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李斯，大家可能都知道他是一名政治家，却不知道他也是一名杰出的书法家。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根据《太平广记》引《蒙恬笔经》记载，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所整理。
李斯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年轻时，起初在乡村做管理文书的小官，后来，随荀卿学习，当任廷尉。在秦始皇统治期间，李斯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才能，被任命为丞相。
秦统一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一直殷望着有标准的字体来取代以前流行的异体字，于是便打听到李斯擅长书法，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
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
秦始皇逝世的前一年，他不畏钱江险涛，东下会稽（今绍兴），祭过大禹陵，登上天柱峰（后来教叫做秦望山），俯瞰东海涌潮后，命丞相李斯手书《会稽铭文》。李斯奉命连夜写毕后的隔日，他又采岭石鑴刻，然后立于会稽鹅鼻山山顶（后叫刻石山），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会稽刻石】。
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
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巡行天下，南登琅邪时所立，内容是歌颂秦德者，原石还存在山东诸城海神祠内，但始皇颂诗及从臣诸名已剥落，尚存二世从官名和诏书十三行。书体是典型的小篆，以曲绿为主，字体皆为长方，笔书粗细如一，显现雍容典雅之风格。
一般以为秦代诸刻石皆为李斯所撰，把他当做当代书法家兼文字学家。李斯，字通古，秦上蔡人，特善篆书，后世推他所做篆书为小篆之逸品。
《泰山刻石》的作者秦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可称得上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书法家。《泰山刻石》的书体是秦统一后的标准字体，小篆。其结构特点，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特征，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方整，并呈长方形，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匀停，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受。唐张怀瑾称颂李斯的小篆是：“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
峄山刻石：原石已被后来曹操登山时毁掉，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在西安碑林里，但与琅邪、泰山相较，仍不免有「优孟衣冠」之诮，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但秦代的遗本已然很少，即使如此亦不能轻易舍去不用，笔画略细而匀整，且多用圆笔，字体呈方形，表现圆浑流丽之风格，确与琅邪等异趣。
张芝：生年不详，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约公元192年），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字伯英，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桀，成为“今草”，张怀瓘《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三国魏书家韦诞称他为“草圣”。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对后世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影响颇深。
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历史上已传为佳话。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尤善章草，有「草圣」之誉，当时的人珍爱其墨甚至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评价相当高，尤以草书为最。
钟繇：三国魏河南长葛人，字元常，官至大傅，故世称钟大傅。陈思《书小史》称其善书，师曹喜、刘德升、蔡邕。
唐代张怀瓘《书断》称“其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
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传说钟繇在当时书家韦诞住所，见蔡邕真迹，苦求不得，心急槌胸，因而呕血。太祖曹操拿五灵丹救活了他。韦诞死后，钟繇密使人盗发其冢，终获蔡邕手迹，因而领悟到“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始得其笔法精髓。
钟繇向他儿子钟会讲书法时曾说，我精思学书30年，每逢和友人相谈，则画地广步探讨书法，被子因练字而被划破，每见大自然万物，则探索其形象而书之。可见其功力之深。钟繇的书法，与以后的王羲之并称“钟、王”，为后世所宗。
宣示表：钟繇小楷。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于自运”。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王导东渡时将此表缝入衣带携走，后来传给逸少，逸少又将之传给王修，王修便带着它入土为安，从此不见天日。现在传下来的是逸少的临摹本，字体端整古雅，结体略呈扁形，笔画已脱八分古意，全是真书笔法，是元常的杰作，也可以说是楷书之祖。
钟繇小楷。写于黄初二年(二二一)。其布局空灵，结体疏朗、宽博，体势横扁，尚有隶意。虽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结体法度均不如晋唐工整，但天趣盎然，妙不可言。由明代开始受到推重，乾隆更认为无上的法宝，但却是后人伪作的；字体确是高古扑拙，别具韵味。而颇受后世推祟的贺捷表也是伪作。
索靖（239一303年），西晋书法家。字幼安，敦煌（今甘肃人。张芝姐姐的孙子。官征西司马、尚书郎，封安乐亭侯，谥曰庄。工书法，尤擅章草，传张芝草法而变其形迹，骨势峭迈，富有笔力。前人评谓“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徐姿，张不及索。”靖亦自重其书，自名其字势力“银钩虿尾”。所书《出师表》很著名。著有《草书状》。善章草书，峻险坚劲，自名曰“银钩蛋尾”。时人云：精熟至极，素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素。著有《草书状》一篇。
月仪贴
陆士衡（261一303年），陆机的字，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工书、能章草，以才长见掩。其祖逊，父抗，皆三国吴名将。吴亡，家居勤学，作《文赋》，为古代重要文学理论著作。其书法《平复帖》，为后人师法。
平复贴
卫夫人，名铄，字茂漪，东晋人，传为王右军（王羲之）之师。家学渊源（北派之祖卫瓘姪女、卫桓从的妹妹），有名当代。《书法要录》说她得笔法于钟繇，熔钟、卫之法于一炉。所着《笔阵图》中云：「横」如千里之阵云、「点」似高山之墬石、「撇」如陆断犀象之角、「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奔雷、「努」如百钧弩发、「钩」如劲弩筋节。有《名姬帖》、《卫氏和南帖》传世。其字形已由钟繇的扁方变为长方形，几条清秀平和，娴雅婉丽，去隶已远，说明当时楷书已经成熟而普遍。《书评》称之为「如插花少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海浮霞。」
名姬帖
王羲之出身于一个书法世家的门庭他的伯父王翼，王导；堂兄弟王恬，王洽等都是当时的书法名手。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字，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
王羲之七岁那年，拜女书法家卫铄为师学习书法。王羲之临摹卫书一直到十二岁，虽已不错，但自己却总是觉得不满意。因常听老师讲历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使他对东汉「草圣」张芝的书法产生了钦羡之情，并决心以张芝的「临池」故事来激励自己。
为了练好书法，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跋山涉水四下钤拓历代碑刻，积累了大量的书法资料。他在书房内，院子里，大门边甚至厕所的外面，都摆着凳子，安放好笔，墨，纸，砚，每想到一个结构好的字，就马上写到纸上。他在练字时，又凝眉苦思，以至废寝忘食。
