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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经沪上有关经济、商贸、旅游、文博、历史、方志、档案、建筑等方面的专家的评选，上海十大名街和十二大著名街区将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上海名街志》中正式公布。 这十条名街是：南京东路、南京西路、淮海路、中山东一路、人民大道、四川北路、福州路、延安路、金陵东路、长寿路。 十二大著名街区是：豫园、陆家嘴、徐家汇、新虹桥、静安寺、不夜城、五角场、新天地、打浦桥、提篮桥、曹家渡、十六铺。《上海名街志》全书80多万字，收有不少珍贵的、新发表的史料和照片，并介绍了这些著名街区的未来建设方向。据悉，该书将于年底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南京东路
南京路商业街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后由英租界扩张而逐渐形成的。
道光二十五年开始从黄浦滩向西延伸到界路（今河南中路）以东。道光二十八年，租界的西界推进到现在的西藏中路。道光三十年，麟瑞洋行大班霍格伙同魏勃等5人组织跑马总会，占五圣庙（今为丽华百货公司）附近的80亩土地辟作花园。在花园南处设“抛球场”，又围着花园筑成一条跑马道，即老花园跑马场。外滩通往跑马场的小道被称为派克弄（Park 1ane），又叫花园弄（Garden 1ane）。
跑马场开张后，商贩逐利，也争相趋至，地皮价格上涨，跑马总会便卖出第一跑马场。于咸丰五年（1855年）在今西藏中路以东湖北路以西建成第二跑马场，时称新花园。由此这一带也繁华起来。清同治元年（1862年），跑马总会将新花园的土地分块高价出售，次年建成跑马厅，其位置在今人民广场、体育宫、上海图书馆和人民公园处。同年，扩建后的花园路成为租界交通主干道，人们称为大马路或英大马路。在今西藏中路以西至静安寺辟筑一条长二英里的跑马路，名涌泉路，又叫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治四年，将大马路命名为南京路。
清光绪元年（1875年），该路拓宽，商市日盛，行人摩肩接踵，掌握南京路地产的洋商沙逊和哈同，耗资60万两白银，在南京路铺设从印度进口400万块铁藜木，涂上一层柏油，成为远东最漂亮的道路。地价也随之而升值。迨至民国34年（1945年），上海市政府以西藏中路为界，东段命名为南京东路，西段命名为南京西路。区境内的南京东路和南京西路一段，（从外滩到成都北路，下同），全长2528米。
南京路随着跑马场设置，道路拓展，商业活动也逐渐由东向西推进。开埠之初，商业活动集中在界路以东。自花园跑马场成为租界游乐中心后，资本达1万两，规模最大的增泰洋布店开业，同时期还开设恒兴洋布店，老德记药房，和一些专营高档日用品的洋行门市部及西式酒店餐馆。至同治元年，南京路已有公道、公平等14家洋行，科发等药房3家，洋布呢羽庄9家。19世纪70年代，外国消费品大量涌进上海，洋杂货店日益增多，南京路商业进入兴盛时期。有《沪江商业市景词》为证：“满街装饰让银楼，其次绸庄与疋头，更有东西洋广货，奇珍异产宝光流。”光绪六年（1880年）左右，洋广杂货店大户恒昌甡，兴昌祥等开始经营批发业务。至光绪三十二年，南京路有洋广杂货、洋布绸缎、衣庄、银楼、茶食等30余个行业的商店184家。民国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国民族工商业因帝国主义忙于大战而得到较大发展。随着南京路日趋繁荣，老城厢里的大纶、老九章、老九和等绸缎局，以及费文元银楼等陆续搬到南京路。在30年代初，境外的新雅粤菜馆、建华瓷器商店、培罗蒙西服店、吴良材眼镜店、大昌祥绸市店等商号竞相在南京路择地造房开业。据统计，民国27年南京路商号有277户。民国36年，南京路有门面记载商号达340户，商业进一步得到发展。
南京西路
南京西路被称为“中华商业第一街”的西半部，跨黄浦、静安区。静安区路段东起成都北路，西迄延安西路，全长2933米，穿越静安寺闹市地区，横贯全境。沿街汇集众多的名特商店，集全区商业之精华。1992年日均人流量88.7万人次，商业年销售额占全区总量的一半，平均每平方米营业面积一年实现利税5857元，被人们称为静安区的“黄金线”。
清同治元年(1862年)，英租界当局越界修筑涌泉路(英文路名Bubbling Well Road)，亦称静安寺路。清光绪七年(1881年)，静安寺修复，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附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俱来寺前设摊列肆，出售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农具和家用杂物等，形成早期庙会集市(庙会终于1963年，历时83年)。光绪二十五年，静安寺路划入公共租界，沿路两侧德义大楼、沧洲别墅等近代建筑相继落成，商店逐渐出现。光绪三十四年，英商开辟有轨电车线路从静安寺至外滩载客运行，交通畅便。民国元年(1912年)前后，民宅里弄敬义坊、西庙弄、慈厚里、老街等陆续建成，人口日众，店铺日增。民国6年，中国第一家时装商店——鸿翔公司诞生。其时境内静安寺路商店逾百家，渐成商市。
