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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很少有人能像陈升那样，活得如此潇洒，就像一个穿着大裤衩整天在海边钓鱼散步的中年人，通过音乐和文字满足自己倾诉的欲望。幽默与深沉的辞令往往让人回味无穷，用白话文写出了现代汉语的意境。所以他这么多年来没有大红大紫，却也一直谈不上过气。这个让你难以抗拒的老男人经营的不是自己的歌声，而是个性，他用自己的气质形成了一套美学体系，同时也建立了一种品位和价值。 对于大多数歌手来说，他们从事的一定是个短命的行业，即使能够大红大紫，时间也不会太长，基本上以5年为一个节点，之后渐渐步入夕阳。因为他们只是旋律与歌词的发言人，凭借有特色的形象，在以年轻人为主的娱乐消费市场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当那些年轻人步入社会，有更多值得他们关心的实际问题时，听歌也就变得可有可无。然而新的一批年轻人，又会选择另一个和他们年龄差距不大的全新偶像。所以这些人日后的出路基本上都是另辟蹊径，开几间饭馆，或者一间演艺公司，通过自己当年的影响力和人脉进入所谓中流砥柱的群体当中。 但是像陈升这样的人则不然，他和Leonard Cohen、Nick Cave或者Tom Waits一样，经营的并不是歌曲本身，而是一种气质。柔情万种的同时，充满了愤世嫉俗，正因为这两种对立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所以显得可爱。然而陈升在这些人当中又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从来不会装酷。那两天在青岛音乐厅看过他演出的人想必都有体会，他会做出许多和自己年龄不符的动作，比如唱《红色气球》时为了配合当中的拉丁风格，故意跳着搔首弄姿的舞蹈，而且并没有因为性别与年龄的原因，显现出任何的不和谐。在唱《然而》的时候，也会深情地凝视旁边的吉他手，释放暧昧的眼神。  1988年初，在陈升出版第一张专辑《拥挤的乐园》前夕，推荐他到滚石唱片的徐崇宪整天安慰他，劝他不要担心自己的唱片卖不出去，高明的歌手就是要愉悦自己，就算唱片投入市场之后，得知不能愉悦别人又有何妨，总比那些为了照顾市场才去写歌的人强，因为你至少还能让自己一个人高兴。后来张培仁把这段话加以总结，印在了《拥挤的乐园》唱片背面：“如果你们认为我有一点怪，那是因为我太真实。”
这句话也是陈升这么多年以来贯彻的音乐宗旨，他一直在按照自己的习惯谱曲写词。不过自称依照个性发展的人有很多，只不过有些人不走运，他们的兴趣只能属于小众，而陈升则比较幸运，虽然他的幸运不如周杰伦，永远成不了所谓的一线超级大牌，但他的乐趣最起码符合华语音乐市场的规则，就是“文字大国、音乐小国”。如果你不是只听过一首《把悲伤留给自己》，那么在评价陈升这个人时，一定会觉得他歌词写得非常棒。这也是他真正独特的地方，与其说他是个音乐人，还不如说是文学工作者。如今我们回味他的早年作品时依然能觉得津津有味，很大程度在于歌词里面的逻辑和别人不一样，无论深情还是愤怒。而音乐的创作早在他担任制作助理时就已琢磨的一清二楚，明白每一种歌词的基调应该配合什么样的调式。 “每一个调子能显示不同的性格，诗人喜欢G调，老师喜欢C调，搞革命的喜欢Em调，思乡的时候最好是Am调，D调太滥情，A调太深情，B调实在是惹人烦，Dm调又显得太空泛，Fm调有种说不上来的寂寥、Gm调过于摇滚过于叛逆。如果真有一门属于音乐的心理课程，如果每个人都能懂得弹一点琴，心理医生只要让病人坐在琴的前面，病人一下手大概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不过对于他这两年的唱片而言，深情的时候越来越少，愤怒的感觉却比年轻时更多。《P.S.是的 我在台北》也是一样，如果说这是一张歌唱城市的唱片，未免有些牵强，他只是用了一个与台北相关的唱片名，并在每首歌里面加上了台北二字，而内容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很合适。所以你只需要看明白开头之后的《拿起来放下》和结束之前《二十年以前》就已足够，两首歌都有致敬的色彩，前者套用了左小祖咒的《皮条客》和《钱歌》，讽刺了这个缺乏原则的时代，后者翻唱并改编了美国乡村老歌手Kenny Rogers的《Twenty Years Ago》，惆怅着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他不是在歌颂城市的伟大，也没有赞美风光的美好，纵然在《来去厦门电头毛》里煞有介事地唱着“春风曼妙，婀娜多姿”，但其中的感觉还是和《六张梨人》一样，都是那些曾被当作异乡客的外省人在归宿面前的无奈与彷徨。
你无需讨论今天的陈升是好是坏，是进是退，也不用去抱怨听不懂《老鼠万岁》和《巴西万岁》到底是在为谁万岁。陈升已经不再是个歌手，而是一个符号，即使你不喜欢他这样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表达方式，也会说服自己：“哎呀，反正他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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