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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国文人:司马迁》

 昵称3411844 201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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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万里长城和《史记》,究竟哪个更伟大?我认为是后者。如果没有司马迁写下的《史记》,那么,遍及全球的十几亿炎黄子孙,将发生“身份”认同的危机。五千年文明从哪儿来的?从司马迁来的。是他远在公元前,就挥舞书写历史的巨笔,将华夏文明上溯三千年。在他之前,也有史家的各类记载和民间传说,但不成系统,形不成源流,是他首创了纪传体的通史。他笔下的诸多帝王,从远古到战国,无一例外地追溯到黄帝。轩辕黄帝在今天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没有司马迁是不可想象的。
  司马迁的功绩,怎么说也不过分。一大群帝王将相加起来,分量也不如他。今天的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探寻长江、黄河的源头,而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仅凭他一人之力,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众所周知,他是身体不完整的伟大的男人,汉武帝因李陵冤案而废掉了他的生殖器。悲剧发生在他四十七岁的那一年,从那以后,他称自己是“刑余之人”。他是在侮辱和愤怒中完成自己的伟业的。今人可能单从性能力丧失的角度来看他的悲剧,而在司马迁,侮辱是第一位的。他把人分为十等,最后一等,就是他这种受宫刑的人。受刑之后,他再也不去父母的坟前祭扫,无颜面对父母的在天之灵。读他的《报任安书》,字字都是血。读这样的文章,我们才会懂得,为什么说一本书比性命还要紧。李陵遭诬陷他挺身而出,而数年后的任安事件,他深知内情却缄口不言了。为《史记》,生命退居次要了。他本来是可以免受宫刑的,可他穷,拿不出朝廷规定的赎金数目,只好任凭行刑者亮出他的尖刀。出狱后他还到武帝身边做事,形同太监。他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写进《史记》了,包括以色事君的佞幸男人,惟独不写太监列传,可见他内心的伤口碰不得,一碰就血流如注。
  所有这些事,后面再细说。
  史称汉武帝雄才大略,打仗,扩大版图。但是这个人多欲而少慈,皇帝能干的坏事,他几乎都干过。本文不想评价他的是非功过,只因司马迁,不得不涉及他,包括他手下的大将,比如置飞将军李广于死地的大将军卫青。
  汉武帝废掉了司马迁的生殖器,不喜欢《史记》,但是这个自以为雄视百代的皇帝,对他眼皮子底下的文弱书生无能为力。他死后二十年,《史记》从民间冒出来,横空出世。阴间的汉武帝会发现,轮到他来受刑了。
  司马迁并未侮辱他,只不过摆史实讲道理,单凭这一点,这位“刑余之人”就比那位万乘之君更为高贵。
  司马迁和汉武帝刘彻几乎是同时消失的,他消失在民间,带着他的巨著。皇帝的“龙体”腐朽时,史学兼文学巨著的《史记》散发出夺目的、永恒的光辉。
  司马迁的死是个谜。可能是为了保全《史记》,他远离宫廷潜入了民间。今天,我们希望他是含笑暝目的,他活过了七十岁,寿终正寝。有人认为他死于刘彻之手。皇帝取他的性命易如反掌,可他手头的书早已藏之名山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的死,就比泰山还重。
  