他认为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禳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说：「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吧！」王羲之求鹅心切，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这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
二十岁时，有个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导家去选女婿。当时，人们讲究门第等级，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和侄儿听说太尉家将要来提亲，纷纷乔装打扮，希望被选中。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躺在东边的竹榻上一手吃烧饼，一手笔划着衣服。来人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禀报给郗太尉。当他知道东榻上还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时，不禁拍手赞叹道：这正是我所要的女婿啊！于是郗鉴便把女儿郗浚嫁给了王羲之。这故事便成了「东床」和「令坦」两个典故。
在他身上出现的成语还不只这些，据说有一次，他把字写在木板上，拿给刻字的人照着雕刻，这人用刀削木板，却发现他的笔迹印到木板里面有三分之深。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
王羲之一生最好的书法，首推【兰亭集序】。那是他中年时候的作品。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得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褉]。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一位，到兰亭的河边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诗。
作完了诗，大家把诗蒐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序】，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时王羲之已醉了，他趁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这篇序文，就是后来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今人所见，皆为《兰亭序》临摹本。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苔惊蛇”，王羲之的书法是极美的。
右军的正书中，智永认为乐毅论最佳，后人多半认同。梁朝时就已有临摹本，是今日所见最早的摹本；唐朝年间又有不错的重摹本；快雪堂帖所刻的则流于妍媚无力了。宋代高绅曾获古刻石，一般以为是此帖的祖石，刻法精绝，碑文自「海」字之后残缺不全，世称「止海本」，石亡之后翻刻就没有令人惊叹的作品了。现今流传下来的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笔画瘦而行狭者，如快雪堂帖，另一种是笔画肥而行润者，例如宋拓的清仪阁本，浑古遒劲，堪称杰作。右军的正书，遒古平寓秀丽，足为后世典范。其他如黄庭经、东方画赞、曹蛾磈等也都是小楷之杰作。
《丧乱·二谢·得示帖》均为唐摹王羲之尺牍，行书。纸本。现藏日本帝室。帖上还引有朱文“延历敕定”三印，延历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可见此帖是唐代传入日本的。《丧乱·二谢·得示帖》笔法精妙，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
王羲之小楷。关于黄庭经，有一段传说：山阴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写经的报酬。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原文载于南朝《论书表》，文中叙说王羲之所书为《道》、《德》之经，后因传之再三，就变成了《黄庭经》了。
因此，《黄庭经》又俗称《换鹅帖》，无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现在留传的只是后世的摹刻本了。
《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代表作，内容是他所写的尺牍。因卷首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墨迹已佚，仅有摹刻本传世。
《十七帖》草书，前人评为“笔法古质浑然，有篆籀遗意”，也有人认为帖中字带有波挑的笔势，字字独立不相连属。这正表明他善于“兼撮众法，备成一家”，所以才能形成他独具风范的草书体势。
王羲之的行书有如行云流水，其中又以兰亭叙为最极品；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右军宦游山阴，与孙统承、谢安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聚会，修袚褉之礼。饮酒赋诗，由他以特选的鼠须笔和蚕茧纸，乘兴而书写了一篇序，记序盛会，共三百二十四字，其中二十个「之」字名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此帖下笔有如神助，有「遒媚劲健，绝代所无」之誉。
右军将之传给子孙，直至七代孙智永，遗付给辩才，后来被唐太宗「骗」入内廷，唐太宗对他的字着迷不已，曾命搨书人赵模等各搨数本赐给王、臣、真迹则陪他殉葬在昭陵了。武后时，韫桓掘发，真迹又复出，收入玄宗内府，且刻石置于学士院，称为「定武兰序」，经历宋、金而亡。但此本和今天流传下来的墨本各不相同，很难确定究竟原来是什么样子。
姨母帖
快雪时晴帖：王羲之书。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元赵孟俯曾称此帖为“天下第一法书”。《石渠宝笈》收晋人三帖，号称“三希”，此帖列于首位。其为人所重视，由此可见。
十二月帖
《孔侍中帖》和《频有哀祸》，王羲之行书，二帖连为一纸。纸本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与《丧乱·二谢·得示帖》同为唐代流入日本的王羲之名迹摹本。《频有哀祸·孔侍中帖》在活泼的行书笔意中带有凝重之感。在章法结体上又显示出欹侧取妍的艺术效果。
王大令，即王献之（344一386年），字子敬，三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
王羲之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七个儿子都擅长书法，其中，最小的儿子王献之最为突出。
王献之从小跟父亲学习书法，就立有大志，要像父亲那样勤学苦练，做一个大书法家。他每每见到古人的书法名迹，总要手不释卷，细心观看，待到把它的字体特征，笔画形态以及结构布局等方面有个通盘的考虑后，再动手下笔，临写数十百遍，直到心领神会为止。因而到了十四，五岁时，他的书法已写得别有意趣。
但是他学了一段时间后，就流露了怕苦怕累的情绪，奢望有一条通向书法成功的捷径。
有一天，王献之走进父亲的书房，便问王羲之，希望王羲之能告诉他写字的秘诀。王羲之听了，就领着王献之来到后院，指着十八口大缸对儿子说：「写字的秘诀就在这十八缸水里，你只要把这十八缸里的水写完了，自然就知道。」
王献之听了父亲的教导后，就再也不敢偷懒贪图捷径了，而是夜以继日，脚踏实地地练习。
王羲之为了想试试儿子的功力，就从背后出其不意地拔他的笔，竟没有拔动，于是叹息着说：「这孩子前途无量啊！」在王羲之的谆谆教诲之下，王献之真的写完了十八缸水，进一步改变了当时的古拙书风，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的书法兼精诸体，尤以行草擅名。他运笔英俊豪迈，饶有气势，在书法史上与其父王羲之齐名，并称「二王」。
他的著名书法作品《洛神赋》，传至宋代只存13行，有玉版刻本，世称《玉版十三行》。另外，《鸭头丸帖》、《中秋帖》、《东山帖》等作品，也都是书法艺术的瑰宝。
《洛神赋》是王献之的小楷作品，据说王献之好写洛神赋，写过不只一本。共计十三行，真迹已不复存在。今只传贾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称“碧玉十三行”。现藏首都博物馆。
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十三行）体势秀逸，笔致洒脱，清杨宾《铁函斋书号》认为“字之秀劲园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从《洛神赋》（十三行）中可看出，王献之的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完全成熟的楷书之作。
王献之行草书。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
“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王献之行草书。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
