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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蜇存 唐诗百话13 初唐诗馀话

2010-09-20  知愚草堂

施蜇存  唐诗百话

13、初唐诗馀话

  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公元六一八年建立了唐朝政权,传了二十代。中间经过武曌的篡夺,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王仙芝、黄巢的农民起义,李氏政权都几乎倾覆,但最后还是转危为安。到公元九O七年,朱全忠篡夺政权成功,建立了他的后梁王朝,唐朝才彻底灭亡。

  在李唐王朝二百九十一年的统治期间,中国基本上是统一的。其前半期,从太宗李世民到玄宗李隆基,这一百三十年,国家形势不断地有所发展,政治相当清明,中央的权力、命令,亦能贯彻到全国,经济文化都在日益繁荣。人民虽然处于新兴封建贵族、官僚和大地主的重重剥削之下,生活还比较安定、小康。经过安史之乱,虽然李氏政权幸而保持下来,但社会组织和农业生产,在大动乱中起了极大变化。府库空虚,田地荒芜,公私经济,都已耗竭。藩镇拥兵割据,中央政令几乎不出两京。皇帝深居宫禁,被几个当权的宦官蒙蔽、欺侮、指挥,甚至谋杀。中间虽然有一段贞元、元和之间二三十年的中兴时期,但总的说来,这下半个时期的大唐帝国,早已是分崩离析,李家政权只存一个名义,奄奄一息地拖延着而已。

  随着国家形势、政治经济的兴衰升降,文学艺术也相应地起着变化。二百九十一年唐诗,也经过好几个阶段。宋人严羽作《沧浪诗话》,把唐诗分为五个时期;初唐,盛唐,大历,元和,晚唐。元人杨士弘怍《唐音》,把唐诗分为三段时期:从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天宝十五载,共一百三十八年,划为初盛唐,他选了王绩至张志和六十五人的诗,以代表这一时期。从玄宗天宝末年至宪宗元和末年,共六十三年,划为中唐,他选了从皇甫冉至白居易四十八人的诗,以代表这一时期。从穆宗长庆元年至唐代结束共八十六年,划为晚唐,他选了从贾岛至韦庄四十九人的诗,以代表这一时期。杨士弘又把唐诗分为“始音”和“正音”两种。初盛唐、中唐,晚唐的诗都是正音,王、杨、卢、骆四杰的诗则列入始音,不划在初盛唐诗之内。他以为四杰的诗还没有脱尽梁陈遗风,对唐诗来说,还在胚胎时期,还不是业已成熟的“唐音”。

  杨士弘这一唐诗分期方法,后人颇有意见。既然按历史年代分为初,盛、中、晚,却又不把四杰列入初唐。那么,始音的诗人,岂非超时代了?既然有初、盛之分,为什么又合并为一个时期?这都是不合理的。明朝高棅编《唐诗品汇》,把杨士弘的分法稍稍改正。他把初、盛,中、晚分为四个时期。从高祖武德元年至武后长安四年,共八十六年,是为初唐,四杰当然应属于初唐诗人,不能另外提开。从中宗神龙元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共六十五年,是为盛唐。杜甫卒于大历五年,故以这一年来结束盛唐。从大历初至文宗大和末,共六十四年,是为中唐。以后七十一年,才是晚唐。按照杨士弘的分法,称为“三唐”;按照高棅的分法,称为“四唐”。现在一般都用四唐分法。