  司马迁的家乡是现在的陕西韩城县西南,家贫,小时候做过放牛娃。父亲司马谈在京都长安当太史令,俸禄少,被官员们普遍看不起。史官名为天官,记录并评论天子的言行,但实际上没人当回事。皇帝以“倡优蓄之”,养起来好玩的,心血来潮的时候,听他们讲讲故事,说说趣事。大西北的黄土地,秦人因之成霸业,秦灭汉兴,不过六十余年。汉廷对秦人是抱着防范心理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陇西人李广,沙场建功无数,始终未能封侯,并于激愤中挥剑自杀。他的儿子李敢则被暗杀,汉武帝还封锁消息。李广的孙子李陵更惨,替皇上卖命,却被灭三族,几百口人哭天号地腰斩于市,而司马迁讲了几句公道话,就失掉了生殖器。
  黄土地出硬汉子。自然条件的恶劣,磨砺出粗犷的天性。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外貌到性格,而性格又决定行为方式。如果比较一下江南人和西北人,不难发现,他们的皮肤、发音、生活习惯和心理特征差异都很大。
  司马迁放牛也读书,牛背上读,躺下来谈,天高云淡,易生遐想。他是独子,也许曾经有过兄弟姐妹,未能存活下来。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还得放牛羊。父亲钱少而书多,类似历代的读书人。一群不识字的放牛娃围绕着识字的放牛娃,听他讲书本,讲他听来的长安。而牛在吃草,风在吹,对面山腰上,有汉子扯着嗓子唱信天游。
  他们也去看黄河,惊叹它的雄浑,一泻千里。
  大概到了十来岁,司马迁随父母迁往长安茂陵。这是司马谈的一个重大举措:将儿子带到政治文化的中心。年轻的皇帝在茂陵为自己建坟墓,将天下富豪往那儿赶。这个陵墓规模巨大,财政预算,将花掉全国总财政的三分之一。司马谈是主动去的,但很多有钱人都是被迫去的,比如一个叫郭解的人,江湖上名气大,号称郭大侠。郭解托大将军卫青在汉武帝跟前为他讲情,说是家里穷,本不该在迁徙之列,是有人跟他过不去,把他的名字写在迁徙名册上。武帝想了想,对卫青说:这姓郭的什么大侠,他能托你讲情,就表明他不穷。
  于是,郭解也到了茂陵。不久,他老家那个跟他过不去的人就被人杀了。司马迁听父亲讲这件事,心里很震动。父亲身为史官,不仅在官办的图书馆读了大量的书,而且注重民间的各种传闻,这也影响了他的儿子。司马迁经常听故事,童年生活弥漫着神秘感。
  司马谈性情豪爽,在京城交了一些朋友,主要是读书人。读书人交读书人,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叫孔安国的人,做了司马迁的老师,此人据说是孔子后裔。司马迁还听过大儒董仲舒的课。汉武帝为了统一思想而独尊儒术,这姓孔的和姓董的双双走红。司马谈为什么替儿子选择这样的老师?他本人是推崇道家的。他写过《六经要旨》,对道家差不多全是赞美之辞。武帝之前的文帝、景帝,取道家学说治国,无为而治,尽量不扰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文景之治”繁荣了半个多世纪。汉武帝登台,来了个大转折,对外杀敌,对内杀民,制造了无数冤案、血案,他又兴土木,迷神仙,追随秦始皇。史称他雄才大略,又说他好大喜功,我不知道哪个词对他更贴切。我所能分辨的是:这两个词没有理由放在同一个人身上。
  同时,我也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呢?儒术不等于儒家学说,它已经迅速变成了统治术。百家争鸣不好,各种思想自由竞争的局面应当被打破,就连已被证明对管理国家非常有效的黄老学说也靠边站了,儒术一统天下,霸道得很。
  汉武帝独尊儒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
  司马谈让儿子拜儒者为师,也是当时的风气使然,适当为儿子考虑一下仕途。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眼下都说应试教育不好,但是做父母的,却又希望儿女考高分。形势比人强,古今都是这个道理。不过,司马谈并未对儿子说:现在道家不吃香了,赶快扔掉它,改学儒术!
