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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蛙病害的研究概况_疾病防治_flishtech_广州飞禧特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金龙水产 2010-09-08
牛蛙病害的研究概况

更新时间:2007-1-1 12:39:17  
 

广州飞禧特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杨大伟

 

牛蛙(Rana catesbeiana Shaw),属于脊索动物门(Chordata)、两栖纲(Amphibia)、无尾目(Anura)、蛙科(Ranidae)、蛙属(Rana)。是世界蛙类中仅次于非洲林溪蛙的一种大型食用蛙,因其鸣声宏亮,酷似牛叫,故名牛蛙。牛蛙原产于北美洲落基山脉以东地区,因其适应性广、生长快、繁殖力高、肉质鲜美而被引种到世界各地,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饲养蛙种[1]

牛蛙的营养和经济价值较高,每百克鲜蛙肉中含蛋白质,氨基酸,脂肪,糖,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的高档营养食品(韩登保,1991)。而且,牛蛙的皮可制成特种皮革,牛蛙脑垂体可提取激素用于鱼类、两栖类的人工催产,牛蛙的消化系统可提取消化酶用于医学、科研及工业生产,蛙油可制成特种工业用油和护肤保健品,蛙的废弃物可加工成优质水产和畜禽饲料(潘树良,1990)。此外,牛蛙还被广泛地用于防治农作物害虫、用作科研材料。

因投资少、效益高、见效快,且人工配合饲料研制成功,市场需求增大,近几年牛蛙养殖在我国发展非常迅速,养殖场遍布全国各地。但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密度不断增加,由于水质恶化、管理技术落后、蛙种品质退化等诸多方面原因,牛蛙病害问题日益突出,每年4~10月常出现大面积死亡,部分地区死亡率高达70%~100%,给养殖户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因死蛙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下1亿元,严重挫伤了部分养蛙户的积极性,影响了整个养蛙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凌跃进,1994)。

调查、研究清楚引起牛蛙死亡的各种疾病的病原体,进而采取适当的方法杀灭或切断其传播途径,防止牛蛙疾病的大面积蔓延,最终引导我国牛蛙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  国外蛙类病害研究概述

蛙类病害(Frog disease)研究最早见诸文献为1890年, Ernst从感染了红腿病的豹蛙(Rana pipiens)血液内分离出了一种病菌并命名为Bacillus ranicida。一年后,Sanarelli也从患红腿病的牛蛙(Rana catesbeiana)血液内分离出了一种类似病菌,他将其命名为Bacillus hydrophilus fuscus,并对该菌的形态、生化特性作了详细描述,其后,陆续有一些学者对蛙红腿病进行了研究报道,这些可看作对蛙病研究的初始文献。到了50、60年代,蛙病毒病逐渐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对病毒病的研究也逐渐深入。60年代中后期,由于牛蛙养殖在国外的广泛兴起,随着养殖规模的增加,蛙病也明显增多,严重的呈暴发性流行,给养殖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蛙病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目前国外对蛙病的研究领域包括流行病学、病原生物及其致病性、组织病理学及诊断和防治对策等,近几年开始应用免疫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高新技术对蛙病进行诊断检测。

蛙病就其病因可分为外界环境因素和自身因素,前者又可分为生物性病因和非生物性病因。从病因病原学角度来看,目前蛙病研究集中于蛙类的微生物病学、寄生虫病学及蛙类肿瘤的研究。在此把各类蛙病的研究进展作一简要介绍。

 

2、蛙类微生物病

微生物病在蛙类从蝌蚪到成蛙都有发现,包括细菌性疾病、真菌性疾病、原核生物性疾病和病毒性疾病。

 

