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诗人刘希全(心香一瓣)

2010-10-11  棋中王
邓凯《 人民日报 》( 2010年10月11日   24 版)

  在中秋节的凌晨,我偏坐在幸福大街的一隅,远远地为一个不幸福的亡灵守夜。

  在中秋节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21日的凌晨,希全走了,没有和大家告别。他走得很痛苦,心脏病突发。闻讯赶到医院的同事,看到心电图显示着一条直线。他的体温,在初凉的秋雨中渐渐弥散,直到冰冷。

  因为只能承受,所以,我能接受任何人的死,包括他。每个人的一生到站了,就得下车,没人有特权。生命脆弱,我们每天行走的地带,都在生死之间。

  但我仍然很难说服自己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在希全去世前的9小时,也就是9月20日的下午6点,他调离报社去《诗刊》后,第一次在报社碰到了他。“希全,这两天找个时间咱们聚聚吧?”他说节前很忙,犹豫片刻,说:“那就明天中午吧。”

  谁能料到,这是永诀,留下一场永远无法相逢的聚会。

  雨一直下。雨从他去世前的晚上一直下到他离去后的早晨。

  得到消息,我开车去他家。雨打在车的前挡上,模糊一片,不知是谁的眼泪。没有悲伤,只是木然。一种虚无感攫住了我。好几次险些追尾,像梦游。

  顶梁柱垮塌后的家充满了悲伤。没有工作的妻子。上中学的儿子。远在美国的被瞒住了儿子死讯的老母亲和身患癌症的小妹。

  他的遗体,还在医院里,孤零零的,陪着他的遗体的,是他告别了人世的灵魂。

  我有些透不过气来。

  回到报社,我在办公室对面的吸烟室呆了一会,那是希全经常呆的地方。他喜欢斜躺在椅子上,抽着烟,翘着腿,翻看一大摞报纸,一副幸福指数很高的德性。我们常常在中饭后把他撵到一边去,他也乖乖地腾出地方给我们打牌。这个和我们几乎是朝夕相处的人,再也不会在那里看报了。

  希全比我整整大一轮。他是诗人。我在中学时代开始写诗的时候就知道了他,上大学的时候偶尔会在同一本刊物上发表作品。大学毕业到了光明日报,有人介绍起他,我在心里错愕:哦——这就是刘希全。这个黑不溜秋的家伙!朴素得像胶东半岛的一棵红高粱。

  和他做同事的12年里,说来也怪,我们很少交流所谓的“诗艺”。大概我们都觉得诗歌是一种很个人化很内心的东西吧。他只是在出版新诗集的时候会故作谦虚、半推半就地送我一本:“多指正啊!”我刚来报社的几年里甚至和他没有过多的社会层面的交往,但总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就像在一大堆动物里,两只动物闻到了彼此熟悉的气味,就会自然而然地和同类亲近起来。

  但也有调侃他的时候。一帮哥们喝酒,背几句据说是他早年的情诗:“我宁愿瘸着一条腿/走进你的婚礼/看你成为别人的新娘”,他则涨红着脸辩白。黑里透红的脸,不知是酒劲还是其他。我也趁势恶搞一下:“希全一个猛子扎进爱河/又洗又涮”,多么有趣的庸俗啊。

  虽然腼腆,但他真有得意的时候。中午喝完酒,一般步行回报社。路上他就会念几句得意的诗:“那些瞬间,还在那里:/一边是清凉的晚风/一边是你波动低回的迷人体香/多年之后,两者依然美不胜收——”,他似乎对“美不胜收”这个词极为满意,重复了好几遍。阳光照在他黝黑的脸上,却有明亮的笑容。

  希全的这一点让我自惭形秽:从大学时代起,他一直没有放下笔。他甚至在开会时随便在破纸片上划拉几句诗。他还不无得意地对老部下说:“计亚男,你看我又能写诗,又能搞报纸发行!”想一想,他说这话时该有多么爽。而我呢,大学一毕业就扔下笔,搞得自己好像“一心扑在工作上”,听凭缪斯的幽灵一直在心底游荡。因此,我曾经给他的诗集《慰藉》写诗评时把他比作“阿甘”,不知为什么他给删了,大概觉得阿甘像个傻子吧。

