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风景
在大学这个爱情意识与行为迅速发展起来的阶段，由于学生自我尚未成熟，此时面对两性关系，他们常常无从判断自己要什么，什么样的人适合自己
当莘莘学子告别紧张而青涩的中学时代，怀着对新生活的浪漫憧憬，走进生机勃勃的大学校园，恋爱不再是过去遮遮掩掩的“地下工作”，而是轰轰烈烈的青春体验。
然而，经历爱情，并非只有浪漫与幸福，迷惑、伤痛甚至悔恨也往往随之而来。当下，面对拜金、开放的多元婚恋观的冲击，面对年轻带来的激情与冲动的诱惑，大学生不可避免地对爱怀有困惑。
什么是真爱？应该如何看待性？怎样才能拥有无悔的爱情？如何在爱情中收获成长？大学是学生学习独立生活和充分发展自我的重要阶段，在大学中经历爱情是成长的一部分。既然爱是人一生的功课，对于大学生来说，爱情无疑是一门人生大课。怎样帮助他们修好这门课？这是一道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解答的命题。
当青春面临爱之惑
和许多女生一样，北大的陶静喜欢与宿舍的姐妹们在“卧谈会”上讨论爱情。陶静喜欢看韩剧，虽然总是被嘲笑看的东西“没有营养”，但她就是喜欢把爱情表现得极纯粹、美好的韩剧。室友晓晴欣赏美剧《欲望都市》传递的爱情观，“女人就是应该对爱和性洒脱点，那才是女性真正解放的标志”。小彭的爸爸妈妈在她上初中时离婚了，所以她总是鄙夷地说爱情和婚姻都不可靠。小秦来自农村，有个和自己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对爱情的想象朴素而实际。
在你一言我一语的碰撞中，姐妹们逐渐展开了自己的爱情轨迹。晓晴搬出宿舍与男友同居。曾怀疑爱情的小彭却出人意料地轰轰烈烈爱了一场，但失恋后好像再也无法走出伤痛。小秦和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分手了，后来找的男友很有钱。陶静也谈了一场纯纯的校园恋爱，可是交往越久，争吵越多，激情没了，烦恼多了，她感到爱情令她失望。
陶静总能听到同学、朋友的各种爱情困惑：“这世界上还有真爱吗？”“我为什么在恋爱中迷失了自己？”“我那么爱她，她怎能离开我？”“我们毕业了，不在一个城市工作，应该分手吗？”“我们真的相爱，可以发生性关系吗？”与此同时，各种影视作品关于爱情的展现越来越多元，她对爱情更加迷惑了。
2007年，陶静惊喜地发现并选择了一门叫做生活教育的课程。你想获得更幸福的人生吗？让我们一起“学会生活学会爱”！这样的课程介绍语让陶静觉得很诱人。教学生如何看待爱情、婚姻、性是这门课程的重要内容，这让陶静尤其感兴趣。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田玲当时是这门课程的负责教师。该课程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心灵阳光工程下的LE生活教育项目，由田玲于2006年首次引入北大本科常规课程，如今已被北京近十所高校推广。
田玲的大学生活在北大度过，那时，她和同学就有很多关于自我、友谊、爱情方面的困惑。留北大任教后做了多年班主任，经常有学生向她倾诉爱情的烦恼。在她看来，陶静有这样的苦恼很正常，她的困惑还没有对自己的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实际上，一些大学生因此产生的困扰更多，他们因在失恋、性、背叛等爱情问题上遇到的挫折，产生了各种心理问题，性格与人生发展也受到了负面影响，甚至有学生选择自杀。”
“那些天之骄子可以从容面对考卷，并获得很高的分数，可心灵的困惑常常伴随着他们，他们为什么没有幸福的能力？”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田玲。
“大学是学生学习独立生活和充分发展自我的重要时段，在大学中经历爱情是成长的一部分。只是，青春的激情、冲动、懵懂有时也会让人留下永远的悔恨。而当青春面临这些困惑的时候，虽然没有人能简单地给出对错的结论，但是，应该有人给学生基本的引导。”田玲说。
“这种引导首先应该来自父母。然而，文化的禁忌、传统的力量、父母的无知等原因造成了家庭婚恋教育的空白。”田玲认为，父辈们没有机会接受相关的教育，儿女们如今也无从获得相关的指导。
“父辈们成长的单纯环境已经消失，当今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情感难题是父辈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田玲说。
