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三奇”、“三绝”
1．曹操：“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
《三国演义》第一回，曹操出场，善于“知人”的许劭这样评价他：“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听了大喜。崛起于汉末乱世的曹操正如许劭所言，他是一个当之无愧、如浮雕一般树立在历史长廊中的“奸雄”。
曹操复杂性格的核心是极端利己主义，由此呈现出虚伪、奸诈、残忍和凶暴等特征。第四回写出场不久的曹操杀害吕伯奢全家，给读者留下极为可憎的印象。曹操明知误杀吕家八人，还杀死买酒回来的吕伯奢。陈宫谴责他的负义行径，曹操竟毫不迟疑地说出了他信奉的人生“格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事实上，他在一生中就是按这损人利己的信条行事的。并非偶然，在曹操、刘备、孙权三个首脑人物中，曹操杀人最多，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杀人方法，如疑而杀人：赤壁之战前夕，他中了周瑜的反间计，怀疑自己的水军都督暗降东吴，杀掉了蔡瑁、张允；梦中杀人：他怕人在他睡觉时行刺，就宣称自己“梦中欢喜杀人”，故意把一个热心服侍他的近侍一剑刺死；酒中杀人：赤壁大战前，他把酒临江，横槊赋诗，扬州刺史刘馥认为诗句不祥，曹操便佯装大醉，“手起一槊，刺死刘馥”；借刀杀人：祢衡击鼓骂曹，他极为恼怒，打发祢衡说降刘表，由黄祖杀之；伺机杀人：他平时嫉恨好耍小聪明的行军主簿杨修，以“鸡肋事件”扰乱军心的罪名将其除掉；大规模杀人：衣带诏事发，曹操将董承等五家老小七百余人斩杀，以及攻打徐州陶谦时，“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
尤为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小说第十七回的描写。曹操围寿春攻打袁术，军中缺粮，在军心浮动之际，竟向仓官王垕“借头”来稳定军心。这既写出他的奸诈，又写出他的残忍：
却说曹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操催军 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粮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垕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重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这样一个曹操，是很难赢得读者好感的。然而，《三国演义》也写出了曹操的另外一面：他的精明、机智，他的雄才大略，即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卓越之处。从准纪事本末体注重历史经验的价值取向出发，作者塑造曹操的形象，旨在为“有志图王者”提供借鉴。作为“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之奇，奇在智谋过人，即“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
就“智足以揽人才”而言，首先是因为曹操本人就是英雄，他能慧眼识人并想方设法笼络人才。曹操具有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在第二十一回“青梅煮酒论英雄”中，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这说明曹操与那些色厉内荏、鼠目寸光、徒有虚名的碌碌之辈不同，他确有几分英雄气象。小说第五回，他对关羽的赏识恰与袁术、袁绍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时十八路诸侯会盟共讨董卓，董卓部下勇将华雄连斩盟军数将，威震一时。关羽请战，袁术听说他不过是刘备手下的一个马弓手，便大喝道：“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袁绍也羞于派弓手出战。怕被华雄耻笑。曹操却能慧眼识英雄，断定他“必有勇略”，极力推荐关羽一试，并为他酾热酒一杯，以壮行色。曹操不以贵贱论人，确实表现出高于袁术等人的政治家的风度。过后他又暗地派人送酒肉抚慰关羽等三人。其他如许褚、徐晃等，曹操见他们在战场上威风凛凛，便设计使他们归降。许褚、徐晃后来都成为曹操军中虎将，屡立战功。
其次，无论是武将还是谋士，只要为曹操效力，总能得到物质、荣誉、地位等方面的奖励。淯水一战，曹操败于张绣。典韦为了掩护曹操逃命，死拒寨门，最后中箭中枪而死。曹操亲自为他祭奠，痛哭着对诸将说：“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回到许都，又立祀祭奠典韦，封其子典满为中郎，收养在府。事隔一年，行军途中路过淯水，曹操忽在马上放声大哭。众人问其故，曹操说：“吾思去年于此地折了吾大将典韦，不由不哭耳！”随即下令屯住军马，大设祭筵，吊奠典韦亡魂。曹操亲自拈香哭拜，三军无不感叹。曹操哭典韦，也许确有深情在——典韦几次救了曹操的命，但也如毛宗岗所说：“哭一既死之典韦，而凡未死之典韦，无不感激。”目的还是为了笼络人才。