2.1 细菌性疾病

细菌是水体、土壤、空气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微生物,是微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正常情况下,在蛙体内外环境中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微生物优势种群。Glorioso et al.(1974)、Carr(1976)及Van et al.(1974)、Gossling et al.(1982)、Hird et al.(1981,1983)、Banas et al.(1988)分别对牛蛙和豹蛙胃肠道内的细菌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蛙胃肠道内存在的优势菌群有气单胞菌属(Aeromonas)、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耶尔森氏菌属(Yersinia)、黄杆菌属(Flavobacterium)、梭菌属(Clostridium)、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沙门氏菌属(Salmonella)等。在常态下,蛙、细菌和各种生态因子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当平衡被打破,如蛙受伤抵抗力降低、环境条件恶化等,各种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就会趁虚而入,引起蛙发病。

继Ernst、Sanarelli之后,Trambusti(1993)、Roger(1993)也分别对蛙红腿病进行了研究,他们将分离到的致病菌命名为Bacillus hydrophilus,该病菌可引起病蛙精神不振,四肢无力,厌食,下颌、腹部和四肢表面充血发红,指、趾部充血、出血或溃烂,死亡迅速。Trambusti研究该菌株的代谢产物后得到了类似洋地黄(digitalis)和藜芦碱(veratrin)两种外毒素,对蛙具有强烈的致病作用。Bergey(1939)将此病菌名修订为嗜水变形菌(Proteus hydrophilus)。Kulp于1942年对嗜水变形菌的病理学、细胞形态学、生化特性、血清学、分类学、毒素和免疫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确认该菌是蛙红腿病的病原菌,感染蛙除了出现以上病症外,经解剖发现,心肌发白松驰,肺严重充血,肝呈暗褐色并杂有黑色斑点,脾肿大、粗糙,胃肠道肿大,表面血管大量充血,并有极粘滞、发臭的液体从胃肠道内流出。嗜水变形菌为短杆状,大小为2.0×0.8微米,单个或成对排列,具单鞭毛,运动,革兰氏染色阴性,无芽胞,具荚膜。在普通营养琼脂平板上恒温培养24小时,菌落生长良好,圆形,边缘整齐,表面光滑,中央略为凸起,乳白色,半透明,菌落大小为左右。其实,这些学者分离到的蛙红腿病病原菌:Bacillus ranicida、Bacillus hydrophilus fuscusBacillus hydrophilus、Proteus hydrophilus均为嗜水气单胞菌。

由于红腿病是危害蛙类最为严重的一种传染性疾病,且病原复杂,其后国外又有多位学者从病蛙分离到数种病原:粪产碱菌(Bacterium alcaligenes)(Miles, 1950 )、嗜水假单胞菌(Pseudomonas Hydrophila)(Kaplan and Light, 1955)、斑点气单胞菌(Aeromonas punctata)、荧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s)(Reichenbach and Elkan, 1965)、表皮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弗氏柠檬酸细菌(Citrobacter freundii)(Gibbs, 1966)、多态小小菌(Mima polymorpha)、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Cunningham,1996Gibbs, 1966;Glorioso et al.,1974;Herd et al.,1981,1983)、变形杆菌(Proteus sp.)、黄杆菌(Flavobacterium sp.) (Glorioso et al.,1974)。Miles(1950)认为粪产碱菌是意大利北部一批实验用欧洲树蛙(Hyla arborea)患红腿病的主要病原菌;Gibbs(1966)、Hird et al.(1981,1983)则认为嗜水气单胞菌和多态小小菌是导致美国中西部地区豹蛙患红腿病的罪魁祸首;而Glorioso et al.(1974)在研究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大批牛蛙蝌蚪和成蛙患红腿病的原因时,认为变形杆菌主要使蝌蚪发病,而不动杆菌和黄杆菌多使成蛙发病。由上可见,多种条件致病菌和致病菌在适宜情况下均可导致蛙类红腿病。另Cooper et al.(1978)在经过微生物学和组织病理学研究后认为,达尔文氏尖鼻蛙(Darwin’s frog)吻部溃疡和坏疽的致病菌为液化气单胞菌(Aeromonas liquefaciens)。Olson et al.(1992)从一批患病的实验用豹蛙体内分离出产吲哚金黄杆菌(Flavobacterium indologenes),他认为该病类似于红腿病但又与之有明显区别,如病蛙腹部肿胀,角膜、皮下组织水肿,呼吸紊乱等,黄杆菌是主要致病菌。Cunningham et al .(1996)从患多种综合病症(如皮肤溃疡、全身系统性大出血等)的英国林蛙(Rana temporaria)体内分离出嗜水气单胞菌,并认为这是造成大批蛙死亡的原因之一。Ramakrishnan et al.(1997)发现海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marinum)可致豹蛙慢性肉芽瘤,并抑制其免疫活性,严重时,可使蛙迅速致死。

