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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抄王力先生的说明：
作诗，作词，与吃饭喝水不一样，不是人人所必需；从另一面说，是愿者上钩的事。由非人人所必需方面看，它可有可无；但是由愿者上钩方面看，它又像是非有不可。有些青少年省吃俭用，掏空钱袋，换什么诗、什么词鉴赏辞典，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人是多样的，人生是复杂的，有早起入市，为一文钱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也有躲开朝市，为一字不稳，捻断髭须的。所以无妨说，诗，词，作诗，作词，也是所必需，与饮食的分别只是，那是人人，这不是人人。不是人人，原因有来自文化程度的，因为写，最低总要识字，而过去，也许可以包括现在，有不少人是不识字或略识之的。还有来自天命之谓性的，以《红楼梦》的人物为例，香菱热心学诗，薛蟠不学，想来是这位呆霸王并没有需要以诗词来表达的情意。这就可以说明，试作，除了需要熟悉文字，可不在话下之外，一个首要的条件是，必须有诗词常写的那样的情意，或者请陶公渊明来帮助说明，是采菊饮酒之后，还有“猛志固常在”的忙情和“愿在衣而为领”的闲情。 这样的忙情和闲情，如果涓滴也算，也许呆霸王薛蟠之流也会有吧？但涓滴难于变成诗词，所以有忙情和闲情，还要程度相当浓。浓就容易，或说必致，化为一种力，急于想表现出来的力。有人称这为创作欲，这里无妨卑之无甚高论，只说是，有了这类情意，还有兴致（或忍不住要）用平平仄仄平的形式，把情意表达出来。 据我所知，有这样兴致的人并不很少。当然都是喜欢读诗读词的。熟了，或相当熟，偶尔自己也登上什么城，什么台，或花前携手，月下独斟，心情难免有些动荡或飘飘然，于是心中叨念，真想写一首诗或一首词，把这片时的观感记下来。有的人谦退，不敢想效颦的事，却顺口吟诵一些成句，如“日暮乡关何处是”，“千里共婵娟”之类，这是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也应该归入有兴致写的一类。可是真就拿起笔写的人，至少就现时说，并不多。原因想当不只一种。这里只想说一种、是“怕”。所怕也不只一种，如，那是李白、杜甫，晏殊、秦观一流人干的，小子何知？当然不敢问津；诗词都有格律，押韵，平仄，等等，太难了，不敢碰；弄不好，出丑，何必；等等。这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没有道理的是对付的态度，应该知难而不退，却退了。不退有不退的道理。其一，任何技艺都是慢慢学、逐渐锻炼的，李白、杜甫等也不是生下来就会作诗，他们能学会，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会？其二，造诣容许有高低之差，如果我们学，所得不能高，安于低也未尝不可。我想，对应这类情况，最好还是把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话当作指针，他说：“你想知道你能走不能走，就是走。” 只是鼓励走，近于空论；空论未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实际问题，或说躲不开的困难，前面一再说过，是弄清格律。这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安排平仄字和韵字的架子，尤其是词，各式各样，难于记住；另一方面是一个个单字，太多，难于辨别某一个是平声，某一个是仄声，就是熟悉普通话语音，也不能完全以普通话语音为准。记得前面也说过，作诗词，大难有两种，一是要有宜于入诗词那样的情意，二是要有选用适当词句以表达那种情意的能力。与这大难相比，弄清格律是小难。大概是因为大难如烟云，远而模棱，小难如衣履，近而具体，几乎所有喊难的，所喊都是格律。那就只说格律的难。我一直认为，怕这方面的难，来由是认识不清加懒。懒也许更根本，因为认识不清是来于不愿正视，也可以说是懒。懒的对面是“勤”；能勤则这方面的困难可以很快烟消云散。这乐观的想法可以找到个稳妥的根据，是勤能生“熟”。就以格律为例，仄仄平平仄，应该接平平仄仄平，任何人都知道，是一回生、两回熟的事（词调多变，可以对词谱，就是不能两回熟也不要紧）；退一步说，两回还不能熟，无妨三回、四回，至多十回、八回，总没有问题了吧？这样，用勤这味药来治，不要说整整齐齐的律诗，就是各式各样的《金缕曲》、《兰陵王》之类，成诵又有何难？至于各个单字的属平属仄，用勤的办法就更容易解决。比如写一首七律，想押十一真韵，韵字用了新、津、春、君、心五个，没把握，就可以乞援于勤，拿诗韵或旧字书来对，一查，知道后两个错了，君是十二文韵，心是十二侵韵，失误，碰了钉子，依照一回生、两回熟的原则，还记不住吗？又比如兴致一来，灵机一动，顺口诌了一句“细雨敲竹叶”，不知道平仄对不对，也应该乞援于勤，一查，知道竹旧是入声字，这里当平声字用，错了，失误一次，还记不住吗？所以说，勤能生熟，怕是不必要的。 勤生熟，生只能慢慢生，所以不怕的同时，又不当求速成。《红楼梦》写香菱学诗，进步相当快，这是小说，适应读者的趣味和耐心，不好拖拖拉拉；移到现实，至少就常人说，就不能这样快。原因之一是，提高要以由读和思来的逐渐积累为资本，这时间越长越好。原因之二是，写也是一种技艺，适用熟能生巧的原则，要多写才能够得进益，多就不能时间短。这意思还可以由两个方面说得更深一些。一方面是就“成”的性质说，成有程度之差，即以名家而论，一般是晚年作品超过早年作品，所以所谓成是没有止境的，就不应该求速战速决。