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亚述教会的莲花与万字符

中国亚述教会的莲花与万字符:佛教传统抑或雅利安遗产?(3)

论文发表时间:2010-06-08 10:02学术论文来源:www. 论文发表者:CSSCI免费论文 点击:205次

此外，如果万字符标志是元朝时期在中国的亚述教会教徒与佛教接触而从佛教中取得或借来的一个宗教记号，那么它就不应该只是流行于华北的内蒙古地区亚述教会教徒中，还应该出现在中国的南部地区，因为那里不单有亚述

　　[摘要]作为基督教一个分支的亚述教会于7世纪(唐朝)传人中国，始称波斯经教，后称景教。亚述教会的波斯传教士似乎是借用佛教中莲花这样的标志，向中国民众介绍这种新的宗教。莲花的出现也使人们对于两者之间的联系产生了猜想。自9世纪开始，亚述教会开始在中国衰落，直到13世纪的元朝都没能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宗教。元代亚述教会信徒身上佩戴的铜质十字架上出现的万字符标志也成为两种宗教间密切关联的一种证据。而在中国发现的亚述教会的标志——莲花和万字符，可能是波斯人从中亚带来的雅利安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不一定是取自中国本土佛教并与之结合的产物。由此看来，两种宗教间的联系可能要比原本设想的少得多。 
　　 
　　[关键词]莲花；万字符；亚述教会；雅利安 
　　一、前 言 
　　 
　　来自波斯的亚述基督教徒可能早在455年就作为波斯大使馆的随员去过中国大同(魏朝的首都)。635年，唐朝皇帝在当时的都城西安正式接见了亚述的传教士。5—7世纪，亚述教会主要位于波斯的萨珊王朝(前伊斯兰波斯文明的巅峰是控制了欧亚的大部分通道)版图(图1)。在萨珊王朝的统治下，拜火教被定为国教，其他宗教如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和佛教在此期间也较为繁盛。当时在波斯主要有三个东方基督教教会教派，分别是：亚述教会(使用新阿拉姆语，即古叙利亚语，有时也习惯性地称为聂斯脱利教会)、雅各教会(现在的叙利亚东正教会)及亚美尼亚教会(亚美尼亚于301年全国基督教化，在萨珊王朝统治期间服从于波斯统治)。亚述教会(现在的东方亚述教会)总部坐落于泰西封。从陆路，亚述教会传教士沿丝绸之路全境向东一直到中国和日本；那些通过水路的则到达南印度，他们当时所建立的教会及信徒发展为现在的印度多马教会，这一教派现在仍使用古叙利亚语(图2)。到823年，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东方教会已派遣了许多自己的传教士，他们遍布印度、中国、土耳其斯坦、也门以及里海地区；他们更以商人和海员的身份到达波斯湾及印度洋岸线，并建立了27个都教区、230个教区，拥有数千万的信徒。 
　　 
　　那些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建立了亚述教会，起初被称为波斯教，他们的教堂叫波斯胡庙。后来，他们将自己的宗教重新命名为景教。如果不是闻名中外的西安景教石碑在17世纪被挖掘出来，亚述教会的结局就会变得扑朔迷离，这个石碑上详细记载了基督教从7世纪到8世记间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石碑顶部有一个镶嵌在莲花标志上的十字架(图3)。莲花与十字架在古代中国是基督教的一个流行标志，学者们认为它们代表着基督教在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中的中国化，也就是说，基督教信仰吸收了佛教因素来稳固自己在中国的生存根基，这主要是通过利用佛教中的流行元素——莲花作为自己宗教的表现形式。这种融合性的理论假设源于学者们对中国亚述教会的解释，这种解释可以引申出不同的结论：有对正统基督教信仰吸收佛教元素的谴责，有对其本土化及进行宗教对话所做努力的肯定，但大多数学者一般都赞同此莲花是亚述教会从佛教转借而来的。 