虽然国外学者对于蛙类红腿病的病因意见不一,但对于病菌的感染途径和方式见解却基本一致,即当环境条件恶化或蛙体受伤时,蛙抵抗力下降,病菌从伤口或消化道侵入而致病。

关于蛙类细菌病的防治,国外也有部分学者作了研究。Rose(1946)在养殖实验用蛙(包括牛蛙、豹蛙、绿池蛙(Rana clamitans)、泽鱼蛙(Rana palustris)时,在养蛙池中加入0.15%的NaCl溶液,并投喂多种来源的饲料,有效的防止了红腿病的发生。Smith(1950)用氯霉素(Chloromycetin)治疗蛙红腿病(致病菌为变形杆菌和假单胞菌),第一天用药浓度为5mg/ml,从第二天起浓度为3mg/ml,一天两次,连续5天,用胃插管喂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Miles(1950)用5只患红腿病的树蛙做治疗实验(致病菌为粪产碱菌),其中3只在第1、2、3、6、9天,每次肌肉注射1000unit/ml链霉素(Streptomycin)0.2ml,结果1只在一周后死亡,2只完全康复。另2只注射蒸馏水作对照,结果分别于第2、4天死亡。实验结果表明链霉素对红腿病有一定疗效。Kaplan and Light(1955)在治疗由嗜水气假单胞菌引发的蛙红腿病时,用纸片法做了多种化学药物的敏感性试验,结果表明该菌对福尔马林(Formalin)和氯化汞(Mercuric chloride)高度敏感,对硫酸铜(Copper sulfate)、三甲酚(Tricresol)和苯酚(Phenol)中度敏感,对漂白粉(Chloride of lime)轻度敏感,对氯化钠(Sodium chloride)和高锰酸钾(Potassium permanganate)不敏感。分别用1.2%的硫酸铜、0.06%的福尔马林、0.04%的三甲酚和0.008%的氯化汞每天浸泡蛙1小时,连续数天,可取得较好疗效。Gibbs(1963)用口服四环素(Tetracycline)法治疗豹蛙红腿病(致病菌为嗜水气单胞菌),但治疗后仍有20%的蛙死亡,效果不理想。Menard(1984)将500多只患红腿病的成蛙(其中豹蛙393只,绿池蛙35只,林蛙97只)浸泡在0.15%的盐溶液中并加入适当的抗生素,取得了一定疗效。由上可见,由于病原复杂,蛙红腿病的治疗也显得非常复杂,治疗方法、效果都不一样,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找出一种有效方法,能治疗由各种致病菌导致的蛙红腿病。

 