“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王献之行草书。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
“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王献之行草书。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
“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书，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询的《伯远帖》合称“三希”，现藏故宫博物院。《书断》中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中秋帖》书法纵逸豪放，应是王献之创造的新体。
《中秋帖》释文：
中秋不复不得相
还为即甚省如
何然胜人何庆
等大军
王珣（公元350-401年）晋代书家。字元琳，小字法护，琅琊临沂（今属山东省）人,和其父亲洽、祖父导三代皆以能书著名。官尚书令，卒赠车骑将军，谥献穆。家范世学，珣之草圣，亦有传焉。
王珣真迹《伯远帖》的年代仅次于《平复帖》，堪称无上至宝，其书体为成熟的行草，运笔自然，各字是分立的，古逸洒脱，确实是晋人特有的风神，堪与二王争辉，也是乾隆的三希之一。其纸墨精良，至今依然古色照人，更加珍贵。其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伯远帖》是王给亲友的一通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被列为“三希”之三。
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东晋王洵真迹。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伯远帖》是王给亲友的一通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被列为“三希”之三。
郑昭道（公元？—515年）北魏书家。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荥阳（今属河南省）人。官国子祭酒、光州刺史，后人秘书监，谥曰文恭。工书善正书，体势高逸，作大字尢佳。
郑道昭书《郑文公碑》这是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郑道昭为了纪念其父所刻。当时郑道昭是光州刺史，刚开始刻在天柱山巅，后来发现掖县南方云峰山的石质较佳，又再重刻。第一次刻的就称为上碑，字比较小，因为石质较差，字多模糊；第二次刻的便称为下碑，字稍大，且也精晰，共有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但并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后才受至重视。
郑文公碑的笔画有方也有圆，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
另外南方瘗鹤铭和此碑的风格相似，而且同是摩崖书，刻于江苏丹徒之焦山上，但可惜后来因为石崩碎裂，已无法再见全貌。
即《魏兖州刺史郑羲碑》，北魏摩崖刻石，宣武帝永平所年（公元511年）刻。书写者是郑羲的儿子郑道昭。书法多用圆笔，变化巧妙；结体宽博，气魄雄伟。清代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是“真文苑奇珍也”。
僧智永，本姓王，名法极，陈、隋间会稽人是隋朝时候的人，也是晋代书法大家王羲之的第七世孙。
他早年出家当和尚，后来云游到浙江省吴兴县善琏镇，就曾在永欣寺里住了整整三十年。在这里，智永深居简出，每天雄鸡报晓即起床，磨上一大盘墨，然后临摹王羲之的字帖，从未间断。
智永还在屋内备了数支容量为一石多的大簏子，练字时，笔头写秃了，就取下丢进簏子里。日子久了，破笔头竟积了十大簏。后来，智永便在永欣寺窗前的空地挖了一个深坑，把所有破笔头都埋在土里，砌成坟家，称之为──退笔冢。后人讲“退笔成冢”的典故就是从这儿来的。
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练习，智永的书法终于写得抵势飞扬，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成了我国著名的书法家。当时求他写字和题匾的人门庭若市，以致寺内的木门槛也被踏穿，不得不用铁皮把它裹起来。后来，这故事变成了一个典故，叫──铁门限。
他晚年就曾以当时的识字课《千文字》为内容，用真，草两体写了一千多本，从中挑选最满意的八百本，分送给浙东的各个寺院。直到如今，智永的《千文字》墨迹和刻本还被视为学习书法的范本。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他学钟繇《宣示表》，“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回向，沉著收束，所谓当其下笔欲透纸背者”。他所写的《千字文》清何绍基说：“笔笔从空中来，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我们细读他的墨迹《千字文》，看得出他用笔上藏头护尾，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韵律的意趣。董、何之说可谓精确、具体、恰当。
智永的《楷书千字文》用笔遒劲，结构端庄，笔画的起止提按痕迹十分清晰，富有虚实变化，与晋唐写经非常接近，便于初学。
今天所传的真草千字文、归田赋，还有阁帖所收的草书都是佳作。其中又以真草千字文最佳，且墨迹尚存，弥足珍贵。
当时永禅师见古法渐没，为了复兴书风，遂以右军为范本，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摹成八百本的真草千字文，赠与浙东诸寺，故名享当代，万古长存。其所摹之本有「天下法书第一」之誉。
流传下来的真草千字文墨迹只断烂了开首两行，其他都尚称完好；至于缺的部分，也已根据关中本补全。所谓关中本，是宋朝大观三年时薛嗣昌根据真迹入石而成，又称为「陜西本」，原石今日尚存西安碑林，据说「颇极精工，无复遗恨」，可说是善本，但感觉和墨迹相比就差一些了。其书锋藏意古，且法度严谨，一笔不茍，又略参行草，蕴含逸气，温润秀劲兼而有之。
其草书则各字分立，运笔精熟，飘逸之中犹存古意，真是得右军之精传，怪不得能受人称颂“智永得右军之肉”，于此可得印证。
我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刻碑的首创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温泉铭》便是行书入碑的代表作。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不仅将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而且身体力行地倡导书法，促使唐代书法成为我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他亲自为王羲之写传记，不惜重金搜购大王墨迹三千六百纸。
李世民“以书师虞世南”（《宣和书谱》），常与虞世南论书，并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这反映了唐太宗的书法观，亦是相当开放的。唐太宗书法师承魏晋，《书小史》称其“工隶书、飞白，得二王法，尤善临古帖，殆于逼真。”《晋祠铭》为其书法杰作，当时各国使节都将精拓本带回去，广泛宣传。
《温泉铭》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此碑立于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即唐太宗临死前一年。原石早佚，一九００年发现于敦煌石窟，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
《温泉铭》书风激跃跌宕，字势多奇拗。俞复在贴后跋云：“伯施（虞世南）、信本（欧阳询）、登善（褚遂良）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对其评价极高。此碑书法不同于初唐四家的平稳和顺，而有王献之的欹侧奔放。有人认为太宗书法在大王和小王之间，但从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于王献之。
《晋祠铭》全称《晋祠之铭并序》，唐太宗撰文并书。碑高195厘米，宽120厘米。碑额高106厘米，上刻“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飞白书九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八月刻，碑现存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亭内。此碑行书28行，行44字至50字不等。
杨宾《大瓢偶笔》云：“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知分间布白为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清钱大昕云：“书法与怀仁《圣教序》极相似，盖其心摹手追乎右军者深矣。”清人王佑作诗赞曰：“平生书法王右军，鸾翔凤翥龙蛇绕，一时学士满瀛州，虞褚欧柳都拜倒。”此碑书法浑然天成，笔画结实爽利，无做作之态，实开八大山人之行楷书先河。