对于谋士，曹操格外注意尊重他们的意见，肯定他们的智慧，而这正是谋士们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之所在。在战争中，曹操注意发扬军事民主，在采取重大的行动之前，往往要召集众将商议，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曹操打败袁绍后，郭嘉主张乘胜进击乌桓，而大多数人反对。曹操采纳了郭嘉的意见，果然取胜。但回到易州，他却首先重赏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他说，这次远征，因老天保佑，侥幸成功。各位的意见，才是万安之计，应该重赏。以后还望多献良策。成功了，曹操能奖励曾持反对意见的人；失败了，他也能奖励曾有先见之明的人。诸葛亮火烧新野，夏侯惇败回许昌。夏侯惇说，李典、于禁曾提醒我要防止诸葛亮用火攻，真后悔没听他们的！曹操于是赏赐李、于二人。曹操的行为恰恰与吕布、袁绍等人形成鲜明的对照。吕布身边不乏好的谋士，但他刚愎自用，多次拒纳陈宫等人的良策。袁绍对谋士更视同走卒。田丰的遭遇即是例证。田丰临死叹道：“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可以说，猛将谋士投奔曹操，是适得其所，选对了主人。而投奔袁绍之流，则是有眼无珠。“为明主(曹操)谋而忠，其言虽不验而见褒；为庸主(袁绍)谋而忠，其言虽已验而见罪，何其不同如此哉！”从“智足以揽人才”这个角度看，曹操是称得上明主的。毛宗岗多次称赞曹操为“可儿”，也正是立足于此。曹操重视人才，重用人才，这是他的王霸事业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至于“智足以欺天下”，可从两个侧面来观照：一是曹操的某些举动“有似乎忠”。比如，曹操虽然不把汉献帝放在眼里，目无君上，但始终未僭至尊之号。第二十回，曹操请汉献帝到许田围猎，百官随驾。荆棘丛中跳出一只大鹿，献帝连射三箭不中，命曹操射。曹操要过献帝的宝雕弓、金鈚箭，扣满一射，正中鹿背。群臣将校见了金鈚箭，以为是献帝射中的，都踊跃向献帝齐呼“万岁”。这时，曹操纵马直出，拦在献帝前迎受，众皆失色。曹操把宝雕弓留作己用，献帝、百官都无可奈何。如此欺君罔上，却一直未僭帝号，这便是曹操权术过人之处。他远比袁术聪明。袁术一意孤行，于建安二年称帝于寿春，建号仲氏。从道德上说，这是不忠；从权术上说，这是无谋。结果是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让汉献帝拥有天子的名分，而自己操纵天子的实权，比空有其名的袁术“实惠”多了。曹操晚年，孙权写信给他，说：“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曹操看了大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众人劝他“早正大位”，他表示自己绝不做篡逆之事。化“忠君”为“欺天下”的权术，曹操绝非等闲之辈。
二是曹操的某些举动“有似乎爱民”。曹操深知民心向背乃事业成败的关键。曹操打败袁绍，陈兵于河边，当地百姓带着饮食前来慰问，其中几位须发皆白的父老，说袁绍“重敛于民，民皆怨之”，称颂曹操“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兆民可望太平矣”。曹操听了很高兴，马上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割发代首”也是一个著名的例证。第十七回，曹操进攻张绣，正当麦熟之时，曹操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因此官军经过麦田，都下马扶麦而行。不料，曹操本人的马突然受惊，窜入麦田，踏坏了一大片麦田。曹操立即召行军主簿给自己定罪，主簿感到为难。曹操说，我自己制法，自己违法，怎能服众！拔剑自刎，被左右救住。郭嘉说，《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作为统帅，岂可自杀？曹操沉吟良久。拔剑割下自己的头发，命人传示三军：“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凛遵军令。曹操是善于行爱民之举以获取民心的。
《三国演义》通过描写“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的曹操，刻画了一个纯用霸术的“奸雄”形象，一个成功的领导者的形象，其基本特征是：他的行为虽以权谋为出发点，但却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比如忠君、爱民、赏识和重用人才等。他的成功是合情合理的。从人物描写的角度看，曹操的奸诈和智谋有机统一，从而完整地表现了曹操的性格，使得这位“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血肉丰满，富于艺术生命力。
2．诸葛亮：“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着力刻画的又一重要人物。《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共写了一百十一年的事情。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活动虽然只有二十七年，但这二十七年却在小说中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即从第三十八回的“隆中决策”，到第一百零四回的“丞相归天”，共有六十六回，这还不包括诸葛亮出山前水镜先生对他的赞美、离世后“魏都督丧胆”、“定军山显圣”等有关章回。在这近七十回中，有大半的回目是专门写诸葛亮事迹的。如此着力刻画的人物，在全书中还没有第二个。郑振铎曾在《三国演义的演化》一文中说：“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虽说的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作者用这样多的篇幅，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诸葛亮呢？