“父母甚至给子女带来了关于爱的负面影响。一些学生来自破碎家庭，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甚至受过‘爱’的伤害，对爱的理解很偏激。”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宋映泉说。他是继田玲之后负责这门课程的志愿者教师。十多年前在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当心理咨询志愿者的经历，让从事教育财政研究的他，十分关注大学生心灵的成长与健康。在他看来，良好的性与爱的教育是全人教育、人生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我们只研究在教育中如何投钱，而忽略了受教育者的心灵；如果我们只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世界；如果我们用大量资源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心灵混沌、不懂得真爱、缺乏建立美满婚姻和幸福家庭的能力，那么，从教育经济学投入-产出的角度看，这样的教育投资在一定意义上是失败的。”他说，“然而在我国现有的课程体系中，关于性与爱的课程不多；从人生、从心灵和灵魂的高度来看性与爱的课程更是少而又少。”
王琪是该项目的中国讲师及国外专家翻译，曾经到上百个大学作过婚恋主题讲座。接触大量大学生后，她发现，中国的婚恋教育几乎是由社会自发完成的，爱情文化的塑造大都离不开无处不在的媒体。“韩剧与台湾偶像剧传递的王子与公主式的爱情梦想，美剧传递的开放的性态度，以及各种电视节目尤其是当下盛行的相亲节目，对当代青年人的爱情观有着深刻的影响。青年人对影视作品中爱情文化的学习已经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而这种社会教育往往是片面、偏颇的。”
因此，在不理想的婚恋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虽然部分人已经较好、自发地完成了关于婚恋的自我教育，但在大学这个爱情意识与行为迅速发展起来的阶段，仍有一部分学生处于“心理早恋”，亟需引导。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补上这一课的可能。”田玲说。
给学生一把钥匙
“无法区分爱与被爱，更多地期待他人爱自己，而很少想自己如何爱他人；更多期待他人对自己负责，而较少想自己如何对自己负责和对他人负责。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进入婚恋关系，多半会以痛苦结束。”在田玲看来，这是很多人的通病。
小玲是个美丽的女孩子，从上初中起，就有很多追求者。她习惯了被男孩子追逐的感觉，好像别人对她的好都理所当然。慎重地选择了男友后，她发觉对方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完美，相处久了，她还觉得男友对她的关心不够，没有从前喜欢倾听，甚至还会和她发脾气。她很疑惑：这份感情是不是走到了尽头？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学生，两个人对对方的期望值都特别高，一旦发生摩擦，都觉得对方不对，没有人肯让步，往往造成爱情中的苦恼与遗憾。其根源就是人们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只能在伤害中学习成长。”王琪说。
林帅曾经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他选择这门课时，刚刚和女友分手。“她是我的同学，我们曾经有过美好的时光。大三时，我们的矛盾变得突出，但我们从不争吵，只是不断累积着对彼此的不满。后来，我们选择了分手。分手后，我发觉自己真的很难过，校园的每个角落似乎都能让我想起两个人曾经的甜蜜。”林帅说，“那段时间，我总是试图寻找爱情失败的原因，但是我找不到。”
“一些大学生应付考试的能力相当高超，然而这绝不代表他们为人处世的能力同样出色。我在学校里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学生，学习成绩优异，可他们的心理年龄很小，自我概念十分模糊，自我界限与自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自我没有发展成熟的情况下就面对两性关系，常常使他们无从判断自己要什么，什么样的人适合自己。这也是当今大学生在恋爱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田玲说。
“生活教育课程中的很多环节就是根据大学生存在的这些问题而设计的。”王琪说。
“猜谜游戏”——你了解异性吗？在生活教育的课堂上，这个环节让很多学生都感到有趣。