　　20世纪初，一些带有万字符的铜质十字架在中国北部(鄂尔多斯)被发掘出来(图4—7)，学者们认为它们是蒙古人在13——14世纪统治中国期间亚述基督教信徒(常被误为唐朝的景教徒)所佩戴的护身符。这些信徒被称为也里可温，蒙古语称为“有福缘的人”，阿拉伯语称为“Rekhabiun”(上帝的追随者)。由于万字符的出现，学者们普遍认为，佛教在数世纪以前的唐朝就已对亚述教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万字符(当时佛教的一个流行标志)出现在铜质十字架上则进一步说明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佛教化发展。这一被学界普遍认同的看法似乎是一种循环论证的论断，因为学者从未质疑万字符的来源。有学者进一步推论，在此种假设下，中国的佛教与基督教间的紧密联系甚至成为宗教对话或信仰本土化的一个范式。 
　　 
　　但笔者想要重新检验支持佛教对在中国的亚述基督教产生强大影响这一论断的主要证据，也即出现在西安景教石碑上的莲花和发现于鄂尔多斯的青铜十字架上的万字符，这两个标志和在亚述基督教的宗教文本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使用的佛教词汇，为上述解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因为本文集中于对符号标志的探讨，就不涉及亚述基督教徒在中国所使用的佛教语言这一问题。本文认为中国亚述基督教徒所使用的莲花和万字符并非表示他们需从佛教中借用这些符号以及融合佛教信仰元素的意愿，而可能只是波斯人(雅利安人的后代)自己的惯用文化记号，因为这些标记是他们自身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会将之运用于自己的宗教表达中去。故亚述基督教徒所使用的莲花和万字符可以归结为是来自雅利安一波斯文化，而非中国自己的汉传佛教文化。不同文化传统使用相同的符号作为自己宗教的文化象征在其他古文明中也是极为常见的，所以，使用莲花和万字符也讦只是一个巧合，无须作太多解读。 
　　 
　　二、莲花是佛教的独有标志吗? 
　　 
　　在古埃及，莲花是一种很流行的花，其象形文为“Seshen”。因为莲花是早上随着太阳升起而开放，随着夜晚来临而闭合，所以，古埃及人相信莲花象征着发展、复兴与重生，同时也象征着死而后生，或复活重生，就如同它会经常出现在墓穴的雕刻图案中一样(图8)。埃及的莲花有这样几种类型：白色、蓝色和粉色。粉色的或真正的莲花是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由波斯传人埃及的。事实上，这种类型相似的莲花或许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已由雅利安人传人印度，随后便作为印度教和佛教代表圣洁的象征符号。莲花最早出现于波斯地区，而后才传到印度河流域，并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传播开来。 
　　 
　　早期的基督徒也有用莲花来象征神圣和纯洁的。随着聂斯脱利主教及其追随者于5世纪左右在波斯建立其根据地，这些基督徒开始在雅利安一波斯文化中立足。有趣的是，波斯的亚述教会一般会将十字架置于叶子上端，意味着生命之树，或是置于莲花的顶部，以象征重生和生命。但由于波斯随后的伊斯兰化使这些亚述教会遭到了灭顶之灾，没有留下任何遗迹可寻。幸而亚述教会的传教士从7世纪就已经前往了中国和印度，当年不少波斯(亚述教会)的十字架留在印度并保存至今。他们到达印度的时间或许远远早于到达中国的时间。建立在印度的基督教会一直发展到现在，并依然沿用相同的叙利亚语礼仪，这种古老礼仪亚述基督教徒早在1500年前就已使用。当年，传教士随身携带的波斯十字架到今天仍在使用，并且被信徒供奉(图9—11)。图9—11上的十字架可以追溯到8世纪之前，它的铭文是巴拉维中期语言(波斯古语系)，今天被生活在印度的托马斯派基督徒所尊崇。值得留意的是，这些源于波斯的古代基督教的十字架样式——十字架位于叶子顶端或莲花上部，其中的莲花并非佛教的一个象征标志，而只是作为波斯基督教的一种亚述文化的表达方式而已，与佛教并无关系，更谈不上什么宗教对话了。(转载请注明网络来源：http://www./)