欧阳询（557一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他的书法成就以楷书为最，笔力险劲，结构独异，后人称为“欧体”。其源出于汉隶，骨气劲峭，法度谨严，于平正中见险绝，于规矩中见飘逸，笔画穿插，安排妥贴。楷书以《九成宫醴泉铭》等，行书以《梦奠帖》、《张翰帖》等为最著名。其他书体，也无一不佳，唐张怀瓘《书断》中说：
“询八体尽能，笔力险劲，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犹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宠之势，风旋雷激，操举若神。真行之朽出于大令，别成一体，森森然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水，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
虞世南说他“不择纸笔，皆能如意”。而且他还能写一手好隶书。贞观五年《徐州都督房彦谦碑》就是其隶书作品。他的书法，以隶书为最。究其用笔，圆兼备而劲险峭拔，“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其中竖弯钩等笔画仍是隶笔。他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十分严肃的程式，最便于初学。后人所传“欧阳结体三十六法”，就是从他的楷书归纳出来的结字规律。他的行楷书《张翰思鲈贴》体势纵长，笔力劲健。墨迹传世，尤为宝贵。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书法一本家传。父子均名声著于书坛，被称为“大小欧阳”。小欧阳《道因法师碑》，隶意更浓，然而锋颍过露，含蓄处不及其父。
欧阳询的书法早在隋朝就已声名雀起，远扬海外。进入唐朝，更是人书俱老，炉火纯青。但欧阳询自己却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依然读碑临帖，精益求精。
有一次，欧阳询外出游览，在道旁见到一块西晋书法家-索靖所写的章草石碑，看了几眼，觉得写得一般。但转念一想，索靖既然是一代书匠，那么他的书法定会有自己的特色。我何不看个水落石出。于是伫立在碑前，反覆地观看了几遍，才发现了其中精深绝妙之处。欧阳询坐卧于石碑旁摸索比划竟达三天三夜之久。欧阳询终于领悟到索靖书法用笔的精神所在，因而书法亦更臻完美观止。
常见欧书碑刻有：
1、《九成宫醴泉铭》：楷书，是欧阳询的代表作，学欧书多以此为范本，魏征撰文，唐大宗贞观六年。公元623年）立碑。书法严谨峭劲，不取姿嵋之态。
2、《虞恭公碑》全称《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也称《温彦博碑》：楷书，书此碑文时，已80高龄。唐大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立碑。
3、《皇甫诞碑》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宏议明公皇甫府君之碑》，也称《皇甫君碑》：楷书，是欧阳询年轻时的作品，无立碑年月，碑藏于陕西西安。
4、《化度寺塔铭》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
楷书，是欧阳询得意的作品，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立。
所创“欧阳询八诀”书法理论，具有独到见解。对明代人李淳的八十四法，清代人黄自元结构92法的著述，均有启示。其“八决”为：（点）如高峰坠石；（横戈）如长空之新月；（横）如千里之阵云；（竖）如万岁之枯藤；（坚戈）如劲松倒折，落挂石崖；（折）如万钧之弩发；（撇）如利剑断犀象之角牙；（捺）一波常三过笔。
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唐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碑立于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楷书35行，行书33字。原石久佚。
此碑书法笔力强健，结构紧密。早《九成宫》一年而书，故风格极相似，但谨严有余舒展不足。元赵孟俯评论云：“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最善者也。”清代金石家翁方纲对此碑书法评价极高，认为此碑胜于《九成宫醴泉铭》。赞誉虽嫌过头，但可以说明此碑的书法确有其独到的地方。
《九成宫醴泉铭碑》由魏征撰文，欧阳询书。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泉水之事。此碑立于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楷书24行，行49字。
此碑用笔方整，且能于方整中见险绝，字画的安排紧凑，匀称，间架开阔稳健。明陈继儒曾评论说：“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者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明赵涵《石墨镌华》称此碑为“正书第一”。
全称《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亦称《温彦博碑》。岑文本撰文，欧阳询书，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十月立。楷书36行，行77字，碑额阳文篆书“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公碑”十六字。
明赵涵《石墨镌华》评云：“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善小，而书法严整，不在二碑之下。”并叹：“时信本已八十余，而楷法精妙如此。”诚然，欧阳询所书《虞恭公碑》已达到了艺术的化境，细观次碑书法已脱离了“欧体”在《九成宫》，《化度寺》中所具有的凝厚严谨的特征，而更趋于自然流畅。此时欧阳询作楷书已能随心所欲，运笔自如。
亦称《季鹰帖》，欧阳询书。行楷书，无款。纸本，纵25.2厘米，横33厘米。
后纸有瘦金体书跋：“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鸡林尝遣使求询书，高宗闻而叹曰：'询之书远播四夷。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此帖的风格与欧阳询的楷书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是以险取胜。字的重心压在左侧，而以千钧之势出一奇笔压向右侧，使每个字的结体形成一种逆反之势，然后再向右用力使之化险为夷，真可谓“险中求稳，别有乐趣”。清乾隆帝评论道：“妙于取势，绰有余妍。”是很有眼力的。此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宏议明公皇甫府君之碑》，亦称《皇甫君碑》。唐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此碑现在陕西西安，无书写年月。楷书28行，行59字。碑额篆书“隋柱国宏议明公皇甫府君碑”十二字。《墨林快事》谓此碑立于隋朝，当为欧阳询早年所书。此碑在明代已断为两截。
《皇甫诞碑》用笔紧密内敛，刚劲不挠。点画重在提笔刻入，此为唐初未脱魏碑及隋碑的瘦劲书风所特有的笔法特点。杨士奇云：“询书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论者谓虞（世南）得晋之飘遗，欧（阳询）得晋之严整。观《皇甫诞碑》其振发动荡，岂非逸哉？非所谓不逾矩者乎？”翁方纲说：“是碑由隶成楷，因险绝而恰得方正，乃率更行笔最见神采，未遽藏锋，是学唐楷第一必由之路也。”此碑用笔研润，虽为欧阳询早年作品，但已具备了“欧体”严整、险绝的基本特点。明王世贞云：“率更书皇甫府君碑，比之诸贴尤为险劲。是伊家兰台（欧阳通）发源。”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说：“信本碑版方严莫过于《邕禅师》，秀劲莫过于《醴泉铭》，险峭莫过于《皇甫诞碑》，而险绝尤为难，此《皇甫碑》所以贵也。”
欧阳洵以楷书名，其实他的行书也很出色，其中以《梦奠帖》为最佳。
《梦奠帖》全称《仲尼梦奠帖》，七十八字，无款，但流传有序。郭天锡在跋中曰：“此本劲险刻历，森森然如武库之戈戟，向背转折深得二王风气，世之欧行第一书也。”
卜商帖
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书法一本家传。父子均名声著于书坛，被称为“大小欧阳”。小欧阳《道因法师碑》，隶意更浓，然而锋颍过露，含蓄处不及其父。
唐朝书家——虞世南
虞世南：南朝陈武帝二年。公元（558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终年81岁。越州余姚（今浙江）人。
字伯施。他在陈、隋二代都做过官，入唐时已上年纪，唐太宗让他当了“参军”。贞观七年封为永兴县子，又一年进封为县公，故后人也称虞永兴。虞世南幼年学书于王羲之七世孙，著名书法家僧智永，受其亲传，妙得“二王”及智永笔法。虞世南为人沉静寡欲，志性刚烈，议论正直，深得唐太宗器重。他的书法，笔势圆融遒劲，外柔而内刚。论者以为如裙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不可犯之色。他的书法，得到智永的传授，继承了二王的传统，收到很好的效果，称得起接魏晋之绪，启盛唐之作，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号称初唐四大书家。他的楷书笔圆体方，外柔内刚，无雕饰气。
