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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群山万壑赴荆门》赏析

2010-08-28  昵称503199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群山万壑赴荆门》赏析

 咏怀古迹(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塚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大历元年,杜甫流落夔州,写下《咏怀古迹五首》。这一首是咏昭君的。相传昭君的家乡,就在夔州以北的秭归附近。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起句突兀奇绝,不同凡响:三峡之水从千山万壑间流过,山势峥嵘起伏,有如万马奔腾,直赴荆门。江之北岸传说依旧座落着昭君村。上半联如高鸟俯瞰,境界宏远;下半联则似电影中的“定格”,具体点明古迹所在,很自然地将昭君的故事安置在“高江急峡”的阔大背景中。一个“赴”字,画龙点睛,使山水充满了生机;一个“尚”字,写出江村古落依然如故的状态。大小映衬,动静相间,不仅使画面显得生动,同时使诗的意境更深一层。因为“尚有村”传达了一种“斯人已去”的寂寞感;自然界无穷的生命力,更加重了“物在人亡”的惆怅情绪,巧妙地为全诗确定了悲壮的基调。陡起直转,必然过渡到下面对昭君命运的咏叹。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塚向黄昏。”颔联概括了昭君一生的悲剧。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一去紫台”便说此事。“紫台”即紫宫,天子居处;“朔漠”指匈奴所在之地。“青塚”即昭君墓,在今内蒙古境内。据《归州图经》记载:“边地多白草,昭君塚独青。”这两句以极简的文字,写出了无穷的感慨,写出了昭君生前死后的哀怨。

清人袁枚论诗曰:“诗如鼓琴,声声见心。”(《续诗品·斋心》)杜甫以“紫台”对“青塚”,一雍荣华贵,一凄凉冷清,在色调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朔漠”对“黄昏”,又烘托出一种肃杀渺茫的凄惨气氛。先从字缝中透出了强烈的悲剧色彩。“连”、“向”二字,更是颇具匠心,前者将“紫台”、“朔漠”连在一起,无形中就把昭君出塞的悲剧和西汉朝廷的昏庸联系了起来;后者使同种色调互相渲染:青塚瑟瑟,面向暮霭沉沉,一片萧条充塞广宇,象征着“此恨绵绵无绝期”。从而给人留下了丰富的联想余地。这两句中的“朔漠”、“黄昏”,又是叠韵双声。这正如《贞一斋诗说》所云:“音节一道,难以言传,有略可成为指示者,亦得因类悟入。如杜律‘群山万壑赴荆门’,使用千山万壑,便不入调,此轻重清浊法也。”可见杜甫确实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杜甫此联虽然紧承上联之意说出,但却由咏古迹转向了咏怀与议论,揭示了造成昭君悲剧的原因。“画图省识”句,本于《西京杂记》的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宫人皆贿画工,昭君自恃容貌,独不肯与,工人乃丑图之,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帝悔之,而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毛延寿弃市。”对这一句的解释,历来有分歧,或曰:假使汉元帝能从画图察识昭君的美貌,就不会有魂魄空归的遗恨了;或曰:昭君已一去不返,我们今天只能从画图上去辨识她的丰姿了。这都不符合杜甫的本意。根据律诗对仗法则,“省识”对“空归”,“空归”既为偏正词组,“省”字就该修饰“识”字。朱鹤龄认为:“画图之面,本非真容,不曰不识,而曰省识,盖婉词。”(《杜诗详注》引语);浦起龙也说:“‘省识’只在画图,正谓不‘省’也。”(《读杜心解》)。这才是准确的理解,才符合杜甫咏昭君的根本动机。实际上这两句诗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正因为汉元帝昏庸,“按图召幸”,使小人有机可乘,故而辨识不出美恶真相,才害得昭君遗恨终身。这就把帐算在了昏君、佞臣的头上,含意深广。杜甫自己“窃比稷契”,结果却遭到君王的厌弃,终老江湖。因此,他对昭君的厄运充满了同情,对昭君的故国之思有着充分的理解。然而他深知奇冤已经铸就,纵使昭君魄魂归来也是枉然了。“空归”二字真写得肝肠寸断,把万千遗恨表达了出来。“春风面”与“月夜魂”更是对得惊警:昔如彼,今如此,讽情贬意隐于色彩不同的六字之中。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相传“昭君在匈奴,恨帝始不见遇,乃做怨思之歌”。(《琴操》)此联写得真切率直,说的是千载之下,人们分明能从昭君演奏的琵琶曲中,听到她那无穷的怨恨。

白居易论诗要“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杜甫却说诗要“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适岑参三十韵》)。乍看二语抵牾,而事实上当诗歌“显其志”时,诗思也就达到了高峰。这是诗人对所叙之事的一个总结,又是诗人感情最强烈的抒发,而此时此刻最能发人深醒,这也就是“篇终接混茫”。杜甫在写了昭君的悲剧以及悲剧的根源之后,毫不隐讳地以怨恨作为一诗归宿,正是“卒章显其志”。仅就昭君命运来看,她“一去紫台”,便“独留青塚”;因“画图省识”,而“环珮空归”,怎能不怨呢?她要怨生前不见遇,怨死后的无依,怨君王昏庸,怨小人险诈。茫茫六合有多大,她就有多少哀伤,那琵琶曲中就有她多少怨恨!不过,“看杜诗如看一处大山水,读杜律如读一篇长古文”(黄生《杜诗说》),七律作者是把“一腔血悃”凝铸在五十六字之中,字字精深、不可轻议。这首诗题为“咏怀古迹”,重心是在咏怀上。如果只以昭君之怨作结,只能算是咏史。这不仅理解不到杜甫的情怀,还会产生误解。以前吴若本、《读杜心解》等误把这组诗分为咏怀一章,古迹四首,就是例子。其实只要结合杜甫做诗时的境况和他在政治上的遭遇来看,就绝不会得出这种结论。因为他借古抒怀的动机很明显,五首诗的联系也很密切。他在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深感君臣际会之难;漂泊西南、依人为生的岁月使他痛苦不堪。而中原扰乱他又欲归不得。所以他咏庾信,寄托自己的乡关之思;咏宋玉,慨叹自己的怀才不遇;咏昭君,谴责君王的美恶不分;咏刘备、孔明,仰慕他们君臣无间的关系。他是借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那么可见,这曲中倾诉的怨旷之思岂止属于昭君一人,它分明也是杜甫的怨恨;而不辨美恶的君主又岂止是汉元帝一人,后来有多少人才仍在抒发着感世不遇的情怀!这一曲怨恨已流传千载,谁又能断言它不再继续下去?这一结,切中时弊、含意深远,正是“篇终接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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