二三十年代，静安寺路商业街已相当繁荣。民国10年，静安寺路往西拓筑至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商肆随之向西推进，海格路(今华山路)、静安寺路交叉十字路口开设得利车行、正章洗染店等。民国21年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到静安寺路开店设行的有亨生西服店、南京理发店、开开百货店、绿杨邨酒家、华懋药房、屈臣氏药房和中国、交通、四明、中南、上海、新华、金城诸银行营业部。继夏令配克影戏院之后，平安大戏院和百乐门、新仙林、大都会、维也纳、喜临门、夜总会舞厅等娱乐场所纷纷开业。八一三事变，侵华日军进攻上海，大批商贾和难民为避战祸拥入沦为“孤岛”的租界，迁入静安寺路开店的有雷允上、徐重道、九和堂中药店，公成、泰昌食品店，梅龙镇酒家等，商业继续发展。全街(包括静安寺地区)拥有商店475家。其东端，是灯红酒绿的“夜上海”的组成部分；其西端，以静安寺为中心，东自赫德路(今常德路)，西至迪化北路(今乌鲁木齐北路)，南临海格路善钟路(今常熟路)口，北抵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方圆0.42平方公里范围内开设杨庆和、方九霞、新天宝、方聚九银楼、国光首饰店和西区老大房、新元泰水果店、鸿云斋熟食店、正丰火腿号等商店近百家，形成沪西闹市。专业特色店逐渐增多，出现“店多成市”、“以街聚市”商业现象，戈登路(今江宁路)至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一段，先后开出12家皮货店；同孚路(今石门一路)至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一段集中10家西菜馆；哈同路(今铜仁路)至赫德路一段，聚集11家木器店，大华路(今南汇路)口、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口、愚园路口分别开设大华、南海、静安、百乐4大综合性商场，集聚着数十户店(摊)，以经营百货、棉布后多。至此，静安寺路成为旧上海“十里洋场”的西半部。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对工商企业通过物资统制的办法进行掠夺，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进行盘剥，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锐减，食米、棉布实行配给，香烟、火柴、肥皂、煤球等实行限量供应，商业顿时萎缩，导致静安寺路商店经营惨淡，歇业骤增。日伪当局限制水、电用量，全街霓虹灯、广告灯、橱窗灯受节制，上海又屡受美机空袭，实行灯火管制，夜间一片漆黑，“夜上海”的繁华景象消失。静安寺一带还成为藏污纳垢之处，吸毒、嫖妓、赌博等场所达20余家。抗日战争胜利，静安寺路更名为南京西路。尔后，美国剩余物资大量倾销，充斥于市，商店、地摊遍盖洋货，百货业几成“玻璃世界”(即塑料包、塑料鞋、尼龙袜等)，五金业经营的量具、刃具、工具被英美货“一统天下”，西药由美国货主宰市场，投机商和奢侈品行业十分活跃，南京西路一度出现畸形繁荣。服装、呢绒、西药等行业则有所发展，开出一批新的商店，如高美时装店、第五街皮鞋店、富丽绸布店、源源药房、维多利亚酒家、万象照相馆等。民国36年7月，国民政府发动全面内战，上海经济急剧恶化，商品奇缺，物价狂涨，当局滥发金圆券，市场上出现空前的抢购风潮，南京西路商店的商品被抢购一空，不少商号濒临绝境，倒闭停业。到上海解放前夕，全街商店约减少30％
1950年和1952年进行2次商业整顿和调整。境内创立第一家国营上海市花纱布公司南京西路门市部；淘汰一批当时被政府明令禁止经营的迷信品、跳舞厅等行业；取缔所有的妓院、烟馆、赌场。1952年底，南京西路商店有 321 家，其中服装、百货、纺织品、烟糖、饮食5大行业225家，占70％。随着社会时尚转变，经营呢绒毛料服装的西服店，改营人民装、列宁装、中山装，棉布店经售龙头细布、蓝卡其等，其他行业均转向经营中低档商品。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商业进行改组调整，撤店并店，网点数量由多变少，有的商店规模则由小变大。如1958年新开的静安区第六粮油商店拥有 8 开间门面，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粮油零售店；鸿翔时装公司门面从3开间扩大到9开间等。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商品供应严重不足，南京西路商店同样实行部分商品凭证、凭券、定量供应。同时，高价糖果、糕点、菜肴以及名酒、自行车、手表上市敞开销售。著名传统产品如西区老大房白元蛋糕、奶油球糖，梅龙镇香酥鸭、松鼠黄鱼，凯司令奶油蛋糕等得以恢复上市
