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约前3000-前2000年)概述 1928年的春天，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他在城子崖台地的西面断层上，发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而带黑色光泽的陶片。这引起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专家的高度重视。在此之后，考古学家们先后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取得了一批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文化遗存。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于是把这种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处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时期陕西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较仰韶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数量及种类均大为增长，快轮制陶技术比较普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占卜等巫术活动亦较为盛行。从社会形态看，当时已经进入了父权制社会，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开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 大部份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在山东半岛；而陕西、山西、河南、 河北、辽东半岛、江苏、湖北等地区，也有类似遗址的发现。这个文化以许多薄、硬、光、黑的陶器，尤其是蛋壳黑陶最具特色，所以也叫它“黑陶文化”。 龙山文化除陶器外，还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蚌器等。他们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狩猎、打鱼、蓄养牲畜。已有骨卜的习惯。且可能已经出现了铜气。历史上夏、商、周的文化渊源，都可能与龙山文化有相当的联系。 历史
1928年4月，当时还在清华大学上学的吴金鼎到离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不远的汉代平陵城遗址作假期野外考察。4月4日，他途经龙山镇城子崖，不经意地回头一望，路沟边断崖的横截面引起了他的注意，在阳光下一条延续数米的古文化地层带清晰可见。此后，吴金鼎先后5次到城子崖实地考察，发现了大量色泽乌黑、表面光滑的陶片，这也就是日后龙山文化的代表黑陶。吴金鼎很快就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了他的老师李济先生。被人称为“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的李济先生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及考古学博士，正是他在1930年主持了城子崖遗址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就这样，城子崖考古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发现了龙山文化。 1930年至1931年对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最突出的代表是造型独特、工艺精美的黑陶，所以考古学家最初称其为黑陶文化。不久，即被命名为龙山文化。在城子崖之前，中国出土的古陶器大都是含沙量极高的彩陶和红陶，而以河泥为原料的黑陶可以说是4000多年前东夷民族所独有的创造。城子崖出土的黑陶艺术品蛋壳杯杯壁只有0.5毫米厚，重量只有50克左右，是黑陶中的极品。不要说是4000多年前的古人，就是今天想要烧制出这样成色的陶器都非常困难。 1949年以后，大量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原先的所谓龙山文化，其文化系统和来源并不单一，不能把它视为只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现在，我国考古专家根据几个地区不同的文化面貌，分别给予文化名称作为区别。一般的分法是：山东龙山文化，或称典型龙山文化，即最初由龙山镇命名的那种遗存，其分布以山东地区为主，上承大汶口文化，下续岳石文化，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豫东地区也有分布，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属于中原地区早期阶段的龙山文化，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2800年；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东一带，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或相当这个时期的遗存，发展为中原地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一般还分为王湾三期、后冈二期和造律台3个类型；陕西龙山文化，或称客省庄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省泾河及渭河流域，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以新发现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 类型 1949年以后，大量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原先的所谓龙山文化，其文化系统和来源并不单一，不能把它视为只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现在，根据几个地区不同的文化面貌,分别给予文化名称，以资区别。