游戏开始时，学生按性别被分为四五个小组。老师向学生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男生，你将来想找什么样的妻子；女生，你将来想找什么样的丈夫？第二个问题是，男生，你们猜女生将来想找什么样的丈夫；女生，你们猜男生将来想找什么样的妻子？
“温柔，善良，漂亮，孝敬父母，小鸟依人，下得厨房、上得厅堂……”这是男生对未来妻子的期望。“高大，帅气，负责，孝敬父母，体贴，关爱……”这是女生对未来丈夫的期望。
当男女生看到对方讨论出的答案时，他们发现有些答案是自己从未想过的。例如，很多女生列出希望对方“能帮助自己做家务、会享受生活、不夸口、干净、有主见”；男生列出希望对方“负责、健康、自主、乐观、不无聊、欣赏他”。
“这些我从没有想到过！”“他们怎么还要求这个！”男女生议论纷纷。
“年轻人一旦进入恋爱，总以为自己与异性的期望值和时间表是一致的，但实际上男女对异性的期望很多时候非常不同。”王琪解释着这个游戏的初衷。“我们想告诉学生的是，恋爱和婚姻最重要的是‘成为合适的人’，而不是简单的‘找到合适的人’。如果一个人能按照异性对未来伴侣的期望值提高自己，那么将来就更容易吸引那些合适的人，更容易预备好进入恋爱和婚姻。”
“无法拥有成熟的人格与自我，那么每种爱的尝试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自制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田玲说，“所以，我们希望学生拥有爱的能力。”
带着对爱情失败原因的疑惑走进这门课程的林帅，如今已出国攻读博士学位。他坦言，虽然这门课上的很多具体内容他不记得了，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系统地分析自我，思考自己想要的爱情和生活。“这门课就像一把钥匙，让我打开我自己。”林帅说，“成为适合的自己，是我一生的追求。”
性是权利也是责任
小埙是一个被很多人羡慕的女生：拥有不错的家庭，接受着最好的教育，高考时以全省第十名的成绩考入北大。然而，一段没有处理好的感情让她一度感到遗失了所有的骄傲。她在给田玲的信中这样写道：
虽然爸爸妈妈不赞成我在大学谈恋爱，但我还是和他相恋了，那种甜蜜比考上北大的感觉还幸福。我总是很难拒绝我的男朋友，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生了性关系。两个月后，我怀孕了，那是我的家庭和我的尊严无法接受的事实。
周末时，我瞒着男友坐火车颠簸一晚回到了家乡，无钱做无痛手术的我躺在手术台上恣意流泪，那种罪恶感和疼痛成为我现在不敢回忆的劫难。10个月后，我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妇科疾病，直到这时，我的男友才得知此事。
在长期的治疗期间，承受着可能无法再有孩子的压力，我似乎丧失了从前的一切勇敢，变得脆弱而依赖。我以为男友会一直在我身边，但我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他也是一个孩子。看着我生病，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开始背着我和其他女生交往了。
我们吵架，分手，我吃下了60片安眠药，被送到医院抢救。之后我接受了学校的心理辅导，发现自己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虽然我现在已经好转，但是却很难从阴影中完全走出。身体的痛可以忍受，但心理的伤痛和对未来的恐惧让我感到万分折磨。
我之所以鼓起勇气把这些事写出来，是因为这样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我身上，我身边也有同学忍受着类似的痛苦。这种伤害是如此具有杀伤力，但这种痛只能自己去承受。大学，正是我们经历这一切的地方，我们希望得到这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为了让更多的同龄人远离这种痛苦，小埙同意田玲将她的信公开发表。
田玲说，很多向她求助过的女生都会在类似事件发生后陷入深深的不安、自责，甚至耻辱感中，他们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伤痛，还承受着社会文化带给他们的压力。“男生若无法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同样会受到伤害。”田玲回忆，在向他咨询的男生中，一些学生因为不当性行为感染了疾病，一些学生承受着心灵的煎熬：一男生与自己的女友发生了性行为，导致女友怀孕并流产，事后，他非常痛苦，甚至想要自杀；一男生因无法接受女友与他人发生过性关系而身心煎熬，长时间难以走出阴影，多次企图自杀……