  一直觉得希全是个幸福的人,因为他有诗歌。在一个物欲横流、内心彷徨的世界里,当他失控,当他摇晃,诗歌以一种简洁的方式使他平衡;当他憋屈,当他忧郁,诗歌是他最好的出口。

  无需交流,不必揣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读读他的诗歌就好。诗是最好的显影液,随着时间的过滤,能清晰地凸显一个人的本色。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的年少轻狂也好,还是“中年听雨客舟中”的沉稳持重也好,还是“暮年听雨僧庐下”的心如止水也好,诗歌总会以它特有的温度、气息、声音、脉动和张力,还原一个人的另一种人生。

  读希全的诗,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敏感的自然主义者:“清晨,浓雾漫无边际……/一两声鸟鸣,模糊、凌乱,而又/与往常有所不同:被拽紧,被压低”;他是一个爱情的理想主义者:“——我用没有写出的文字爱你/用不能平静下来的灵魂、惦念爱你/用我越来越少的时光/用我的呼吸、脸上的风霜爱你”;他是一个顾影自怜者:“我的胸中,有两颗心在跳动/一颗是我的,一颗是世界的……”;他是一个悲天悯人者:“我用一支笔,在一张白纸上/为他们设灵堂/我写下:安继坤,女,90岁,北川曲山镇水磨漆厂……在这个月夜,我写下这些名字/我一边写,一边掉眼泪/——我没有给这些名字加上黑框/我做不到,我不能让黑框/再把他们压住”;他是一个顽固的怀乡病患者:“在南宋村,我感到阵阵的恍惚/好像不是我回来,而是亲人们/终于找到了我/好像田野、水塘找到了我/他们把什么都带来了,比如/这些树、这些山、这些门、这些碗——”;他还是一个爱心满溢的父亲:“乐乐,我常常喊你,有时是无缘无故地/喊你,甚至是恶作剧般地喊你/其实没什么事,我就是/想听到你亮脆、稚气的声音——”。

  在深夜重读这些诗,我感到一阵阵悸动。

  当然,写诗不是他的职业,他赖以谋生的身份是新闻工作者。他大学毕业后来到光明日报,27年了,说实话,他对得起他的饭碗。工作认真,严谨,写的稿子,编的版面,得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奖。他主持发行部工作的几年里,我常常看他亲自划版,我称之为“光明日报唯一亲自划版的局级干部”。那几年常常听到有关报纸发行量的言论,作为发行部主任,他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有好多次他在陪同报社领导去外省布置发行工作的间隙,还赶紧飞回来处理发行稿件,处理完马上飞过去 ——是只鸟也会累得不行啊。何况还有各种各样的应酬。酒量好又如何?身体总是自己的呀。一天到晚,总能听到他在与各地记者站打电话。这几年,报纸发行量稳步增长,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化时代,何其不易。

  希全太累了。本以为去了《诗刊》可以轻松些了,因为杂志社一周上三天班,又是他喜欢的行当——爱好成了职业,谁曾想天不遂人愿。

  想念我们几个人在小酒馆喝酒的时光。人松弛下来,没有了顾忌,话就多了起来。他是一个直率的人,把你当朋友,就会掏心窝子对你,尽管他也不是那么善于表达。

  我想起了布罗茨基的《诗悼托·斯·艾略特》中的一句:“死神不做鬼脸,不含恶意/在厚厚的勾魂簿中选择了/诗人”。然而,他又说:“如此说来,飞升是爱。/一劳永逸。飞向黑夜”。

  让我们原谅希全的不辞而别。但愿他一劳永逸,飞向极乐世界。

  但愿天堂有他熟悉的风景,但愿香草能传颂他的芳名。

  世上再无刘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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