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守望者的背影 文/油飞
其实,这书名是一个误译——原文“Catcher”指的是棒球比赛中的捕手。可“守望者”这个词似乎带着一种奇特地交织在一起的轻盈与厚重,比“捕手”更能诠释书中的迷惘,于是在传播过程中深入人心,错出了一段历史加一种美感。 到目前为止,塞林格算不上一个多产的作家,《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他唯一一部长篇。1953年,他在名声如日中天之时忽然选择避世而居,1964年后再也没有发表过作品,并强烈反对任何人出版续作或将他的作品搬上舞台或银幕——他的后半辈子里唯一传出的消息,基本上就是几场与此相关的诉讼。塞林格曾说:“不会再有霍尔顿·考菲尔德,除非再看一遍小说。霍尔顿·考尔菲德在那个瞬间已经凝固。”因此这个影响深远的形象直至今日依然只存活在文字中。
塞林格对中国和日本文化深感兴趣,常常在小说中引用中日古籍和诗歌;后期更受禅宗思想颇深,或许这也是他选择避世的诱因之一。《九故事》卷首所引公案清晰地流露了这一点:“吾人知悉二掌相击之声,然则独手击拍之音又何若?”《特迪》一篇则直接展开了对生命轮回的探讨。格拉斯家族早熟的“转世灵童”特迪说,人世永恒回转,死亡不过小事,若把人生当作一场梦,便不必悲痛。或许这便是塞林格对佛学的理解,也是他后期愈发趋向于神秘主义的一个伏笔。特迪亦曾提到,“人们首先要做的是丢掉逻辑”,而塞林格的整个写作生涯,似乎都在实践这一信条;或许正因如此,他的小说如同禅宗公案,看似毫无理性可言,对能解者却如同当头棒喝。 《九故事》常常让我看到欧亨利的影子。不错,塞林格与欧亨利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但他们对结尾的处理都让人拍案叫绝。区别在于二人的叙事维度是反向的:欧亨利可以一直吊着你的胃口让你在读到最后一行之时才恍然大悟忍俊不禁,而塞林格却让一直脉络清晰的故事在结尾时骤然扭曲模糊得无法理喻。他所讲述的故事究竟有怎样的前因后果,人物的所作所为到底出于什么动机,你曾以为自己明了,却在读完最后一句话之时茫然失措。他的情节可以毫无章法却不显突兀,他的语言可以毫无意义却让人过目难忘:“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了什么?”“墙角见。” 《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延续了塞林格从《麦田里的守望者》开始的对早慧少女形象的偏爱;我宁愿把它理解称为不掺杂欲望的对纯洁精神的依赖和仰慕。正在度蜜月的西摩——亦即格拉斯家的大儿子——脾气莫名暴躁,好在有一个深爱和包容他的妻子。他在海滩上与小女孩愉快地交谈,散漫地讲述一些怪诞的故事,之后回到旅馆,深情地望了睡在床上的妻子一眼,有条不紊地饮弹自尽。纳博科夫在《灵感》中说:“J·D·塞林格的《香蕉鱼完美的一天》是篇伟大的作品。” 他以温情掩饰的残酷令人颤抖,也为读者们留下了难解的谜团。这是格拉斯家族故事的开篇——这开篇却是主人公的死亡。
《弗兰妮与祖伊》和《抬高房梁,木匠/西摩:小传》中文版刚刚出版不久, 而另一部小说《哈普沃思16,1924》始终未能获得塞林格授权出版单行本。此番塞林格溘然长逝,无可避免地又将自己的作品置于舆论的漩涡中心——尽管这是他生前所极力避免的。据说塞林格写成了很多作品,只是一直压在箱底不肯拿出来,所以很多出版商翘首以待他的讣告出现以便争取出版那些遗作。不知当下硝烟是否已经开始悄然弥漫,很不厚道地,我的伤感里竟然也掺杂了一分期待。 只是对更多人而言,塞林格就是霍尔顿,那个逃避充斥着喧嚣与欺骗的成人世界、永远在麦田边伶仃守望的男孩。“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儿。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太多事因冲动而起因冷静而终,太多人因时间流逝而碾碎成尘;与霍尔顿打过照面的读者,几乎都能从他身上看到几分自己的影子。于是至少,每个人都能够从塞林格这里读到的,是在记忆里可以模糊和淡漠,在岁月里可以掩埋和湮灭,在成长中可以丢失和遗忘,但却可以永远停留在文字中的,我们曾共有的少年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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