2.2 病毒性疾病

国外关于蛙类病毒病原的研究早在50年代前就开始了,但直到60年代末才有了一些进展,而且研究主要集中在豹蛙肾腺癌(Lucké tumor)致病病毒的基础研究方面,1966年Lunger经过对蛙病毒的综合研究,提出蛙病毒从形态学可分为两种类型:细胞核型和多面体细胞质型,蛙肾腺癌即由细胞核型病毒造成。Wolf et al.(1968)从腹部有血斑、浮肿的牛蛙蝌蚪体内分离出了一种多面体细胞质病毒TEV(Tadpole edema virus)。Came et al(1968)对9株多面体细胞质型蛙病毒FV(Frog virus)进行了血清学研究。Granoff(1969)提出蛙病毒细胞核型类似于昆虫虹彩病毒(Iridescent virus),而细胞质型类似于疱疹病毒(Herpes virs)和痘病毒(Pox virus)。1984年,Desser从牛蛙红细胞内分离出一种六边形、直径为300-370纳米的病毒FEV(Erythrocytic virus),Gruia and Desser(1992)认为这种FEV能使蛙红细胞严重变形,产生贫血,最终导致蛙死亡。其后,Cunningham et al.(1993,1996)从林蛙体内分离出类痘病毒粒子(Poxvirus-like particle)和类虹彩病毒粒子(Iridovirus-like particle),Bennati et al.(1994)从捷蛙(Rana dalmatina)中分离出类疱疹病毒粒子(Herpesvirus-like particlis),Drury et al.(1955)从普通蛙中分离出类虹彩病毒粒子,Anderson也于1995年提出虹彩病毒(Iridovirus)可能是导致全球范围内蛙的种类、数量都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最近,Mao et al.(1999)从红腿蛙(Rana aurora)中也分离出虹彩病毒并从分子水平进行描述。令人注目的是,以上学者们分离到的各种病毒均对蛙具有强烈的感染和致死作用。综上可知,国外学者对于蛙病毒病的研究较广泛、深入。

 

2.3 原核生物性疾病和真菌性疾病

关于蛙类的这两类疾病,国外报道的文献较少。1984年Desser首次从捕自加拿大安大略湖附近湿地的绿蛙红细胞内检测出了立克次氏体(Rickettsia),大小仅为1-1.7微米×200-300纳米,多在胞浆空泡内生长繁殖。但对这种原核微生物对蛙类造成的损害,作者未作报道。Groff et al.于1991年在加利福利亚中部地区发现一种患病的非洲矮爪蛙(Hymenochirus curtipes),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为100%,病蛙大多生活在陆地环境,体表可见一层白色絮状物,显微镜检查,发现表皮组织长有大量真菌分生孢子,经鉴定为蛙粪霉菌(Basidiobolus ranarum),用Benzalkonium chloride溶液2mg/ml浸泡病蛙有良好疗效。

 

3、蛙类寄生虫病

寄生虫疾病主要指的是寄生原虫和寄生蠕虫引起的疾病。原虫病主要包括鞭毛虫、肉足虫、孢子虫、纤毛虫等引起的疾病;蠕虫病包括单殖吸虫、复殖吸虫、绦虫、线虫等引起的疾病[6]

对于蛙类寄生虫病的研究,国外主要集中在其生物学形态特征及分类上。Diamond(1950)和Siddall and Desser(1992)分别在豹蛙和牛蛙蝌蚪体内发现了一种寄生的锥体虫Trypanosoma pipientis。1963年Tchacarof报道了在保加利亚的湖蛙(Rana ridibunda)血小板内检测出了一种类似于白细胞虫属(Leucocytozoon)的顶复体寄生虫,他将其命名为血小板虫Thrombocytozoons ranarum。随后Desser and Battar(1980)从捕自加拿大安大略湖附近湿地的貂蛙(Rana septentrionalis)血小板内也检测出了这种血液寄生虫并对其形态特征作了描述:短杆状,大小为9.5×2.6微米,具有类似于G+杆菌的细胞壁,有多个白色内含物。但此虫对蛙的感染率非常低,不到5%。Barta在同一地区的牛蛙、貂蛙血细胞内检测出了大量寄生原虫,包括血孢子虫属(Haemogregarina)、巴倍虫属(Babesisoma)、锥体虫属(Trypanosoma)和兰克虫属(Lankesterella)。1988年Desser在这一地区的牛蛙蝌蚪和成蛙血液内也检测出了小兰克虫(Lankesterella minima),感染率分别为54.8%和29.4%,并对此虫的超微结构进行了观察。当这些寄生原虫在蝌蚪或蛙的体内寄生数量较少时,危害性不大,但当数量增多后,会使蝌蚪或蛙很快死亡。

