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式椅凳的符号
梁启超是这样论述专家和史家的区别的：“惟史学家所以与古董家异者，古董家之研究，贵分析的而深入乎该物之中；史学家之研究，贵概括的而横通乎该物之外。”古董家的方法是把事物抽离出它所处的环境，从而可以对它进行对象化的分析研究，史家的方法是把事物还原到本来所处的宏观环境中去，从而可以对它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整体的理解和认识。而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媒介发展史中明式家具的符号与意义呢？是从人文生活的角度，世俗生活的角度，封建礼制的角度还是三者皆有呢。上至君主帝王下至平民布衣的日常生活都与家具有着最长最亲密的联系。抛开正史框架的宏大叙事，跳出以物论物的分类研究，明式家具研究的最佳切入点和最有意义的研究角度又是什么呢？
马未都在《百家讲坛》家具篇中说:“今天的人们摒弃了许多我们自己的文化，包括家具文化，现在绝大多数国人甚至整个民族都在用西方的家具，这其实是本土传统文明的一种失落，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很多本民族传统家具的精神内涵我们没有享受到，更无从知道。几千年文明流转所形成的家具文化能带给我们的尊严、愉悦、舒适，我们都不知晓，更无法体会其中的奥妙。因此，今天对于已经逝去的文化、远离的文化，我们首先应该自责，愧疚，为什么把曾经那么美好的文化给丢弃了呢？同时，我们还应该感恩，现在全国各地的中式家具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而在未来的中国家具市场，家具中的文化符号会越来越多，这些对普通百姓生活会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未必体现在实际性的变化中，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累积。”
虽然本文作者的知识积累和思维能力非常有限，并不能全面专业的提炼出明式家具的所有文化符号，摆放规则等知识，只能通过历时性、同时性两种角度，对椅凳类明式家具映射出的明式生活习俗和礼制特点做出自己的推断和分析，为明式家具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加之现存于世的关于明式家具与明代生活习俗、礼制文化关系的资料非常有限，下文的很多观点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的融会贯通和交叉推测，尚待更多实证与更多学者的研究。而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百家讲坛》中对古代家具深入浅出的讲解则成为这部分创新研究的灵感源泉。
1.明式家具的用材
中国传统家具是木头构建的绚丽篇章，明式家具则是其中最华美的惊叹句。由于明代早期和中期实行的“海禁”政策，使得民间家具的用材局限于国内木材，比如松木、杉木、楠木、樟木等。由于明朝中期海运进一步解禁，海外硬木的大量进口为明式家具的发展提供了材质保证。不同的材质标志了不同地域的家具特色，也是阶级和财富的象征。清以前，紫檀家具几乎为宫廷所垄断，这种生长速度极慢的名贵木材代表了皇权的家具礼制。
明代的家具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已经开始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家具风格，到清代这些家具风格已完全确立，称为：京作家具（北京）；苏作家具（苏州）；晋作家具（山西）；广作家具（广州）。因为地域和交通的原因，这些不同风格的家具在用材上也各有特点。首先，京作家具主要是皇宫、贵族、京官使用的家具，皇宫内廷的家具用材是最为考究的，包括大量的来自东南亚和南亚的高级硬木，包括黄花梨、紫檀、鸡翅木、乌木、红木等。同时北京地处的华北一带出产榆木最多，榆木是一般民间家具使用最多的木材。其次，苏作家具使用最多的是江南大量出产的榉木（也称椐木），是制作民间家具的优良木材，尤其是“血榉”，不仅材性优良，同时色彩绚烂，木纹美观，成为江南一带高级家具的主要用材。榛木色彩光亮，类似红木，也成为当地民间家具的主要用材。山西生长着大量的核桃树，风格高古的晋作家具用材最具特色的便是大量使用核桃木这种木材。核桃木色泽红棕至栗色，木质细腻，材性稳定，易于雕刻，所以晋作家具多精雕细刻，很富有地方特色。广州历史上一直是中国南海的门户，市场上流通着大量内陆城市所没有的海外木材，广作家具中硬木家具占很大比例，且用材硕大，并且多用整材。浙江、江西大量出产的竹材为当地竹家具提供了丰富的原料；福建、两广、云南、安徽出产的杉木也是民间建筑和家具的主要用材；四川出产的柏木为上等的柏木，价值与楠木相当，是当地高级家具的首选用材。另外，北方尚有柏木、槐木、楷木、桦木等都是民间家具的主要用材[1]。
2 明式椅凳传承的信息
家具符号是一个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体，即对家具符号的形态、色彩、材质等外在形式的组合变化，能够赋予家具一定的使用价值和象征价值，从而完成对家具符号的赋义、赋值。家具使用价值和象征价值是构成家具符号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以下通过对几种明式椅凳的分析找出其形制符号背后的象征意味。