1962年，举行第八十二届静安寺庙会，全市饮食、糕点业之精华汇集于此，78户推出各帮特色品种。3天庙会客流量174万人次，食品销售额高达43万元，生意红火，盛极一时。
1965年，南京西路商店有173家，行业门类比较齐全，名特商店比较集中。
“文化大革命”期间，南京西路商业遭受严重破坏，历史悠久，富有经营特色的商店更是首当其冲。1966年8月23日，南京西路上80％左右的商店招牌被指为“封、资、修”而遭砸。南京理发店1块价值3800元的直式立体霓虹灯招牌，顷刻间粉身碎骨；梅龙镇酒家的40桌银器餐具，龙凤图案的盆碗，被敲得稀烂；蓝棠皮鞋店的鞋楦统被销毁。五光十色的橱窗全被标语、大字报覆盖。必要的规章制度被视为“管、卡、压”而废除；优良的服务方式被诬为“会出修正主义”而挨批判，商业经营特色顿失，服务质量骤降，网点大批撤并，市场供应紧张。
粉碎江青集团后，南京西路商店着手清理整顿129块招牌，逐步恢复“老商号”和名特商店的店名；恢复发扬805种特色商品，重新开设一些传统的经营服务项目。1979年，南京西路商业网点存有155个，其中专业特色店41家，仍不失为上海5个市级商业中心之一。
淮海路
20世纪初，区境东北部辟为法租界，租界当局辟建西江路（今淮海中路），沿路又辟建支路。房产商则沿路购地起造新屋。不久受法大马路（今金陵路）和英大马路（今南京路）商业的影响，八仙桥地区逐步形成近代商业，并沿宝昌路（今淮海中路）由东向西发展。清末民国初，八仙桥宝昌路段，已有泰昌洋服号、恒来和记绸市庄、永亮药号、华新理发店、大东食品店、乾泰兴茶号等有一定规模的商号。20年代前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沿街房屋和店铺增多，专营商店逐渐出现。民国7年（1918年），日商在外国坟山（今淮海公园）东首开设专营皮鞋的高岗洋行。民国13年，国人开设文安皮鞋店。葛罗路（今嵩山路）一带，设有兴康祥、星星、国民、上海、兴丰、德昌、汇利、天天、钧益、郑顺昌等10家西服号。商业街已具雏型。
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霞飞路两侧已嵯峨耸立着公寓、大楼、新旧各式里弄房屋，形成庞杂的居民住宅区。流亡上海的俄国侨民把谋生活动中心移向霞飞路，短短的几年中，开设60余家商店，其中，女帽头饰业、女服童装制作业、西式食品业和新式布匹百货业等，声名日上。欧罗巴皮鞋公司、哥利郭里夫公司、特卡琴科糖果点心店、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餐厅等，都是享誉沪上的名店。所设的商店，大多汇集于霞飞路马斯南路（今思南路）至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段。该路段，各国侨民和中上层华人居住较多。俄侨商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他国侨民和华商资金的投入。其间，他国侨民在霞飞路开设有蕾纳生斯餐厅（希腊）、宝德食品公司（英）、金文公司（朝）、安利牛肉庄（德）、拔佳皮鞋公司（捷）、罗威饭店（意）、老大昌洋行（希腊）、老大昌西式点心房（法、俄）、法国大药房（法）、林盛商行（朝）等数十家。20年代后期，早年闯关东于哈尔滨等地设店的山东籍商人，大批迁沪，在霞飞路开设的百货店就有8家。30年代初，设有华资皮鞋店7家、时装店2家、西餐店2家、西服店24家等。中、外资商业经营品种与布局各异，适应着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要，形成霞飞路东、中、西三段不同的商业风格。东段，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至白来尼蒙马浪路（今马当路），开设西服店较多，经营中、低档西服，不少店还设有买卖旧西服和以旧换新业务；中段，马浪路至马斯南路，以经营时装、珠宝为特色；西段，由马斯南路至亚尔培路，外侨商店居多，经营高档服装、鞋帽、金银首饰、百货等，尤以西餐、西点、咖啡、酒吧而著称于沪上。那时，霞飞路上绿树成荫，店铺栉比，店面小而多，商品精而特，购物环境轻松悠闲，成为与南京路不同经营风格的上海第二条商业街。
