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之溯源
[用人篇]
正当刘邦面对群臣争功不讲礼仪既愤怒又无奈之际，叔孙通对他说——
汉高祖刘邦初立，功臣争功邀赏，致拔剑击殿柱。叔孙通乃说汉高祖召鲁地诸生，规定朝仪，高祖大喜，以为如此始知皇帝之尊。
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带着几十个得意门生，周游列国，以济世为己任，待价而沽，但在当时未见成效，其政治主张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到陈蔡等小国也没什么市场。相对于法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来说，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作为不大，乏善可陈。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重用法家治国，先是贬退儒生，继而焚书坑儒，儒家遭遇灭门之祸，要不是孔子的后人孔鲋把家传书籍藏起来，儒家文化可能在秦代就失传了。
刘邦推翻秦朝，战胜西楚霸王项羽，建立大汉王朝。他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对儒生的态度极为轻蔑，郦食其穿着儒生衣服想见他，他说：“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一些人戴儒生的帽子来见他，他经常当众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往里面撒尿。在楚汉相持时期，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之后以削弱楚的势力，后来张良列举出八条不可立六国之后的理由，刘邦听了“辍食吐哺”，大骂道：“竖儒（指郦食其）几败而公事！”
叔孙通改变刘邦轻儒观念
一直到天下大局已定，刘邦在考虑应怎样治国时，才对儒生转变了态度，而促成刘邦转变态度的关键人物是儒者叔孙通。
叔孙通原在秦朝当博士，后来跟随项羽，刘邦攻下彭城后，叔孙通投降了刘邦。初时，叔孙通穿儒服，刘邦对他很讨厌，后来他改变服饰，刘邦见了才高兴起来。
公元前201年，刘邦把秦朝复杂的朝廷礼仪全部废除，重新定了一些简单的礼仪。当时群臣在朝廷上饮酒争功，有的人醉了就大吼大叫，还有人拔剑击殿柱，刘邦看见群臣乱成这样，非常不高兴。这时，叔孙通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问这套仪式难不难实行，叔孙通回答说将以古礼仪为主，杂以秦代礼仪，刘邦便吩咐他赶快把这件事做好。不用多久，叔孙通率领弟子百余人将新礼仪演练给刘邦看，刘邦觉得可以实行，便下令群臣练习新礼仪。
公元前200年，西安长乐宫落成使用，“诸侯群臣皆朝贺”，从清晨开始一直到贺礼结束，群臣按尊卑秩序逐个上前给汉高祖刘邦贺寿，整个过程庄严肃穆，没有人敢大声喧哗。刘邦心满意足，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赏赐黄金500斤。并把叔孙通的弟子也全部提拔为政府官员。
由于汉高祖刘邦开始重视儒学，“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不过汉初国内仍干戈不息，汉惠帝、武后执政时期朝廷主要任用打天下的功臣，汉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注重法治，汉景帝“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所以学有所成的儒者徒有博士之名，仍未受到重用。
汉武帝坚信“儒者可与守成”
汉武帝刘彻登上帝位后，汉朝的治国方略和用人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刘彻潜心研究古今治道，对“儒者可与守成”的信念十分坚定，他接受汉朝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用主张用儒术治国的窦婴、田蚡、赵绾、公孙弘等担任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公孙弘等人又“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在朝廷任职，而董仲舒的子孙“皆以学至大官”。
自从汉武帝确定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后，这种治国方略独霸中国政治舞台两千余年，此后无论哪一个朝代，儒家学说一直是稳定社会的基石。在家天下时代，儒家思想和儒者对社会的长治久安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然，儒家思想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思想守旧，拘泥于各种礼节使儒者在乱世中很难有所作为，即使是孔子本人也不例外。另外，儒家思想主张“德治”和“礼治”，以“礼乐教化”为治国要务，而对“法治”比较忽略，如果统治者过分偏重儒术，也收不到好的效果。汉元帝刘奭过分重用儒生使国家走向衰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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