另一方面是就求成的态度说，因为是“余事作诗人”，至少是为知足常乐着想，宜于把成不成看作无所谓，或换个说法，成，步武李杜、秦黄固然好，不成，还是与常人同群，也仍然是适得其所。以上是就人说。就作品说，少到一首半首也是这样，梦中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天衣无缝，妙手偶得，是可能的；但终归不可多得，通常是，勉强成句，自己也觉得不怎么样，或当时觉得还可以，过些时候再看，有缺点，或灵机又一动，小变甚至大变（如王荆公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变还不只一次），居然化铁为金，显然，这就需要时间，也就难于速成。 慢慢来，先后还应该有个安排。这人人都知道，应该由易到难。诗词各体的难易，前面提到过。一般说是篇幅长的较难，所以试作诗，宜于先绝句，后律诗，先五言，后七言；试作词，宜于先小令，后慢词。但这难易是就成篇说，如果不只成篇而且求好，那难易的关系就会变为错综。五绝简短而求内容充实、余韵不尽，也许比律诗更难，这意思前面也提到过。这里是就试作说，姑且满足于成篇，那就还是先篇幅短的后篇幅长的为好。这短还包括，至少是间或，不成篇。古人用奚囊装零碎得句，以待拼凑，拼凑之前即安于不成篇。名家如谢灵运之“池塘生春草”，杜甫之“江天漠漠鸟双去”，想来都是灵机一动，仅得此不成篇的一点点，以后用力补缀，找来“园柳变鸣禽”，“风雨时时龙一吟”，不免有上下床之别，可见不成篇也同样应该珍视。作律诗，有时先上心头的是中间的一联，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这是由不成篇起，后来才成篇的。专说成篇的，安排先后，也无妨以主观感觉为尺度，即自己觉得哪一体容易，就先从哪一体下手。但作诗作词，终归与登梯上房不一样，不能越级而过。比如作了几次五绝，也无妨硬着头皮，偏偏碰碰七律。这样越级而过也不无好处，是回头再作五绝，就会感到轻易些。作词也是这样，小令填了几首，也无妨试试《摸鱼儿》、《念奴娇》之类。又，诗词相比，词较难，格律复杂是小难，要有花间、尊前的儿女气是大难；因为难，所以宜于后试试，试还要多注意，以求成篇之后，易安居士之流看见，不讥为”字句不葺之诗”。 还得说个更大更广泛的难，是有了无形无声的情意，用什么样的有形有声的词句表达出来。就理说，像是不能说，哪类词句不可以。可是传统的力量也不可忽视，我们读的大量的诗词，所用语言分明有自己的特性。这特性，后面还要谈到，这里姑且承认它有必要，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进一步承认，想表达诗词那样的情意，就必须，至少是最好，也能够使用诗词那样的语言。那样的语言，与我们日常用的大不同，与所读的无韵的文言也有不小的差别。这就必致带来困难，是，有情意，如果不熟悉那样的语言，就会写不出来。初学，试作，怎么办？一个办法是“学舌”，即借用，或说拆用古人的。这办法，如果韩文公有知，一定大不以为然，因为他主张“唯陈言之务去”。其实，他这句话还需要分析。即以韩文公而言，所去陈言也只是中间的，至于两端，那就还是一点不新鲜的陈言。这两端，小的一方是比句小的词，甚至一部分语，当然都是历代所传，大家公用的；大的一方是段、篇所表现的意，我们都知道，是流行于世面的圣贤之道，也是老掉牙的陈言。且不说意，只说表意的语言，应该说，某种说法算不算陈言，关键在于，对于拆改（拼凑成新的），我们怎么看；对于通用，我们怎么看。日常用语，范围太大，不好说；还是专说诗词。“百年世事不胜（读平声）悲”、“今宵酒醒何处？”，如果拆成“百年”、“世事”、“不胜悲”、“今宵”、“酒醒”、“何处”，因为通用，就都成为陈言。作手的巧妙，在于他（或她）能拆能改。拆改有程度之差。“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与“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意境相类，如果可以算作拆改，是大拆改。无限的诗词名句，虽然低了一等，只要不是抄袭，也可以算作大拆改。程度再低，如李白的“花间一壶酒”与高适的“床头一壶酒”，如果有模仿的关系，就只能算小拆改。还有更低的，如王荆公变王籍的“鸟鸣山更幽”为“一鸟不鸣山更幽”，点金成铁，就不足为训了。试作诗词，我说的可以学舌，指大量的大拆改和小量的小拆改。举实例说，利用读时记忆中储存的那些，拆改为“百年功过”、“回首不胜悲”（大拆改），可以；拆改为“今宵解缆何处”、“昔年酒醒何处”（小拆改），也可以。开始试作，是学习，是锻炼，乞诸其邻，虽然不怎么冠冕，只要有助于进益，有助于成功（大拆改而能恰如其分地表达情意），当作通道而不看作目的，是有利而无害的。 但成功终归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为了少出差错，还要谨慎。据我所知，有的人试作，常常有侥幸心理，成了篇，念念，觉得颇不坏，就以为不会有问题。其实，初学，格律不熟，如果不细心对证，碰巧一点不错的可能是几乎没有的。所以上策还是细心对证。这好处有近的，是本篇不错；有远的，是发现某处错了，经一事长一智，同样的情况下次就可以不再错。 成篇之后，可以不可以请教别人？当然可以，如果所请教的人自己通，并有诲人不倦的美德，请教，常常会比自己捉摸来得快，见得深。当然，人各有见，至少是有时候，自己也要有主见，不可随风倒。 最后总的说说，读，欣赏，最好能够进一步，也作。作，要始于勇，不怕难；继以勤，锲而不舍；终于稳，斟酌，修改，不急于求成。 top
