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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群山万壑赴荆门》赏析 大历元年，杜甫流落夔州，写下《咏怀古迹五首》。这一首是咏昭君的。相传昭君的家乡，就在夔州以北的秭归附近。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起句突兀奇绝，不同凡响：三峡之水从千山万壑间流过，山势峥嵘起伏，有如万马奔腾，直赴荆门。江之北岸传说依旧座落着昭君村。上半联如高鸟俯瞰，境界宏远；下半联则似电影中的“定格”，具体点明古迹所在，很自然地将昭君的故事安置在“高江急峡”的阔大背景中。一个“赴”字，画龙点睛，使山水充满了生机；一个“尚”字，写出江村古落依然如故的状态。大小映衬，动静相间，不仅使画面显得生动，同时使诗的意境更深一层。因为“尚有村”传达了一种“斯人已去”的寂寞感；自然界无穷的生命力，更加重了“物在人亡”的惆怅情绪，巧妙地为全诗确定了悲壮的基调。陡起直转，必然过渡到下面对昭君命运的咏叹。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塚向黄昏。”颔联概括了昭君一生的悲剧。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一去紫台”便说此事。“紫台”即紫宫，天子居处；“朔漠”指匈奴所在之地。“青塚”即昭君墓，在今内蒙古境内。据《归州图经》记载：“边地多白草，昭君塚独青。”这两句以极简的文字，写出了无穷的感慨，写出了昭君生前死后的哀怨。 清人袁枚论诗曰：“诗如鼓琴，声声见心。”（《续诗品·斋心》）杜甫以“紫台”对“青塚”，一雍荣华贵，一凄凉冷清，在色调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朔漠”对“黄昏”，又烘托出一种肃杀渺茫的凄惨气氛。先从字缝中透出了强烈的悲剧色彩。“连”、“向”二字，更是颇具匠心，前者将“紫台”、“朔漠”连在一起，无形中就把昭君出塞的悲剧和西汉朝廷的昏庸联系了起来；后者使同种色调互相渲染：青塚瑟瑟，面向暮霭沉沉，一片萧条充塞广宇，象征着“此恨绵绵无绝期”。从而给人留下了丰富的联想余地。这两句中的“朔漠”、“黄昏”，又是叠韵双声。这正如《贞一斋诗说》所云：“音节一道，难以言传，有略可成为指示者，亦得因类悟入。如杜律‘群山万壑赴荆门’，使用千山万壑，便不入调，此轻重清浊法也。”可见杜甫确实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杜甫此联虽然紧承上联之意说出，但却由咏古迹转向了咏怀与议论，揭示了造成昭君悲剧的原因。“画图省识”句，本于《西京杂记》的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宫人皆贿画工，昭君自恃容貌，独不肯与，工人乃丑图之，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帝悔之，而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毛延寿弃市。”对这一句的解释，历来有分歧，或曰：假使汉元帝能从画图察识昭君的美貌，就不会有魂魄空归的遗恨了；或曰：昭君已一去不返，我们今天只能从画图上去辨识她的丰姿了。这都不符合杜甫的本意。根据律诗对仗法则，“省识”对“空归”，“空归”既为偏正词组，“省”字就该修饰“识”字。朱鹤龄认为：“画图之面，本非真容，不曰不识，而曰省识，盖婉词。”（《杜诗详注》引语）；浦起龙也说：“‘省识’只在画图，正谓不‘省’也。”（《读杜心解》）。这才是准确的理解，才符合杜甫咏昭君的根本动机。实际上这两句诗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正因为汉元帝昏庸，“按图召幸”，使小人有机可乘，故而辨识不出美恶真相，才害得昭君遗恨终身。这就把帐算在了昏君、佞臣的头上，含意深广。杜甫自己“窃比稷契”，结果却遭到君王的厌弃，终老江湖。因此，他对昭君的厄运充满了同情，对昭君的故国之思有着充分的理解。然而他深知奇冤已经铸就，纵使昭君魄魂归来也是枉然了。“空归”二字真写得肝肠寸断，把万千遗恨表达了出来。“春风面”与“月夜魂”更是对得惊警：昔如彼，今如此，讽情贬意隐于色彩不同的六字之中。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相传“昭君在匈奴，恨帝始不见遇，乃做怨思之歌”。（《琴操》）此联写得真切率直，说的是千载之下，人们分明能从昭君演奏的琵琶曲中，听到她那无穷的怨恨。 白居易论诗要“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杜甫却说诗要“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适岑参三十韵》）。乍看二语抵牾，而事实上当诗歌“显其志”时，诗思也就达到了高峰。这是诗人对所叙之事的一个总结，又是诗人感情最强烈的抒发，而此时此刻最能发人深醒，这也就是“篇终接混茫”。杜甫在写了昭君的悲剧以及悲剧的根源之后，毫不隐讳地以怨恨作为一诗归宿，正是“卒章显其志”。仅就昭君命运来看，她“一去紫台”，便“独留青塚”；因“画图省识”，而“环珮空归”，怎能不怨呢？她要怨生前不见遇，怨死后的无依，怨君王昏庸，怨小人险诈。茫茫六合有多大，她就有多少哀伤，那琵琶曲中就有她多少怨恨！不过，“看杜诗如看一处大山水，读杜律如读一篇长古文”（黄生《杜诗说》），七律作者是把“一腔血悃”凝铸在五十六字之中，字字精深、不可轻议。这首诗题为“咏怀古迹”，重心是在咏怀上。如果只以昭君之怨作结，只能算是咏史。这不仅理解不到杜甫的情怀，还会产生误解。以前吴若本、《读杜心解》等误把这组诗分为咏怀一章，古迹四首，就是例子。其实只要结合杜甫做诗时的境况和他在政治上的遭遇来看，就绝不会得出这种结论。因为他借古抒怀的动机很明显，五首诗的联系也很密切。他在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深感君臣际会之难；漂泊西南、依人为生的岁月使他痛苦不堪。而中原扰乱他又欲归不得。所以他咏庾信，寄托自己的乡关之思；咏宋玉，慨叹自己的怀才不遇；咏昭君，谴责君王的美恶不分；咏刘备、孔明，仰慕他们君臣无间的关系。他是借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那么可见，这曲中倾诉的怨旷之思岂止属于昭君一人，它分明也是杜甫的怨恨；而不辨美恶的君主又岂止是汉元帝一人，后来有多少人才仍在抒发着感世不遇的情怀！这一曲怨恨已流传千载，谁又能断言它不再继续下去？这一结，切中时弊、含意深远，正是“篇终接混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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