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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画家潘玉良作品赏析
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上，活跃着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女画家。她面貌虽丑，却画艺精湛；虽屡遭世俗重压，却从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她，就是我国著名旅法画家潘玉良。
潘玉良，原名陈玉清，后改名张玉良，1895年生于扬州，父母早逝，少年飘泊芜湖，沦落风尘，尝尽人间酸苦。正当她走投无路之时，一位改变了其一生命运的男人——潘赞化先生走进了她的生活之中。潘赞化时任芜湖海关监督，为人正直，富于同情心。他将玉良救出火坑，并与之结为伉俪。玉良为表感激之情，遂将潘字冠以名前，改名潘玉良。
婚后潘氏夫妇寓居上海，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色彩学教授洪野先生为邻。家务之余，潘玉良开始读书识字，并随洪教授学习绘画。潘玉良天资聪慧，毅力过人，进步飞速。1918年，在当时上海美专，从朱屹瞻、王济远学习油画。自此，她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历经磨难的艺术之路。
潘玉良（1899——1977），中国著名女画家、雕塑家，原姓张，后随夫姓，改名潘玉良。江苏镇江人，生于扬州。
潘玉良是民初女性接受新美术教育成为画家的极少数例子。女性画家限于客观条件，要成功往往比男性困难，必须付出许多牺牲，才能成就事业，潘玉良即是这样的例子。潘玉良，画家、雕塑家。毕业于巴黎及罗马美术专门学校，作品陈列于罗马美术展览会，曾获意大利政府美术奖金。
1929年归国后，曾任上海美专及上海艺大西洋画主任，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37年旅居巴黎，曾任巴黎中国艺术会会长，多次参加法、英、德、日及瑞士等国画展。曾为张大千雕塑头像，又作王济远像等。潘女士为东方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之第一人。
纵观潘玉良的艺术生涯，可以明显看出她的绘画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断碰撞、融合中萌生发展的。这正切合了她“中西合于一治”及“同古人中求我，非一从古人而忘我之”的艺术主张。对此，法国东方美术研究家叶赛夫先生作了很准确的评价：“她的作品融中西画之长，又赋于自己的个性色彩。她的素描具又中国书法的笔致，以生动的线条来形容实体的柔和与自在，这是潘夫人的风格.她的油画含有中国水墨画技法，用清雅的色凋点染画面，色彩的深浅疏密与线条相互依存，很自然地显露出远近、明暗、虚实，色韵生动……她用中国的书法和笔法来描绘万物，对现代艺术已作出了丰富的贡献。1977年，这位旅居法国的一代画家逝世于巴黎。
  潘玉良年表
1895年 潘玉良原名陈秀清，生于6月14日，江苏扬州人。后改姓名为张玉良。
1921年，潘玉良考得安徽省政府的双分津贴，进入法国里昴中法大学学习，后又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从德卡教授学画。1923年，她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与徐悲鸿同班，师从达昂·西蒙教授。两年后，其绘画天赋得到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教授的赏识，直接升入该系三年级学习，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同时，她又在该院雕塑系进修了两年。
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相继在上海美专、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这期间，潘玉良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美术教学和研究上，同时笔耕不辍，先后举办了5次个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受到广泛好评，被誉为“中国西洋画中第一流人物。”
抗战前潘玉良的作品多为油画、素描，也有少量的雕塑。她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材广泛，功力扎实，同时又或多或少闪现出一些西方绘画流派的烙印。八年的法国留学，使潘玉良充分感受到了艺术上的自由。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各种艺术思潮融汇的殿堂，从古希腊、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从法国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思想在这里激荡、交融，纷呈在潘玉良的眼前。而这在她早期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从《春之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吸取了印象派绘画的光色变化，以自然抒情的笔调表达出生活中蕴含的美的境界。而《仰卧女人体》，则用笔刚劲，造型简洁，色彩浑厚，似乎又有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影子。然而潘玉良早期更多的作品还是像《红衣老人》、《黑女像》（1925年）等，风格典雅，构图庄重，技法娴熟，笔力遒劲，充分展示了她师承古典主义的严谨作风和良好的学院派功力。