如以下两首都是名篇：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读平声）。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鵷鸾。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李白《古风》之一）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画罗金翡翠，香烛（读仄声）销成泪。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温庭筠《菩萨蛮》之一）前一首是古诗，后一首是词，任何人都能体会到，情意相差很远：古诗的悲凉，词的怅惘。有人会说，这是因为题材不同：登高望海的主角是老男，玉楼明月的主角是少妇。这有道理，但不是决定性的，如以下两首是近体诗，体由朴厚趋向精巧，题材说的都是女性： 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读仄声）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李商隐《为有》） 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读平声）明月照流黄。（沈佺期《古意》） 一首绝句，一首律诗，都写恋情，可是与以上那首词相比，显然没有那样浓的软绵绵的脂粉气。这是因为体本身带有情调，或说韵味，虽然惯于装油的瓶子未尝不可以装醋，通常总是惯于装油的装油，惯于装醋的装醋，才顺理成章。这就说明，诗词，不同的体有不同的情调，或者说，不同的体宜于表达不同的情意，所以情动于中之后，想用诗词的形式抒发，应该量体裁衣，即选用合适的体，然后下笔。 但是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不同的体有不同的情调，前面多次谈过。这里由知转为谈行，应该由行方面看看，作诗词，求情意与体协调有没有困难。显然有困难。原因有来自道理的，有来自实行的，或既道理又实行的，以下大致说说。 所谓道理的，是情意复杂，体简单，以复杂对简单，难于形成一对一的关系。情意的复杂，可以由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方面是它多。多来于质的各式各样，如同是悲，有失恋的，有失官的；还来于量的各式各样，仍以悲为例，有痛不欲生的，有片时不高兴的。总数来于质的各式各样乘量的各式各样，那就多到无限了。另一方面是它朦胧。它不像许多外物，如砖瓦，有形，可以看到；如鸟鸣，有声，可以听到。它确是有，因为能使人感到，甚至明显到难忍，可是真去寻寻觅觅，就常常苦于抓不着，辨不清，甚至它的住所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样，多加朦胧，就成为无定。而诗词的体，即使词的不同调也可以算在内，终归是有限的。以有限配无定，这就有如买鞋，两只脚自然不会完全相等，可是只能穿同一个尺码的。这是将就，但不得已，所以也就只好安于差不多。作诗词，选体，对情意这个主而言，也是只能安于差不多。总的说一下，有情意想用诗词的形式表达，选体是应该的，但选得完全合适，就是理论方面也是有困难的。 那就退一步，安于差不多怎么样？还会有实行方面的困难。原因主要还是来于情意的无定，难于把捉。以用箱子装物为例，清楚物的质和量，好办，物多用大箱子，物少用小箱子；不清楚物的质、量，就难于决定用什么箱子合适。这种情况移用于情意，还会有比有形物深远得多的纠缠。情意无形无声，想变为有形有声，就不能不以言为附体的体。“感时花溅泪，恨别（读仄声）鸟惊心”是一种情意，“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读平声）”是另一种情意，我们知道两种同属于悲的一类而又各有特点，是凭借言。这言，一定是量体裁衣的衣吗？自然只有天知道。这样一来，或由这个角度看，情意的无定就更加无定，从而选体的合适与否就更加渺茫了。也许就是因此，读古人的作品可以感觉到，不同的体像是可以表达相类的情意，如“乐游原上望昭陵”是诗，“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是词，就是这样；甚至还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如用诗写“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用词写“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就是这样。 以上是说，有情意，于诗词中选体表达，时时处处配得水乳交融，很不容易。对付这不容易，有消极和积极两种态度：消级是不管，有情意，随手拈来；积极是选而安于差不多。显然，我们应该取积极的态度，因为我们承认，不同的体有不同的情调，有不同就应该分辨。分辨，别泾渭，可以大到人与人之间。以老杜和小杜为例，两个人都只写诗，不写词（与时风有关）。以文如其人为眼镜看两个人的情意，可以总而言之，老杜有刚无柔（或极少），如近于香艳的“香雾云鬟湿（读仄声），清辉玉臂寒”，也仍有正襟危坐气；小杜就不然，而是有刚有柔，如“欲把一麾江海去”之类是刚，“豆蔻梢头二月初”之类是柔。有刚无柔，如老杜，就可以只写诗，不写词。有刚有柔，如小杜，就可以既写诗，又写词。他没有写词，但我们可以设想，“豆蔻梢头”那样的情意，如果谱入《蝶恋花》或《青玉案》之类，就会比谱入七绝更为合适。同理，唐以后，许多文人都是兼写诗词，像程、朱及其门下士，总以少写词为是；其反面，如朱彝尊、纳兰成德之流，就可以多写词了。 就性格说，至少是一般人，以刚柔杂糅的为多，那就情动于中，想用诗词的形式表达，更应该量体裁衣，先选体，后下笔。因为不得不安于差不多，选体，也无妨只考虑大略。可以由大而小、由总而分说说。最大是诗与词之间的，如上面所说，对应情意的性质，刚宜于用诗，柔宜于用词。刚柔，一般是泾渭分明的，如牵涉国家社会的刚，牵涉闺房的柔。