抗日战争爆发后，难民涌入租界，大批受战争影响的商店也迁入租界。镜华照相馆、万金记旧货店（今新光光学仪器商店）、西门子钟表店（今上海钟表商店）、元昌参店、天昌首饰店、野荸荠仁记茶食店等从南市、虹口等地迁设霞飞路；虹口一带的西服店纷纷迁至霞飞路。南京路上一些大店，如亨得利钟表行等，也到霞飞路设分行。一时形成按行业相对聚集于某一路段的特点，如西服业集中于吕班路以东路段，有30余家；照相业集中于白尔部路（今重庆中路）段，有蝶来、镜华、青鸟、百乐门、百乐、万氏6家；皮鞋业在马斯南路以西段，有12家；时装业于吕班路以西段，有金昌、大通、巴黎、国泰、新都、鸿霓等数十家；绸缎棉布业于华龙路（今雁荡路）段，有金龙、金都、云裳、万方、华龙等5家；百货业有49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美、英等侨民经营的商店被迫转让或停业，西段商业骤减。不久，服饰、珠宝、时装、绸布等行业复苏，西段新开张的商店有20多家，大多为时装服饰店。民国34年，有单位385家，其中商业281家，饮食服务业49家，工场作坊21家，金融业21家，其他13家。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等外国商品充斥市场，百货店、绸布店、时装店、珠宝店及咖啡馆不断开设。民国37年，有528家商店、机构，其中商业419家，饮食服务业62家。商业户中，西服店70家、时装店27家、百货店55家、寄售店51家、鞋帽店41家、钟表眼镜店17家，西药店14家、金银珠宝首饰店11家等，仍保持东、中、西三段经营格局。规模大多为一店一门面，两个门面以上的商店仅29家，其中四个门面的1家，三个门面4家，还有不少是几家商店合租一个门面。规模虽小，却以经营品种精、特和前店后工场现做现卖、定做特制而占有市场。如金龙绸布店，自行设计绸缎花样，指定工厂定织、定染、定印，以花色品种多、风格独特而著称；美一公司，经营花色女鞋、绣花软底鞋，“美莲鞋”风行沪上；东方眼镜公司，以配深度近视、深度散光等特殊规格眼镜而闻名；盛炳记百货店，以销售进口高档化妆品为特色；徐重道国药号，于沪上首家推出代客煎药送药而倍受欢迎；中一西服店以流水操作生产西服，首创销售现成西服；沪江理发店，以美发“三不走样”（削剪不走样、梳理不走样、发式造型不走样）而著名于市；正章洗染店，以“干洗大王”而盛名；还有俄式西菜、法式西菜、西点蛋糕等。
上海解放前后，一批外侨卷资而去，所开商店或停业或成空壳。如捷商拔佳皮鞋公司，即由职工自推代表负责经营。部分商店老板不明中共的政策而抽资歇业。有一些行业，如金银首饰店，因政策不许可而歇业。还有一些行业，如西菜业，由于消费对象的变化而营业额日下，不得不歇业。另一方面，新的商店又在不断开业。解放初期，有620家，其中西服业85家，百货业77家，鞋帽业55家，时装业48家，纺织品业46家，寄售业25家，钟表眼镜业22家，糖果食品业25家，饮食服务业64家等。经营结构和规模结构尚无大的变动。由于规模小，又多盲目开设，同业竞争激烈。如东段西服店有83家之多，雁荡路上紧连着中原、好乐也、孔雀等5家理发店。网点布局的不合理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一度造成经营的清淡。不久，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打击不法商人及违法活动，扶持守法工商业。1953年，商业经营活跃，市场趋向繁荣。同时，国家有计划地建立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商业体系，改变商业的社会结构。1951年，建立国营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第二门市部（今市百二店）和卢湾区消费合作社第一门市部（1954年转为上海市糖业糕点公司直属店，今为长春食品商店）。1954年，把原五星百货有限公司、恒丰布店、小恒丰布店改造为国营上海市贸易信托公司旧货商店、八仙桥棉市店、第四棉布批发商店。1956年，合并连片的13家私营企业，改造成国营上海市妇女用品商店，为国内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妇女用品专业商店。国营商店大多为大中型企业，成为淮海路上的商业龙头企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商业网点进行较大规模的改造调整，通过扩（扩大）、并（合并）、撤（重复的网点撤除）、迁（迁移）筹，使网点布局、经营结构趋向合理。1956年，马当路至陕西南路段的商业网点，由268家调整为205家，其中扩充24家，合并33家，撒网37家，新增10家，迁设14家，外迁5家，营业门面由280间半扩为289间。马当路至西藏南路段，调整改造更大。1952年，该段尚有商店319家，1959年调整为45家，龙门路以东段仅有3家。1960年，有250家，其中时装21家、西服14家、百货20家、鞋帽17家、珠宝首饰8家、钟表眼镜7家、饮食服务业32家等。商店经营规模有所扩大，网点分布合理，便于消费者购物，也保留和发展一些商店的经营特色。如高桥食品店的松饼、薄脆，哈尔滨食品厂的蛋糕、糖果，沧浪亭点心店的苏式糕点、面点，老大昌食品店的西式点心，面料考究、制作精致的服装加工等前店后工场、自产自销的经营特色；西莱业保留俄、法式，发展欧美式，形成复兴饭店杨宝杰为代表的杨派俄式西菜、红房子西茶馆俞永利为代表的法式西菜和邱锦昌为代表的欧美式西菜；奇美皮鞋店以镶、嵌、串、滚等特色工艺和狭、扁、翘的楦型，生产女式优质皮鞋，被消费者赞之为“奇得别致，美得可爱”。形成行业门类全，名店特色多，品种花式新，制作工艺精和中高档商品多的特点。 中山东一路