历史上的诸葛亮，本来就为士大夫文人所推崇。其原因有二：第一，诸葛亮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即杜甫《蜀相》诗所吟咏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第二，他才具不凡，即杜甫《咏怀古迹》之五所谓“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三国演义》对这两个方面都写得很透彻。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即忠贞，集中表现在他对蜀汉事业的态度上。他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创立蜀汉基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刘备死后，他继续忠心不二地辅佐孱弱的刘禅。尽管刘禅昏庸，“是扶不起的阿斗”，尽管刘备当初白帝城托孤时曾说过：“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主。”但是诸葛亮却从未萌生过任何野心，始终克尽人臣之职。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情况下，他执著理想，力撑危局，顽强进取，坚忍不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为了蜀汉事业，他南征北战，不是运筹帷幄，就是临阵督战，甚至“亲校簿书，自理细事，食少事烦，汗流终日”。部下关切他的健康，劝他不要过度劳累，他却感慨地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吾尽心也。”司马懿得悉这种情形，对诸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果然，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在伐魏前线的五丈原。《三国演义》细致描写了他临终时的情形：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扑面， 彻骨生凉。孔明泪流满面，长叹日：“吾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这是一个伟大的终结。人格是诸葛亮生命的基石。
诸葛亮的足智多谋，首先表现在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有卓越的政治眼光。他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深谙政治，精通军事，善于外交，具有经天纬地之才。早在隆中隐居时，他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初见刘备，就透辟地分析形势，提出了占荆、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思想。正是依据诸葛亮《隆中对》中的战略决策，刘备集团才由被动转为主动，蜀汉事业蒸蒸日上。刘备后来背离了联吴抗魏的国策，为了给关羽报仇，大举伐吴，彝陵之战，蜀汉事业遭到极惨烈的摧残，诸葛亮不由哀叹：“汉朝气数休矣！”
诸葛亮的智谋还表现在他那高超的军事艺术上。诸葛亮不仅有隆中高论，而且料事如神，善于用兵。“博望坡初用兵”便出奇制胜，以区区九千人马，火烧夏侯惇十万大军，扭转了刘备集团长期以来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当初对他冷眼旁观、并不服气的关羽、张飞，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拜服”再三。诸葛亮很快就在刘备集团中树立了威信，站稳了脚跟。接着是火烧新野，把曹仁、曹洪的大队人马烧得焦头烂额。
诸葛亮的主要对手是曹操、司马懿。在与他们的较量中，诸葛亮一再展示自己智力的优势。诸葛亮不仅懂兵法，而且善于结合对手的性格，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创造性地运用。第四十九回。诸葛亮在华容道设伏，吩咐关羽：“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这是用“火烟”明告敌人此处有埋伏。即所谓实者实之，是反用兵法之道。诸葛亮如此用兵，是因为曹操深知兵法。后来曹操见到火烟，果然这样分析：“岂不闻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已料定，偏不教中他计！”曹操这个判断按照常理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上了诸葛亮的当。与此相似而又相反，空城计却是以虚者虚之而取胜的。此次诸葛亮的敌手是老奸巨猾的司马懿，他深知兵法而又对诸葛亮一生谨慎行事十分了解。诸葛亮面对司马懿率十五万大军席卷而来，弹丸之地的西城仅有老弱残兵两千五百人，战、守、逃都不行，便命“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自己“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使得司马懿满腹狐疑，不敢冒进，最终“两路兵尽皆退去”。兵法上所谓“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原则，被诸葛亮运用到了化境，连司马懿也不得不承认诸葛亮是“天下奇才”，“吾不如孔明也”。
《三国演义》在着力表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和足智多谋外，其准话本体部分，还用大量笔墨赋予他“超人”色彩，突出了另外几个侧面：