牵涉闺房的情意，可以是适意的，可以是不适意的。不适意的，引起慨然的感情，是柔中之刚，无妨写成“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读仄声）青楼薄幸名”式的诗；适意的则有柔无刚，就只好写成“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式的词了。由诗词之间缩小，先说诗的各体之间。古诗与近体，界限是相当分明的，豪放、粗率的宜于入古诗，沉痛，需要缕述的也宜于入古诗，反之可以入近体。又同是宜于入古诗的情意，雄放的宜于入七古，沉郁的宜于入五古。用近体，绝句、律诗间的选择，无妨由量的方面下手，情意单纯的入绝句，复杂些的入律诗。至于五言、七言间，可以由情意波动的幅度来决定：波动小的温婉，宜于入五言；波动大的激越，宜于入七言。再说词的各调之间。小令、长调间的选择，也可以由量的方面下手，情意单纯的入小令，复杂些的入长调。其次是看情意的悲喜，悲的以入仄韵的词调为好，喜的最好谱入平韵的。又同是仄韵的词调，有的宜于抒发感愤的情意，如《满江红》、《贺新郎》之类，有的宜于抒发温婉的情意，如《蝶恋花》、《踏莎行》之类，也要注意。 但这样的如意算盘，也许仍是纸上谈兵，说易行难。原因是，如上面所说，一是情意难于把捉；二是想捉，只有穿上言的外衣之后才能捉到；三是体如瓶子，某一个装醋好，有人用它装了油，而且印入文集，后代的读者也就只好承认。这些，至少是有时，都会使选体遇到困难。怎么办？我的经验，以安于差不多的精神为指针，还可以拿以下几种办法来补充。 其一，是取古人的名篇为样本，照猫画虎。这不难，可以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式的吟哦为引线，唾手得之。例俯拾即是。许多人有这类的经验，秋高叶落之时，登上什么遗址，怀古伤今，一阵情动于中，想形于言而没有自己的，于是不知不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类的成句就溜到嘴边，也就顺水推舟，吟哦一遍或两三遍，即使并未涕下，也总可以变为平静些。同理而异类的，如不少盛年已过的人，有重过沈园的经历，睹旧物而思旧人，不免悲从中来，但时光不能倒流，也只好借古人酒杯，吟哦“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类的成句，再落几滴眼泪了事。这不知不觉溜到嘴边，就理说是情意与体有协调关系，就行说等于为选体铺了一条路。退一步，不溜到嘴边也不要紧，读多了，总会记得不少各体的名篇，可以用买帽子的办法，拿几顶，戴在头上试试，最后要那顶不大不小的。这样试，也许合适的不只一顶，例如有繁富的慨当以慷的情意，到名篇里找样本，对证，七古合适，七律的组诗（4首或8首）也合适，怎么办？我的想法，如果没有难易之分，可以任选一种；如果有难易之分，以选自己不太费力的为好。 其二，这难易之分，有的来于主观，那就引来另一个补充的办法，是：无可无不可的时候，选用自己熟悉的，或自己擅长的。人难得全能，大名家如李、杜，也不是各体都擅长，如古诗，李七古比五古好，杜反之，五古比七古好；近体，李的绝句比杜好，杜的律诗比李好。这样，以演戏为例，想赢来满堂好，当然要演自己拿手的（包括角色和戏目）。作诗词也是这样，比如自己惯于作近体，也长于作近体，有某种情意，如果不是非谱入古诗不可，那就还是以用近体表达为好，因为可以事半功倍。填词也是或更是这样，人，尤其现代的，不能各个词调都熟，有某种情意，宜于用词来表达，就最好填自己熟悉的，以求费力不很大而成就高一些。 其三，这费力大小，也来于难易之分，如果限于诗与词之间，如何选定（假定可入诗可入词），就要看表达之外还有什么考虑。词比诗难，因为音乐性的要求高，还要有花间、尊前的味儿。对应这样的难，避难就易是常然而不是当然。有的人，或在某时某地，或因某人某事，偏偏需要，也愿意，舍易就难，那就把可以用五绝表达的情意，扩充为一首《忆秦娥》或《蝶恋花》，也未尝不可。 其四，作诗填词，情意是根，题材是干，根在地下，要靠题材才能冒出地面，所以选体，题材也是决定何去何从的重要条件。是重要条件，不是决定性的条件，如闺怨、秋思之类，就既可以谱入近体诗，又可以谱入词的多种调。这是可以自由的一端。还有不能自由的一端，如《孔雀东南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琵琶行》之类叙事的，显然就只能用古体诗；近体洗炼，词空灵，事过多过实就难于着笔。甚至纯是言情，如贺铸《青玉案》所写，“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连生尘的罗袜也迷离恍惚，谱入诗，不要说古体，就是近体也嫌太沾滞，那就别无选择，只好谱入词了。题材多种多样，其中不少属于不能自由的一端，以古人的名篇为样本，选体不会有什么困难。 其五，人间、世事是复杂的，有时候，有些零零碎碎的情况，看来关系不大，却也有左右选体的力量。举一点点为例。不管什么机缘，总之需要写一首两首，又不管什么机缘，还必须急就章，这，如果有苏东坡之才之学，自然也可以写律诗，甚至不只一首；至于我们一般人，就应该有自知之明，以写一两首绝句，短期内完成为是。又如被动写，为什么人题画，画幅上地盘有限，那就不宜于大张旗鼓，也以凑一首绝句为好。又如遇到什么机会，需要写一首赠人，而那位颇少花间、尊前的情调，就最好不要填词，至多来一首七律就够了。此外的各种情况可以类推。 最后说一点点开心的话：选体不是难事，是其一；其二，就是选得不合适也关系不大，这有如有林黛玉的心而没有林黛玉的面，但既已受生，看者与被看者就都只能顺受，认为应然了。 top
