不得。因为，它要么是故事与故事间的连接点，要么是情节构成上的重要元素，其本身在故事、情节的衔接与推进方面的作用也不可或缺。更何况，这一“病”、一“医”，催化出多少个活色生香的情节？衍生出几许波澜起伏的故事？它丰富了《三国演义》的内容蕴涵，增添了《三国演义》的绚丽色彩。 （二）在性格刻画与形象塑造上居功至伟 叙事性文学以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典型形象的塑造为最高追求目标。纵观《三国演义》中的典型形象，藉“病”、“医”方面的内容而致性格鲜明者可以举出很不少的例子，仅以《三国》中的三个名医人的救治对象为例，就个个具有典范性。 先看那曹操的奸诈。“其人常患头风”，“才一举发”，便召太医吉平医治。而吉平也正欲借治病之际下毒除贼。这一天，曹操又召吉平用药，吉平认作是天赐良机。有谁能想到：此次曹操却是“诈患头风”？吉平的命运结局自是可以想见。如果说，曹操的此“诈”虽事出蹊跷，却情有可原：你想加害于我，我岂能不把你置于死地！那么，他早年针对其并无恶意的叔父的“诈”，就“诈”的让人可怕了！何以见得？因为那时的曹操，还是一个花样的少年！所以，可怕的倒不仅在于曹操的会撒谎（“自来无此病”），也不仅仅在于曹操的会反咬一口式的蒙蔽父亲（“因失爱”，“故见罔”），最为可怕的是“操幼时”这三个字！“幼”者，“年纪小”，“未长成”，“小孩儿”之谓也。小小的年纪，这般的歹毒，谁又能说这个“阿瞒”不可怕呢？如果真有所谓的现世报应的话，那么，其后来的“常患头风”、并且“头脑疼痛不可忍”，是否就是一种因假成真式的惩罚呢？ 次说那小霸王的“急”。孙策，字伯符，孙坚长子。早年随父从军，父死后，曾投袁术。后以亡父所遗留传国玉玺为质，向袁术借兵三千，并以此起兵。自此，招贤纳士，发展实力，四方豪杰，慕名投奔，声势渐盛。在与刘繇的曲阿之战中，“一霎时挟死一将，喝死一将，自此，人皆呼孙策为‘小霸王’。” 15孙策英勇善战，身先士卒，但性情急躁。吴郡战严白虎之时，严白虎之弟严舆刚一出阵，孙策便欲催马搏击，幸有部下及时劝阻：“夫主将乃三军之所系命，不宜轻敌小寇”，这才派部将迎敌。但常言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一次会猎时被许贡家客毒箭所伤，而“为人最是性急”的孙策，“恨不得即日便愈”；华佗的徒弟在为其治疗时曾郑重嘱咐：“箭头有药，毒已入骨。须静养百日，方可无虞。若怒气冲激，其疮难治。”但只“将息到二十余日”，闻听知曹操谋士郭嘉说自己“性急少谋，乃匹夫之勇”的话后，便大怒：“匹夫安敢料吾！吾誓取许冒！”遂不待疮愈，便欲出兵。谋士又紧忙劝阻。接下来，就是怒斩于吉的故事了。尽管众官苦谏，袁绍的使臣也劝，孙策的母亲吴太夫人也诫其“此人多曾医人疾病，军民敬仰，不可加害。”但孙策依然是我行我素，一刀结果了于吉的性命。也正因此之故，致使孙策性情更加暴烈，病情日趋严重，忽一时金疮迸裂，昏绝于地，竟致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岁。 最后说关羽的“神”。关羽的武艺高强与超群绝伦，书中有多处描写，自不消笔者赘言。而表现其非同凡夫俗子的“神异”风采者，“刮骨疗毒”一节依然不能不说是浓笔重彩的一笔！正像上面所引及的那样：关羽中箭，箭头有毒，毒已入骨，右臂青肿，已“不能运动”，可见病情已是十分严重。神医华佗到来，自有治法：“当于静处立一标注，上钉大环，请君侯将臂穿于环中，以绳系之，然后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药敷之，以线逢其口，方可无事。”应该说，这一治疗方案，既安排的稳妥细致，又叫人心惊肉跳。所以，未道出治疗过程前，华佗就先自担心：“但恐君侯惧耳。”既道出治疗步骤后，仍是担心不减：“但恐君侯惧耳。”而关羽的两次回答则分别是“公笑曰：‘吾视死如归，有何惧哉？’”“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环？’”说是如此说了，但真到手术之时又如何呢？关公就是关公！只见他“一面仍与马良弈棋”，一面“伸臂令佗割之”，“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不要说从无见过如此场面的“帐上帐下”之人“皆掩面失色”，就连医治过各种各样的病人无数、身为主刀医生的华佗也不得不由衷地感叹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 仅举以上三例，《三国演义》涉及“病”“医”方面的描写对于人物性格刻画与典型形象塑造方面的功劳已是可见一斑：曹操的奸诈，事例不胜枚举，但“幼时”的“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道出的是自小就奸；诳骗吉平时的“诈患头风”，说明其已将此法运用地相当纯熟。但无论哪个年龄段的这两个故事，都与“病”和“医”二字有关。孙策的性急，也许是天生使然。但因性急而被毒箭所伤，却不听医者之忠告；又因性急而不听劝阻，一意孤行杀死于吉；最终则因病势日危搭进了二十六岁的性命。方方面面，也都与“病”“医”二字有着关联。关羽的刮骨疗毒已不消多说，“神医”配“天神”，“神威罕及惟关将，圣手能医为华佗”。