一般的分法是： ①山东龙山文化，或称典型龙山文化，即最初由龙山镇定名的那种遗存。其分布以山东地区为主。上承大汶口文化，下续是岳石文化,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2000年。 ②庙底沟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属于中原地区早期阶段的龙山文化,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约前2900～前2800年。 ③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东一带。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或相当这个时期的遗存，发展为中原地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约前2600～前2000年。一般还分为王湾三期、后冈二期和造律台 3个类型。 ④陕西龙山文化，或称客省庄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泾、渭流域。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约前2300～前2000年。 ⑤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以新发现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约前2500～前1900年。目前这些文化暂多冠省名加以区别，今后通过深入对比研究，有条件的当以代表性的遗址地名单独定名。至于30年代所称的杭州湾区龙山文化，已经另行命名为良渚文化。 陶器特征 早期龙山文化陶器的杯、敞口盆、折沿盆、敛口罐、尖底瓶等器形还保留、继承了仰韶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双耳盆、三耳盆、深腹盆、筒形罐。这一时期陶器的纹饰以篮纹为主，有些陶器又在篮纹上面饰以数道甚至通身饰以若干道附加堆纹，主要原因用来加固器身。 晚期龙山文化的陶器以灰陶器为主，红陶已占有一定比例，黑陶器数量有所增加。灰陶和红陶的烧成温度均达1000℃。仍以手制为主，但轮制技术革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部分陶器已采用模制成型。主要器形有杯、盘、碗、盆、罐、鼎、甑、器盖、器座及新出现的鬲等。纹饰以绳纹、篮纹为最普遍，还见少量方格纹。 山东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北部和辽东半岛等处，时代距今4 千多年。 蛋壳黑陶是山东龙山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反映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制陶业的水平。以素面或磨光的最多，纹饰较少，主要有弦纹、划纹和镂孔等几种。器形较多，主要有：碗、盆、罐、瓮、豆、单耳杯、高柄杯、鼎、等。还有鬲。山东龙山文化鬼脸式鼎腿、圆环状鼎足最有特色，为其他文化所罕见。
黑陶是陶胎较薄，胎骨紧密，漆黑光亮的黑色陶器。它在龙山文化陶器中制作最为精美。黑陶在烧制时采用了封窑烟董的渗炭方法，器表呈现出深黑色光泽。它表面磨光，朴素无华，纹饰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黑、薄、光、纽为黑陶的四大特点。其中有一种薄胎黑陶，漆黑乌亮，薄如蛋壳，称蛋壳陶，代表看这一类型陶器的杰出成就。 文化遗址 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首例内外双重城墙结构的史前城址，是江苏省发现的第一座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50余座龙山文化城址中保存最完整的、最适宜作聚落形态考古的大遗址，对研究文明的起源有重大价值。 遗址位于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云乡，面积15万平方米。对龙山文化的内外两重城墙进行解剖后发现，外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由城墙、城缘、城门等组成，城周1520米，面积约141375平方米。内城平面近圆角方形，位于外城内的南部，由城垣、城外道路、城门、哨所组成，城周806米，面积40560平方米。在内城内发现35座各式房址，其中一座“回”字形大房址有110平方米，可能是一个与宗教、祭祀、集会有关的场所。 藤花落遗址中还发现夯土台基、奠基坑、灰坑、灰沟、道路、水沟、水稻田、石埠头等遗迹200多处，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炭化稻米、木桩以及各类动植物标本2000余件。 （2）丁堌堆龙山文化遗址 丁堌堆龙山文化遗址面积约4500平方米。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洛阳考古所的支洪远曾率领文物考察队在此进行勘探、考察。经勘探，文化层分三层：第一层，深1米，含有灰色陶片；第二层，深2米，含有黑色和灰色绳纹陶片；第三层，深3米，含有方格纹、篮纹灰色陶片，且有炭灰遗迹。文化层厚约3.7米，遗址保存完整。1981年其被中央考古研究所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7月升格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庙底沟二期文化曾一度被认为是仰韶文化，自从1959年庙底沟遗址被发掘后才搞清楚。1959年，在庙底沟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它是叠压在仰韶层的上面，并且在文化性质上具有从仰韶到龙山的过渡性质，因此把它定为龙山早期，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代表这个类型的遗存。 从丁堌堆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来看，都以手制为主，不见轮制的痕迹，纹饰以绳纹为主，篮纹次之，方格纹极少见；器物颇多大型者，包含了丰富的文化遗迹和遗物，具有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特征，是龙山文化中较早的一种遗存，因此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 （3）淄博龙山文化古址城 子龙山文化遗址，位于城阳区城阳镇城子村东北一百米处的高台地上。因为这里原为古城（不其城）的东北角，地势较高，所以当地群众又称“东城顶”。 （4）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城址 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西部边缘地带，新发现一处比殷墟还早600多年的大型龙山文化时期城址