“就像数学中数轴正负两极的无限性一样，在性问题上也同时存在着无限好和无限差的可能性，在我们追求性的美好时，也需要学习如何减少其苦难的可能性。”田玲说，“只是，性教育虽然早已被教育者提出，但是在实际中教育效果不容乐观。”
2009年2月，中山大学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在对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区和珠海校区的在校本科生获取性知识途径进行调查中，数据显示，排第一位的是媒体，排第二位的是教育书籍，排第三位的是朋友或同学，排第四位的是色情书刊或光盘，排第五位的是父母，最后一位才是老师。
“可见，大学生性教育主要是由媒体完成的。然而，当今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给青少年传递的信息具有片面性，这令人遗憾。”王琪说。
“性是什么？性的功能是什么？性的目的是什么？性与爱是什么关系？许多学生以为自己懂得了性，但事实上他们对性缺少正确的认识，也缺少深入系统的思考。我国的性教育已经缺失于起点了，在大学这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在学生开始面对这一问题的时间段，应该补上这一课。”宋映泉说。
首先是性知识的普及。王琪说，很多大学生对此虽然不是无知的，但往往了解并不全面。比如，他们也许知道如果发生性行为，需要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和避孕手段，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没有任何一种避孕手段是完全有效的。他们也许知道怀孕了可以做流产手术，但不了解做流产手术对身体的危害程度。更加需要正视的事实是，在中国的艾滋病增长人口中，患艾滋病的最主要原因已经由原来的血液传播变为未加保护的异性间性行为，高危人群在18岁到35岁之间，大学生属于这个高危群体。
性观念上的引导更是一个棘手的课题。“当今大学生通常认为性和爱是自己的事情、是私人生活领域的事情，没有什么原则，没有什么对错。爱无非是一种浪漫的感觉，只要两情相悦，就可以自由地享受性的快乐。他们往往专注于自己生理、心理以及情感的需要，而缺少对性和错乱两性关系的社会后果及社会公共责任的深入思考。”宋映泉说。
当今大学生接触的各种媒体信息，似乎也都在为他们传递着这样的思想。而在高校，很多情侣都发生了性关系的事实，甚至让一些没有这样做的情侣成为“异类”。王琪说：“我们并不否认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可是，他们往往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应该有人郑重地告诉他们：性也意味着责任。”
谈及一些大学生对这种责任的认识缺失，王琪无法忘记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一个男生带着女友到医院堕胎，手术之后，那男生咬牙切齿地在走廊里对医生吼：“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因为你杀了我儿子。”“是谁杀了你们的孩子呀？是你自己，是不负责任的性行为！”王琪说，“有很多学生在事情未发生之时认为自己可以承但责任，可事情发生之后，他们才发现，那只是以为。”
“我们的课程，就是希望用恰当的方式把更全面真实的生活告诉学生。”
“同学们，作为美国人，我向你们道歉，因为你们看到的很多来自我们国家的影视作品都不是真实的美国生活。他们这样演是因为表现‘性’可以赚钱。”Mike夫妇来自美国，是这门课程的主讲教师，他们总会在课堂上向学生强调，无论是《六人行》还是《欲望都市》，那都是“好莱坞”的美国，而不是真实的美国。
同时，在这门课上，教师从来都会肯定性美好的一面。“我们提醒学生合理享受性的同时，也必须防范不合理使用时的危害。我们鼓励学生，在没有进入婚姻的情况下，对待现在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方式，应该是你希望自己未来的丈夫或妻子被别人对待的方式。”宋映泉说。
宋映泉回忆，一位社会学系的女生课后给他写电子邮件说：“老师，在听您的课时，一开始我是有些反感的。心想在北大这么自由的地方，怎么还有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但后来当我明白老师的目的是想让我们在性的问题上学会用自己的智慧和头脑做审慎的判断和选择，过‘省察过的人生’，我又觉得老师您说的好像是对的，因为我无从反对。”