Brayton(1992)和Cunningham et al.(1966)发现了一种寄生在非洲爪蛙(Xenopus laevis)皮肤和肾内的线虫Pseudocapillaroides xenopi,能致蛙厌食,皮肤变色、溃疡、易剥落,循环系统扩张、充血,肺肿大、充血,还能导致细菌和真菌的继发性感染。Barton(1999)调查了1989~1993年澳大利亚蛙类寄生蠕虫的感染情况,共发现了十种蠕虫并统计了其感染率,但未对其危害作出描述。Besprozvannykh(2000)在黑斑蛙(Rana nigrimaculata)和半褶蛙(Rana semiplicata)体内发现了一种嗜气属寄生吸虫(Pneumonoeces nanchangensis),并对其生活史作了研究。

 

4、蛙类其它疾病

1984年Colt报道了牛蛙蝌蚪和非洲爪蛙因生活于含过饱和气体水体中而导致的气泡病(Gas bubble disease),患此病的蝌蚪和蛙因胃肠道内充满气体,腹部膨胀,身体失去平衡而仰浮于水面,严重时,膨胀的气体干扰和阻碍正常的血循环,尤其是破坏了心脏的正常功能而引起死亡。1986年Carpenter在研究古巴树蛙病害时,发现一种因蛙自身组织器官病变而发生的疾病:黄瘤病(Xanthomatosis)。病蛙的角膜、巩膜、关节软组织、趾垫、脑及内部各组织器官均长有大量黄色脂肪节结并有炎症,动脉管硬化,骨骼肌萎缩,病蛙很快死亡,但具体病因尚不明。

 

5、我国蛙病研究现状

我国近十年开始发展蛙类的人工养殖,各地已形成了较大的生产规模。然而,随着蛙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水质环境和养殖条件难以满足需要,从蛙卵孵化、蝌蚪放养及变态到养成商品蛙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各种疾病的危害,导致人工养殖蛙的大量死亡,使养殖户遭受较大的经济损失,大大地影响了蛙的正常养殖生产。

 

5.1 寄生虫病

8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蛙类寄生虫病的研究,但同国外一样,研究主要集中于寄生虫的生物学形态特征及分类上,对蛙类的危害研究较少。关于我国蛙类寄生原虫的报道有李连祥(1993),他从棘腹蛙的血液和胆囊内检测出了利川锥虫(Trypanosoma lichuanensis sp. nov.)和蛙两极虫(Myxidium boulengeri sp. nov.)(李连祥和汪建国,1996),并对利川锥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研究。关于寄生吸虫的报道较多,1985年张同富从双团棘胸蛙的小肠内获得两吸虫新种:雅安蛙蠕吸虫(Batrachotrema yaanensis sp. nov.)和四川树蛙吸虫(Rhacophotrema sichuanensis sp. nov.)。随后潘炯华(1986)从棘胸蛙的膀胱和肠内检测出四种吸虫:之睾拟蛇颈吸虫(Gorgoderina zigzagorchis Chin)、蛙后平睾吸虫(Opisthoparorchis ranae Wang)、侧殖后平睾吸虫(Opisthoparorchis pleurogenitus Wang)和东方界孔吸虫(Horatrema orientalis Pan)。刘家英(1988)从黑斑蛙膀胱内检测出了双睾吸虫(Diplorchis nigromaculatus)并对其生活史进行了详细研究。王彦平等(1991)从金线蛙的膀胱、肺和肠道内发现了四种吸虫:敦化发状吸虫(Gorgodera dunhua sp. nov.)、日本重盘吸虫(Diplodiscus japonicus)、蛙肺嗜血吸虫(Pneumonoeces sibiricus japonicus)和幼稚涅泥吸虫(Loxogenes liberum Seno)。吕军仪和马玲珊(1989,1991)从牛蛙肠道内检测出两吸虫新种,分别命名为中华拟后盘吸虫(Pseudopisthodiscus sinicus sp. nov.)和岭南隐弯吸虫(Cryptotropa lingnanensis sp. nov.)。李敏敏(1998)从滇蛙的膀胱内采到一种多盘吸虫(Polystoma sp.)并对其精子发生的超微结构进行了详细研究。邱兆祉和李庆奎(1999)在调查华北地区无尾两栖类复殖吸虫时,从黑斑蛙、金线蛙和中国林蛙体内共检出6科9种吸虫。刘国章等(1986)、罗仲金等(1997)和吴健桦等(1995)分别对广州市郊和成都地区的蛙类感染裂头蚴情况进行了报道。