此次考古共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城墙140余米，房基、陶窑各一处，鹅卵石铺成的地面图案两处，出土有石斧、蚌镰、骨簪等器物及大量的陶鼎、陶罐、陶鬲、陶碗等器物的碎片。特别是在房基中发现的两处用鹅卵石铺成的地面图案，为目前龙山文化考古中仅见，其中一处面积约10平方米，从外形看很像是一只虎，专家们认为它应与当时人们的图腾崇拜或祭祀有关。
（5）景阳冈龙山文化城遗址 位于景阳冈村以西。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吴汝祚首先在此发现了景阳冈遗址。1979年，聊城地区文物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选点试掘。 在遗址北部清理出龙山文化灰坑1 个、春秋墓1座。灰坑剖面有清晰的文化层，堆积厚约1.5米。上层为耕土，呈灰褐色，陶片、兽骨遍布；耕土层下为汉代、商周文化层；最下层为龙山文化堆积。出土了大量龙山文化中晚期的遗物，多为生活器皿。灰坑底部发现一完整牛骨架，似为祭品，对古代家畜饲养的起源、驯用、牲畜祭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还采集有小骨针、蚌刀、石刀、石斧等。春秋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东西长3.5米，南北宽2米，残深3.2米。墓底中部有一长方形腰坑，坑内殉狗一只，头向东。墓内出土遗物有陶、铜、骨器等共1770余件。1994年，聊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文物勘探队在配合阳谷县景阳冈公园开发建设工程中又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城址平面近似椭圆形，东北——西南走向，西端较窄，中部弧形凸出，南北长约1150米，北端宽约230米，南端宽约330米，中部最宽处约400米，总面积约为35万平方米。同年底至1996年冬，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聊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又联合对其进行了钻探、试掘工作，发掘面积为1200平方米。经挖掘发现，地面已无城垣遗迹，地下城垣保存完好。古城遗址东北角现有南北向水渠穿过，从水渠西壁可见耕土下即有岳石文化城垣残基，其外侧被东周城垣残基打破。岳石文化残垣下压龙山文化城垣，其顶部到水渠底高1米余，渠底见水，无法钻探，估计渠底以下还会有数类以上的城垣。水渠壁上暴露的龙山城垣内侧夯层向里倾斜，夯层较厚，不规整，城垣外壁陡直，打破内侧城垣的灰坑，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中心处并存大小两个利用原自然冈丘经部分加工而成的台址。大、小台址分上、下两层，下层主要用纯净黄褐面沙土夯筑，上层为灰花土筑成。夯具分圆棍夯与石器夯，夯窝明显，夯面清楚。出土遗物具有显著的地方特征。陶器中以灰陶为主，黑陶较少，红褐陶占有一定比例。除陶器外，出土文物还有瓮、鼎、鬲、盆等。特别是在1996年春季发掘的一条灰沟中，发现一刻文陶片，属一小型泥质磨光黑陶罐的肩部，残存部分呈三角形，从刻划形式看，是在陶器成型之后，烧制之前刻上的，系龙山时代人们所为。从字的形体看，与甲骨文似有渊源关系。景阳冈龙山文化古城址，是迄今黄河流域发现的最大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址。城内大、小台基布局清楚，遗物丰富，为研究这一地区龙山文化的面貌与中原龙山文化的关系乃至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 该城址1977年12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第一提名奖，2001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平教场铺龙山文化遗址 在茌平教场铺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城墙平均宽度为28米，最宽处达到30米，保存下来的高度接近2米，用黄沙、黏土混合分块夯筑。根据钻探结果，城墙大体接近圆形，东西略长，面积在5万平方米左右。同时在城墙上发现了举行奠基仪式的奠基坑和祭祀坑，并出现了人祭现象。
教场铺遗址位于山东省茌平县乐平铺镇教场铺村西北，属龙山文化中晚期，距今在4600年－4000年之间。从2000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聊城市文物局联合进行了4次发掘。其中2001年挖掘出土的3座陶窑是山东目前发现的龙山文化中最完整的一组。 除新近发现的4300年前的古城墙外，在发掘区内还发现了4300年前龙山时期房址20座、灰坑500多个、窑址7座、奠基坑10座、墓葬11座，并出土各类陶、石、骨、蚌质地的出土遗物近千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队长梁长合研究员认为，近几年的发掘，对于研究夏商文明的孕育和形成过程，提供了比较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并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探索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
父系氏族(约公元前4000年)