虞世南作书不择纸笔，却很注意坐立姿势和运腕方法。他认为，只要姿势正确，手腕轻虚，即使是粗纸，秃笔，信手拈来也能挥洒自如，别出新意。
相传有一次，唐太宗把虞世南召来说：「朕近日来，已命人将大明宫的巨幅屏风装饰一新。你才思敏捷，书法精妙，快把一百零五名烈女的小传用工楷写在屏风之上。」唐太宗边说着便拿出稿本，把这些烈女的主要事迹一一介绍给虞世南听。虞世南听完圣意，来到大明宫，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一边挥毫，一边构思，在屏具上写了起来。为了保持脸部与屏面平行，虞世南忽而垫凳而上，忽而又弃凳蹲下，笔法纯熟，姿态稳健。只花了一昼夜的功夫便完成了任务。虞世南写毕屏风，犹无倦意，细心校阅一过，竟一字不误，一笔未改！
他的传世书迹刻石楷书有《孔子庙堂碑》；行书有《汝南公主墓志铭》可与《兰亭序》比美。
1、《孔子庙堂碑》：楷书，为历代书法家公认之虞书妙品。
唐高祖李渊武德和九年（公元626年）十二月立碑。记唐高祖立孔德伦为褒圣侯并新修孔庙事。
2、《汝南公主墓志铭槁》：行书，温润圆秀，笔意近似宋代米芾，所以也有说是米芾的临本。唐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书。
为虞世南撰文并书写。原碑立于唐贞观初年。楷书35行，每行64字。
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六字。碑文记载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时所书。此碑书法用笔俊朗圆润，字形稍呈狭长而尤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片平和润雅之象。宋黄庭坚有诗赞曰：“虞书庙堂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
此帖无款，传为虞世南书，亦有人认为是旧摹本。纸本，行书18行，共222字。
此帖书法温润圆秀，用笔近似宋代米芾，故有米临之说。明王世贞评此书：“潇散虚和，姿态风流，有笔外意。”明李东阳也说此帖：“笔势圆活，戈法独存。”所谓戈法，就是虞世南研究“二王”书法所悟到的一种独特笔法。相传唐太宗临右军书法，写到“戬”字时，虚其“戈”令世南补之，然后拿给魏征看。魏征说，圣上之书惟“戈法”逼真。可见虞世南书法造诣之深了。
《汝南公主墓志》前几行确实与虞世南的楷书风格相一致，具备了含蓄深沉，外柔内刚，凛然不可犯的风度。可惜后半部则流于荒率，疑为伪作，不无道理。此帖现藏上海博物馆。
褚遂良隋文帝开皇卜六年（公元596年）——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终年64岁。杭州钱塘人，字善登，唐初名医，高宗时封河南郡公，故人称“褚河南”。他的书法，初学虞世南，晚年取法钟繇、王羲之，融汇汉隶，丰艳流畅，变化多姿，自成一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家。相传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叹息无人可以论书。魏征称赞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魏征认为，他对王字理解的深刻，有辨认王字真伪的能力。
《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他所写的《雁塔圣教序》，最有自家之法。在此碑中，他把虞、欧法融为一体，皆波势自然。从气韵上看直追王逸少，但用笔，结字，圆润瘦劲之处却是褚法。
他不仅书法写得「古雅绝俗，瘦硬有余」，而且还有一双精妙神奇的书法鉴赏慧眼。唐贞观十二年，因著名书法家虞世南不幸病逝，便召见褚遂良，并任命他为侍书。
有一次，唐太宗征得一卷古人墨宝，便请褚遂良看看这是否是出自王羲之的手笔。褚遂良看了一会儿，便说：「这是王羲之的赝品。」唐太宗听了颇为惊奇，忙问褚遂良是怎么看出来的。褚遂良便要唐太宗把这卷书法拿起来，透过阳光看。褚遂良则用手指着「小」字和「波」字，对着唐太宗说：「这个小字的点和波字的捺中，有一层比外层更黑的墨痕。王羲之的书法笔走龙蛇，超妙入神，不应该有这样的败笔。」唐太宗听了，打从心眼里佩服褚遂良的眼力。
此后，唐太宗征集到王羲之的墨迹，每逢真假难辨之时，总要请褚遂良帮他鉴定。后来，还奉命将这些珍贵的书法编定目录，珍藏于宫廷内府。
他的传世书迹有楷书《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
《孟法师碑》，全称《唐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楷书，书体熔合欧、虞为一体，遒丽似虞，端庄似欧。既有虞世南书法典雅宽舒的结体，又有欧阳询书法刚健险劲的运笔。字形更为方正端丽，行笔过度富于顿挫起伏变化。有些字又具有隶书笔意，古雅凝重，是褚氏中年书法的代表作。唐贞观十六年（642年）立。
《慈恩寺圣教序》，也称《雁塔圣教序》：楷书，是褚遂良的代表作，书后六年即去世，也可说是晚年留下的杰作，字体瘦劲，极富丰神。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立两块石刻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刻《圣教序》，后石刻《圣教记》。
《倪宽赞》墨迹，传为褚遂良书（亦有人认为是欧阳询书），真伪尚无定论。然此书颇得褚书三昧。楷书50行，共340字。
宋赵孟坚评论此帖说：“容夷婉畅是河南晚年书。”明杨士奇评云：“评者认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而詹景凤则谓：“燥而不润，觅贬天趣。”此帖原迹现在台湾。
亦称《慈恩寺圣教序》。凡二石，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为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褚遂良书，21行，行42字。后石为记，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唐高宗李治撰文，褚遂良书，20行，行40字，文右行。
二石皆为楷书，万文韶刻。现所选为前石拓本。《雁塔圣教序》是最能代表褚遂良楷书风格的作品，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褚遂良在书写此碑时已进入了老年，至此他已为新型的唐楷创出了一整套规范。在字的结体上改变了欧，虞的长形字，创造了看似纤瘦，实则劲秀饱满的字体。在运笔上则采用方圆兼施，逆起逆止；横画竖入，竖画横起，首尾之间皆有起伏顿挫，提按使转以及回锋出锋也都有了一定的规矩。唐张怀瑾评此书云：“美女婵娟似不轻于罗绮，铅华绰约甚有余态。”秦文锦亦评曰：“褚登善书，貌如罗琦婵娟，神态铜柯铁干。此碑尤婉媚遒逸，波拂如游丝。万文韶（刻者）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
大字墨迹，传为褚遂良书。纸本，楷书96行，共461字。
传为褚遂良所书的《阴符经》尚有小楷和行书两种刻本流传于世，字迹皆很小，难窥庐山面目。此帖大盈寸，末题：“起居郎臣褚遂良奉敕书”。很有可能是唐代学褚书的伪作。即便如此，大字《阴符经》也不失为书法精品。此帖不但具备了褚体楷书的特点，还与“唐人写经”极其相似，行笔起落多参以写经笔法，写得自然古朴。元杨无咎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瞻，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
《孟法师碑》，全称《唐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楷书，书体熔合欧、虞为一体，遒丽似虞，端庄似欧。既有虞世南书法典雅宽舒的结体，又有欧阳询书法刚健险劲的运笔。字形更为方正端丽，行笔过度富于顿挫起伏变化。有些字又具有隶书笔意，古雅凝重，是褚氏中年书法的代表作。唐贞观十六年（642年）立。
薛稷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终年65岁，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官至札部尚书，太子少保。他在外祖父魏征家见到虞世南和褚遂良的书迹，锐意临仿，不久遂以书法名扬天下。
他书法学虞世南和褚遂良，是褚的高足。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足见他“锐精临仿”。《广川书跋》说他“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成一家”。他的书法用笔纤瘦，结字疏朗，自成一家。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书”就是由薛稷书法演化而成。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称初唐四大书家。传世书迹有《杏冥君铭》、《信行禅师碑》。
唐李贞撰文，薛稷书，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八月立。原石久佚，仅有清何绍基旧藏剪裱本，现存1800余字。
此碑书法瘦劲妍媚，下开宋徽宗“瘦金书”之先河。清吴荷屋云：“用笔之妙，虽青琐瑶台合意之作亦不过是过。”此碑明显的汲取理褚书的特色，有一种清健娟秀的风韵。尤其是竖法的微曲轻勾，纯然是褚书的面目，然于笔的起落间又流露出自己的风格，不失为唐楷佳品。
李北海，即李邕，唐高宗凤仪三年（公元678年）——唐玄宗天宝六年（公元747年），终年70岁，杨州江都人，曾“旨至北海太守，故人称李北海。