“当然，学生有自己选择的权利。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人告诉他们，性是一种责任，让他们知道处理不当将产生的后果，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王琪说。
爱是一生的功课
“你认为什么是人最重要的性器官？”宋映泉问。一些学生面红耳赤。“你的心是你最重要的性器官。”宋映泉的回答让一些学生陷入了沉思。
“老师，我们一定会结婚的，所以，发生性行为无可厚非。”
“可是你们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结婚？”
“因为我们还年轻，没有毕业，还没有工作、房子，没有稳定下来……”
“这意味着你还没有准备好承担这份责任。”
在这门课的讨论环节，老师们常常和学生有这样的对话。王琪称之为“挑战”学生，或者迎接学生的“挑战”。“因为对大学生进行婚恋教育，知识性的普及是简单的，但与大学生谈论婚恋观和性观念并非易事，这也使得婚恋教育面临着独特的难点和挑战。”王琪说。
“一方面，父母对孩子婚恋观念的影响已经持续多年，另一方面，一些不得不承认的社会现实加之社会上流行的婚恋和性的观念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也就是说，虽然大学生的婚恋观不够成熟，但大学生的婚恋观已基本形成，这对教育者来说增加了难度。”田玲说，“难点还在于，与传统教育不同，性与爱的教育既没有权威的教育专著，似乎也没有统一的教育思想。”
宋映泉强调，性与爱是密切相关的；性不只是性，在性的关系中其实体现了自我形象、自尊、责任、勇气、尊重他人、包容、接纳等等。换言之，真正的性必须体现爱。可是在关于性与爱的后现代流行文化中，人们往往否认性的纯洁与专一、否认爱的永恒与至上、否认爱与性的必然关系。在这个认为性爱没有对错的相对主义占主流的时代，让大学生建立健康的对性、对爱、对婚姻的价值体系十分困难。
因而，“良好的性与爱的教育对教师有着很高的要求”，这是这门课程的参与者共同的感受。
在王琪看来，大学的爱情教育应该是一种现实和引导的教育，而不应该是一种灌输和强制的教育，是让大学生了解爱情问题本质及现实特点，而不是强加给大学生某种爱情理念并且要求他们做到。因此，教育者必须持有平等与谦虚的姿态。“没有人可以为学生作决定。”王琪说，“我们只是帮助他们看到更加真实的生活，看到事物的多个层面，然后把选择的机会留给学生自己。”
“人们向爱他们的人学习。”田玲说，“教师只有秉持一定的职业伦理，用关心、真诚与责任心，让学生从老师的努力中感受到爱，学生才会真正感受到你希望他获得更幸福的生活，才会发生积极的成长与改变。同时，教师必须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终身学习者。”
“让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学习生活学习爱，是更触碰教育本质的尝试，这样的教育值得推广。但其复杂性以及对教育者的要求，决定了我们的一切尝试只是开始。探索婚恋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宋映泉说。
对于接受者来说，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很多人都是在工作不顺利、婚姻不幸福之后，才会思考我的人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要的到底是什么。”田玲说，“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形成了一个人今天的品质与性格，在适当的阶段让学生了解关于性与婚恋的适当内容，会规避一些伤害的发生，并形成更为健康的价值观。因此，婚恋教育应该提前，大学已经是补救阶段了。”
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教师汪春花也是生活教育课程的指导教师，她认为，大学生的婚恋教育应该形成两个层面的配合。一个层面是普及性指导，即让大学生在课堂上或者讲座中了解基本的婚恋常识；另一个层面是个别性的指导，为学生提供个体咨询并配合婚恋课程。
王琪说，“我们并不苛求学生上过这门课后就会立刻发生改变，而是希望他们能开始思考人生，思考如何让自我更成熟，让生活更幸福……”
学生们常常追问：“老师，您真的相信这世上有永恒的爱情吗？您肯定我也能找到幸福的婚姻吗？”有近40年婚龄的美国老师ｍｉｋｅ坚定地说：“只要你相信而且去寻找，你总会找到的，我和我的妻子凯瑟林就是见证。不过我们现在仍在学习爱的功课！”
“这样的课程仅仅是一扇门，一个起点，没有人站在爱与幸福的制高点。”田玲说，“爱是一生的功课。”
（文中大学生均为化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