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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这当然是夸张了以孔子思想为核心
的儒家伦理的实践价值。然而，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最深邃、最富
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千百年来的确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不象人类历史上许多灿烂一时而终归湮灭的大文化一样，已
经失去了其深度和存在价值，而有着辉煌的发展前景。商业文化的研究与建设，可
以说是从一个角度来继承、发展儒家文化的有益尝试。
作为“儒者第一义”（朱熹语）的义利之辩，就是商业文化学中一个重要课题
。儒家伦理关注人际间的秩序、规范以及社会责任感，强调人们在其所处的道德关
系网点上所承担的道德责任，但并不排斥赚钱、发财。人们往往根据孟子“仁义而
巳矣，何必曰利”、董仲舒的“正其谊（义）而不谋其利”以及宋儒的一些说法，
便认定儒学重义轻利，排斥商业。我认为，这至少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其实，《论
语》中许多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主张义利并举，将经济与伦理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又强调经济生活的道德原则，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
益，精神价值重于物质价值而已。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第一银行头任总裁 涩泽荣
一以及天皇教席三鸟中洲都曾说：“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这句话贴切
地阐述了儒家伦理与商品经济之间微妙而又深奥的关系。道德附丽于一定的经济生
活中，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适宜、更符合人们心理要求的规范、手段；而经济
生活又蕴含了一定的道德原则，并调整道德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两者彼此交融、互
相促进。这和中国历史上“义以生利”（《国语晋语》）、“既无功利道义者乃无
用之虚语耳”（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等，表达的意思是基本一致的。“义
者，宜也”，这是优化、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度”。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
即从人类之爱、人际关系中延伸、生发出来的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友爱的人文精神
，是儒学以仁释义，以义释利，在利益观与道德观之间建立的平衡机制。我国当前
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商业经营者之间既是市场上竞争的对手，又是贸易
伙伴，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这种新型的利益关系本身就蕴含了义利并举、竞争
与服务相统一的伦理要求，如果我们对儒家伦理中义利并举的道德原则认真总结和
继承，对社会主义商业文明的建设不是大有裨益吗？
儒家伦理作为商业文化的源泉之一，可以整理、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作
为儒学基本内涵的“礼”，原是尊敬和祭祀祖先的仪式，后来逐步演化为以血缘为
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伦理规范，渗透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朋友等
各种社会关系中。一方面，它维护了封建家长式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它又融入现
实生活的习惯、风俗之中，成为人民言行举止道德化的潜在制约力量。从后者引申
开去，儒家伦理又将“礼”看作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外在符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
标记。《孟子告子上》中有一段话说：“一箪食、一瓢饮，得之则生，弗之则死。
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人的各种活动从某种意
义上说，都是一种文化活动，它往往超越简单的生理要求而带有精神满足的意味。
“呼”与“蹴”，是一种粗野、非礼的举止，因而得不到社会成员（即便是乞丐）
的认同和接受。“礼”是人们交往、沟通的共同语言，我们今天在商业经营活动中
倡导优质服务、礼貌待客，实际上就是对儒家所讲的“礼”的批判性继承。我们应
当将这种“礼”的精神与共产主义道德规范联系起来考察，在经济生活中推行“道
之以德，齐之以礼”，总结出一门如何做社会主义新商人的学问。再如，儒家主张
的“信”与“和”的原则，即“朋友有信”、“国人之交止于信”，也对我们有用
。信，是人际交往的法则，也是五伦关系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商业活动中的信用
、公平、兑现的观点，就是“信”的体现。有信，则能相互尊重、礼让；有信，则
能“同气相求”、众志成城，才能联结起社会交往关系中稳固的伦理网络，实现“
闭门一家亲，开门天下亲。”由信而和，由和而亲，这种带有浓郁理想色彩的文化
氛围在海外华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是孔子的故乡，儒家伦理的发祥地，应该说，这种文化的优势在我们手里
。但是，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儒家伦理或嗤之以鼻，或束之高阁，或
只从纯粹哲学的角度去发微探幽，而忽略其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现实意义。目前，
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又加入了世贸组织，即将融入全球化经济。在机遇
和挑战面前，我们应多层次、多角度开发儒家伦理这笔文化遗产，探讨它与经济现
代化、与商业文化的关系，在传统与现实、文化与经济之间建立起富有生机、富有
新意的内在联系，从而使传统文化的优势真正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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