  关于唐诗的分期,有一个问题,似乎从来没有人注意。为什么严羽的分期法中没有中唐,而改用大历、元和?为什么杨士弘知道四杰是初唐时人,而不把他列入初盛唐诗人的队伍?为什么他不把初、盛分开?这几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思考过。现在我们要明确的是:初、盛、中、晚这四个字,到底是指唐代的政治历史阶段呢,还是指唐诗的各种风格流派?严羽的观点,以为初唐、盛唐、晚唐,这三个时期的唐诗,各有自己一致的风格。但是从大历到元和,这一段时期的唐诗,风格却前后不同,不能用“中唐”这个词语来概括,因此,他的分期法中没有中唐。杨士弘的观点,和严羽近似。如果说是历史年代,他也知道四杰是初唐人。他把四杰屏除在初唐之外,可知他的所谓初唐,是指诗的风格。他把初、盛唐合并为一个时期,这说明他认为初、盛唐的诗,在风格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也划出了一段中唐时期,这就无视于大历、元和诗风之不同。高棅的四唐分法,只是按照唐代国家形势之兴衰而划分的年期,所谓初、盛、中、晚,不能理解为唐诗风格的分期。

  明清以来的诗人及文学史家,总是把盛唐视为唐诗的全盛时期。他们指导后学,也总是教人做诗宜以盛唐为法。李、杜、王、孟,是盛唐诗人,不错。我们可以说,作诗应当向李、杜、王、孟学习,但不能认为这个时期是唐诗全盛时期。更不能认为盛唐以后的唐诗就差得很了。我以为,我们应当纠正这个错误观点,要知道,盛唐是唐代国家形势的全盛时期,而唐诗的全盛时期却应当排在中唐。

  我们已选讲了十二位诗人的诗,共十九首,可以代表初唐了。初唐虽说占了八十六年,但在最初的三四十年中,文人还都是陈隋遗老,文艺风格,还没有突出时代的新气象。这十二位诗人中,除王绩之外,都是高宗和武后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们是在太宗所缔造的新政体、新制度、新社会、新文化中培养出来的。他们在继承前代文学遗产的基础上,运用新的题材,创造新的形式与风格,于是在文学史上出现了“唐诗”。

  唐诗这个名词,不但表明这些诗所产生的时代,它还有别的意义。对前代来说,它表明的是诗的一种新形式。对后代来说,它表明的是诗的一种独特的风格。

  初唐诗人,在齐梁以来五、七言诗的基础上,重视并采用沈约的声病理论,使五、七言诗的调声、协韵、对偶,逐渐规律化,从而创造了前代所没有的“律诗”。律诗是唐代的新诗,唐人称为“今体诗”。另一方面,继承汉魏以来五、七言诗的形式,并不需要守一定的规律,而在题材、内容、风格上有新的发展,在旧形式中表现了时代的新精神,这种诗,唐人称为“古诗”。意义是“古体诗”①。古诗和律诗,是唐诗的两大类别,正如我们今天的新诗和旧诗。后世人就把“古律”作为一个文学名词,用以概括唐代以后的诗体。例如韩愈的诗集,就用“古诗”和“律诗”来作为分卷的标题。宋代的苏舜卿,给石曼卿的诗集作序文,称石曼卿有“古、律四百馀篇”,这就是说,有各体诗四百多首。

  诗发展到宋代,形式上已没有什么创新,而在风格上,特别是在修辞、造句、对偶的技巧上,却出现了新的道路。从两代诗的总体看,它们的面目大不相同。于是,文学批评中出现了“唐诗”和“宋诗”两个有特殊意义的名词。它们表示两种不同风格的诗。

  唐诗所特有的形式和风格,萌芽于隋代,形成于初唐,而成熟于盛唐。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文学史上称为“初唐四杰”,是从齐梁诗演进到唐诗的枢纽人物。明代诗人王世贞评论他们说:“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丽,沿陈隋之遗,气骨翩翩,意象老境,故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艺苑卮言》)意思是说:四杰的辞藻还不脱陈隋的华丽,但题材意境,却变得苍老,不象陈隋的浮浅。五言诗已讲究声韵粘缀,开始了唐代的律体。这个评论,可以概括四杰的风格。但在五言律上,还有不同的看法。明人胡应麟说:“五言律诗,兆自梁陈。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诗薮》)这段话显然是针对王世贞而说的。胡氏以为五言律诗,在梁陈时已见萌芽,而初唐四杰的五言诗,在辞藻上还有靡丽的倾向;在声韵上还有拗涩的缺点,不能算是唐代律诗的正始(正式的开始)