他的字从“二王”入手，能入乎内而出乎其外。李后主说：“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恰道出李邕善学之处。《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学又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魏晋以来，碑铭刻石，都用正书撰写，入唐以后，李邕改变用行书，名重一时。后人也多采用行书写碑。李邕书法的个性特点比较明显，字体左高右低，笔力遒劲舒展，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他反对机械地摹仿，提倡创新，曾说：“似我者欲俗，学我者死。”《叶有道碑》、《岳麓寺碑》、《云麾将军碑》为其代表作。他的笔力遒劲舒放，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苏东坡，米芾都吸取了他的一些特点，元代的赵孟俯也极力追求他的笔意，从中学到了“风度闲雅”的书法境界。他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他能诗文，工书法，尤善行楷书。当时的中朝衣冠以及很多寺观常以金银财帛作酬谢，请他撰文书写碑颂。他前前后后共为人写了数百篇，得到的润笔竟达数万之多。但他却好尚义气，爱惜人才，常常用这些家资来拯救孤苦，周济穷人，以致家里很少积蓄。
有一次，李邕重返故乡，见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远房族弟，由于屡屡落第而穷得不堪。李邕对这位族弟的境遇十分同情，除了每月供给他生活费用外，还随时邮去他所需要的典籍和文房四宝。后来，这位族弟登上仕途，对李邕感激不尽，差人给他送银子去，但李邕却婉言谢绝。
李邕撰文书写的碑文，常请伏灵芝，黄仙鹤和元省己鑴刻。据明代杨慎的《丹铅录》考证，这三人很可能也是李邕的化名。
他的传世书迹以《岳麓寺碑》、《李思训碑》最为后人重视。
１、《岳麓寺碑》，也称《岳麓山碑》：行书。此碑笔势雄健，与《李思训碑》同为佳作。
２、《李思训碑》，也称《云麾将军碑》：行书，以碑笔法瘦劲是他行书中的佳作，一向为后人看重，唐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立。
亦称《岳麓寺碑》，李邕撰文并书，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立，在湖南长沙岳麓公园。行楷书28行，满行56字，碑额阳文篆书“麓山寺碑”四字。
《麓山寺碑》是李邕行楷书的代表作。笔法挺拔，气势纵横。黄庭坚评其书曰：“气势豪逸，真复奇崛，所恨功力太深耳。
少令功损相半，使子敬复生不过如此。”此碑笔力雄健，如五岳之不可撼，历来于《李思训碑》并称为李邕的书法杰作。
全称《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亦称《云麾将军碑》,李邕撰文并书。
《李思训碑》唐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六月立。行楷书30行，行70字。此碑书法劲健，凛然有势。明杨慎在《杨升庵集》中云：“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为其第一。其融液屈衍纡徐妍溢一法《兰亭》。但放笔差增其豪，丰体使益其媚，如卢询下朝，风度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藉。”
颜真卿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终年77岁，琅邪临沂（山东临沂）人。字清臣。是中唐时期的书法创新代表人物，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遭劲舒和，神彩飞动。他的书法，既有以往书风中了气韵法度，又不为古法所束缚，突破了唐初的墨守成规，自成一幅，称为“颤体”。宋欧阳修评论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宋朱长文《续书断》中列其书法为神品。”并评说：“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
鲁公是书史上居承先启后地位的伟大人物，他的正书，向以博厚雄强着称，「锋绝剑摧，惊飞逸势」，以颜世家庙碑为代表；至于摩崖大家，气势磅礴，以大唐中兴颂最着；至最高境界，表现冲和淡远之韵致者，则推李玄靖碑。行草道劲秀挺，古意盎然，以祭姪稿为第一。
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唯一能和大书法家王羲之互相抗衡，先后辉映的，就是颜真卿了。他的书法，以楷书为多而兼有行草。用楷书所写之碑，端正劲美，气势雄厚。他生于楷书流行之际，与王羲之之典型相对，导开书法新风气。
颜真卿是进士出身，他是在任平原太守时始闻名于世。安禄山起兵范阳时，河北各郡皆降服，唯有颜真卿固守平原城，为义军盟主，为唐朝尽力。最后他奉德宗之命，前往叛将李希烈处劝降，不幸遇害。而他一生忠烈杯壮的事迹，更是提高其于书法界的地位。颜真卿的字宛如其人，自始至终均用正锋，因此所谓颜法的定型化笔法其艺术价值较少，但此笔法却能充分发挥男性的沉着，刚毅。
中唐以后，由于藩镇割据，兵连祸结，旧有的制度已经呈现瓦解之势。颜真卿起而建立楷书新典范，正是重建新秩序的一种心经呈理反映。但是，规矩森严的楷书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毕竟是有距离的，因此唐末以后，书法艺术的发展便集中表现在行草书方面，古典的典范终于让位给个人主义的抒情作风了。
颜真卿的书法，号称颜体，有他独特的风格和笔法。他所留下的碑帖很多，后世的书法家认为从他的一些碑帖中可以找到「圆笔」的痕迹，和其他书法家的「方笔」不同。
颜真卿被使用圆笔的书法家奉为开创者。他和使用方笔的王羲之，都对后世产生既深且远的影响。
颜真卿现存的书法作品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祭伯文稿……等。他和唐诗另一位以楷书成名的书法家柳公权，被人合称为「颜柳」。
他的书迹作品众多，据说流传下来的有130多种。为后人重视的楷书有楷书《多宝塔》、《东方画赞碑》、《麻姑仙坛记》、《郭家庙碑》，《颜勤礼碑》等，这些碑刻楷书，有个性，有特点，有正面不拘，庄而不险的气势，但笔画横细竖粗及捺脚空腹过大之处，在学习时应求其神韵，不应单纯追求形似。他的行书《祭侄季明文稿》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创作出来的佳作，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行书还有《争座位帖》、《裴将军帖》等。
《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楷书，岑勋撰文，徐浩题额。字体匀称，丰腴。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25年）四月立。碑存陕西西安碑林。
大历十四年，颜真卿撰并书。除《集古录》，《金石录》著录外，他书无言及者。1922年10月在长安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
此碑是颜真卿为其曾祖所立，因久埋土中，故未受损，历历如新，雄迈遒劲能传颜书之本来面目，宜于初学。
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四月立。碑旧在江西临川，明季毁于火。楷书，据传世剪裱本计共901字。
此碑楷书，庄严雄秀，历来为人所重，是颜体代表作之一，为颜真卿六十多岁时的作品。此时颜真卿楷书风格已基本完善，不但结体紧结，开张一任自然，而且在笔画上也从光亮规整向“屋漏痕”的意趣迈进了。欧阳修《集古录》中说：“此碑遒峻紧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
《东方朔画像赞》的楷书作品有两件，其一传为王羲之小楷，另一为颜真卿的大楷。此碑额篆“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唐天宝十三年十二月立于德州，时年颜真卿四十六岁。碑阳赞12行，阴记17行，行楷30字。额亦二，一篆书，一隶书，皆十三字。
苏东坡曾学此碑，并题云：“颜鲁公平生写碑，唯此碑为清雄。字间不失清远，其后见王右军本，乃知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明人有云：“书法峭拔奋张，固是鲁公得意笔也。”原石多经剜刻，面目全非。传世有宋拓佳本。
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右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建中元年（公元780）七月立，碑在陕西西安。四面刻楷书，两面各24行，行47字，两侧各6行，每行52字，额篆书“颜氏家庙之碑”六字，为李阳冰书。
明赵涵《石墨镌华》云：“此书结法与《东方赞》正同，劲节直气，隐隐笔画间。”王世贞云：“余尝评颜鲁公《家庙碑》以为今隶中之有玉筋体者。风华骨格，庄密挺秀。真书家至宝。”
乃颜真卿墨迹，作于天宝十一年他四十三岁时，楷书。碑文结体严密，笔画粗细变化不大，是他继承传统的作品，与他后来所书的《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风格迥异，而与唐人写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说明颜真卿在向前辈书法家学习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从民间的书法艺术吸取营养。