图12是来自中亚的一个亚述教会陵墓的叙利亚语铭文。请注意双莲花标志既位于十字底部，l司时也位于十字中间，这是很重要的。它被作为波斯的雅利安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与佛教没有任何

 

关联，因为中亚一带当时并无佛教，故这明显是亚述教会的自有传统。这些图片表明，莲花作为一个宗教标志被波斯人和埃及人所广泛使用的时间远远早于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并且在波斯，莲花也是作为亚述教的一个宗教符号被普遍使用，用以代表重生、生命和复活。它与十字架一起使用来表示基督教中的复活与拯救。这样的文化遗产如今也在叙利亚礼仪系统的托马斯基督教派公开展示，图13即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其以莲花一十字为信众的信仰敬拜中心的情形。 
　　 
　　以上历史证据表明，到过印度和中国的波斯亚述教会传教士所引入的莲花一十字标志是独立于出现在佛教或印度教中的莲花标志的。即使这些莲花标志广泛使用于印度，波斯的基督教传教士也的确在5世纪到达过印度，但没有证据说明波斯人在其基督教信仰的表达中采用了任何关于佛教或印度教的标志，甚至他们至今还保留以叙利亚语表达的宗教礼仪，而非采用本地语言。如此保守的宗教传统又如何会轻易借其他教的符号以表达本教之教义? 
　　到中国的波斯亚述教会传教士都出自相同的教会，其礼拜仪式和墓志铭在中国直到15世纪都有被发现的，也全是古叙利亚文。这似乎表明除了一些圣歌和教理材料有中文翻译，或许是因为他们太想把这些教理传给汉人，在中国的亚述教会团体中使用的主要宗教语言依然是叙利亚语。如果没有反证材料，那么在西安出现的莲花十字标志或许就可以说是波斯亚述教会的一个表现方式，而不一定由亚述教会的在华教徒借用当时流行的佛教标志向中国人推广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混教或本土化的传教方法。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亚述教会(部分时间曾称为亚述教会)信仰的本土化和佛教化或许被夸大了，因为在中国发现的亚述教会物品中的莲花标志不一定来自佛教。若对当时波斯一雅利安文化及当年亚述教会有所认识，更自然与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莲花乃属于波斯一雅利安的传统记号。即使波斯的亚述基督教徒和中国的佛教徒都同时使用莲花作为自己宗教符号，这种情况也不稀奇。因为有不少宗教符号同时普遍流传于不同的人类文明中，它们只是存在于人类的潜意识中用以表达在宗教领域的人类精神原型的一种方式而已。 
　　 
　　三、万字符是佛教独有的标志吗? 
　　 
　　另一观点认为，中国的亚述教会信徒对佛教标志的融合性使用表现为13—14世纪前后出现的也里可温教徒铜质十字架上的万字符标志，这些信徒主要是蒙古教徒。这一观点是基于万字符在中国佛教中的广泛使用，以及亚述教会信徒曾在唐朝时期用佛教标志(莲花)及佛教用语来表达自己信仰的前题假设，由此推论，出现在那些铜质十字架上的万字符应该是取自或源于佛教。 
　　万字符在亚洲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发现之一来自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如今伊朗的西南部。公元前3000年，更多的万字符在印度河流域被发现，随后它们被印度教和佛教广泛运用。图14展示了在伊朗的Kakht-I-Soleiman地区发现的万字符，它被雕刻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间的一块大理石上。它是雅利安人的一个标志，而后来不幸的是被纳粹党用来表示纳粹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 