黄浦滩，位于上海老城厢以北，属旧城厢以外，故有外黄浦滩之称，简称外滩，亦称黄浦滩。其实临江一面均称 “ 外 ” ，诸如苏州河上的桥临江一面的称外白渡桥，洋泾浜上临江一面的桥也加上 “ 外 ” 叫外洋泾桥。上海开埠前，黄浦滩一带人烟烯少，浜河纵横，是芦苇丛生的荒滩。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殖民者对 “ 利于贸易运输，有发展余地 ” 的黄浦滩十分垂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辟为通商口岸。英方即擅自规定吴淞江（苏州河）口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的1168米黄浦江面为洋船停泊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领事巴富尔经同上海道台宫慕久商定《上海土地章程》公布，议定黄浦江以西，洋泾浜以北，李家场（厂、店）今北京东路以南地区为英人居留地，“ 租给英商建屋居住 ”。次年议定以界路（今河南中路）为西界，占地830亩，租界开始形成，此后租界不断扩张。
居留地划定后，外国商人接踵而来，建房开设洋行。道光二十四年到咸丰七年（1844~1857）年间，有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业务的怡和、旗昌、宝顺、仁记、义记等44家洋行，同治三年（1864年）外滩一带有洋行61家，光绪元年（1875年）增加至157家。商业开始兴旺，沪、江、浙、皖等地富商富绅携资而来，大批劳力涌入租界，各行各业商号增多，近代商业开始兴起。酒楼、旅馆、菜馆等各类服务业、娱乐业应运而生。19世纪60年代，在外滩附近支路和里弄内开设的 “ 申庄 ” 和 “ 办庄 ” 多达1000多家。
为改善外滩贸易环境，应洋人要求，清政府把海关搬进外滩称 “ 江海北关 ” 或 “ 洋关 ”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建筑黄浦滩路，咸丰六年（1856年）在外滩洋泾浜处（今延安东路口）建造外洋泾桥，在外滩北端吴淞江建威尔斯桥。同治四年（1865年）外滩装上煤气路灯，洋行也用煤气灯照明。同治七年（1868年）工部局在外滩摆渡桥南堍建造公家花园（今黄浦公园），并在门口竖立牌示（园规），禁止华人入内。同治十年（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外滩花园弄设国内最早的电报公司。光绪八年（1882年）英商上海电气（光）公司开始发电，外滩首先用弧光灯替代煤气灯。次年在外滩正丰街（广东路）至十六铺架设上海第一条公用电话线，两端设电话亭，用简易传声器通话。英商自来水公司在江西路香港路处建成一座水塔，并开始向租界供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英商上海电车公司首辟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1914年辟第一条无线电车线路，1924年辟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20世纪初开始，外滩一带商行、银行陆续翻造新大楼，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建成华胜大楼、招商局大楼，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建成汇中饭店。20年代建成有汇丰银行大楼、江海关大楼、沙逊大厦等。至1937年中国银行大楼建成，形成了今日外滩建筑群格局。
开埠后，首先在外滩出现的是外商洋行，从事进出口贸易。商贸发展需要融通资金，货物运输，由此银行、保险公司、轮船公司等，相继在外滩开设。短短一公里左右的黄浦滩就集中数十家洋行和外资银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租界商业又获新的发展契机，投资剧增，地价上涨，商业开始向公司型、高档化、国际化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从外滩到南京路一带商业中心地位。至20世纪20年代，外滩银行林立，被称为 “ 东方华尔街 ”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外滩逐渐成为上海及全国金融业、进出口贸易业最集中之地.至1937年6月，外滩一带有中外资银行和钱庄达167家(不包括分支机构).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外滩地区有金融机构476家，其中银行146家，信托公司13家，钱庄80家，外资保险公司63家，华资保险公司174家。