《书画跋》：“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撰史家鼻祖。”此碑最便于初学书法者临习，现藏于系西安碑林。
亦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是唐广德二年（公元764）颜真卿与郭英之书信稿。行草书，传有七纸，约64行，宋时曾归长安安师文，安氏以此上石，石现在陕西西安碑林，墨迹不传。
苏轼曾于安氏处见真迹赞曰：“此比公他书犹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此帖为颜真卿行草书精品，后世行草书有成就者大都对此帖下过一定的功夫。通观全篇书法，一气贯之，字字相属，虎虎有生气。此稿系颜真卿因不满权奸的骄横跋扈而奋笔直书的作品，故通篇刚烈之气跃然纸上。此帖本是一篇草稿，作者凝思于词句间，本不着意于笔墨，却写得满纸郁勃之气横溢，成为书法史上的名作。后世以此帖与《兰亭序》合称“双壁”。
行草墨迹，颜真卿书。纵28.2厘米，横72.3厘米，25行，共230字。
此帖本是稿本，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但正因为无意作书，所以使此幅字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张晏评云：“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代鲜于枢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原迹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楷书墨迹，传为颜真卿自书，然疑为伪托。共386字。
书法苍劲谨严，结衔小字亦一丝不苟，清淡绝伦。詹景风称此书：“书法高古苍劲，一笔有千钧之力，而体合天成。其使转真如北人用马，南人用舟，虽一笔之内，时富三转。”董其昌谓：“此卷之奇古豪放者绝少。”此帖字里行间可体会出颜书行笔的气韵和结体的微妙变化，是后人学习楷书不可多得的良范。原迹现在日本。
全称《大唐中兴颂》，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于摩崖，时年六十三岁，楷书，现在湖南祁阳县浯溪。
元结是唐代著名文学家，罢官后居于浯溪，溪边山岩峰峦叠障，石壁嶙峋，《中兴颂》就刻在其中最大的一块石壁上。此文记平安禄山之乱，颂唐中兴之事。此刻石书风磊落奇伟，石质坚硬，经千年尚保存完整。《集古录》称赞此摩崖刻石“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广川书跋》评为：“太师以书名，中兴颂尤瑰玮，故世贵之”。
徐浩：（公元703-782年）唐代书家。字季海。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彭王傅、会稽郡公、太子少师。工翰墨，声飞当代，肃宗时四方诏令皆出自其手。「用笔劲正有而心圆」，确实是真卿之本，以《不空和尚碑》为代表。此碑笔画肥厚，起笔、收笔及转折处皆趋圆劲而富变化，结体平正宽博，酷似鲁公笔法。论者以为其书如“怒貌挟石，渴骥奔泉”。
不空和尚碑
柳公权，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终年88岁。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宫至太子少师，故世称“柳少师”。他初学王羲之并精研欧阳询、颜真卿笔法，然后自成一家。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较之颜体，柳字则稍清瘦，故有「颜筋柳骨」之称。穆宗尝问柳公权用笔之法，公权答云：「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公为之改容，如其笔谏也。宋朱长文《墨池编》中说：“公权正书及行楷，皆妙品之最，草不夫能。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家。”他初学王羲之笔法，以后遍阅近代书法，于是极力变右军法，学习颜真卿，又溶汇自己新意，使他的字避免了横细竖粗的态势，而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后世学书者不少以柳字为楷模。
他二十九岁进士及第，在地方担任一个低级官吏，后来偶然被唐穆宗看见他的笔迹，一时机为书法圣品，就被朝廷召到长安，那时，柳公权已四十多岁。他的为人既有骨气有一丝不茍，同样地，他的字也显露了他这部分的特质。也因为如此，提高了他在长安的声望与地位，一般王公贵族都不惜钜金争相请他。
晚唐书法经历盛中唐之后，盛极而衰，柳公权虽号一时中兴，但与颜书相比，仍略有高下之分。唐代书法隆盛一时，至此已见式微。柳公权的楷书参有欧阳询的笔法，往往将部分笔画紧密穿插，使宽绰处特别开阔，笔画细劲，棱角峻厉，虽用笔出自颜真卿，而与颜真卿的浑厚宽博不同，特别显得英气逼人。
柳公权享年八十岁，一共臣事七位皇帝，最后以太子少师死于任上。
他的传世书迹很多，影响较为突出的有《玄秘塔》、《神策军碑》、《金刚经》等。
1、《神策军碑》：楷书，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立。是柳公权的代表作之一，较后世熟知的《玄秘塔》书体风格更有特色，结体布局平稳匀整，左紧右舒，也是较好的临写范本。
2、《柳书金刚经》：楷书，唐长庆刚年（公元824年），四月刻。原石毁于宋代。有甘肃敦煌石室唐拓孤本传世，一字未损，今在法国巴黎博物院。评论家认为楷书金刚经，具备了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东之）各体之长，有很高艺术价值。
3、《玄秘塔碑》：楷书。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上二月立，原碑现存陕西西安碑林。此碑在传世的书迹中，最为著名。是历来影响最大的楷书范本之一。
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并序》,柳公权书。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立，原碑久佚。
《神策军碑》是柳公权楷书的代表作之一。此碑较人们熟知的《玄秘塔》的书法风格更成熟，更具有特色。结体布局平稳匀整，保留了左紧右舒的传统结构。运笔方圆兼施，运用自如。笔画敦厚，沉着稳健，气势磅礴。典型地表现了柳体楷书浑厚中见开阔的艺术特点。正如岑宗旦《书评》云，柳书“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读此碑可以使人加深对“颜筋柳骨”这句话的艺术特征的理解。“神策军碑”原石立在封建王朝的禁内，一般人难以进去摹拓，因此拓本传世极少。
是柳公权早期的书法作品，原石于宋代已被毁，现仅见敦煌石窟发现的“唐拓孤本”。柳公权早年曾广采众家之长，而且特别注意向前辈书家学习。从《金刚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取法诸家的痕迹。《广川书跋》云：“此经本出于西明寺。柳书谓有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体。今考其书，诚为绝艺，尤可贵也。”此语基本上道出了此帖的艺术价值，对于研究柳公权楷书形成的过程及发展线索，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唐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玄秘塔碑》立于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十二月，碑在陕西西安碑林。楷书28行，行54字。
刘熙载《艺概》谓：“柳书《玄秘塔》出自颜真卿《郭家庙》”，王世贞云：“柳法遒媚劲健，与颜司徒媲美”。《玄秘塔》是柳公权六十四岁时所书。王澍《虚舟题跋》说此书是“诚悬极矜练之作”。《玄秘塔》结字的特点主要是内敛外拓，这种结字容易紧密，挺劲；运笔健劲舒展，干净利落，四面周到，有自己独特的面目。
张长史，即张旭，唐吴郡（江苏苏州）人，生卒年月不详。字伯高，官至金吾长史，故世称张长史。喜饮酒，往往大醉后挥毫作书，或以头发濡墨作书，如醉如痴，世人称之为“张颠”，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焦遂称为酒中八仙。他精工楷书、草书，尤以草书称著。他的书法得于二王，而又独创新意。楷书《郎官石柱记》，取欧阳询、虞世南笔法，端庄严谨，不失规矩，展现出楷书的精妙。《宣和书谱》中评说：“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然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
他得书法得之于“二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端正谨严。规矩至极，黄山谷誉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若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了。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睨。”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能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现书法家思想情感高度的艺术境界。在书法艺术中，他的字貌似怪而不怪，关键在于点画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可以说，他是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书法上成了有创造力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