  司马谈不是赶时髦的投机分子,司马迁更不是。父子二人秉性相似,都是西北汉子,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儒家学说也并不反感。到后来,经过孔安国、董仲舒的调教,司马迁对孔夫子毕恭毕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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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陵这地方距长安不过几十里,等于在天子脚下。汉武帝将富豪往这儿赶,一个明显的意图是强化皇权,免得这些人在各地生事。因为有钱人多,一座繁华的小城很快就建起来了。司马迁当初在穷人堆中混,并不觉得自己穷,但现在不同了,满街的华屋美宅,高车大马,贵妇人贵公子成群结队。司马迁完全不受刺激是不可能的,邻居小孩儿吃什么玩什么,他不会没印象。他怀念家乡放牛牧羊的小伙伴,并由此建立他强烈的草根意识。他是要子承父业的,他崇拜自己的父亲。他脑子里装满了故事,近代的,远古的,种类繁多,这显然是一笔非同寻常的财富,邻居小孩儿只能眼巴巴望着他,希望每天都能听他讲。如果他父亲开个茶馆说书,一定生意兴隆,长安人也会坐车来听。当时还没有这个行当。即使有,司马谈也不会干。祠堂里的祖先们没一个会同意,耕读传家也是好的。战国时有个司马错,曾在秦国做高级幕僚,左右秦王的能力胜过著名的纵横家苏秦,他是司马家族的荣耀。汉武帝基于大一统的战略招贤纳士,司马谈希望儿子成器,将来比他强。
  司马迁自己讲,他“十岁诵古文”。这个天才少年的目光所及,几乎包括当时所有能用文字记载的东西,《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诗经》、《战国策》、诸子著述,这些都不用说了,他还学习天文、地理、兵法、商业、域外风物……想想他的书房,竹简堆得有多高。一般的人,早就被茫茫书海淹没了,司马迁却能戏水,甚至能够踏浪,说他是天才好像还不够,他简直是神仙。有一个词:学究天人。司马迁就是这种人。今天的学者,也许单攻一本书,就够他一辈子呕心沥血了。
  从春秋战国到前汉,大约六百年,中国不缺学贯古今视野广阔的人物,司马迁只是其中之一。秦始皇搞了一次焚书运动,汉武帝又来独尊儒术,思想的大道逐渐就变成小道了,催生思想的沃土日趋贫瘠。具有原创性的天才几近绝迹,倒是引来历代注家蜂起。而在西方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西方人的特点是:当一种东西壮大起来时,反制它的力量会同时生长。换句话说,他们反思的能力很强,懂得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秦皇汉武治天下,从辽阔的版图到丰富的思想,一律要纳入皇权的掌控范围。我想,这远不止是历史学家们的重大课题。
  司马迁在茂陵生活了七八年,直到他二十岁开始行万里路。天才少年很用功,但不会很辛苦。如果他学得身心疲惫,像现在的中学生,那么,他学的多半是假知识,是学的时候就打算将来要忘掉的敲门砖。只有学通了,能举一反三了,从中获得智性的乐趣了,那才叫学习。司马迁闲时也到各处逛逛,小茂陵,大长安,满眼都是惊奇。外部世界对他的吸引力,不下于书本,二者又形成互补。有人说生活是一部大书,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你不通过书本打开视野,生活就是一本小书,很多东西你都看不见。单凭经验生活,心智扩张的范围太有限。动物的那点经验不过是本能的延续而已,动物只能存活,没有生活。无论如何,人是不应该向动物看齐的。
  对生活的全方位的领悟,古人好像比我们要智慧一些。如果你不相信,那你不妨花几年功夫,仔细看看从春秋到前汉的几百年间,咱们中国人究竟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追溯历史,是为了赢得今天。
  而背负历史的沉重,我们要有一种能力来赢得轻松。不是故作轻松,更不是嘻皮笑脸的、无厘头式的轻松。