 

5.2 细菌性疾病

到90年代,我国才开始重视蛙病的发生、病原及防治方法等的研究,这些研究对蛙病的防治起到一定的作用。陈世濂等(1995)对1987-1989年一批人工饲养的棘胸蛙发病情况进行统计后发现,蝌蚪浮头病、幼蛙烂皮病、成蛙白嘴病的发病率高达85%以上。对致病因子进行调查、检测后,他认为病害发生是由多因子相互构成的。在人工条件下水温升高到以上,水体溶氧量(DO)低于4.9mg/L,水体存在硫化氢气体,水质受病原菌、寄生虫、化学物质污染等是构成致病主因子,并提出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使各因子得到改善与协调,达到接近野生蛙栖息环境条件要求,是预防病害发生的有效技术途径。

但这时的文献报道主要集中于牛蛙细菌病的研究。陈耀明报道了脑膜炎脓毒性黄杆菌(Flavobacterium meningosepticum)感染造成的牛蛙疾病,病蛙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肛门红肿,双目失明,蝌蚪后肢及腹部有明显出血点和血斑,肝脏发黑、肿大,脾缩小,脂肪层变薄,脊椎两侧有出血点和血斑,病蛙一般3~5天后死亡。经药敏试验,发现该病菌对红霉素(Erythromycin)和麦迪霉素(Medemycini)高度敏感,对氯霉素中度敏感(陈耀明,1994)。叶雪平(1996)研究了牛蛙脑膜炎(歪脖子病)病,病蛙脖子重度歪斜,在水中身体失去平衡,腹部朝上浮于水面,游动时原地打转,解剖可见病蛙的肝、肾、肠等器官有明显充血现象。分离的致病菌为杆状,革兰氏阴性,氧化酶、过氧化氢酶、尿酶阳性,V.P.反应、枸橼酸盐利用阴性,经生理生化特性鉴定也为脑膜炎脓毒性黄杆菌。脑膜炎脓毒性黄杆菌还是美国青蛙“旋游症”的致病菌,张奇亚(1999)对患“旋游症”病蛙的组织病理学观察显示,病蛙中脑内的视盖组织细胞大量坏死,与视觉和调节相关的神经纤维断裂、损坏,眼脉络膜与虹膜组织中的细胞病变严重,排列无序,微血管结构模糊不清,因而导致病蛙泳动失调、视力丧失。

樊海平等(1995)、肖克宇(1996,1997)报道了牛蛙爱德华氏菌病,病蛙体发黑,腹部膨胀,皮肤充血或点状出血,肝、肾肿大、充血或出血、坏死,肠、胃发炎,肠粘膜层坏死、脱落,死亡率为100%。经生理生化特性测定,该菌为革兰氏阴性、周身鞭毛、能运动的短杆菌,过氧化氢酶、H2S产生、吲哚反应、甲基红反应、硝酸盐还原为阳性,氧化酶、V.P.反应、尿酶、脂酶为阴性,鉴定为迟钝爱德华氏菌(Edwardsiella tarda)。经药敏试验,发现该菌对吡哌酸、复方新诺明、氯霉素等药物敏感。