前面说过，作旧诗，填词，要用唐宋人在诗词中习用的语言。那是文言（例外极少），或说与口语不同的异时异地的人共用的书面语。为什么要这样？就昔日说，是文人都觉得（或并未想过），既然是用笔写，就应该用人人都在用的书面语（俗文学用白话写是另有源头，另有用场）；日久天长，并固结为不这样写就不会写。总而言之是时势使然。就现时说，情况就复杂了，或说原因就不只一种。主要有三种。其一是，用文言惯了，换为现代语，不习惯。俗话说，学什么唱什么，趸什么卖什么，诗词也是这样，读的总是“感时花溅泪，恨别（读仄声）鸟惊心”，“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读仄声）”之类，及至拿起笔，要写“车站迎来你，飞机送去她”，“明天哪里见面？你单位主楼前院”，反会感到不顺手。其二是，比较起来，文言字少义多，现代语字多义少，诗词有定格，句读内字数有限制（词间或用长句，不多），用文言容易装进去，用现代语就多半不成。现代语繁，来源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文言中许多单音词，现代语变为复音词，如“衣”变为“衣服”，“惜”变为“爱惜”，“伟”变为“伟大”，等等；这种趋势还在发展，如常说“乘车”、“坐车”，证明“乘”“坐”还可以单用，有的人却非说“乘坐火车”不可。另一种是所谓形态的零碎增多，如“有亲属关系”，“坐在椅子上”，有的人要说“有着亲属关系”，“坐在了椅子上”。还有一种是意合法少了，如“老者安之”，现在要说“对于老年人，我们应该让他们得到安适”。语言长了，以诗为例，五七言就难得装进去。如果不信，还可以试试。两种试法，一种是用现代语重写某一首，另一种是用现代语自作一首，我想，一试就会感到，五七言的地盘真是太小了。五七言的格式不能变，想作，就只好用文言。其三是，诗语是用来写（或径直称为画）诗境的，诗境之所以能成为诗境，条件之一是与实境有距离；有距离也有来由，是它不是直接来于实感，而是来于想象或想念。用语言写，想保持这样的距离，文言比较容易，现代语比较难。举一点点突出的例。“夜阑更秉烛（读仄声）”，意境好，现代化，不用烛了，可是改为“黑了开电灯”，务实，诗意像是就减少了。又如“香车系在谁家树”，现代的才子佳人大多是坐汽车，难得不污染，只好说“汽车停在哪条街”，也是一务实，诗意像是就跑了。必须远去的才有诗意吗？根据韩非子“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理论，这说不通，可是就作诗填词说，维新又确是有困难。我的想法，用文言以求容易画出诗境，也许只是权宜之计，而不能找出坚实的理论根据；不过，为余事作作诗、填填词的人着想，别辟蹊径，尤其有理论支持的蹊径，谈何容易，所以不如，或只能，卑之无甚高论，不把秉烛变为开电灯也好。 作诗填词，宜于用文言，是眼一扫就能看出来的。细端相又会看到，所谓文言，并不是任何文言，而是有某种色彩、某种力量的文言。看以下两联：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两联都出于李商隐之手，前一联是《咏古》诗的开头，后一联是《无题》诗的开头，都是用文言写的，可是对比，前一联殊少诗意，后一联不只有，而且很丰富。为什么？自然是意境有别。意境是靠词语（或组成句）表现的，所以分别也不能不深入到词语。这意思正面说就是，有的词语与诗词的关系近，有的词语与诗词的关系远。显然，作诗词，遣词造句，应该用与诗词关系近的。这样的词语，难于具体指出，因为：一，无尽；二，也难于与另外一群划清界限。无妨由性质方面看看。这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形象方面，要易于画出鲜明的诗境，以这种性质为尺度，可以分辨，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不怎么样，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很好。另一是力量方面，要易于唤起幽渺的情思，以这种性质为尺度，可以分辨，杜甫的“相对如梦寐”很好，苏东坡的“家童鼻息（读仄声）已雷鸣”不怎么样。两种性质都嫌抽象，但把捉并不难，就是靠自己的感受，孟子所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嗜）焉”，读别人的，写自己的，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处理。 以上主要是由分别方面说，诗语是能够写出诗意的文言。范围缩小，专看这样的文言，它入诗入词，一要表现诗意，二要恰好能够装到某一种格式里，因而与一般散行的文字相比，就会显得具有某些特性。说说这些特性，会使我们对于诗语有较深的认识。可以分作两个方面说，一是意境方面，另一是句法方面。 先说意境方面。称为意境，表明它不是实境。它来于实境，却有变化。有由量方面看的变化，是由繁变简。“王侯第宅（读仄声）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读仄声）时”，安史之乱，长安的变化自然不只这一点点，但是入诗，就不宜于，也不能面面俱到，巨细无遗。还有由质方面看的变化，是取精舍粗。“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秋天的景象自然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但所举的一些不只有代表性，而且有突出力，因而寥寥十几个字就能使人感到凄凉。秋天的实景可能引起不同的人的不同感触，这里只是凄凉，是取精舍粗的写法起了作用。这样说，质有变的意境，是以诗语为寄托表现出来的。诗语要由写法来体现，而写法，细说就会无尽无休，只好从略，单讲一些可以看作诗词中特有的。这总的性质是与现实的距离加大。现实和文本是两个系统，重合是不可能的，通常总是事繁文简，事直文曲，甚至事真文假。但那不见得都是心甘情愿。