父系氏族 - 氏族资料 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组成的生产、生活单位。有别于母系氏族公社的本质特征是，世系按父系计算，财产由子女继 妇女的社会地位下降以及男子对妇女的奴役，便成为父系氏族制的特点。这一过渡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①男子依靠所取得的社会经济地位，把妻子和子女全部留在自己家中，实现妻从夫居、子女从父居制。②世系由按母系计算改为按父系计算。③婚姻从不固定的易于离散的对偶婚逐步变成一对夫妇长久结合的一夫一妻制。④由于女子嫁到男方，便产生了彩礼和妆奁制度。⑤财产由父亲传给子女。⑥对男性祖先的崇拜祭祀，成为巩固氏族成员联系的纽带。父系氏族是由若干家庭公社构成的。一个氏族或若干近亲家族聚居在一个村落或几个相邻的村落之内。父系家庭公社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社会基本单位，包括同一祖先的三、四代的后裔。他们的土地和主要生产工具为集体所有，集体生产，共同消费。父系家庭公社初期，生产的领导和管理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家族长通过选举产生，一般为年事最长的男子，系生产的组织者。 各氏族以本氏族长支的家庭公社的家族长为首，和其余的家族长组成长老议事会，由它决定氏族的内外事务。若
父系氏族 干父系氏族组成一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一定的土地范围。全部落有一个议事会，由各氏族的氏族长组成。其中有些部落以长支的氏族长为部落酋长。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特别是进入铁器时代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家长的作用和权力逐渐扩大，家长个人便企图成为家庭公社经济乃至公社财产及成员的全权支配者。家庭公社的成员除了妻子、儿女之外，还包括非自由人。有的家长不仅对非自由人，甚至对妻子、儿女都有生杀之权。在古代许多民族中，父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的产生促进了父系氏族制的形成和发展。在家庭公社内部，小家庭开始建立其个体的经济和财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部门的分工，商品交换的发达，奴隶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力开始发生作用。奴隶的最初来源是部落冲突中掠夺来的俘虏。这种奴隶制的萌芽是在父系家庭公社的晚期发展起来的，属于家长奴隶制的范畴。 父系氏族制在向阶级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以父系血缘维系为特征的氏族逐渐瓦解，血缘部落向地域部落转变。部落酋长原先是军事出征的指挥者，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变成了专职的军事首领。强大、善战的部落在能力卓越的首领指挥下，往往征服其他部落。相邻的部落由于战争的需要，便结成部落联盟，有一些部落联盟相当持久，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父系氏族制随着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化和国家的产生而告终。但父系氏族制的残余和躯壳，在阶级社会中继续保留了很长时间。 以动物类为姓的有龙、凤、熊、貂、象、鹅、貉、兔、鹤、马、牛、羊、鱼、蛇等， 《玉海》引《山海经》证之，“伏羲氏得河图，夏人因之”，其意是伏羲氏从河母系氏族部落社会的最后一位首领风花絮的口里，得到代代相传的《河洛》图，由于古人记载重视前者或重视要者的习惯，意思是在夏朝的经典名著《玉海》引《山海经》里有记载。在夏朝人们观察以大地上的山为主体，在商朝以大地主体的观察，并出现了甲骨文，才在西周时以天地观察为主体，从《连山》到《归藏》再到《周易》，所以在《玉海》引《山海经》和《周易》都记录伏羲氏与其母和女娲的生活片段，比《周易》记录早一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伏羲氏得河图，夏人因之”的记载。 在伏羲氏之后的游牧活动还在继续着，到神农氏时代，人们才定居生活，开始了原始种植，牧养也开始定居饲养，出现了《太极图》以种子萌发状态拟似的能量循环示意图，在神农氏时代的记号开始简化使用，《太极图》是最好的证据，在神农氏时代，人们生活再不指一个部落，而是多个部落，才导致《太极图》无作者名字，只是推测，在《太极图》创作之后，记号继续简化使用，由于记号圈点绳结进一步被简化，出现了先天八卦图的使用记号，出现了先天八卦和与及先天八卦的单卦，创立天地相交学说，证明先天八卦和天地相交学说不是伏羲氏所画所创，伏羲氏只根据《河洛》图，固定了天圆地方学说，先天八卦复卦在夏朝。 游牧生活的游牧活动从散盘氏后期开始，经过了整个河母系氏族部落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神农氏时代，才渐渐退出了人们生活的主要舞台。《太极图》和先天八卦图仍然是立体逆影透视，只是《太极图》在逆影透视最为特殊，因为在逆影透视的图形和功能程序不变，逆影透视图共四张《河图》、《洛书》、《太极图》和先后天八卦图。这四张立体图综合演变成太极先后天八卦图，先天八卦图错得太多，所以用太极后天八卦图代太极八卦图，一般太极八卦都指太极后天八卦图，请学者在用过程中注意此问题，不要混淆不清，此图发展到现代，根据《太极图》的能量流通循环原理，太极八卦图有正、负之分，是《周易正、负八卦导航图》。
先天四图在古代建造物中应用过，有《周易》记载的伏羲氏和女娲生活时用的简易棚子，记载以立极的螯足的棚子。还有历史书记载氏族公共场所的长形房子，还有挖壕沟御防野兽，都把先天四图所含的科学，数、理、化、语等学科用上了，在父系晚期黄帝时代，记号渐渐陶汰了，有了画字的出现，书籍有《五坟》、《九丘》、《八索》等，画字逐渐向甲骨文过度，记号经过画字到甲骨文再向文字演变。经过父系晚期的黄帝时代，奴隶社会的夏朝、商朝到周朝的西周。绳结组合记号在周朝才退出历史舞台。主要记录工具由文字取代记号圈点。 合葬墓共8座，其中双人合葬7座，3人合葬1座。大多数墓有随葬品，以陶器为最多，代表性器类为鼎、豆、壶、罐、杯、鬶、盉、尊、瓶等。随葬石器磨制规整，还有作为礼器的玉铲和玉质饰件。骨、角、蚌器中有精致的透雕象牙梳、筒、琮等。大多数死者指骨附近发现有獐牙钩形器，或穿孔的龟甲，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习俗。随葬品中还有一些动物骨骼，应是祭食，以猪骨最多。墓地中43座墓随葬猪头、猪下颌骨共96个，最多的13号墓内有14个。有人认为，猪头是私有财产的象征物，随葬猪头说明私有制已出现。墓葬有大、中、小型之分。在墓葬的规模、葬具、随葬品方面极不均衡，有的墓简陋狭小，仅能容尸，随葬品极少或空无一物。而有的墓却十分宽大，如大汶口10号墓，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陶器，还有兽骨、猪头和可能是“鳄皮鼓”残留下来成堆的鳄鱼鳞板。