上海解放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在计划经济集中管理体制下，企业、单位数量大大减少，外滩大部分金融楼宇改作他用。
人民大道
上海市最中心的地域——人民广场，在解放前是众所周知的“跑马厅”，这块地方连同周边地区，面积不过1平方公里左右，她的百年沧桑却凝聚着上海这一国际化城市一步步起伏变化的脚印。今广场地域是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成陆至今已有2000年历史，但这一地域发生历史性变迁还只有100多个春秋。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前，这里是上海县城西北部的一片水网地带。人口稀少，一个村落仅数十人而已。村民世世代代以捕鱼种植为业，房舍以茅屋居多。今广场地域，三国时，属东吴属地，又称“沪渎”，是沿海渔村。《上海县志》卷首《乡保区图》所载高昌乡二十五保即今人民广场地域。
上海开埠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英租界第一次扩张时，今广场东部的现西藏中路为其西界。英租界当局为防太平军从西面进攻租界，沿西北开挖河道，作为防御界线，至同治二年（1862年）全线凿通，因浜边筑过泥城，居民称之为泥城浜。清庭在泥城浜西边（今人民广场东部）设有围攻县城小刀会起义军的北营清军兵营及其他军事设施。咸丰四年三月和六月（1854年4月3日），巡逻清军与英国商人发生冲突，英国领事阿礼国率大队海军陆战队赶到，美侨上海地方义勇队也来增援。这场战斗以清军败北告终，清军死300余人，英美军仅死4人，史称“泥城之战”。战后，清政府被迫屈服，由上海道台亲赴英领事馆道歉，北营清军也无奈移往他处。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东征上海，江南一带和县城内陆主官僚，纷纷逃入租界，地价飞涨。“跑马总会”将原在今江西路南京路的第一跑马场80亩地高价抛出，以低价强行购买湖北路一带的1跑马厅70亩地。于咸丰三年（1853年）辟建第二跑马场。到咸丰十年（1860年），那里地价又飞涨，英人以高于原价10倍多的价格再度出卖，获 49425 两银子。同治二年（1863年），“跑马总会”在英领事馆的支持下，向上海道台提出征用泥城浜以西地段开设第三跑马场。迫于压力，上海道台不得不出告示，允许其购买农田。于是一名跑马总会理事，骑马转了一大圈，所经之处，竖起木桩加以围圈，其计460亩，以每亩30两极低价强行购下，建造了第三跑马场，即今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一带地块。谁也不会想到，发生在15~16世纪的英国原始资本积累手段“圈地运动”，在300多年后，竟在东方的上海再现。
当时，村民竭力反抗，但斗不过洋人与清政府联合的高压。后来仍有120户业主坚不愿迁。跑马总会与英领事勾结起来，施展各种计谋，软硬兼施，驱使迁出。最后，只剩少数人坚持不迁坟，直到上海解放前，跑马厅内还留下一座许家的石牌坊。许家后裔坚决不肯出卖祖坟，这场抗争，持续了30余年，坚持到底的，虽然只有少数人，但斗争牵动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上海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最突出的事例之一。
同治二年（1863年），建成的第三跑马场，后来又叫跑马厅。开始时，场内设备简单，赛马只限春秋两季，每期连赛 3 天。跑马厅与其他洋人开设的公园一样，规定“华人不得入内”。对此，上海人民十分愤怒，斗争不绝。跑马总会也感到进场人少，难以掠夺更多财富，终于在上海人民抗争压力下，于宣统元年（1909年），被迫改变“华人不得入内”的规定，公开出售门票和赌马票。这时，赛马场次已经增多，赛马赌博跑马厅赛马时情况的种类也增多，有香槟赛、金樽赛、大皮赛、新马赛、马夫赛、余兴赛、拍卖赛等，正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以此来诱骗想“发财”的赌客。每次赛马赌博，99%的人只输不赢，很多人被赛马骗局弄得走投无路，不少人走上犯罪或自杀之路。当时上海流传着：“香槟票，到处有，吸尽了中国人的血，装满了跑马厅老板的腰包。”跑马总会光绪十五年（1889年）前后，每年收入只有2万多两银子，到1920年，年收入增为400多万元。从1920年到1939年收入总数达1.5亿元。跑马厅成为远东规模最大的赌窟。
