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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翻译
文化问题是当前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从文化的角度谈论翻译也就成了翻译界炙手可热的话题，就像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所说的那样，翻译研究发生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Bassnett,2001:123）。“文化翻译”这一术语频频出现在翻译研究的论文和专著里，人们对“文化翻译”的理解大致有以下数种：⑴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翻译。⑵有关文化内容/因素的翻译。⑶一种翻译方法，把一种语言文化的表达方式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文化的表达方式。⑷一种翻译方法，把一种语言文化的表达方式保留到另外一种语言中。⑸从文化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⑹文化与翻译。⑺文化的翻译。⑻从事有关文化内容翻译的人。（蔡平，2005）
开创我国当代文化与翻译研究先河的要首推王佐良先生。王佐良先生较早意识到翻译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明确提出需要对文化与翻译的关系进行研究，他在论文《翻译中的文化比较》（1984）中提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也就是说，译者不仅要深入了解源语文化，还必须深入了解目的语文化。“不仅如此，他还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他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的过程中，就要做一番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等都相当。”（王佐良， 1989：18-19）
2．《红楼梦》英译
《红楼梦》蕴涵着极为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国内《红楼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就有许多人尝试着对它进行翻译，迄今译界广为推崇的有两个译本：一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二是美国翻译家霍克斯（David Hawkes）和闵福德（John Minford）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自两种译本相继出现以来，国内各期刊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红楼梦》英译的文章，相对于“红学热潮”而言，《红楼梦》英译研究已初步形成直追之势。本文从文化对比的角度探讨一下《红楼梦》英译中的文化翻译。
3．《红楼梦》中的文化翻译。
3.1《红楼梦》译名中的文化翻译。
《红楼梦》与“红”字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周汝昌曾指出“…… 《棟亭诗钞别集》卷一页十五有‘咏红书事’一诗，体系排律，每句用红色典故，悱恻迷离，极为神秘！意此爱红一事渊源亦有自来，曹寅之诗，如能获确解，则雪芹本意必不难明，书此俟详。”而且，《红楼梦》中的“红”字铺天盖地，像“丹、赤、绯、朱、绛、茜”等都表示大同小异的“红色”，“宝玉以爱红闻名，名仙草曰‘绛’珠，石头乃‘赤’瑕宫侍者，住处则曰‘绛’芸轩，悼‘红’轩，别号曰‘绛’洞花主，吃丫环金钏唇上之红，爱袭人姨妹身上之红，…… 必非无故。”怎样把这些“红”字译成英语实在难坏了中外译者，尤其是美国翻译家霍克斯，因为在中美文化中“红色”代表的涵义大相径庭。在中国文化里，红色代表着“富贵”、“吉祥”、“喜庆”、“青春”、“春天”等等涵义，而在美国人的眼里，红色（red）则象征着“流血”、“谋杀”、“暴力”、“反动”、“亏损”、“火灾”等等，这就意味着用red来翻译《红楼梦》中的相关内容，势必会抹杀曲解“红色”在《红楼梦》中的特殊涵义，但如果不用“红色”，《红楼梦》所渲染的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就很难被外国读者所了解，所以，霍克斯对“红”字的翻译感到特别为难，处理得也特别谨慎，他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尽量避免使用red一词，主要采取替换颜色的方法翻译红色，譬如把“怡红院”译成成了“怡绿院”（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把“赤霞宫”译成了“夕照宫”（Sunset Glow Palace），虽然有些牵强，但可以看出霍克斯深刻的读者意识和充分的译者责任感。霍克斯指出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障碍，痛惜有悖原著的损失，一句“Xueqin-sim translator’s despair”道出了他的无奈和勇气。在这种情况下，霍克斯把《红楼梦》译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 在小说的引言中，他还用Stone Studies来翻译“红学”， Stone-enthusiasts来翻译“红学家”；中国的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努力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旨下，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把红字大胆地用到译文中去，如他采用了A Dream of Red Mansions的译法，对中国读者来说，这种译法易于理解和接受，但对外国读者来说，难免会产生误解。所以说，哪一种译法都不是完美的，都存在着缺憾，只要文化差异存在，这种缺憾的美就不会消失。
3.2《红楼梦》中的文化翻译
当代学者奈达（Nida）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生态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Nida, 1964b:91）。下面就对《红楼梦》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文化翻译的例子进行比较分析。
3.2.1. 生态文化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曹：165）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 (Yang: 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the goose in the sky.” (Hawkes:242)
在中国文化里，癞蛤蟆其丑无比、随处可见，而天鹅美丽、高雅、神秘、高不可攀，而且一个卑微在地下，一个高高在天上，差距如此之大，而癞蛤蟆却想吃天鹅，实在令人发指。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吃鹅肉，天鹅肉可不是随便吃的，甚至想都不要想——那可是犯法的事！西方人从来不把癞蛤蟆和天鹅相提并论，所以没有对两者的联想，倒是鹅肉常见也常吃，所以，霍克斯就用goose来代替swan，虽然有些牵强，倒也容易被西方读者理解。
3.2.2. 语言文化
《红楼梦》第21回平儿有这么一句话：
“过了河就拆桥。”
杨宪益译为：As soon as the river’s crossed, you pull down the bridge.