陈晓凤等(1995)报道了福建省厦门市养殖牛蛙“白内障”病,病蛙双眼有一层白膜、呈“白内障”状,但眼部水晶体完好,后肢皮肤、肌肉呈黄绿色,肝肿大,呈紫黑色或紫红色,胆严重肿大,肾充血发红。该病传染快、死亡率高。分离的致病菌经生理生化特性测定,表明该菌为革兰氏阴性短杆菌,无鞭毛,过氧化氢酶阳性,氧化酶、V.P.反应、M.R.反应、硝酸盐还原阴性,鉴定为乙酸钙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calcoaceticus)。药敏试验显示,该菌对硫酸链霉素、丁胺卡那霉素、庆大霉素、氯霉素等药物敏感。作者还提出用不动杆菌的菌体疫苗免疫预防该病有良好效果。肖克宇等(1992)曾报道乙酸钙不动杆菌可引起牛蛙“红腿病”,分析认为,不动杆菌存在于自然水体,它感染牛蛙发病的症状随温度、感染途径、感染后进入蛙体的主要部位、感染强度、蛙的体质等的不同而有差异,关于不动杆菌引起的牛蛙疾病,今后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陈晓凤、叶雪平报道了1994年以来在福建省各养殖场广为流行的牛蛙链球菌病,病蛙体表无明显病灶,解剖可见各脏器均有充血现象,尤以胃、肠壁最为明显,胃与肠或肠与肠等处有套叠现象,某些个体伴有肝肿大。此病发病率一般为30-70%,死亡率达60-90%。分离到的致病菌为革兰氏阳性,球状,短链状排列,大小为0.5-0.6微米,氧化酶及过氧化氢酶阴性,CAMP阴性,葡萄糖O/F测定为发酵型产酸,末端产物为乳酸,鉴定为丙型(γ)不溶血性链球菌(Streptococcus sp.)。药敏试验显示,该菌对环丙沙星、丁胺卡那霉素、庆大霉素等药物敏感,叶雪平(1999)还用自配的复方制剂-“蛙肝宁”防治该病取得良好疗效。

杨元北(1995)对江苏省某养殖场的患病古巴牛蛙进行了研究,发现病蛙肝、胆、脾肿大,肝表面有许多针点大小的坏死灶,心外膜有小出血点,胃、肠粘膜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出血。经病原菌分离,生理生化测试,动物试验,确定为巴氏杆菌感染。

步志高(1995)报道了一种以皮肤局灶性溃烂为特征的接触传染性牛蛙疾病-溃皮病。对其组织病理学观察发现,病蛙皮肤溃疡、肠炎、全身性水肿或淋巴囊中有出血性渗出物,甚至发生败血症。但作者未能分离出致病菌,怀疑与双杆菌(Diplobacterium ranarum)有关[40]。乔志刚报道了美国青蛙腐皮病,病蛙头部、四肢和吻端皮肤脱落、腐烂,肝脏肿大呈青灰色,肾脏石质化,肺和心呈暗灰色。病蛙从发病至死亡约20~30天。分离的病原菌经人工感染实验和生理生化鉴定,确定为嗜水气单胞菌和布兰氏菌(Branhamella sp.)。作者认为该病的发生与周围环境密切相关,保持良好的水质和避免蛙体受伤是预防该病的关键。

单胞菌属细菌对于多种水产养殖动物都是一种严重的致病菌,对于牛蛙也不例外,目前有多种牛蛙疾病均由这类细菌引起。贺路等(1995)报道了牛蛙腹水病,病蛙四肢无力,体表无明显病症,解剖后发现腹部有大量呈淡黄色或红色的腹水,胃、肠均发红充血,部分蛙肝肿大。分离到的致病菌为革兰氏阴性短杆菌,单极生鞭毛,无荚膜和芽胞,人工感染可使牛蛙、青蛙、银鲫和BALB/C小鼠致死,半致死浓度为8×106.5菌/毫升,G+C含量为60%,经生理生化测定,确定为嗜水气单胞菌。但作者同时指出,牛蛙腹水病的病原较为复杂,可能并不是单一因子的作用,与养殖环境的关系较为密切。陈晓凤(1995)认为厦门市养殖牛蛙肝肿大病的病原菌也是嗜水气单胞菌,患病蛙外观极肥胖,皮肤轻微充血,体表各处出现形状、大小不一的溃疡瘢,温度高时溃疡瘢小或不明显,温度低时(<)溃疡处大且深。肝脏极度肿大,达正常水平2~3倍以上,胆肿大,部分蛙胃、肠、肾、膀胱等器官充血。颜素芬对牛蛙肝肿大病的组织病理进行了研究,观察表明,病蛙的组织病理变化主要为:皮肤淤血、炎性水肿,表皮细胞坏死、脱落,骨骼肌纤维肿胀变性,肌核肿大乃至固缩坏死。肝索断裂、肝细胞肿大、颗粒变性,糖原颗粒减少甚至消失,局部细胞溶解、坏死[43]。陈晓凤(1995)、叶雪平(2000)在研究牛蛙胀肚病时发现,病蛙厌食,腹部极度膨胀,腹腔内充满气体,肝呈青紫色,肾、胃、肠壁充血,脂肪体上有明显出血点,所有内脏均有不同程度地被挤压贴向背部。分离到的致病菌为革兰氏阴性杆菌,极生单鞭毛,无芽胞和荚膜,半致死剂量为7.6×107cells/ind。经生理生化测定,鉴定为温和气单胞菌(Aeromonas sobria),该菌对大多数抗菌药物均较敏感。