龙山文化，上承大汶口文化，距今约四千多年前。以1928年最初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而得名。典型龙山文化（又名山东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东部和江苏淮北地区。 以黑色陶器群为显著特证。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壁薄而均匀，造型规整，器表多素面磨光，器形以袋足器、三足器、圈足器较多。典型器物除突出地存在着以鬶为代表的少量白陶外，大量的是磨光发亮的黑陶，其中的蛋壳黑陶高柄杯，有的器壁仅厚0.5毫米，还加以镂孔和装饰纤细的划纹，制作工艺达到了古代制陶史上的顶峰。有些黑陶器上刻划复杂的云雷纹、兽面纹等纹样，这类精致的陶器，绝非日常用具，可能是一种显示尊贵身份的礼器。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精美玉器，如阴刻兽面纹玉锛、三牙璧及鸟形、鸟头形等各种玉饰，其较高的工艺水平表明当时制玉工艺已专业化。这些都是在社会产生阶级分化后，适应某种特殊需要而生产出来的。龙山文化已发掘墓群约300多座，半数以上的墓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一般数量也不多，少数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 在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发掘出一座典型龙山文化迄今规模最大的墓，东西5.5米，南北4.3米，有棺有椁，随葬有精致的成组陶器，如白陶带盖鬶，磨光黑陶带盖鼎、盆、壶、甗等，还随葬了20余块狗的下颌骨，以及估计为礼器残件的遗物，如鳄鱼鳞板及陶质小部件。墓室内还有3个人头及少量的肢骨、脊椎骨等。1979—1982年，1983—1985年考古工作者陆续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和牛河梁发现了距今五千多年的红山文化大型古建筑遗迹群（红山文化：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因1935年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包括祭坛、“女神庙”遗址及泥塑偶像群和群山上的“积石冢”。祭坛在喀左县东山嘴，建筑基址为长方形，占据了整个遗址。东西长11.8米，宽9.5米。遗址选在面对开阔河川和大山山口的梁顶，并且基址内有成组、成群立石组成的石堆，还有泥塑人像群出土。在5000年前，无论是兴修还是使用这样大型的祭祀场所，都不是一个氏族或一个部落所能承担和专用的，从规模看，这应是部落联盟的重要集合地。
女坤庙遗址，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顶盖、墙体采用木架草筋，内外敷泥、表面压光或施彩绘。在遗址中还发现了专门供奉的泥塑偶像群，泥像雕塑极为逼真，其中有一尊接近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头部基本完好，出土时颜面呈鲜红色，眼眶、面颊尤显，唇部涂朱，双眼均嵌淡青色圆饼状玉片为睛。整个脸面对称规整，形象生动。从出土泥雕群像之间大小和体态差别判断，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这是人世间等级差别的反映。积石冢作为墓葬，其特点是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这批大型建筑遗迹，特别是祭祀遗迹，是迄今所发现时代最早的一处。坛、庙、冢的发现，为研究五千年前上层建筑范畴的等级关系、宗教祭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提供了珍贵资料，可说是当时社会的缩影。通过祭坛、神庙可看到国家出现的曙光，先民的脚步也正在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轩辕黄帝 炎帝 (约公元前2697-前2599年)大汶口文化兴起(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
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江苏省淮北地区。包括北辛文化和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区是山东、苏北、皖北和豫东的汶河、泗河、沂河、淄河、淮河下游的广大地区。是本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泰安大汶口、滕县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邳县刘林、大墩子、诸城县呈子、日照县东海峪和胶县三里河等遗址。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有泥质、加砂陶，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灰、黑比例上升，并出现白陶、蛋壳陶。手制为主，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烧成温度900—1000℃。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单耳杯、觚形杯、高领罐、背水壶等。许多陶器表面膜光，纹饰有划纹、弦纹、篮纹、圆圈纹、三角印纹、镂孔等。彩陶较少但富有特色，彩色有红、黑、白三种，纹样有圈点、几何、花叶等。 大汶口文化于1959年首次发现，进行发掘，考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考古学界即将大汶口遗址及其相类同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其后，于1974、1977、1978年，又先后进行多次发掘。遗址内涵丰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出土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器皿，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特别是彩陶器皿，花纹精细匀称，几何形图案规整。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而骨针磨制之精细，几可与今针媲美。墓葬以仰卧伸直葬为主，有普遍随葬獐牙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 特征 (1)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业，辅以狩猎和捕鱼业。已发现许多大小不等的村落遗址。村落遗址所选择的地点，有在靠近河岸的台地上，也有在平原地带的高地上。农业以种植粟为主。在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曾发现1立方米的碳化粟。还发掘出大量牛、羊、猪、狗等家畜骨骼。