诗语之离开现实是心甘情愿。因为心甘情愿，所以常常不只表现为远，有时是更远。这依照近远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只能算作举例）。近的一类是突出一点点，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甚至夸张些以换取形象鲜明的效果。诗词中叙事、写景、言情，如“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潮带雨晚来急（读仄声），野渡无人舟自横”，“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都可以作如是观，因为写法都是轻轻一点而求形象、情意突出。稍远的一类，与眼观物有相似之处，是距离加大，清晰变为迷濛。诗句如“解释春风无限恨”，“门外无人问落花”，“晓窗分与读（读仄声）书灯”，“去作西窗一（读仄声）夜秋”，词句如“初将明月比佳期”，“夜月一（读仄声）帘幽梦”，“天际小山桃叶步”，“啼到春归无啼处”，都是似可解似不可解，与人以幽美而细看又不清晰的感觉。这样写为什么也能表现诗的意境？我想是因为，诗境与梦境有亲属关系，两者的同点是幻而不实，异点是一来于昼（即所谓白日梦），有条理；一来于夜，没有条理。这同点就注定，适度的迷离恍惚甚至可以使诗意显得更浓，因为距实更远，距梦更近。也许就是以此为原由，诗词之作，还有通体迷离恍惚也能成篇的，如： 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间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读仄声）座看（读平声）。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精盘。（李商隐《碧城三首》之一） 马上吟成鸭（读仄声）绿江，天将间气付闺房。生憎久闭金铺暗，花笑三韩玉一（读仄声）床。添哽咽，足凄凉，谁教（读平声）生得（读仄声）满身香。至今青海年年月，犹为萧家照断肠。（纳兰成德《鹧鸪天》，据手写本） 如果文章写成这样，至少是一般人，会认为故意隐晦，入了魔道。诗词就容许这样，因为它可以，或干脆说宜于，与现实拉开距离。还有更远的一类，是夸张过了头，成为不合理。最典型的是诗仙李白的“白发三千丈”。其他如“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都只能凭印象来吟味，如果抠字眼儿，就成为大言欺人了。 再说句法方面。诗词成篇，形式方面，大致说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一句或一读，字数有定；二是某处所的字，平仄有定；三是某处所的字，韵有定。这三个条件都相当顽固，几乎不许还价。可是还要成篇，怎么办？只好其他方面让步。让步的办法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词语的增减（主要是减），一个方面是语序的变动。先说增减，一般是削足适履式，砍去本不当砍掉的，以求装得进去。这有词语内的，如“归邀麟阁（读仄声）名”，“文字鲁恭留”，“王乔鹤不群”，应该说“麒麟阁”、“鲁恭王”、“王子乔”，因为容不下，只得削去一个字；又如“地近函秦气俗（读仄声）豪”，“函”指“函谷关”，因为容不下，竟削去两个字。至于词语外的，那就花样繁多，只举一点点例。如“林中观《易》罢”，“朝回日日典春衣”，都不表明这样做的是谁，用语法术语说是省去主语。还有省去谓语的，如“悠悠洛阳道”，“梨花院落溶溶月”就是。由省去主谓下降，有多种砍削的情况，如“早知清净理”，“白发悲花落”，意思是，“如果早知清净理”，“因为白发（老了），所以见落花更加悲伤”，也是为容得下，把如果、因为等零碎省去了。增的情况很少，但也不是没有，如“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初”字就是求与“日”字对偶，拉来凑数的。再说另一个方面，语序的变动。绝大多数是为了满足声音（平仄和韵）的条件。有少数与声音无关，如“画图省识（读仄声）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月夜”改为“夜月”，是求与“春风”对偶（时令、天文对时令、天文）；“王母降”改为“降王母”，是求与“满函关”对偶（动宾对动宾）。为满足声音条件而变动语序的情况就太多了，由细而巨举一点点例。如“佳节（读仄声）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洲”，“漠漠水田飞白（读bò）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清明佳节”改为“佳节清明”，是因为全篇仄起，开头应该是仄仄平平；“顾虎头何年……画”改为“何年顾虎头”，是因为全句应该是平平仄仄平，而且要押十一尤韵；“白鹭飞”改为“飞白鹭”，“黄鹂啭”改为“啭黄鹂”，是因为全篇押四支韵，“鹂”用作韵字，要在句尾，连带“白鹭飞”也就非改不可（既要平仄仄，又要也是动宾形式）。变动还有扩大到句外的，如“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读仄声）寒”，“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依时间顺序，应该是先怜后赠，先扣后疑，先人后语；颠倒次序说，是避熟以求奇警。求奇警还有大离格的，那是杜甫《秋兴八首》中的一联，“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硬使“鹦鹉”、“凤凰”与“香稻”、“碧梧”换位，以致意思说不通。