  司马迁长成小伙子了,体形瘦长,穿汉服很耐看的。父亲并没有为他张罗婚事,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因为穷?还是先考虑事业?他母亲已经去世了,哪一年走的,他也没说。父亲大多数时间待在长安,他在茂陵跟老师学习,回家吃得简单。邻居大鱼大肉的,他闻闻香气罢了。由于文景之治,武帝时代的前半期是比较富裕的,全国两千多万人,一般人家吃肉不成问题。跟匈奴打仗,才把国库打空了,皇帝的手伸向民间,初生小儿也要纳税。司马迁也不是特别穷,父亲给他的钱他都攒起来了,他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不是讨老婆,而是要踏遍祖国山河。老师发现他面带菜色,留他吃饭,他就趁机解解馋。孔安国是得意的学者,家境比他好得多。他学成出游的那一天,老师除了给他资助,还写信让外地的朋友和学生帮助他。总之,为了出游,司马迁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
  二十岁学业有成,他已经有了一双能打量历史和现实的眼睛。他从那些言简意赅的竹简上学到的东西,大大强于今天的若干个博士后。
  当然,中国历史几千年,像司马迁这样的饱学之士也找不到几个。他是终其一生和书本厮守在一起,行万里路,也是边走边读。一些同样饱学的文人,却有很多时间在忙着干别的,比如伟大的苏东坡。
  万事俱备,行期在即。司马迁的兴奋劲儿,并不下于即将讨老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词)青山绿水,就是他如花似玉的好老婆。他买了一把剑,夜里挑灯细看。书生带剑上街,神气得很呢。他登上一家酒楼,大声唤店家:“来一条羊腿打五斤酒!”他吃得满嘴流油,惹得邻桌食客啧啧称奇。他哪里还像书生,分明是个游侠。
  司马迁自幼羡慕游侠,听故事很神往。从老家迁到茂陵不久,他还亲眼见过大侠郭解,非常吃惊地发现那郭解生得短小精干。他原以为堂堂郭大侠,生得像力能扛鼎的项羽呢。殊不知,短小的郭解自有大名堂,他以一介庶民的身份,到茂陵却立刻引起轰动,富豪权贵争相巴结,要想请他吃顿饭,得提前半个月送上请柬。他上街前呼后拥的,高大威猛的汉子分列左右,他本人倒显得平和,一副真人不露相的样子。关于这个人,我们后面再讲。司马迁写游侠,尤其写郭解,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他儿时的想象有关,我个人并不是完全赞同。侠这种东西,依我看,是做秀的成分大,表面通向 “义”,暗里勾结豪强,杀人如麻。这种靠经验和直觉行事的人往往很聪明,他壮大势力,一定要扯起义字大旗。而势力越大,他本人越谦虚,不张扬处处指向张扬,叫人不由自主地钦佩他。依此例推广开来,我们会发现,现在流行的武侠类的东西,是基于杀性,是和平环境下的心理代偿。而一层又一层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扯起文化这面旗帜,将杀性加以伪装。其实,何必伪装呢?武侠有市场,未必是坏事。
  司马迁开始他的长征之前,还见过刚从西域归来的张骞,这位名副其实的探险家、智勇双全的大汉使者,向司马迁详细讲述了西域诸国的人口、体貌、风俗、物产、地理位置和军力。司马迁如获至宝,后来他根据张骞提供的资料写成《大宛列传》。有专家讲,此后两千年,没有任何学者对西域的研究超出了《大宛列传》的范围。
  这一年,也是汉武帝武功卓著的一年,卫青率领的大军重创匈奴,将匈奴人赶到了蒙古草原深处。几十年受威胁的长安城大大松了一口气。
  司马迁在一连串的兴奋中踏上征程。他乘坐官府送公文的驿车,每三十里为一站。由于父亲和老师都是朝廷官员,他受到优待,减少了很多麻烦。他带的东西不少,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更多的是用作记录的竹简、绢帛和毛笔。当时汉隶已流行,取代了复杂的篆书。司马迁想必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吧?可惜现在已失传,一块竹片都没有。《史记》书成,共五十二万六千字,而他的草稿和笔记,恐怕十倍于这个数吧?