  王世贞以为初唐四杰的五言诗是唐律正始,这就是杨士弘以四杰为始音的观点。胡元瑞不承认四杰为正始,也就是杨士弘在始音之外,另分正音。王世贞说四杰是始音,胡元瑞说四杰不是正音,其实并不矛盾。

  从来文学史家,都是以沈佺期、宋之问作为唐代律诗的创造者。他们的诗,声律谨严,对仗精工,尤其是创造了排律,使诗人多一块用武之地。《新唐书》论曰:“魏建安后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鲍照、庾信、徐陵,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致。及沈佺期、宋之问,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著定格律,遂成近体,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唐诗变体,始自二公,犹古诗始自苏武、李陵也。”这就肯定了沈、宋为唐律正始的文学史地位。

  当许多诗人都在作新形式的律诗的时候,一个四川射洪县的青年陈子昂却独自走复兴汉魏古体诗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合时宜的、寂寞的道路。他的《感遇》诗在当时并不为群众所注意。只有他的朋友卢藏用竭力赞美说:“子昂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感遇》之篇,感激顿挫,显微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但是尽管有这样高的评价,在一般文人间,还没有反应。因为这样的古诗,不是求名求官的文体,应试、应制、交际、酬答,都用不到。只有不为名利的诗人,才用它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慨。

  杜甫对陈子昂极为推崇。他曾到射洪县去瞻仰陈子昂的故居,写了一首《陈拾遗故宅》:

  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

  悠扬荒山日,惨淡故园烟。

  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

  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

  公生杨马后,名与日月悬。

  ……

  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

  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

  又有《观陈子昂遗迹》诗,其最后四句曰:

  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

  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

  有一位姓李的朋友到梓州去作刺史,杜甫在《送梓州李使君之任》诗中又嘱托他,如果到他的属县射洪去视察,请他代表自己去祭奠陈子昂。诗的最后四句曰:

  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

  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

  韩愈也对陈子昂诗的高古,一再赞扬。他在举荐诗人孟东野给河南尹郑馀庆的《荐士》诗中,叙述了五言诗的源流:

  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

  东都渐弥漫,派别百川导。

  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

  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

  中间数鲍谢,比兴最清奥。

  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嗓。

  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

  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奥。(下略)

  在以卢照邻、杜甫、韩愈为代表的评论中,陈子昂为唐代古诗的正始,这个文学史地位亦已经确定了。

  初唐诗人是唐诗的奠基人,在他们创业的基础上,唐诗迅即获得发展,王维、孟浩然的五言,李白、杜甫的七言,高适、岑参的歌行,接踵而起,唐诗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时,初唐诗人的作品已经过时,少年气盛的诗人便有些瞧不起他们,在文章中肆意讥笑。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之二中愤慨地申斥道: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认为评价前代文学要联系到初唐诗人的时代条件。他指出四杰的作品是当时的文体。他们只能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达到最高的造诣。现在你们这些轻薄少年,无休无止地写文章讥笑他们。要知道你们现在虽然小有名望,如果不能在现代条件下达到最高造诣,那么你们也只有身名同尽,不会象四杰那样留名于后世,如万古长流的江河一样。

  可是,尽管杜甫这样声色俱厉地斥责了当时那些否定初唐诗人的轻薄之徒,在六七十年以后,还有一个诗人李商隐写了一首《漫成五章》之一,讥笑初唐诗人: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

  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属对能。

  他以为沈、宋、王、杨的成就,在今天看来,可以肯定的,只是对仗精工而已。这一句诗,把初唐诗人的其他一切长处,一笔抹杀了。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①萧统编的《文选》、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都有“古诗”这个名词,例如“古诗十九首”。这个“古诗”,意义是古代不知名作者所写的诗。两个时代,“古诗”这个名词的意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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