(2)房屋多数属于地面建筑，但也有少数半地穴式房屋。在呈子遗址中曾发掘出一座大汶口文化近方形的房屋，房基东西长4.65米，南北长4.55米，房门朝南。筑法是先在地坪上挖0.5米的基槽，槽内填土夯实。墙基内有密集的柱洞，室内有四个柱洞。在大墩子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还出土有陶房模型。一件立面呈长方形，短檐，攒尖顶，前面开门，三面设窗，门口及周围墙上刻有狗的形象。一件立面呈三角形，前面开门，左右及后墙也开窗。另一件横断面呈圆形，上有一周短檐，攒尖顶，有五道肾，无窗。这些陶房模型，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形象的大汶口文化房屋形状。 (3)大汶口文化的灰坑有圆形竖穴和椭圆形竖穴，原先的用途可能是储藏东西的窖穴。也有口大于底的不规则形灰坑。 (4)大汶口文化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兼有一些骨器、角器和蚌器。石器有铲、锛、斧、凿、刀、匕首、矛等，有的石铲和石斧钻有圆孔。还有一些带柄石铲和有石锛。骨器有镰、鱼镖、镞、匕首和矛。角器有锄、鱼镖、镞、匕首。蚌器有镰和镞。另有少量的陶网坠和陶纺轮。石器、骨器和角器都有一些变化，根据它们的出土层位可分早、中、晚3期。 (5)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陶器装饰以镂刻和编织纹最具特色。常见的纹饰则有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划纹和篮纹。彩陶不多。彩陶上以黑彩和红彩绘平行线纹、弦纹、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几何图案。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在早、中、晚3期中，陶器的陶色、纹饰、器形都略有变化。陶色早期以红陶为主，兼有一些灰陶与黑灰陶。中期红陶减少，灰陶增多，兼有一些黑陶和白陶。晚期黑陶大为增多，并有少量红陶、灰陶和白陶。陶器的制法，早期以手制为主，到了晚期轮制逐渐增多。陶器纹饰，早期有锥刺纹、划纹和少量彩陶。彩陶上多为黑彩线条纹和叶脉纹。主要器形有釜形鼎、钵形鼎、小口带柄壶形鼎、敛口平底钵，也有在上腹部饰彩的陶钵、高柄豆、高柄觚、双耳壶等。中期又出现了附加堆纹、篮纹、压印纹和镂刻纹，以及施黑赭色和红色的彩陶。彩陶纹样有直线、斜线，弧线组成的花瓣纹和八角星纹等。中期的陶器器类较早期明显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钵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实足鬹、敛口钵、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长颈带鼻壶、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与漏器等。晚期陶器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镂刻纹等，彩陶则以涡汶为主。器类有罐形鼎、瘦腹背壶（其中有白陶）、宽肩壶、高柄豆、袋足鬶（有白陶）、三实足盉、高柄豆、带把杯、长颈壶等。 6)大汶口文化的雕塑工艺品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多数是墓内的随葬品。雕塑品有象牙雕筒、象牙琮、象牙梳、雕刻骨珠、骨雕筒、骨梳、牙雕饰、嵌绿松石的骨筒、雕花骨匕、穿孔玉铲、玉珠，以及陶塑动物等。这些雕塑品，制作都相当精细，造型优美，是大汶口文化中颇具特色的艺术作品。
(7)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多埋于集中的墓地。每一墓地的墓葬排列有序，死者头向一致。墓室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有的仅有棺，但也有棺椁皆备的。葬式一般为单身仰身直肢葬，也有二人合葬或多人合葬的。多人合葬，少则三人，多则达二十三人。二人合葬墓有同性合葬，也有异性合葬。且有一次葬或二次葬的合葬墓。此外，还发现了一些无头葬、无尸葬和“迁出葬”（即将墓内部分骨骼迁移它处，而在原葬墓内仍保留死者的部分骨骼）。葬式有屈肢葬、俯身葬和重叠葬等。墓内多数无任何随葬品。凡有随葬品的墓，随葬品的多少十分悬殊。少者1、2件，多者百件以上。如大汶口M10是1老年女性墓葬。墓坑东西长4.2米，南北宽3.2米，墓底有二层台和涂漆棺椁。随葬品有装饰于头和颈部的3串77件石质饰品，玉臂环、玉指环各1件，腹部置玉铲1件，还有象牙雕筒2件、骨雕筒1件、象牙梳1件。陶器达90多件（其中白陶、磨光黑陶、彩陶共38件），还有猪头、兽骨、鳄鱼鳞板等。随葬品的悬殊，反映了社会上的贫富悬殊日趋严重。
类型 关于大汶口文化的类型问题，目前考古界看法不一。有人提出可划分为“青莲岗”、“刘林”和“花厅”3个类型。也有人认为可以划分为“大汶口”、“大墩子”和“三里河”3个类型。现将后一种划分的3个类型，简介于下： 发展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我国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的一种原始文化。1959年在山东泰安、宁阳两县交界的大汶口、堡头遗址，发掘了成百座墓葬，出土了大批独具风格的文物。以后同一类型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在山东和苏北的广大区域也不断发现，这就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就已发掘的材料看，可以初步分为早、中、晚三期。 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生产的劳动者的性别，先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男女随葬的石铲、石斧、石锛和纺轮这两类工具的变化，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随葬石铲、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的主要是男性，而随葬纺轮的则主要是女性。这说明男子已成为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而妇女则从事纺织等家内劳动，社会已经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了。