总之，通过“病”“医”描写，在前此已有所铺垫和渲染的基础上，重新泼墨，再呈手段，刻画出多么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人物？又通过这一个个独具性格的人物搬演出多么精彩的故事啊！ （三）在情感倾向与好恶取舍方面服务于主题 就整体思想倾向而言，《三国演义》是拥刘反曹的，那么，在涉及人物言行和对情节设计安排时，当然也就需要在情感倾向与褒贬好恶方面作出相应的倾斜与取舍。《三国演义》的拥刘反曹，当然是以刘备的“宽、仁、忠”与曹操的“急、暴、谲”的鲜明对比作为立论根据，并用一系列的言论、尤其是通过故事情节的设置与描写来一步一步进行验证着的。由曹、刘的个性对比，演化成对整个曹魏集团和蜀汉集团的鲜明对照，最终的用意即在于达成人们对于忠与奸、善与恶的道德认知。曹、刘固然是其军事、政治集团的首脑和上述道德标签的率先践行者，而各自集团的重要人物以及与这些重要人物发生这样或那样关系的、一切的人和事，当然也就反复实践和印证着上述道德符号。 仍以“病”“医”方面的描写为例。神医华佗出场凡三次，分别为三人治病。但三次出场，其之所以出场的原因即各自不同，那么，其抱持的态度也自然是迥异的：第一次为周泰治病，是东吴“延请”而至。第三次为曹操治病，则可以说是被“胁迫”而来；唯独第二次为关羽治病，是华佗“因闻关将军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来医治”，可谓“毛遂自荐”矣！以此而推测，那周泰也为东吴名将，其“身被十二枪”，“命在须臾”，不可谓病势不重；至于曹操，更是官居丞相之职，天下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而且是“常患头风”的老病号，一旦发作起来，往往是“病痛不可忍”，也曾“遍求良医”。那么，按常理讲，华佗不可能不得到消息。但闻知消息却置若罔闻，这里面显然就有个情感倾向与好恶取舍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关于通过“病”“医”描写所呈现出来的情感倾向与好恶取舍问题，即在施治过程与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方面，也可得到印证和说明。如果套用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的术语，那就叫一“冷”、一“热”。其为关羽治病，手术完成后，由衷地赞叹关羽“君侯真天神也！”并殷殷嘱咐：“君侯箭疮虽治，然须爱护。”至于酬金，则分文不收。不但不收，而且“留药一贴，以敷疮口，”然后辞别而去。一言以蔽之，那叫一个“热”！其为曹操治病，在陈述过治疗方案后，面对曹操的质问，则用对比、反衬的口吻曰：“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关公略无惧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这叫一个“冷”！至于为周泰治病，则是：请来则医，医完则去，实为不“冷”不“热”矣。 曹操、关羽、周泰分别代表着魏、蜀、吴三个集团，华佗为上述人等治病过程中的不同态度，正吻合于《演义》作者对这些集团的不同评价态度，很好地服务于作品的主题。仔细品味，这样的一种描写与表现，当不是无意而为之，更不可能只是巧合，只能说是“深意存焉”。 （四）“病”“医”描写中反映出来的“医理” 本文既然从《三国演义》中事涉“病”“医”方面的描写谈起，则理应对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医理”有一个简单的归结。尽管笔者对医学上的道理或理论知识所知甚少，属于典型的“门外汉”一族。姑且就算成是从文学爱好者的角度来“隔皮猜瓜”式地去揣想其中的道理吧。 说到《三国演义》中的“医理”，首先要提起的应该是诸葛亮。小说第43回写到，为促成联盟抗曹，诸葛亮来到东吴，面对孙吴手下一派惧曹、降曹的言论痛加批驳。针对张昭的问难，有理有据地予以反唇相讥，内中有一段话，以“医”取喻，颇含“医理”： 孔明听罢，哑然而笑曰：“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譬如人染沉疴，当先以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 诸葛亮的上面这段话，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颇有道理的，因为它一是符合“中医治病食疗为先”的观点，二是符合“中医治病食药并重”的准则，三是符合“中医辩证施治”的整体观念16。由是而观之，诸葛亮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谋略家，而且博览群书的他，对医理也颇有研究，并有不凡的造诣。 其次说说与张飞和孙策相关的故事。小说第15回写孙策与刘繇作战时，刘繇的部将于糜，“与策战不三合，被策生擒而去，拨马回阵。繇将樊能，见捉了于糜，挺枪来赶，那将刚搠到策后心，策阵上军士大叫：‘背后有人暗算！’策回头，忽见樊能马到，乃大喝一声，声如巨雷。