广场地域是一片平地，无险可据，原本不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它地处上海最重要的核心部位，在旧中国历史上凡统治这块土地的当局，不论是华人还是洋人，必扎重兵据守操练，作为镇压起义者、造反者的基地。当咸丰二年（1852年）北营清军被迫重返江南大营后，这里又成为镇压太平军和小刀会起义军的“洋枪队”和公共租界的“万国商团”等武装力量盘踞、训练之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跑马厅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兵营和操练的场地。抗日战争胜利后，跑马厅又成为美军军营和美国剩余物资的仓库。国民党军队虽然没有进驻跑马厅，但在这里周边地区却驻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属稽查分队和宪兵队等部队。百年来，统治这块地域的当局几经变更，但他们都在广场地域进驻武装力量，使之成为市中心的兵营。
1947年1月，上海市首届参议会开幕，在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部分新当选的参议员，为了反映民意，相互串连，酝酿收回跑马厅。首次大会上，终于由市参议会秘书长代表一批参议员提出：“收回跑马厅建议”，称：“该厅原为西人仰仗特殊势力，圈地强买，仅仅化了12500两银子，便收买了400亩农地，无辜农民，被迫出走。”有的参议员在提案中提到“跑马厅地皮来历不正，是上海市民受帝国主义蹂躏的一贯痕迹。”市参议会闭幕后，上海市民纷纷写信、打电话给报社和有关当局表示支持，一时成为社会热点。不久，全国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剧烈变化，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收回跑马厅在那年虽未实现，却使上海广大市民重新勾起了回忆，激发起人民的爱国情绪。仅仅过了两年，随着上海的解放，跑马厅终于回到上海人民的怀抱。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宣告了上海的新生。1951年8月27日，市军管委会下令收回跑马厅。过了10天，1951年9月7日，上海人民在原跑马厅旧址隆重举行人民广场辟建典礼。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在会上讲话中指出：“这块过去被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土地乃是帝国主义罪恶的渊薮，乃是一个最脏的藏污纳垢的地方，对上海人民极其有害。现在它已收归为人民所有了。我们就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将这一地方变成对上海人民有益有用的地方，……将这一广场修建成广大上海人民活动与娱乐的场所，建设成为上海人民的乐园！”同日，宣布广场北部辟建为人民公人民公园园。1952年10月1日，公园对外开放。上海市市长陈毅题写“人民公园”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公园有三个景区：东区垒有人工山丘，巅间筑有双层八柱园亭，供游人登高浏览景色。紧靠西藏中路一侧，一度建为动物园。中部以大道为轴，地域空旷，绿草成茵。南端有立体花坛、茶室、露天剧场、游泳池、溜冰场等。西区，人工山丘脚下荷花竞放，一侧水池，鱼儿戏水游弋，另一侧八檐角厅畔，人工瀑布飞溅。园中长达1265米玉带似的小河，架有小桥10座，溪水潺潺，小舟在水中荡漾。精巧的园林布局，诱人的自然景色，使公园游客年达 1200 万余人次，日均近4万人次。
人民大道位于人民广场与人民公园之间，可谓广场与公园的“分界线”，实际上是广场组成部分。初辟于1950年6月，为煤屑路面。1954年进行改建，1955年1月通车。1973年进一步作了改建，成为上海市中心东西向主要干道之一。
人民广场为原跑马厅南部辟建而成，东起西藏中路，西至黄陂北路，南沿武胜路，北连人民公园，占地约9.3万平方米，近似半圆形。1951年9月7日辟建典礼上被命名为“人民广场”。 初建时，人民广场布局是根据举行集会、游行等活动的需要而设计的。北部正中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原主楼为六层，两翼辅楼为各三层，坐北朝南。主楼前为检阅台，高10.59米，辅楼两侧设6个观礼台，可容纳800余人观礼。检阅台、观礼台前就是平坦宽广的人民大道，整个广场可容纳10万人集会，周围有6个进出口。广场西北隅有原上海图书馆、市体育宫，东北一侧沿西藏中路南京路置有劳模、先进人物、科普、体育画廊，周边有繁华的南京路、西藏路、延安东路以及市百一店、国际饭店、大世界、天蟾舞台、市工人文化宫等一片著名的商业、文化企事业单位，是市中心最繁华地区之一。20世纪50~70年代，人民广场作为上海市政治、社会活动大舞台，留下了生动的历史画卷……