大汶口文化晚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已经出现了。家猪就是大汶口氏族家族的一种重要动产。有一些大汶口墓葬里随葬有很多猪头和猪的下颚骨。这些随葬的猪头和猪的下颚骨，应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财产。此外，随葬的私有财产还有陶器、生产工具和各种装饰品等。 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在氏族内部出现富有者和贫穷者。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演变。从墓的规模看，有大墓和小墓的差别。从随葬品来看，差别更加悬殊，有两组墓葬可以对比：一组七个墓，随葬品比较丰富，最多的达77件，最少的也有19件，都包括陶器、玉石器、猪头等；另一组四个墓，随葬品很贫乏，总共只有17件，为陶器、纺轮、獐牙等。可见贫富分化已经十分显著。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著进步。这时的陶器已用快转陶车来制造。陶车由轮盘和轮轴组成。使用时，由一人转动轮盘，使其急速旋转，由另一人借助陶轮转动形成的离心力，配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烧制技术也有提高。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增加了火道支道和窑箅箅孔的数量，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这时采用了高温下严密封窑技术，使陶土中的铁元素得以还原，有的还在陶土中掺过炭，因此烧成的陶器多为黑色。白陶用高岭土制造，制造时努力保持陶土的纯洁，因而烧成了白色。白陶的出现有重大的意义，它为以后瓷器的制作奠定了技术基础。白陶上有的还有图案花纹。 根据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掘，特别是墓葬的发掘，对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目前有3种不同看法： 社会 经济：大汶口文化的农业生产，以种植粟为主。居民饲养猪、狗等家畜，也从事渔猎和采集。生产工具有石制的斧、铲、刀、镞，骨角制的锄、鱼镖、鱼钩和镞等。制陶业较发达，小型陶器开始用轮制法生产。陶器以三足器、圈足器和平底器较多， 也有圜底器， 主要有鼎 、豆、觚形杯、壶、高柄杯和鬶等。石器、玉器、骨角牙器和进行镶嵌的手工业也很兴盛，出土的玉钺、花瓣纹象牙筒、透雕象牙梳等，制作精致，工艺水平很高。 居民习俗：当时居民中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除一对侧上门齿，有的长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颌骨内缩变形。还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龟甲，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钩形器。这些习俗为中国其他史前文化所罕见。 墓葬：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墓葬无葬具，中、晚期出现木椁；早期有反映氏族成员间牢固血缘关系的同性合葬墓，中、晚期有属于父权制确立后葬俗的夫妻合葬墓。在大汶口墓地，1959年发掘墓葬 133座，时代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这里的大、中、小墓差别极大。大墓不但规模大，且常有木椁葬具，随葬品丰富精美，如有洁净的白陶 、乌黑而略带光泽的黑陶和优雅的彩陶，还有玉器、石器、象牙器、骨器等。小墓墓坑窄小，有的仅随葬1件陶鼎或再加1件獐牙。大小墓的鲜明对比，表明私有制产生，已出现贫富分化。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杭头和诸城前寨等遗址，还发现刻在陶尊上的陶文，引起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重视。大汶口文化渊源于北辛文化（见青莲岗文化），后继为山东龙山文化。该文化居民的种族，一般认为是中国古代的东夷族。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遗存之一，因首先发现于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北濒渤海、南抵苏皖、西进河南，始自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左右发展成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特征明显，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的风俗，这是中国东南沿海古代先民拔牙习俗的发源地。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已发现的许多刻划符号被认为是古老的象形文字。当时的社会已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私有制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已接近阶级社会的门槛了大汶口文
图为红陶器，高22.5厘米，1971年峄山镇野店村出土，夹砂红陶，手工塑制。椭圆口，微外侈，喙状流，细长颈，圆鼓腹，宽带式把，三锥状足。