　　红铜时代(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万字符也在安那托利亚(现土耳其)被广泛发现，现在位于土耳其首都的安哥拉历史博物馆中展出(图15)。图16和图17是在非洲北部发现的大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宗教祭坛。这些物证表明万字符作为一种宗教符号已被广泛应用，它象征着发散力量的太阳或生命源头。除此之外，同样的万字符也在受北印度的雅利安文化影响的精绝国发现(图18)，也就是1世纪左右的尼雅河流域(现在的新疆地区)。 
　　 
　　基督教徒称万字符形的十字架为四角十字架，属于基督教多种十字架形式中的一种。在民间，它是一种广泛流行于古代世界的设计形式，并在不同的文化中出现，不属于某种文化所独有。图19和20是基督教十字架的形式。图21和图22是广泛流行于3—4世纪间的罗马帝国的设计，这一设计或许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只是图案装饰而已。似乎在罗马帝国统治期间，并在佛教和印度教采用之前，万字符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宗教符号和古代世界的艺术设计主题。所以，在元朝，亚述教会信徒或许已经使用了这种标志，信徒们不仅用它来作为自己信仰的表达方式，也将其作为一种超越宗教含义之外的日常运用的普遍装饰图案。 
　　若将中国北部出土的铜质十字架上的万字符视为元朝在华亚述教会教徒吸纳佛教标志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一看法是基于如下三个假设：(1)这些青铜十字架属于元朝时期的亚述教会教徒；(2)万字符是佛教的一个独有标志；(3)来自于中亚的亚述教会教徒并无万字符背景，所以他们从中国的佛教徒那里借鉴了这一标志。 
　　第一个假设基于这样的观点，即那些铜十字架在鄂尔多斯地区被发现，这一地区主要是蒙古克烈部和旺古部人居住。此外，这两大部落的族人中多有信奉亚述教会的基督徒。也就是说，这些来自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十字架自然是亚述教会教徒所佩带的十字架。最近有一份叙利亚教会的学者所作的关于这些十字架的研究表明：虽然这些十字架中的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亚述教会教徒，但有些也可能是蒙古传统信仰(万物皆有神灵)甚至是摩尼教的铜质护身符。摩尼教是在14—15世纪期间来自中亚并流行于蒙古人中的一种相当受欢迎的宗教。对这些十字架的非批判性的验证容易引发对它们来源问题的错误解释，因为这些十字架不一定属于亚述基督教，也可能属于其他宗教，甚至十字架也可能只是一种吉祥的饰物，而非独属某一宗教。关于第二个假设，如今并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万字符是佛教的独有标志。反之，这种万字符也可能更早出现在西亚，如波斯，后通过雅利安人的迁徙而带到印度河流域，不久便被印度教和佛教甚至后来的锡克教广泛使用。所以，万字符并非佛教所独有，反而是佛教从亚述人中借来的一种记号，再赋予新的意义。至于第三个假设，万字符事实上已经是一个被中亚的居民广泛使用的标志，象征太阳、天空和生命，相对于中国的佛教徒，蒙古人与这些中亚居民的接触会更密切且更早。因此，也就没有理由认为蒙古人在接触中国佛教徒以前不知道万字符。