第一，强调孔明是刘备之师。古代的士大夫文人，其最大的奢望只是做丞相，不能做皇帝，但在心理上则充满以道自任的尊严感，常提“一编书是帝王师”的话头。黄石公赠张良兵书，就指出：“持此可为帝王师。”汉代刘向编的《说苑》卷一中，郭隗请燕昭王以师礼尊贤，理由是：“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仆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如此，则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择焉。”《三国演义》之写诸葛亮，正是以“其名臣也，其实师也”为前提的；写周瑜、鲁肃，则“其名臣也，其实友也”；写荀彧、贾诩、郭嘉，则“其名臣也，其实仆也”；写沮授、田丰等人，则“其名臣也，其实虏也”。这也同时显示了刘备、孙权、曹操、袁绍的高下。如此处理当然不乏合理性。刘备“三顾草庐”以师礼聘请孔明，文章写得极好；但准话本体的其他若干部分则写过了头，比如第五十回，孔明要刘备去东吴“就亲”，刘备担心周瑜乘机陷害，孔明竟大笑道：“周瑜虽能用计，岂能出诸葛亮之料乎！略用小谋，使周瑜半筹不展；吴侯之妹，又属主公；荆州万无一失。”口吻如此轻薄，哪里还像臣子？
第二，过分渲染孔明的名士风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裴子语林》卷上曾引司马懿的一句话：诸葛亮“可谓名士矣”。而诸葛亮也确曾在隆中隐居，《蜀志》还记载他“好为《梁父吟》”。《三国演义》据此写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这种风度在特定场合中是适宜的。“空城计”中的诸葛亮，以“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的镇静退走司马懿也恰到好处，但反复使用，夸张过甚，就不免给人做作之感了。
第三，把“人谋”写成“神机”，把富于智慧的诸葛亮塑造成神仙。祭风祭水，他俨然是位方士；对每次战役的进展，连时间、地点也预料得丝毫不差；他摆的石头阵让陆逊大军迷路，他制的木刻巨兽吓退蛮兵，他造的木牛流马能搬运粮米，他会“缩地术”，他能“变”出几个“簪冠鹤氅，手摇羽扇”的空明。这些都令人难以置信。
虽然准话体渲染诸葛亮的“超人”形象略有过头之处，小说中的诸葛亮仍是极富魅力、光彩动人的。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忠臣贤相的所有美德，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的胆、识、才、智。诸葛亮作为“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赢得了读者的崇敬和喜爱。
3．关羽：“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对关羽的崇敬之情仅次于诸葛亮。书中叙事，对关羽一般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其字“云长”，或者尊称“关公”、“关某”。关羽作为“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成为小说中最具风采的人物之一。关羽的“义绝”，与诸葛亮的“智绝”、曹操的“奸绝”，鼎足而三。
《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勇武是重点描绘之处，“温酒斩华雄”、“斩颜良、文丑”、“单刀赴会”、“刮骨疗毒”等情节向来脍炙人口。“温酒斩华雄”是关羽的一次光彩照人的亮相。董卓部下勇将华雄扼守汜水关，构成诸侯联军的心腹之患：先是斩了鲍信之弟鲍忠，继而打败联军先锋孙坚，接着又势不可挡地到联军寨前挑战，连斩袁术部将俞涉和韩馥部将潘风，众诸侯大惊失色，倒是身为小小马弓手的关羽挺身而出奋勇请战，片刻之间便斩了华雄。小说采用侧面烘托的手法，没有正面描写关羽斩杀华雄的过程，收到了更好的艺术效果。第二十五回写白马之战，袁绍大将颜良连斩曹操部将宋宪、魏续；勇将徐晃出战，斗了二十回合，也败归本阵。就在“诸将慄然”，曹操“心中忧闷”之时：
关公起身曰：“某虽不才，愿去万军中取其首级，来献丞相。”张辽曰：“军中无戏言，云长不可忽也。”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山来，凤目圆睁，蚕眉倒竖，直冲彼阵。河北军如波开浪裂，关公径奔颜良。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河北兵将大惊，不战自乱。
关羽的本领高强，主要是通过他杀敌时间短促、动作干净利落来表现的。这些特点也体现在“过五关斩六将”等情节中。
关羽的英勇还表现在他有超出常人的胆量和坚强意志。“单刀赴会”和“刮骨疗毒”是读者熟知的经典情节。第六十六回，先写东吴摆下“鸿门宴”，为关羽与鲁肃的见面设置了严峻的背景；然后写关羽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单刀赴会，在充满杀机的环境里从容不迫，谈笑自若；再写关羽随机应变，一面让周仓发出接应信号，一面挟持鲁肃到江边，安然坐舟返回，使东吴方面的精心策划化为泡影，鲁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关羽乘风破浪而去。第七十五回，关羽中了曹仁的毒箭，“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名医华佗提出这样的治法：把关羽的臂膀捆在柱子上的铁环中，用被蒙头，再用尖刀刮去骨上的剧毒。关羽笑道：“何用柱环？”一边下棋，一边伸出胳膊令华佗医治。“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华佗感叹：我行了一辈子医，从未见过这样的病人，“君侯真天神也”。
关羽的勇武不同于匹夫之勇，而是伴随着智慧和谋略，相得益彰。他单人独骑护送两位嫂嫂，过险关隘口，视曹营名将如无物；他水淹七军，生擒于禁，斩杀庞德，令曹军胆寒。关羽既骁勇善战又足智多谋的特点，经由这些战役表现出来。
