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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使人明智。这个话从大的方面讲，没错，毕竟是要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朝代更迭中，获知社会演进的道理。但，也正如梁启超先生曾经嘲讽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因此，所谓“明智”又不免要打折扣。鄙薄说，“史”不过是一个个“家天下”的兴替轮回。而陷于期间的士子则悲情难免。
公元1402年，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攻陷南京，从自己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江山，史称“靖难之变”。这个“靖难”，也是朱棣一边的堂皇说辞。意即当今皇上身边出了坏人，他是替天行道、荡平祸乱、清君之侧。一出“贼喊捉贼”的闹剧就以正剧的样式上演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许多王朝在第二代的过渡中，难于平稳，要发生大的变故。如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皇兄太子李建成，得以袭位；如宋太宗赵光义，更是弄出千古谜案“烛影斧声”，弟及兄位，篡权成功。轮到明王朝也未例外：朱元璋死后四年，燕王朱棣就将合法承位的侄儿朱允?的龙椅掀翻，自己坐了上去不说，还在一手操弄的“史籍”中，抹去皇侄四年执掌大统的历史。 朱棣这一出为人侧目，但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按照明王朝嫡长子继承制的礼法传统，朱家天下的第二朝，应是朱元璋的长子朱标。可这个太子命不济，正值英年时，却先于朱元璋撒手人寰。他一死，就给朱元璋出了很大的难题。储君日久，再予更换，数十个儿子等在那里，一个个若虎狼环伺，弄不好，会引动难于收拾的麻烦。于是，一条道走到黑，让朱标的儿子即朱元璋的孙子直接继位。事实上，这就形成了有明一朝在第二帝上的隔代相传。看起来不那么“顺畅”，但也合乎先皇安排的“法理”。 建文帝即位，他的叔父们哪能服气。尤其是有着乃父刚猛之风的燕王朱棣，更是恨得牙痒。朱标死后，他的综合条件最优，本该轮到他嗣位，但眼见江山绕过自己，直达后辈，心中的愤懑、郁闷可想而知。其所发感慨是：“不意小儿竟有此日！”意思是这个小东西居然凌驾于我做叔叔的头上了。权力炙手可热，诱惑不可阻挡，岂能俯首称臣。他逮住新帝削藩的机会，兴风作浪，一举取而代之。虽然历史的冷竣给他安上篡位的恶名，但是，说到底，也是家族中的“内讧”而已。 帝王家事不能问，可这一次有点不一样。朱棣横扫千军无阻，却遇上了非武力层面的强劲抵抗。建文帝一边的文臣士子以及“正统”思想下的人心向背，表现出对朱棣的极大轻蔑，绝不合作。其以方孝孺为代表。当朱棣为使自己的夺位看起来不那么难看，并具有一种“合法性”时，他就捉来方孝孺为其起草“即位诏”。其实，诏书写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国中大儒来做这样一件事。方孝孺学问天下，名气响到连他的敌手姚广孝（朱棣谋臣）也不能不服。他曾告诉朱棣：“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悖论：朱棣需要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去撑门面，而恰恰真正的文化人又具有一种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操守。方孝孺不写诏书却写四字：“燕贼篡位”。这一下子就戳到了朱棣的最痛之处。朱棣威吓他：“你就不怕灭九族吗？”方孝孺凛然不能犯，说：“便灭十族又何妨！”话说到这个份上，就无退路了。朱棣大开杀戒，873人引颈就戮，血流如注。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灭十族惨剧发生于明朝，由士子领演。 作为“读书种子”的方孝孺，浸染于儒学，洪武朝时，为朱元璋两次召见而未启用。他与“仁文孝友”的建文帝相合，“士为知己者死”，是忠君思想最为彻底的实践者。他为后世称颂不已，认为是舍生取义的真君子。然而，此“义”却大可深究。一是他所追寻和维护的是数千年道统与法统建立下的秩序，也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之理。正如他的“绝命词”中所写：“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三纲易位兮四维不修。骨肉相残兮至亲为仇，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二是他忘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即血统，朱棣这个“乱贼臣子”体内流淌的也是朱家之血。在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的帝王家族倾轧争斗史中，十族之灭，所镶嵌进的不能不是一个悲剧性符号。 倘若夺得江山、恶谥在身的朱棣在之后的执政中昏庸无道，那么方孝孺之血就不是白流，他守住了士子崇高的底线也映照了暴君的面目。然而，被称为永乐帝明成祖的朱棣却成为史上一位“朝告夕振”的有为君主，其在位22年，多有壮举：迁都北京，疏浚运河，五征漠北，编篡大典，遣使下洋……为史家所共识，明王朝近280年的基业，真正奠定是在他的手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历史就是这样吊诡！ 以唯物史观，朱棣和方孝孺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若不相干，他们都在自己的人生追求中走到了极致。然而，历史的纠结，不是容易解开的方程式，他们势不两立，冰炭难容。在这里，帝王的残忍，士子的悲怆扭结一处，所谓“道义”，写出脆弱的过程论；所谓权力，写出坚硬的结果论。孰是孰非？不能一辩。方孝孺，满腹经纶，使人唏嘘。因此，想到一位学者洞达的比喻：士人及其理想在与帝王及其权力的相较中，有如砂器与铁锅放置一处，没有不碎的道理。然而，生命已被淡化，鲜血洇于暗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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