仓颉造字仓颉，称苍颉，姓侯刚，号史皇氏，据说仓颉是黄帝时史官，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但普遍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只是传说，不过他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今南乐县城西北35华里吴村有仓颉陵、仓颉庙和造书台，史学家认为仓颉生于斯，葬于斯。 中国古书上有“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记载，这是早期记事常用的方法，可惜这些物质无法长久保存下来，所以当时的记事情况已无法知晓了。但安阳小屯发现了十五万片甲骨卜辞，在龟甲与牛胛骨上刻的文字相当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总字数达到3500个上下。从甲骨文字结构来说，除了象形以外，形声、会意、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已普遍被应用。可见在三千余年前的商代文字已达到了相当完备程度，那幺在它以前一定有个更长的发展过程。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先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在龟甲上刻划符号了。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与甲骨上所见的字类似，因而有人认为它们就是早期文字。至于在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发现的朱书可以肯定是文字，充分表明中国的汉字至少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文字的出现既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不断积累、不断总结的结果，所以仓颉很可能是总结整理文字，为汉字的形成作出了贡献的一个代表人物。 这位史前传说人物，在我国古代战国以前的典藉中都从未提及。最早提及仓颉者，是战国时期的荀卿。其后是《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荀子“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的基础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观点是“仓颉作书”。汉代后，在《淮南子》和《论衡》中，已从“仓颉造字”发展为“仓颉四目”，开始神化。尤其是汉代的纬书，又进而渲染，仓颉“生而能书，又受河图录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春秋元命苞》)。以后愈演愈神奇，发展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等传说。黄帝是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之一，当时没有国家机器，可见“史官”之说，显然是后人用后代国家机器的职官名称套用于史前传说人物的结果。 “仓颉造字”的传说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文解字序》中记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解释说：“颉有四目，仰观天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 仓颉造字的过程 汉字的诞生非一人一手之功，是先民长期累积发展的结果。近代考古发现了3600多年前商朝的甲骨文、约4000年前至7000年前的陶文、约7000年前至10000年前具有文字性质的龟骨契刻符号。流传下来的仓颉造字的传说，说明仓颉应当是在汉字发展中具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物，他可能是整理汉字的集大成者。 关于仓颉造字，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感到用结绳的方法记事，远远满足不了要求，就命他的史官仓颉想办法，造字。于是，仓颉就在当时的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来，专心致志地造起字来。可是，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长时间也没造出字来。说来凑巧，有一天，仓颉正在思索之时，只见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嘴里叼着的一件东西掉了下来，正好掉在仓颉面前，仓颉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可仓颉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就问正巧走来的一个猎人。猎人看了 看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别的野兽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仓颉听了猎人的话很受启发。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徵，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徵，画出图象，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字吗?从此，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徵，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徵，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这样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仓颉造的字也就多了。仓颉把他造的这些象形字献给黄帝，黄帝非常高兴，立即召集九州酋长，让仓颉把造的这些字传授给他们，于是，这些象形字便开始应用起来。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郑县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宋朝时还在这里建了一座庙，取名“凤台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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