樊能惊骇，到翻身撞下马来，破头而死。” 第42回“张翼德大闹长板桥”所写，其情形也与之十分相似： （曹兵蜂拥追至，张飞立于桥上。）飞乃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破裂，倒撞于马下。 上述描写，固然是作者的一种艺术夸张。但面对异常威猛的“小霸王”和“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的张翼德的大声怒喝，胆怯心虚之人突遭惊吓，也确实不是没有导致猝死的可能。正如许家和先生从纯医理角度所分析的那样：“中医典籍《内经》曰‘惊恐伤肾’、‘惊则气乱’。暴受惊恐，立时目瞪口呆，毛骨悚然，神无归藏，气血不循常道，甚至气血绝、脉道塞，脏腑破裂，”可以导致气绝身亡。现代医学也认为，对神经类型不稳定、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人来说，突遭强烈的惊吓、恐惧，“可因精神高度紧张，交感神经过度兴奋，肾上腺素分泌剧增而心跳加快、心律失常、惊呆、昏倒。或导致血压骤升、脑动脉血管破裂出血，或诱发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室颤动而暴死。”17也许会有人会问：像樊能这样的战将，个个身强力壮，怎么会被吓得说死就死呢？君不见，就连早几年的那个美国的女排名将海曼以及时不时见诸报端的身体不可谓不强壮的体坛健将，不也是有遽然暴亡的实例吗？由是而观之，作者的这种描写怕也不纯为夸张，内中还是蕴涵至少是暗合着科学道理的。 最后要说说周瑜。据《三国志·周瑜传》论载：历史上的周瑜，不但“长壮有姿貌”、“精意于音乐”，而且“性度恢廓”18。可知，其不仅是一个儒雅倜傥之士，还是一个气度宽宏的大将，曾于赤壁大战中为东吴战胜曹操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在小说中，周瑜却被改写成为一个嫉贤妒能、气度狭隘之辈。大战进行之中和鼎足局势奠定之后，周瑜屡次失算于诸葛亮，因此，就嫉妒诸葛亮的超群智慧，三番五次地预谋杀害诸葛亮。但周瑜的计谋，却一一被诸葛亮所识破。并且诸葛亮将计就计，使周瑜次次自食恶果。怒火中烧的周瑜，经过一气、再气、三气，终于导致“箭疮复裂”，最后怒气盈胸，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身亡。 《内经》上说：“百病之生于气也。”现代医学也认为：人在生气、暴怒时，“体内去甲肾上腺素和儿茶酚胺猛增，导致全身小动脉痉挛，血压骤升，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头昏脑胀，严重时可出现浑身颤抖，手足冰凉，面色铁青，甚至心律失常、心跳骤停而猝死”。由此可知，周瑜被三气致死，也是有着较为充分的科学性根据的。周瑜之死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为人处世的首先一条应该是修身养性、心胸开阔，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而切忌嫉贤妒能、小肚鸡肠；更不可怀揣坑人害人之心，以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同时还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勿暴勿怒、少怨寡恨，这样才可使心情舒畅，延年益寿。 总之，《三国演义》是一本大书！是一部辉煌巨著！以上，我们仅仅是通过书中涉及的“医”“病”内容的描写，即领略到了其在故事情节方面的衔接与推进作用，其对性格刻画和形象塑造方面的独特价值，其在情感倾向与好恶取舍方面对作品主题的用意支撑，以及“医理”方面的相关知识。至于该书在政治、军事、历史、文化、典章、制度，乃至领导艺术、人才科学、伦理道德等等方面所可给予我们的有益启迪与人生思考，更是不胜枚举。因之，面对这样一部内容宏富的大书，犹如面临碧波万顷的大海，所可感受到的只能是深邃与辽阔！ 注释： ①②③④5分见《三国演义》第1、22、8、31、33回；⑥⑦⑧⑨分见《三国演义》第68、75、15、18回。此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版沈伯俊校理本。 ⑩见《三国演义》第106回“司马懿诈病赚曹爽”。 见《三国演义》第26回。 见《三国演义》第80回《曹丕废帝篡炎刘 汉王正位续大统》。 14见《三国演义》第48回。 15事见《三国演义》第15回。 16许家和：《<三国演义>探医道》，《现代养生》，2008年第2期。 17许家和：《<三国演义>探医道（续篇）》，《现代养生》，2008年第7期。 18《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59至1265页。 作者简介：宋培宪 山东省聊城大学社区 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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