但千余年来读者也就容忍了，原因的一半是诗圣名位太高；另一半是，这是诗，语句的组织是容许不循规蹈矩的。 以上是泛泛谈诗语的情况。以下转为谈用典。用典是文言各体共用的手法；诗词中常常用，也许是因为它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竟是这样，我们就无妨把用典看作诗语中有鲜明特点的一个小类。由用典是怎么回事说起。这可以用定义的形式说，是用较少的词语拈举特指的古事或古语以表达较多的今意。如“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对棋”句是用《晋书·谢安传》记谢安与客下棋事，以表示自己（作者杜甫）当年与房太尉也有过这样的交谊。“把剑”句用《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吴季札于徐君死后挂剑于徐君墓树事，以表示自己对死者也有此心。两句都是引古事以表今意；“凌波”是用《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以表示美人脚步，是引古语以表今意，这用不着思索就会看出。这样的表达方法会带来麻烦：一种轻的是“隔”，因为不是径直说，理解就不能不绕弯子；另一种重的是“难于理解”，因为读的人也可能没念过《晋书》、《史记》和《洛神赋》，不知道事或语何自来，典故就必致成为迷魂阵。 可是昔人（尤其时代靠后的）还是乐于用，为什么？原因不只一种。最平常而不足为训的是文人习气，借此以表示博雅。习气会助长习惯，本来可以说“写出来先放着”，却一张口就溜出个“藏之名山”来。接着是习惯有扩张性，扩张为时间长，人数多，终于就成为独霸，像是非这样说不可了。 “司空见惯”就是个好例，它的来路本来不光彩，是歌女太漂亮，“断尽苏州刺史肠”，可是你想不这样说，又很难找出个其他说法来代替。用典的问题就是这样麻烦。比喻典故是所谓人物，他不是样板戏中的，好坏分明；而是杂七杂八的，好坏，要看用什么样的，怎样用，以及用得多少。专说诗词，有个事实先要承认，是，时间靠前，它间或用，时间靠后，它常常用，且不管文人习气，这样做有没有好处？答案是有，大致是以下几种。 其一是这样说反而方便。如“傲吏身闲笑五侯，西江取竹（读仄声）起高楼”，“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一时封五人为侯，是汉朝的事，而且不只一次，所以以五侯代富贵人家成为惯例，说着反而省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也是凡读书人都熟悉，所以表示不管兴亡旧事、且乐今朝的意思，引用这两句就可以随口说出来。这情况，打破砂锅问到底，是有些人语言库存比较丰富，遇到某种时机，一种旧而合用的语句会不知不觉地冒出来。这可以是俗的，即不见经传，如“慢鸟先飞”之类；也可以是见经传的，如“狡兔有三窟”之类。库存里有，不许用，就一己说是限制表达的自由，就用同一种语言的全体说是安于语言贫乏，当然是不对的，也是办不到的。从这个角度看，用典，理论上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用得合适不合适，留到下面谈。 其二是可以取得言简意丰的效果。如“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书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风流”，黔娄是《高士传》里描述的高士，有志有节而穷困，元稹引来代指自己，比直用己名，意思就丰富多了；在空中写“咄咄怪事”，以泄被废黜的愤慨，是晋朝殷浩的事，辛弃疾引来表达自己壮志不得酬的心情，正是轻轻一点而力有千钧。上面说过，诗词的句读、字数有限制，像这样丰富而委曲的意思，不用典就比较难说。 其三是用古典说今事，可以取得情景化近为远的效果。如“忽逢青鸟使，邀入赤松家”，“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青鸟送信，见《汉武故事》，赤松子为得道仙人，见《史记·留侯世家》，孟浩然这里不过是说某道士派人来约去聚会，用典，拉出青鸟、赤松子，意境就由现前事变为远景，根据上面所说，诗意就浓了。同理，苏东坡诗有“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之句，《列子》有“黄帝昼寝，梦游华胥之国”的记载，都拉来，写自己（姜夔）梦中的浪漫经历，也就可以化近为远，俗情冲淡而诗意增多了。 其四是可以引起联想，取得锦上添花的效果。望梅可以止渴，画饼可以充饥，都是靠联想。诗词也是这样，如“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永丰柳，无人尽日花飞雪”，堕楼人用石崇的歌女绿珠跳楼自杀的故事，落花轻飘飘，自然不像堕楼人，可是这样写，靠联想，能够于好景不常的凄凉之外，兼使人感到美，也就是增添了新意；永丰柳是用白居易诗，“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本事诗》说是白衰老时为歌女小蛮而作，因为他还有“杨柳小蛮腰”之句，张先这首词是写惜春的惆怅之情，引永丰坊的旧事，就会使人联想到诗人老去的凄凉，意思就重多了。 其五是可以写难言之隐。大千世界事无限，其中有些，未必不应有而不好明说，如果还想说，怎么办？用典是一种办法，甚至是好办法。如“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贾氏窥帘用韩寿偷香故事，宓妃留枕用《洛神赋》洛神与曹植在洛水上相会故事，写男女的不合规范的行为，像是轻而易举，如果不用典而直说，就很不好办；同理，闻琴是用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解佩是用郑交甫在汉皋与仙女好合的故事，也写男女的越轨行为，用典可以变粗俗为娴雅，如果不用，张口就大难。 