由于红腿病是危害牛蛙最为严重的一种传染性疾病,国内学者也对其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红腿病典型病症为头腹部和腿内侧皮肤出现红点、红斑、肿胀,部分蛙趾指充血或溃烂,不活跃,不吃食。剖检可见腹腔有腹水,肝、脾、肾肿大,肠内空虚,出血发炎。肖克宇等(1994,1996)、王晓清(1999)认为该病的致病菌为乙酸钙不动杆菌,对该病的流行病学及防治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指出,除了用药物如庆大霉素、卡那霉素、土霉素等浸泡结合口服或注射治疗外,用灭活病原菌制成免疫菌苗接种到健康蛙体内,可起到良好的预防作用:抗体效价和免疫保护率分别达到128和100%。而胡成钰等(2000)认为乙酸钙不动杆菌和嗜水气单胞菌均为条件致病菌,在蛙体受到创伤后,均可单独引发牛蛙红腿病。舒新华等(1997)从患腐皮-红腿病并发症病蛙体内分离出两株致病菌,经鉴定认为,奇异变形杆菌致发牛蛙腐皮病,嗜水气单胞菌致发牛蛙红腿病。

 

5.3 病毒病

    国内关于蛙类病毒病的研究较少见诸报道,仅张奇亚等(1996)从患致死性综合症的沼泽绿牛蛙(又称美国青蛙、猪蛙,Rana gtrlio)体内分离到了一种病毒RGV,病蛙头背部皮肤脱落、腐烂,腹部皮肤有出血点,四肢发红、溃烂,有的指及趾部充血、出血或溃烂,肠壁严重充血,肝、胆囊肿大,此病死亡率高达90%以上。RGV病毒颗粒呈球形,有囊膜,大小约为150纳米,可引起CO(草鱼卵巢细胞)、EG(鳗鲡性腺细胞)、GCF(鲤上皮乳状瘤细胞)和EPC(草鱼鳍细胞)细胞产生病变。1999年,作者又对该病毒在EPC细胞内的合成及感染方式作了报道,并推测RGV可能是一种虹彩病毒。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对蛙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牛蛙细菌病病原体的分离、鉴定、药敏试验和组织病理上,对于致病菌的毒力因子、发病条件、机理的研究还很薄弱,对于蛙类其它一些种类疾病,如病毒病、真菌病、蛙类肿瘤、非生物性疾病等还鲜有报道,以后应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

另外,我国对蛙病的防治基本上是只使用抗生素,由于养殖场大量滥用抗生素,致使病原菌抗药性不断增强,用药剂量也越来越大。耐药菌株的大量繁殖又导致正常菌群的比例失调并进一步加剧抵抗力的下降,从而使细菌性疾病更加容易发生(何义进,1997)。科学合理的使用抗菌药物和引进健康养殖模式势在必行。同时,也有必要进行蛙类免疫学的研究和开发一些具有广谱抗菌和保健作用的新型中草药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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