1937年，潘玉良为了继续深造，又重返法国，开始了她长达十年客居他乡的生活。此时的潘玉良较第一次赴法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她开始有选择地从众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借鉴他人的同时明确地抒发自己的感受和创造，没有凝固在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之中。从她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在艺术上广征博采，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其它流派绘画的某些风格和韵味。在《穿红靴的女人》中，潘玉良尝试用野兽派强烈奔放的纯色来作画，同时在不损害造型、结构和色彩本质的情况下，细腻地处理画面中衣服、皮靴、皮肤的质感和光影造成的色彩变化，保持了印象主义明亮的光线和鲜明的色调。
她的另—部作品《屠杀》在对战争的表述上又和毕加索的名作《格尼尔》有着相同的观点和切入角度。画画里没有枪炮、飞机、炸弹、坦克，看到的只是仰天狂叫的求救者，奔逃的人群、血泊中婴儿肢解的尸体……它聚集了痛苦、绝望、恐怖、残暴的全部意义。在她的静物画里，盛开与凋谢的花朵是其经常刻意描绘的题材，这里明显有着象征主义的痕迹。在《月季与扑克》里，一瓶即将凋谢的月季花下摆着一幅扑克，花的凋谢是潘玉良对生命过程的诠释，而吉普赛人算命用的扑克牌则表露了一种命运莫测的宿命思想。或许是久居异乡的缘故，潘的这种宿命思想在晚年更为明显。在其1959年所作的彩墨作品，《玩扑克的女人》中，那个着装素雅、面色沉静的玩牌女人不就是潘玉良在为自己占卜着未来吗？整幅画里流露出潘玉良对晚年仍客居异乡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惆怅。
1940年前后，潘玉良逐渐在借鉴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更多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线描手法。线描时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基础，有着很强的表现力。潘玉良熟练地掌握了这一技法。并把它融入西画中，丰富了西画的造型语言。在1941年的《女人与猫、躺着女人体》以及1942年的《戴帽子的妇女》中潘玉良娴熟地运用线描的粗细、轻重、虚实、顿挫，笔简意深，形象准确，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人体的姿态，耐人寻味。
1942年后，潘玉良开始尝试用毛笔和墨彩在宣纸上作画，由于国外获取宣纸不易，所以也用毛边纸和桑皮纸。50年代后，潘玉良的艺术风格渐趋成熟，从技巧上看已经没有向新的西方潮流探索的痕迹，而代之以稳定的个人风格。她这一时期的大量彩墨画，一反文人画的淡雅，而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她充分发挥油画背景烘染和后印象派的点彩手法，同时又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质朴、浑厚、沉静的气韵，融成了一幅幅令人称道的珍品。在《观猫女人体》（1960年），
《披花巾女人体》（1960年）和《女人体》（1963年）中，潘玉良先用细腻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典雅素静的女裸体，然后用淡彩点染出人体的结构和质感，背景部分运用点彩和交错的短线来制造层次，成功地将中国的笔墨精神和西画的实体质感巧妙地融入她的彩墨画中，呈现出既秀美灵逸又坚实饱满的极富独创性和个性化的审美情趣。
潘晚年的油画作品亦是如此。她五十年代中后期创作了一批以中国民间妇女活动为题材的油画作品，如《双人袖舞》（1955年）《双人扇舞》（1955年）等，乍看起来有马蒂斯的大块纯色运用的特点，然而在纷繁的西画色彩中又融入了国画的线条勾勒，蕴藏着中国艺术的意境、韵律、诗情。构图人胆而夸张，画面奔放而深沉，色彩绚烂而宁静，有着强烈的律动感，给人以美的享受。 纵观潘玉良的艺术生涯，可以明显看出她的绘画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断碰撞、融合中萌生发展的。这正切合了她“中西合于一治”及“同古人中求我，非一从古人而忘我之”的艺术主张。对此，法国东方美术研究家叶赛夫先生作了很准确的评价：“她的作品融中西画之长，又赋于自己的个性色彩。她的素描具又中国书法的笔致，以生动的线条来形容实体的柔和与自在，这是潘夫人的风格。……她的油画含有中国水墨画技法，用清雅的色凋点染画面，色彩的深浅疏密与线条相互依存，很自然地显露出远近、明暗、虚实，色韵生动……她用中国的书法和笔法来描绘万物，对现代艺术已作出了丰富的贡献。”
潘玉良由于出身青楼，后被赎为妾的身份，她受到了各种非议和责难。在上海美专入学考试时，她的成绩最好，但教务主任考虑到影响，没有录取。刘海粟听到后，马上拿起毛笔赶到榜前，在第一名的旁边添写了“潘玉良”三个大字。为了摆脱窒息的环境，也为了艺术的追求，她赴法留学，1928年回国，受聘于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并被徐悲鸿邀请到南京中央大学兼任艺术系教授。然而她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却为世俗所不容，终于愤然离去，再度漂泊海外。潘玉良，一个出身卑微，有思想、有见识的女性，不仅是在现代与创新中寻求艺术的发展，而且是走出家门、国门，到社会中去活动。她作品中跃动的色彩、流动的画面体现了一个女画家内在的激情。命运和社会的不公没有压抑她非凡的才华，反而使她更加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潘玉良的一生，不是在昂扬奋斗，而是千年传统下的弱势女性在枷锁下挣扎的一生。在民国这个纷乱迷离的社会中，更是增添了一份传奇的色彩。
潘玉良《周小燕像》
花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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