张旭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一挥而就。
有人说他粗鲁，给他取了个张癫的雅号。其实他很细心，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所触到的事物，都能启发写字。偶有所获，即熔冶于自己的书法中。
当时人们只要得到他的片纸支字，都视若珍品，世袭真藏。那时候，张旭有个邻居，家境贫困，听说张旭性情慷慨，就写信给张旭，希望得到他的资助。张旭非常同情邻人，便在信中说道:您只要说这信是张旭写的，要价可上百金。邻人将信照着他的话上街售卖，果然不到半日就被争购一空。邻人高兴地回到家，并向张旭致万分的感谢。当时人们把张旭的草书与李白的诗词，斐旻的剑舞合称三绝。
他的传世书迹除楷书《郎官石柱记》外，草书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较为著名。
1、《肚痛帖》：单刻帖。无款。草书，6行30字。此帖用笔顿挫使转，刚柔相趣济，内撅外拓，千变万化，神彩飘逸，极官情趣。
2、《古诗四帖》：墨迹本。无款明董其昌定为张旭书。草书，此帖雄强奇伟，笔势纵逸。董其昌评说：“有悬崖坠，急雨旋风之势。”
无款，传为唐张旭书。草书6行，共30字。
明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此《肚痛帖》仅30字，写来洋洋洒洒一气贯之。从刻帖中可以看出，写此幅字时是蘸饱一笔一次写数字至墨竭为止，再蘸一笔。这样做可以保持字与字之间的气贯，还可以控制笔的粗细轻重变化，使整幅作品气韵生成，产生“神虬出霄汉，夏云出嵩华”的气势。
释文：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
亦称《郎官厅壁记》，唐陈九言撰文，张旭书。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立，在陕西西安。
《郎官石拄记》书，原石久佚，传世仅王世贞旧藏“宋拓孤本”，弥足珍贵。《古今法书苑》谓：“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书，精劲严重，出于自然。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明赵涵《石墨镌华》谓此记“笔法出欧阳率更，兼永兴，河南，虽骨力不递，而法度森严。”有赞云：“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此石宋时已有刻本。明董其昌曾刻入《戏鸿堂帖》。
《古诗四帖》传为张旭所书。纸本，草书，写在五色笺上，共40行。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前两首诗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为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原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盛唐时期，以张旭为代表的一派草书风靡一时，它打破了魏晋时期拘谨的草书风格。把草书在原有的基础结构上，将上下两字的笔画紧密相连，所谓“连绵还绕”，有时两个字看起来象一个字，有时一个字看起来却象两个字。在章法安排上，也是疏密悬殊很大。在书写上，也一反魏晋“匆匆不及草书”的四平八稳的传统书写速度，而采取了奔放、写意的抒情形式。正如唐代文学家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所云：“张旭善草书，不治它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从草书焉发之。”此幅草书，通篇气势奔放，运笔无往不收，如“锥划沙”，无纤巧浮华之笔。
唐张旭书。
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旭）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则群象自由，有若飞动，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由此可见，他的草书迥异于“不激不厉”的大王书风，而取法于“纵逸不羁”的王献之。其骇目惊心的壁书和屏书，今已荡然无存，草书作品《终年帖》等尚可从摹刻本中看到。
此帖作为张旭的作品是公认的。如此难得的墨迹，留给后世的是那如骏马奔驰，倏忽千里，如云烟缭绕，变幻多姿的艺术形象。
唐张旭书。
唐代韩愈曾赞道：“往时旭善草书，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华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这是历代书论中指出书法写神达情的最精彩的论述。他仿佛告诉人们，正因为有了张旭的狂草，中国书法的感情容量才得以深邃的扩展。
《文论》尝云：“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以此论欣赏张旭草书，会发现书论和书作是如此合拍。
怀素，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唐德宗贞元尤年（公元785年），终年61岁。字藏真，僧人，俗姓钵，长沙人，幼时出家。好饮酒，每当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时人谓之“醉僧”，是继张旭之后的又一大草书家，有“颠张醉素”之称。他的草书，出于张芝、张旭。唐吕总《读书评》中说：“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宋朱长文《续书断》列怀素书为妙品。评论说：“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
怀素小时候家里很穷，年少时就出家当了和尚，诵经坐禅等佛事之余，他对练字产生了兴趣。因为买不起纸张，就找来一块木板和圆盘，涂上白漆书写。后来，怀素觉得漆板光滑，不易着墨， 就又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种植了一万多株的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
由于怀素没日没夜的练字，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乾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继续坚持不懈地练字。他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
他勤学精研；又用漆盘、漆板代纸，写至再三，盘板都穿，秃笔成冢，以“狂草”出名。“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前人评其狂草继承张旭又有新的发展，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也很大。怀素晚年草书趋于平淡。
他存世草书墨迹很多，著名的有《东陵圣母帖》、《论书帖》，是含有章草笔意的优秀作品；《苦笋帖》、《千字文》和《自叙帖》，均为狂草，笔势狂怪怒张，神彩飞舞，可以说是着力的佳作。
《自叙帖》为墨迹本，笔势雄强狂纵，变化莫测，一直为世人所重机
草书墨迹，纸本，纵38.5厘米，横40.5厘米，9行，共85字。
怀素草书，一般说是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所以有“以狂继颠”的说法。董追《广川书跋》云：“怀素于书法，自言得笔法三昧。观唐人评书，谓不减张旭，素虽驰骋绳墨外，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今其书自谓真出钟(钟繇)，草出张（张芝）。”但无论如何，他的草书总是以奔放纵逸为基本面目的。而《论书帖》则与我们常见的怀素的草书大有不同。他的《书帖》写得“匀稳熟”，“出入规矩，绝狂怪之形”。是今草中有章草遗意的佳作。
小草千字文墨迹。贞元十五（公元799年书）怀素千字文有多种，而以“小字贞元本”为最佳，又称《千金帖》绢本，八十四行，一零四五字。
明莫如中说：“怀素绢本千字文真迹，其点画变态，意匠纵横，初若漫不经思，而动遵型范，契合化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此本为怀素晚年所书，当为绚烂之极而复归平淡之作，故历来为书林所重。
怀素草书。王世贞评说：“素师诸帖皆遒瘦而露骨，此书独匀稳清熟，妙不可言。”
《自叙帖》纸本，纵28.3厘米，横775厘米；126行，共698字。帖前有李东阳篆书引首“藏真自叙”字。原迹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
《自叙帖》是怀素晚年草书的代表作。通篇为狂草，笔笔中锋，如锥划沙盘，纵横斜直无往不收；上下呼应如急风骤雨，可以想见当年操觚之时，心手相师，豪情勃发，一气贯之的情景。明代安岐谓此帖：“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