中国家具设计的原则在明代宝座上就可以充分的体现：尊严第一，舒适第二。两者发生碰撞的时候，舒适一定要让位于尊严，这跟西方的很多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中国过去的设计原则不是以人为本，是以人文精神为本，这一点大大的高于西方的设计原则。中国明式家具强调的是精神，不是纯物质的东西。
自古以来，封建社会的“居室制度”体现了官民社会中严格的等级区分。这种僵硬的规定在明代的中晚期就失去了控制力，大兴土木，收藏家具古玩成为明代的世俗风尚。文人，特别是士绅的正房大院，一般是纵向院落的格局，有三进、五进、七进，多的达到九进。北方主要是四合院，分正房、厢房、耳房、倒座、罩房，还有穿堂等建筑单体。南方的院落大多没有东西厢房，而以围墙或游廊隔开，按照纵向的格局，有门厅、轿厅、正厅、花厅和卧房等建筑单体。人们对这些建筑的使用过程中，也体现着身份带来的区别，比如正房的地位要高于厢房，东厢房的地位又要高于西厢房。总的来说，这样层层递进、秩序井然的建筑格局，正是一种讲究秩序和礼仪的内在心理的外化结果。住宅的正厅或正房是主人会见宾客的地方，正厅的家具和陈设布置均是主人人格和教养的对外展现，所以这个空间的家具和陈设也格外受到重视。与以中轴线为基准，左右对称、层层递进的建筑一样，正厅或正房的家具布置也遵循中轴线原则。一般以主墙面为基础，正中放置大条案，案前放置八仙桌，左右各放置椅子，供主人或重要宾客落座，或是放置罗汉床一张，供主人或重要宾客落座；以厅堂中线为基准，左右再放置数对椅子、茶几，供宾客落座；较大的厅堂，在左右靠墙处再放置数对椅子和茶几，供较次要的宾客落座。礼仪还体现在人们对家具的使用上。
明式椅子里，还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椅子，其实我们今天特别常用的椅子，是不带有扶手的，也有两种形制，一种靠背椅，没有扶手。另外一种是四出头的一个简化，两个出头椅子，南方叫灯挂椅。这两种椅子是作为补充的椅子，不是特别正式的椅具。在明代椅子种，一般两头的椅子，都是带有扶手的，表明了主人和重要客人的身份。两侧的椅子一般就不再设有扶手，除非是特别重要的场合。它就显示了一个等级差，这个等级差在中国的家具中是细微的体现。明代的那些版画，可以看出来，主人坐的椅子，往往是带扶手的，客人或者一般下人坐的椅子，是不带扶手的，表示了一个等级差[2]。
交椅是最能代表封建礼制的一种椅子了，从家具演变过程来看，交椅也是历史悠久的一种形制。交椅实际上是汉末北方传入的胡床，形制为前后两腿交叉，交接点作轴，上横梁穿绳代坐。于前腿上截即坐面后角上安装弧形栲栳圈，正中有背板支撑，人坐其上可以后靠。在室内陈设中等级较高交椅不仅陈设室内，外出时亦可携带。宋、元、明乃至清代，皇室官员和富户人家外出巡游、狩猎都携带交椅。明《宣宗行乐图》中就绘有这种交椅挂在马背上，以备临时休息之用。由于交椅适合人体休息需要，故而历经千余年，形式结构一直没有明显变化。圆靠背交椅一般为特殊身份的官宦大臣使用，一般是会场中最重要的人的坐具，所以“第一把交椅”至今也被当成是权利和领导的代名词。
明代圈椅的椅式极受世人推崇，在明代又被称为“太师椅”。交椅以其面下特点命名，圈椅则以面上特点命名。严格说来，交椅应属圈椅的一种，由于圈椅的出现晚于一般交椅，故列于后。圈椅是由交椅演变而来的。交椅的椅圈自搭脑部位伸向两侧，然后又向前顺势而下，人在就坐时，两手、两肘、两臂一并得到支撑，很舒适，故颇受人们喜爱，逐渐发展为专在室内使用的坐椅。由于在室内陈设相对稳定，无须使用交叉腿，故而采用四足，以木板作面，和一般椅子的坐面无大区别。只是椅的上部仍保留交椅的形式。在厅堂陈设及使用中大多成对，单独使用的不多。
官帽椅一般摆设于书案的两侧，或成斜八字状两两相对，给人一种“官架”不卑不亢的感觉。灯挂椅尺寸较小，便于移动，易于和其他家具搭配。一般放在方桌的两侧。
脚凳常和宝座、大椅、床榻组合使用。除蹬以上床或就坐外，还有搭脚的作用。一般宝座或大椅坐面较高，超过人的小腿高度，坐在椅上两脚必然悬空，如设置脚凳，将腿足置于脚凳上，可以达到舒适目的。明代道教养生术还把脚凳与健身运动结合起来，制成滚凳。
3.明式家具的媒介传承功能
每个朝代的人们都不日常生活中与家具发生着不和切断的联系。工作出行，室内室外，婚娶搬迁，家具伴随着每个人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仅仅是床，就占据了每个人一声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可见，家具与日常生活的天然接近性是多么紧密，而通过明式家具这个中国古典家具的巅峰之作不仅可以看出明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礼制习俗演变过程，从椅凳类明式家具形制的特点中我们可用纵向追溯向上的数千年，中国先人的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刨开明朝横截面，通过明式家具的特点可用推断出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状况和人们的消费心理与社会风尚。也许，脱离开宏大叙事框架的大历史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古玩把玩心态，我们才能更好的挖掘出明式家具对当代生活的借鉴意义吧。希望有更多的研究着眼于作为媒介的明式家具，勾勒出明人的生活万象，为大家还原出更为丰盈的明代世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