霍克斯译为：Burn the bridge when you are safely over the river.
在中国文化里，“过河拆桥”来自《元曲选·康进之<李逵负荆>三》：“你休得顺水推船，偏不许我过河拆桥。”而在英语里，to burn one’s boats / bridge是一个固定的短语，源自军事领域，与当年凯撒大帝率兵越过卢比孔河烧掉战船与庞培作战有关。从两种译文中可以看出， 杨宪益竭力传达中国文化信息，而霍克斯只让西方读者明白“平儿”所说话的意思，而忽略了对文化信息的传递，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3.2.3. 宗教文化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曹：95）
杨宪益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霍克斯译为：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中国人深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相信“上天、老天”（Heaven），而西方人大都信奉基督教，相信“上帝”（God），所以从以上两种译文就可以看出其所要表达的文化信息，杨宪益的译文传递了中国宗教文化，而霍克斯则使西方读者误认为中国人也相信基督教，相信“上帝”。
还有，“阴”“阳”二字是中国宗教文化里特有的内容，西方文化里没有，为了保持语言原有的文化内涵，杨宪益采用了音译的手法，译成“Yin”“Yang”，如《红楼梦》第70回：
“天地之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
杨宪益是这样译的：
All thing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are born from the dual principle Yin and Yang. So whether good or bad, weird or wonderful, everything that comes into being depends on the favourable or unfavourable influence of these two forces.
3.2.4. 物质文化
《红楼梦》第24回有这么一句话：
“即使是巧媳妇也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杨宪益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霍克斯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在中国，人们习惯于用米（rice）熬粥，西方则喜欢喝燕麦片，“粥”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产物，而cook a meal在英语里一般来说表示“做饭”的意思，该句很容易使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误认为中国人用rice做出来的是“大米饭”，而不是所要表达的“粥”；而霍克斯的译文很容易使外国读者误认为中国人也常吃面包，从而抹杀了该句所要传达的中国文化信息。
另外，在西方文化里，狗是人们喜欢的宠物，法律上规定有很多特权，有的时候，狗甚至比人都重要；而在中国文化里，人们养狗大多数是为了看门，而且狗肉还是某些地方的传统美食，所以就有“挂羊头，卖狗肉”之说，《红楼梦》在第70回中也提到此句，如果直译，外国读者会觉得奇怪，不理解此句为何意，所以，杨宪益忍痛把该句翻译成了cry up wine and sell vinegar，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翻译中的妥协。
3.2.5. 社会文化
“情人眼里出西施。”（曹：145）
(a case of )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Yang: vol.2: 681)
(a case of )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Hawkes: vol.3: 588)
生活在不同社会中的人有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历史背景和思想意识。对中国历史文化不了解的西方读者自然就不知“西施”为何人，如果用“直译”的方法来翻译该句，还必须“加注”来介绍“西施”，那样会很麻烦，显然，杨宪益和霍克斯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 他们干脆都用英语谚语来替代汉语谚语，这样一来，西方读者易于理解，但却没有达到传传递中国文化信息的目的。
杨宪益在《红楼梦》第30回中就采用了“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讲述了“西施与东施的故事”：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
“Can’t this be another absurd maid come to bury flowers like Taiyu? “He wondered n some amusement, “If so, she’s Tungshih imitating HsiShih (HsiShih was 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ieh, Tungshih was an ugly girl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 which isn’t original but rather tiresome. ”
结语
从地以上《红楼梦》中文化因素进行的对比研究中可以看出，文化翻译应建立在对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应是在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文化之后作出的抉择。在文化翻译中，不要只顾及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但要做到两者同时并举也是不可能的，翻译总是会留下遗憾，文化翻译更是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