此外，如果万字符标志是元朝时期在中国的亚述教会教徒与佛教接触而从佛教中取得或借来的一个宗教记号，那么它就不应该只是流行于华北的内蒙古地区亚述教会教徒中，还应该出现在中国的南部地区，因为那里不单有亚述教会信徒群体，且这些信徒会比北部的信徒有更多接触佛教的机会。在中国南部出土的所有亚述教会教徒的墓碑上，出现了诸如古波斯文、古土耳其文、十字架和莲花以及天使之类的各种记号，但至今尚未发现万字符这样的标记(图23—25)。 
　　请注意图25，此图是一个墓碑上刻的佛教华盖。这是目前为止所有亚述教会墓碑上唯一一个刻有佛教标志的，事实上这的确是一个稀有发现。同时这也是唯一可以证明佛教元素出现在亚述教会中的证据。不过，此墓碑也是年代最晚的碑，可见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有宗教记号混用的现象，但万字符的标志在这里始终没有出现。 
　　最后，本文想要提出另一个有趣的关注点：这些出土的铜质十字架上的标志以及关于它们起

 

源的问题。请注意上文图5的那个在鄂尔多斯出土被认为是来自亚述教会的十字架，它上面包含两个多重线条的十字架，位于万字符的左右两面。 
　　也请留意图5所示的十字架和图26所示的十字架与在安那托利亚地区发现的十字架属于同一种式样，正如图15所示，图26来自于万字十字架时期，即红铜时期。图27是印裔一欧陆人普遍佩戴的铜章，在古时作为象征神圣性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标志，是保护人们远离恶魔眼睛的辟邪物。它发现于今日的亚美尼亚，现在该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中展出。这种设计在亚美尼亚人中是很普遍的，并在罗马帝国时期广泛流传，而该国早在4世纪就已全国、全民族基督教化了。如果将这些十字架的设计与鄂尔多斯出土的十字架进行对照(图28—29)，我们不禁会问，鄂尔多斯出土的十字架是否更应属于亚美尼亚十字架，而不是亚述教会十字架?亚美尼亚人是与波斯人同时和中国人通过丝绸之路进行商业贸易的，甚至更早。若是这样，在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人中间发现的这个十字架是不是受到亚美尼亚人的影响多于受佛教的影响呢?事实上，亚美尼亚于301年定基督教为国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所有的亚美尼亚人也因此成了基督徒。第一批来到中国的基督徒是否可能不是波斯的亚述基督徒，而是亚美尼亚教的基督徒?图5的十字架是否可被看做是一个亚美尼亚雅利安的设计，就像在古代亚美尼亚发现的万字符一样?上面关于亚美尼亚十字架的例子可能是另一个证据，可以说明关于这些标志的多种来源的可能解释，即出现在中国亚述教会的文物上的标志甚至可能来自亚美尼亚的基督教，而不一定是佛教。 
　　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证明那些铜质十字架上的万字符可能是来源于已广泛流传在民间的文化标志，而不一定来自于佛教。所以，这些十字架上的万字符不一定是佛教的标志，故也不能将之用以表示在中国佛教与在华亚述教会之间的一种相互混交的联系。除此之外，那些传统上被视为来自亚述教会的鄂尔多斯十字架也许另有来源，可能是源于亚美尼亚教会，而非一定来自亚述教会。对于如何区分这些被称之为亚述教会十字架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推断，还需更进一步地进行批判性、比较性的泛亚宗教记号研究。 
　　 
　　四、结 论 
　　 
　　学者们对中国亚述基督教(所谓景教)文物上发现的莲花和万字符标志曾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过去通常将其解释为亚述基督教与中国的佛教间存在着密切的宗教对话与交流的标志。本文则认为这些记号的可能源于雅利安传统，并通过中亚各族人民经丝绸之路传人中国。比如波斯人，他们曾长期使用这些宗教符号。所以，在中国的这些亚述基督教徒并不需要从佛教借用上述标志，而是他们使用自己的符号，因为它们早已是波斯人自己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如果情况确如上述，那假定存在于中国的亚述基督教与佛教间的交流对话就会比学者们所推论的要少得多。同时，鄂尔多斯出土的那些十字架的设计暗示除了亚述基督教外，也许有其他教派(如亚美尼亚基督教)出现在中国。或许，它为研究中国早期的基督教提供了新的线索。 
　　中国亚述基督教文物中出现的莲花和十字架上的万字符，并不能绝对证明中国亚述基督教与佛教间的任何对话、混杂和交流。中国的佛教徒和亚述基督教徒(称景教徒或也里可温教徒)对莲花和万字符的巧合性运用，或许说明在古代的欧亚人中间存在着一大批人类共通的宗教符号，这些符号本身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则是极其普遍的，它只是人类在潜意识中用以表述其内在精神生活的一种艺术原型，而并非被任何一种宗教系统所独占。这些符号或许会通过古代世界的交流网络而出现不同的亚欧古代文明的体示，正如韩德教授所提出的观点，并且这些符号也会被各种不同的信仰体系在自己特有的文化环境中加以运用，并被赋予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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