这样说，用典，一方面是隔，难解，另一方面是也有优点，或说必要性，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这样的纠缠？总的原则是适可而止，并求易解。原则化为实行，可以分作六个方面说。 其一，要意思切合。如崔曙《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七律尾联，“且欲近寻彭泽（读仄声）宰，陶然共醉菊（读仄声）花杯”，用陶渊明为彭泽令的故事，意思多方面都合适：一，都是县官（尊称为明府）；二，九月九日重阳，习俗喝菊花酒；三，陶渊明喜欢喝酒，又爱菊花。像姜夔《八归》的“想文君望久，倚竹（读仄声）愁生步罗袜”，切合的程度就差些，因为这首词是为胡德华送行的，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的妻正盼你回去”，用文君代妻，推想胡的妻看到就未必高兴，因为她极少可能是既曾寡居又曾私奔的。 其二，用典，比喻为做生意，要能赚钱，即表现力要比不用强一些。如杜甫的“匡衡抗疏功名薄（读bò），刘向传经心事违”，辛弃疾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杜甫言志，说自己为谏官，曾向皇帝上书，有如汉之匡衡，有志传经，有如汉之刘向，匡衡、刘向是历史的大名人，引来自比，人品和志向的分量就加重了；辛弃疾有救国大志而不能实现，但不泄气，引廉颇吃米一斗、肉十斤的故事以自比，使读者不能不联想到廉颇的壮志英风，也是意思就重多了。意思加重，用典虽是绕弯子说，总是没有白用。像周邦彦的“冶叶倡条俱相识（读仄声），仍惯见珠歌翠舞”，冶叶倡条本诸李商隐诗“冶叶倡条偏相识（读仄声）”，指歌女，等于用隐语而意思没有增加，不增加，宽厚些说也是用不用两可。 其三，还有一种情况是非用不可，那就只好用。我昔年写文谈用典，曾经说到这种情况。为省力，再说一遍。据传清初陈子龙嘲笑钱谦益的一首诗，题目是《题虎丘石上》，诗云：“入洛纷纷兴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宽沉白（读bò）马，今归应愧卖卢龙。最怜攀折章台柳，憔悴西风问阿侬。”全诗八句都用典，一用《晋书·陆机传》（北上往洛阳求官），二用《晋书·张翰传》（辞官回江南），三用杜甫《晚行口号》“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读hè）头”（意思是还故土时尚不很老），四用《后汉书·蔡邕传》（邕被王允投入狱，求修史不得），五用《新唐书·裴枢传》（枢被朱全忠遣人杀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六用《三国志·田畴传》（畴向曹操献计，兵出卢龙寒，攻入畴的乡土），七、八用唐人小说许尧佐《柳氏传》中韩翊（应作“翃”）与柳氏赠答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以写钱谦益于明亡前后应死不死，投降清朝奔赴北京，不如意又回到江南，老了，多年想修史终于落了空，而在他离开家的时候，夫人柳如是却另有所欢种种事。像这样的内容，不用典写出来就太难堪了。 其四，有兴趣用，或不得不用，总当尽量避免用生僻的。不生僻与生僻，没有明确的界限，大致说，见于多数人熟悉的书并诗文中常用的是不生僻的，反之是生僻的。以诗词为例，如“又值（读仄声）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接舆是《论语》提到的人物，《五柳先生传》，王粲，杜诗，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是不生僻的。像“鸳楼碎泻东西玉，问芳踪，何时再展，翠钗难卜”，东西玉用黄庭坚诗“佳人斗南北，美酒玉东西”（案原诗即晦涩难解），指名贵酒杯，是生僻的，如果不注，了解的人必很少。用僻典以显示博雅是文人恶习，作诗填词，都是以后期为甚，不足为法。 其五，炫学的办法之一是用僻典；还有一种，更常见，是多用，也应该尽量避免。多用，诗，唐人及其前，词，北宋人及其前，很少见；其后，尤其更后，就随外可见了。只举一个例，是明清之际顾云美作的一首七律，寄给钱谦益的，文曰： 赌棋墅外云方紫，煨芋炉边火正红。身是长城能障北，时遭飞语久居东。千秋著述欧阳子，一字权衡富郑公。莫说当年南渡事，夫人亲自鼓军中。（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引） 全篇用宰相典故，以表示钱谦益有宰相之才，即使意思能够切合（其实是未能，如首联比钱为谢安、李泌，就失之太过），也总有难解的缺点，因为如果不熟悉古典，就必致如坠五里雾中，读等于不读了。 其六，用了，不管生僻不生僻，最好为一般人着想，补救一下。办法是加注。这是古人早已做过的，如杜诗，不只有多种注，而且其中有详注。我们是现代人，没有李杜、秦黄的高位，我的想法，如果有兴致也平平仄仄平，而且用了典，就最好是自己下手，加注，以求同时的人万一赏光，不至有看不懂的困难。为节省人力物力，注可以尽量求简明，点到为止，如“接舆”，只说是与孔子同时的隐士，见《论语·微子》，“五柳”，只说是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指隐士的居处，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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