  时隔两千多年,我看见神清气爽的司马迁,坐官车迎着朝阳上路。他也走水路,同样很方便。由于统治及军事上的需要,汉武帝时代的水陆交通异常发达。
  司马迁这一走就是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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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自己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过梁楚以归。”
  他离开长安后,朝着东南方向,经武关抵达南阳(今属河南),弃车乘船,顺长江而下。他坐的船是不是官船就不得而知了。他此行范围广,包括江淮、齐鲁和中原。一个人徒步考察,大致有个目的地,但更多的目的地是在考察途中发现的。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饥肠辘辘时,他像野人一样爬树摘果。饱一顿饿一顿,他根本不在乎,心里激荡着大东西。世界向他扑来,夹带强烈的原始气息。他的这种行万里路的方式,和后世一般文人不同。他不只是观风景,发点思古之幽情,他要考察,要询问老者,要辨别真伪,要顺藤摸瓜,要展开合理的想象。为了一个细节,他会多方求证,不惜跑远路,往返折腾。这种介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工作,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几乎所有人都无从享有的乐趣。他正处于朝气蓬勃的年龄,体力好,血气旺,精神抖擞。华夏大地,三千年文明史,也许他每天都有新发现。他是远离家乡的学子,叩问山川历史,做笔记,画草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大脑的功能。高兴了他还唱歌,亮开嗓子吼几句,抽出佩剑舞几招,化身为战国时代强悍而飘逸的游侠。这个司马迁,活得叫人羡慕。欧洲人也有徒步漫游的传统,比如《忏悔录》的作者罗梭,《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以及二十世纪遍布全世界的人类学家。但在我的印象中,古代的中国文人游得更厉害。文人不游,好像他就不配文人的称号。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而读书与行路,是养气的两大前提。现代人交通方便,游的内涵反而减少。不过,求舒适和快捷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李白写蜀道难,就包括了这层向往。现代大诗人当中,也许唯有毛泽东是个例外。他那些气势恢宏的诗词,离不开漫漫长征路。
司马迁独行七年多,把孤独的兴奋尝了个够。短暂的停留,然后又上路,他总是在出发。路上的感觉真好。没人知道他究竟有多快乐。郦道元知道,李白知道,苏东坡知道,陆游知道,但我们不会知道了。我们只能凭借想象概括:那些个理性、感性加野性的融合状态,那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那奇妙的精神触角,那从天而降的喜悦,那郁闷之后的豁然开朗……行文至此,我真想跑到司马迁的快乐里边去,摸摸,看看。
  此行的丰富与广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史记》的写作。同时磨练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西北汉子更上一层楼。
  他在楚国故地盘桓多日,船行潇水抵达泉陵,登岸朝营道(今湖南宁远一带)进发,直至九嶷山。九座黛色山峰矗立于烟波之上。中国远古时期最贤明的舜帝就葬在这儿。尧帝传位给他,考验他二十年,其中一个项目,是把自己的两个漂亮女儿嫁给他,看他是否因沉溺于美色而把政务抛到一边。舜帝经受住了考验。他接受了尧帝的禅让,破了世袭制,几乎孕育着民主制:为了他卑贱的出身,尧帝的大臣们曾吵得不可开交。他全家都是坏人,瞎子父亲拿弓箭射他,弟弟踊跃做帮凶,继母多次拿刀砍他。可他不声不响地以德报怨,孝敬父母,爱弟弟。他的高尚品德像风一样传播。他具有耶稣般的胸怀,却比耶稣早了三千年。他在位期间,人民过着和尧帝时代一样的幸福日子,没有盗贼也没有贪官。他老了,又将帝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大禹。他死于南巡途中,两个妻子——娥皇与女英泪洒潇湘竹,相拥投入湘江。
  司马迁在汨罗江畔凭吊屈原,长时间徘徊不去;他登会稽山(今属浙江绍兴)探禹穴,爬进幽深的山洞;他北上太湖东岸访姑苏台,想象吴越交战的壮观场景;他沿吴淞江而下,到申(今属上海)这个地方,拜谒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的遗宫。
  司马迁北上渡过长江,经高邮湖到了淮阴。
  淮阴有个奇人叫韩信,受市井泼皮的胯下之辱却一声不吭。堂堂七尺男儿,双膝跪地爬过去,拍拍尘土走掉了,身后的哄笑声他好像听不见。他穷得讨饭,他衣不遮体,他投奔项羽却整天站岗,持戟肃立,像一根木头。他逃跑了,走剑门栈道投汉中的刘邦,刘邦照样瞧不起他,让他看守军粮。他又逃,萧何月夜去追他,追回了一员战无不胜的盖世名将,轻取霸王性命,横扫千军如卷席。萧何这一追,也追回了汉朝四百年江山。可是这位淮阴侯,玩政治不如刘邦,论智慧稍逊张良。精通道家学说的张子房神仙般飘然而去,得享天年,韩信竟死于妇人(吕后)之手……司马迁叩访韩信故地,真是一步三叹。
  而在沛郡丰县(今江苏丰县东),他听曹翁讲汉高祖刘邦的故事,吃惊不小。刘邦可是开国皇帝呀,早年却像二流子,呼朋引伴斗鸡走狗,三十岁还讨不到老婆,专寻村里的寡妇厮混。顺便提一句,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民工大批死掉,天下寡妇多多。刘邦混够了,居然还能讨富家女吕雉为妻。暴秦无道,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刘邦也拉起队伍干上了。天下大乱,义军之间照样厮杀。刘邦打不赢项羽,几乎每战皆输,逃命时几次把亲生儿女推下车去……然而当上皇帝的,不是项羽是刘邦。为什么会这样?司马迁陷于沉思。他发现刘邦最大的优点是善于用人,一个好汉三个帮,刘邦手下恰好有三个大能人:张良、韩信、萧何。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开国皇帝和开国元勋的这些事儿,能不能写到史书上去呢?韩信钻裤裆,刘邦耍无赖……汉武帝看到这些记载会怎么想?