关羽在历史上以勇武知名，《三国演义》对其勇武性格的描写一方面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另一方面又有所夸饰，使之更加出类拔萃。而我们要强调的是：在《三国演义》中以超群佚伦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关羽，在勇武之外，准话本体所增饰的人格及性格素质所占的比重无疑大得多，也更具有小说史意义，尤其下述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突出关羽的“义”。毛宗岗将关羽的这一品格概括为两句话：“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报主”表现的是“忠”，“酬恩”表现的是“义”。关羽当初死守下邳，兵败被围，巧妙地以“降汉不降曹”为策略，“身在曹营心在汉”，千方百计寻兄报主。曹操尽其笼络之能事，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封以高官，给予厚俸，赠美女、馈锦袍、送名马，都不能使他违背桃园盟誓。曹操赠他赤兔马，他想的是此马一日千里，“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曹操赠他锦缎战袍，他仍把当年皇叔赐的旧袍罩在外面，说是“新总虽厚，旧义难忘”，“穿之如见兄面”。一旦打听到刘备下落，马上“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关斩将”，寻兄报主。面对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舍利取义的忠义之举，曹操也不得不赞美：“财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与写“报主”之“忠”相比，准话本体写得更富于生气、更为感人的似乎还是“酬恩”之“义”。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一节里，关羽的“义”外化为一种复杂的、充满人情味的英雄气度，超越了政治利益和个人生死(关羽与诸葛亮立有军令状)的考虑。当关羽率领的五百校刀手挡住去路时，曹操“止有三百余骑随后，并无衣甲袍铠整齐者”，而且人困马乏，毫无斗志。在此绝境下，曹操只得动之以情，软语央告。此时的关羽，置身于一种典型的悲剧情境中。从忠于汉室、忠于刘备集团的立场来看，曹操是图谋篡逆的“汉贼”，是刘备集团的死敌，绝对不能放过；但从个人关系来看，曹操又是关羽的人生知己，恩深义重，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回报：
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
作品描写关羽感情的起伏变化，真是一波三折，宛曲有致。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颂扬道：“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毛宗岗在其修改本中也称赞道：“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华容道义释曹操”为塑造关羽这个“义绝”的人格典范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道德比政治更重要，这或许是准话本体所透露的一点重要意思。
第二，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凡事皆明明白白地做。像“降汉不降曹”、“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等，所表现的都是中国民间所推重的大丈夫气概，亦即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所称道的：“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身在曹营的关羽千方百计打听兄长的下落，一日得到刘备书信，虽急着回到兄长身边，但不愿背着曹操离开。他的人际交往原则是光明磊落，一定要来去明白。他说：“人生天地间，无终始者，非君子也。吾来时明白，去时不可不明白。”曹操深知关羽，故意躲避不见。关羽一连去了数次，见不到面，只好写信辞谢，“一面将累次所受金银，一一封置库中，悬汉寿亭侯印于堂上，请二夫人上车……率领旧日跟随人役，护送车仗，径出北门”。曹操赞叹：“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曹操的赞叹也可以视为作者的赞叹。
第三，风度儒雅。关羽精通《左传》，涵养极深，举止豁达而不粗野，言语磊落而不莽撞，甚至其容貌也给人风流儒雅之感：那一绺美髯，那酒后绰髯的动作，是何等潇洒豪宕！第二十七回，受命谋杀关羽的胡班，曾在极为特殊的情境中打量关羽：
胡班潜至厅前，见关公左手绰髯，于灯下凭几看书。班见了，失声叹曰：“真天人也！”
关羽的外貌引起暗杀者赞叹，命运由此逆转：暗杀者成为救助人，关羽得以跳出陷阱，死里逃生。也许有必要指出，除了关羽和诸葛亮，《三国演义》对其他人物很少表现出铺叙外在风采的兴趣。
总之，关羽终生守“义”，以身尽“忠”，是一个集忠义、勇武为一身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在民间，关公是影响最大的民俗神，“孔庙”、“文庙”远不如“关庙”、“武庙”多。关庙遍天下，香火满人间，这是《三国演义》传播接受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事实，也是我们解读《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