1949年10月2日，在人民广场的前身原跑马厅旧址举行了上海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庆祝开国盛会。那天申城大雨如注，预定1万人参加，却来了4万余人，许多市民自愿在广场上栉风沐雨，敲锣打鼓，热情异常高昂。1952年10月1日，全市以人民广场为中心，举行了100万人盛大国庆游行。人民广场集会上，人们高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巨幅画像，高举马、恩、列、斯画像，热烈地行进在游行队伍中。游行者高举的大幅宣传画，列举了建国后3年来，上海钢产量增长11倍，电机产量增加10倍……1959年10月1日，国庆10周年之际，以人民广场为中心，全市60万人举行隆重、盛大节日游行，由2000人组成仪仗队，扛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开道横幅和金碧辉煌的巨大国徽，举着600面国旗。人们以巨大的生产、建设的喜报、捷报、图表模型、实物，无数的鲜花、彩带、气球，无穷的欢笑、歌唱、舞蹈展示在游行队伍之中，表达人们喜悦心情，欢庆新中国和新上海十年的伟大成就。1964年，在全国取得国民经济调整初步胜利，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的形势下，上海人民迎来了新中国15年大庆。人民广场又一次举行盛大集会，入夜，广场又一次成为欢乐的海洋。
当历史步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长达10年的特殊时期，人民广场同样留下难以回避的极不正常的印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9月19日，人民广场成为白色的海洋，十余万上海人民胸佩白花，沉浸在撕心的悲痛中。
进入20世纪80年代，人民大道、人民广场逐渐不再举行群众性游行、集会等活动，而新功能尚未定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拂大地。进入90年代后，上海发展迅速，新姿迭出，作为市中心人民广场改建工程，逐渐提上市政府重要议事日程。早在1987年，上海市规划设计院便对人民广场制定了综合改造规划。1990年，市规划设计院再次编制《人民广场公园地区规划》。根据市领导提出的“大手笔、高起点、灯光亮、绿化好”的要求，经过反复比较、研究和讨论，对如何改建广场逐步取得了共识：人民广场绿化要多，改建工程要适应 21 世纪“人类与自然共存”和“建设生态城市”的时代要求，要改变原来以硬地为主的政治集会广场为以绿化为主的现代化园林广场，绿化面积将由原来的20%增加到70% ，广场绿化改造完成后，将和人民公园一起，构成上海市中心的两叶绿肺。
1992年9月14日，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工程正式破土动工；1993年底，人民广场绿化改造工程全面启动，并被市政府列为 1994 年上海市第2号重点工程。1994年9月21日，黄菊市长亲手按下人民广场音乐喷泉的启动电钮，宣告了人民广场绿化改建工程正式完成。综合改造工程只有2年，绿化改造工程仅仅9个多月，这真是惊人的“上海速度”，恍如“一夜东风花满枝”。
巨变了的绿梦成真的新广场，有一条中轴线，南起武胜路，穿过1996年建成开放的上海博物馆的中心，再穿过浦江之光中心广场、人民大道、人民大厦，一直到人民公园、南京路，把整个人民广场地区连成一个以人民大厦为中心的有机整体，各景点在中轴线两侧较为对称地一一展开，形成了一道整齐壮观的风景线。整个布局既体现庄严、大方，又能容纳较多的游人。在广场中设置3条9米宽的彩色大道，把广场分成6大块，博物馆占1块，绿化占5块，绿地中另辟3米宽的花岗石小径，设置花坛、半圆型的休息环椅等设施，形成半幽密性园林空间，供游人游览、休息，使广场增添观光、休闲功能。
1995年建成的人民大厦，矗立在广场中心。正南面的古鼎式建筑上海博物馆与之遥相呼应。广场西面是 1998 年落成的通体晶莹透明的大剧院。广场东面是结构新颖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四幢标志性建筑，围抱着开阔、明朗以草坪、花丛、灌木为主的园林空间，充分突出了广场辽阔、开放的文化品味。
博物馆东侧建有亚洲目前最大的超高压、大容量、城市型22万伏地下变电站。博物馆西侧为5万平方米的地下建筑，分上下二层。上层为迪美购物中心，下层为停车场。在人民大道南侧地下，是规划整齐的香港名店街。改造后的人民广场，有57%的体建筑项目建于地下。
宏伟蓝图梦成真，无论是丽日煦风还是华灯初上，人民广场始终是一派大家风范，却又不失谦和地容纳着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广场西部还放养了约3000羽和平鸽，更吸引了熙来攘往的游客，每一天都象过节一样繁华热闹。人民广场正以全新的行政、文化、生态、交通、商业等功能和庄严、开阔、明快的形态，成为上海文明的象征。
人民广场刻有曲折的昨天，人民广场拥有美好的今天，人民广场也必将展示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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