  司马迁解决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不会在一时一地。统治者有足够的理由要撒谎,史官讲真话,要掉脑袋的。
  他告别曹翁离开沛郡,风尘仆仆又上路了……
  七年收获大。
  回到长安,他抑制归家的兴奋,埋头整理记录。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遥遥在望了。当然他也补充营养,尝尝久违的京都美食。但还是不谈婚事。司马迁笔下洋洋五十几万言,既有太史公自序,又有自况身世的《报任安书》,可对这件终身大事,他不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也许受宫刑后再提笔,他把这段经历删除了。他没有兄弟,不可能是独身主义者,再穷也要结婚,生儿育女。我猜测,除了贫穷,另一个原因是:他父亲太忙。作为太史令,必须跟随武帝左右,而武帝为了当神仙又到处跑;他把这件事往后推,反正还年轻嘛。
  经孔安国推荐,他参加了博士弟子会考,考中了。他本来没有考试资格,是当官的老师替他张罗。博士通今博古,为皇帝当顾问,有年薪的,约六百石,而一般高官在二千石左右。封侯就不用说了,有封地,食邑几百户到上万户不等。封建统治,等级是头等大事。博士穷,博士弟子等而下之,有点生活费,像现在的研究生。博士弟子应召入宫,大约也要通过关系。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但属于个人行为,如果没有父亲和老师,政府不会理他。历朝历代,人才总会出人头地、是金子总会发光这类话,是充满善意的谎言。破铜烂铁发光的机会比金子多得多。
  司马迁运气不错,会考下来不久,到宫中做了郎中。不是看病的郎中,而是皇帝的侍从。
  他接近“雄主”汉武帝了,却很快变得心情复杂,崇高的使命感和宫廷中的怪事、黑幕纠缠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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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将军李广是三朝老将了,匈奴人听到他的名字就想撤退。可他是关西人,封不了侯,将士为他抱不平,又不敢声张。汉文帝曾抚他的背,安慰说:你呀,生在高皇帝时代就好啦。汉武帝打匈奴,李广碰上机会了,沙场拼老命,胡人闻风丧胆,但拼了几十仗,武帝仍然不提封侯的事儿。大将军卫青还处处防他,给他兵力少,又让他对付匈奴主力。有一年卫青大举进攻,却打得不顺手,匈奴单于跑掉了。他立即嫁祸李广,把贻误战机的罪名扣到李广头上。这六十多岁的关西老将气得挥剑自杀,一腔热血喷向汉军帐篷。将士们全都哭了,消息传到长安,百姓的哭声数日不绝。
  而卫青回朝,武帝设宴款这位大舅子。李广的死,哭声在民间。百官都在喝酒,趋附大将军。卫青有个妹妹叫卫子夫,是武帝的宠妃,卫青本人又娶了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难怪他兄妹二人权倾一时。司马迁听到这些事,心里不是滋味。年轻人血气方刚,不知道朝廷这潭水有多深,有多浑。父亲司马谈则提醒他,凡事要往大处看,要有全局意识。汉武帝倚重卫青,也是形势的需要。卫青能打仗,卫青的侄子霍去病同样是有勇有谋的名将。
  司马迁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
  作为父亲事业的继承者,他读书行路还不够,他还得学会思考,包括很多痛苦的思考。独立思考,意味着质疑占绝对优势的官方意志,将自己划入异类。这样的思考,不能不痛苦。换成现代口语:他的思想开始抛锚了。
  长夜漫漫,年轻的思想者守着孤灯和书卷,徘徊的影子投到墙上。
  无论如何,他崇拜李广。后来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他这样写道: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
  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
  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
  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
  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
  
  李广终身不言家产事,爱士卒胜过爱自己,如此高风亮节,任何时代都是英雄。而司马迁这样的人,怎能不崇拜他?
  思想和感情都有了倾向性,他逐渐在心理上跟统治者拉开距离。
  作为众多侍从当中的一员,司马迁跟随着汉武帝的行踪。侍从又分为几种人,太监,武士,伶人,学者。司马迁排在末位,很难和皇帝说上一句话。武帝爱干的一件事是到皇家猎场上林苑打猎,同时干些风流韵事,和民间女子睡上一觉,而对方不一定是美女,刺激就行。他在这方面是很出名的,汉代的《武帝故事》记载说:他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妇女。他的后宫佳丽多达八千人,比唐玄宗还多出五千。宫中不够刺激了,他跑到民间猎艳。另外,他还搞同性恋,有名有姓的两个男人,一个叫韩嫣,一个叫李延年。司马迁写入《史记》用了四个字:“与上起卧。”上就是皇上。他冷静而又客观地描写,不作评价,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佞幸之臣的不屑。他熟读孔子修订的《春秋》,用的是春秋笔法。
 李广的故事还没完,他的小儿子李敢也是一员猛将,几次跟霍去病远征匈奴,立下战功。李敢的脾气比死去的父亲还要火爆,他当然知道内情:父亲是被卫青害死的。他可不管什么大将军,什么皇亲国戚,有一天早朝碰上卫青,拳头立刻就出去了,一顿暴打,把卫青打得鼻青脸肿。卫大将军掩面而逃,也不去找武帝告状,大臣们就在背后议论说:看来大将军的确心中有愧,才不敢去告状。
  司马迁想了很久,对父亲议论说:卫青心中有愧,表明他还不是坏人。如果他去告状,皇上会听他的,降罪于李敢。可他没去,挨了打一声不响,这恐怕也是一种风度吧?
  司马谈捋着胡须对儿子说:你有长进了……
  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剧:霍去病、李敢陪武帝打猎,霍去病张弓射鹿,箭头一转射向李敢,当场射死这位将门虎子。而武帝随即下令:谁也不许声张,对外要统一口径,只说李敢坠马而死。司马迁是亲眼看见这桩惨剧的,惊悸没完,武帝的命令更是叫他目瞪口呆。
  回家他又辗转反侧了。
  他有两个好朋友,壶遂和任安,有时在一块儿喝酒,谈学问论国事。涉及朝廷内幕,很多事都不好说的。司马迁心情沉重。他意识到,将来从父亲手中接过的那支笔份量有多重。血淋淋的史实他能如实写下吗?
  史官却有史官的传统。春秋时,齐国有个叫崔杼的人,谋杀了国君齐庄公,史官写道:崔杼,谋夺王位而弑庄公。崔杼把他处死,让他弟弟继任史官。弟弟又写道:崔杼,谋夺王位而弑庄公。崔杼大怒,把弟弟也杀了。齐国的史官是三兄弟,老大老二惨死,老三又接任了,写下的还是那句话。崔杼终于害怕了,没有再杀史官。
  司马迁对李广父子的死愤愤不平,但只能压在心头,写进笔记。他也试着从武帝的角度想问题:统治天下用人第一,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有些真相就不能公开,必要的时候,白的还要说成黑的。
  司马迁从正反两方面想问题了,而他读过并尊崇的老子、庄子,都是能看透事物的大智者。他逐渐懂得了,什么叫学问?学而问,问老师,更要问严酷的现实。
  李广李敢死了,引发司马迁痛苦的思考,但和他本人的命运还没有直接的牵连。后来又来了一个李陵,李广的孙子。闹得满城风雨的李陵事件就牵连到司马迁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放到后面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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