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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四溢的书斋与藏书楼
【 原文由 Amhill 所发表 】 书斋之名 与其说读书人与书结缘，还不如说人与文学结缘来的贴切。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曾被称为“文字之国”的国度，读书人的世界，事实上也就是文字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不止可以煮学疗饥，更可以“砌字成室”。因此，不管所住的地方是如何的环堵萧然、不蔽风日，也不管有无真正的书房，读书人总爱替自己读书、生活的地方取个名字。郑重点的，更堂而皇之挂上斋榜，一则以示风雅，二则借以告诉世人。“这里头住了一个读书人，这是他读书的地方。” 古人风雅的斋名 有些斋名、室名，古人取的也的确风雅十足。如夕阳红半楼（清•蒋坦），江声帆影楼（清•王凤生），二分水竹之居（清•李光祐），香远益清之室（清226;王相），竹寒沙碧山庄（清•蔡思经），万仞芙蓉斋（清•孙思）。表面上看来，似乎与读书无关，但正如同翁森在《四时读书乐》中所宣示的：“读书之乐乐何如，数点梅花天地心。”那种道通天地有形外的思绪，无形中扩展了读书人的心灵领域，读书境界之高，自不在话下。 至于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斋名，是否具有标本所处环境的作用，由于生不与古人同时，就不得而知了。近人俞平伯有“古槐书屋”，据说是因为他书房门前种了一棵大槐树而得名。台北师大黄庆萱教授早年住新店时，开门见山，福至心灵，遍截取陶渊明“饮酒诗”中的三个字，安了个“见南山居”的斋名。其中“山”字联上贯下，一字两用，“见南山”又暗藏“悠然”之意，如此的即景命名，可谓既巧且妙，情趣盎然。 截取诗文佳句以命名 截取活浓缩诗文中的语句，一直是传统读书人取斋名的手法之一。前面提到的“香远益清之室”，便是截自周敦颐的《爱莲说》。住在台北师大附近的沈秋雄教授，则截取了王维“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中的“云在”两字，作了他书斋的名字。不才如我，多年前有幸逃离万丈红尘的台北，迁居上山，得意之余，免不了也附庸风雅，在朝北的书房兼卧房挂上了“卧北山庄”的斋榜——用的是陶渊明的典故，“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因爱物慕人而取名 也有些斋名，有景复有情。明朝的文坛怪杰徐渭，无法忘情于幼年手植的一株青藤，便拿它作为书斋的名称，最后甚至成了自己的别号，写字作画，落款常署名“徐青藤”。清代经学家惠周惕，曾从东禅寺移植了一株红豆，甚为喜爱，因此爱屋及乌，住家便有了取名“红豆山庄”的藏书楼。他的儿子惠士奇、孙子惠栋，继志述事，不止传承父祖的经学，也传承了红豆之爱。惠士奇有“红豆斋”，当时学者称“红豆先生；惠栋亦自号“小红豆”。一颗红豆三代情，多少也象征着书香世家的薪火相传。 有人钟情于一物，也有人崇尚于古人，因而以之为斋名的。其中又以仰慕陶渊明、苏东坡两位大文豪的为常见。前者，如宋俞澹有“景陶斋”，明张岱有“陶斋”，清周春有“梦陶斋”；后者，如宋蒋璨的“景坡堂”，清冯应榴的“梦苏草堂”，周庆云的“梦坡堂”等。 隐含哲思舒志趣 除了显现风雅之外，古人更多的是一些抒发志趣的斋名。这种斋名往往隐含哲思，相当程度反映出书斋主人独特的生命情调，可分为积极的与消极的两大类型。 积极的，如宋陆游的“老学斋”，刘晋的“求诸己斋”，明侯方域的“壮悔堂”，清曾国藩的“求阙斋”，彭玉麟的“退省斋”，鲍廷博的“知不足斋”，傅九渊的“有不为斋以及梁玉绳的“不暇懒斋”。 消极的，如明邹思明的“自得其趣山房”，方鹏的“待尽轩”，清潘钟瑞的“百不如人室”，张绅的“退一步想山房”，姜榕的“未有庵”等。 有愤世情绪和学究味的斋名 有些斋名看不出到底是进取或退缩，只让人嗅出了读书人特有的愤世、玩世气息。宋张仲寿“有何不可之室”，以及清邹弢的“守死楼”是其中的典型。至于像清钱求赤的“匪庵”，钱曾的“匪楼”，以匪名庵名楼，教人匪夷所思之余。即令把“匪”透过通假字的运用，解释成“非”，也只能把它看作不甘寂寞的读书人，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情况下故作惊人之语罢了。 最后要介绍的，是一些真正与读书有直接关系的斋名，如“点易斋”（明•施邦彦）、“点易草堂”（清•叶鋆）、“注朝居”（清•郑杰）、“等耳书屋”（清•陆虎岑）、“写十三经室”（清•李光栋）。这些斋名看似名副其实，但由于学究味太重，既无创意，又乏情趣，一般说来，并不受读书人的青睐。 不管什么样的斋名，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文字的国度，在读书人以文字构造出来的世界里，都可以脱离住所或书房而凭空存在。有些道人心中，成了“心斋”（无形的书房）；有些则如影随形，最后变成了那个人的另一个名字——别号，这也是为什么古时候的读书人，名字会越叫越多的原因之一。 藏书楼名 在我国，私人藏书楼源远流长。相传战国时的苏秦就已有了自己的藏书；东汉时的蔡邕，则是我国第一位私人万卷藏书家；晋代张华迁居时，仅拉书就用牛车三十多辆。但是，私人藏书家拥有自己的书斋——藏书楼，则是魏晋以后的事。藏书家们常常为其藏书楼取一个幽雅别致的名号，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和志趣。 在众多的藏书楼中，以“万卷楼”作楼名的做多。藏书家们在命名藏书楼时，都是颇费一番苦心的。清周春的藏书室叫“礼陶斋”乃因收藏有宋刻精本《礼书》和《陶诗》。后来《礼书》丢失，遂改名为“宝陶斋”，然《陶诗》最后还未能守住，而落入他人之手。周春痛心之余，又将“宝陶斋”改为“梦陶斋”。 以周围景物命名藏书楼的也颇多。如明宋濂居士住在浦江青萝山中，因此呼其藏书楼为“青萝山房”。 很多藏书家喜欢从古诗辞赋中选一词句作为藏书楼名。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归来堂”、明文嘉的“归来堂”和叶树廉的“归来草堂”等，都出自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赋》。清钱泰吉选取仇山村的名诗句“官冷身闲可读书”，将书楼命名为“冷斋”。 有些藏书家则喜欢取怪癖的楼名，既引人注目，又别具一格。如清方国泰的“我搂”，单天演的“杜若舟”，孙楼的“庑册庋”等，文字难辨，寓意奇特。然而，在所有藏书楼中，恐怕要数朱昌燕的最长最独特了，其名字“朝经暮史昼子夜集楼”，他恨不能夜以继日将所藏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古书全部读完。 晚清四大藏书楼 海源阁 位于山东聊城，经一代主人杨以增（1787-1856年）在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曾乘战乱收购一些藏书家的收籍，收入海源阁从建成到阁毁书散，经历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杨敬夫四代人的努力，历史长达百余年。至杨敬夫的换钱出售，三世守藏，一朝书去楼空。 铁琴铜剑楼 位于江苏常熟县菰里，建楼之初，第一代主人瞿绍基（1772-1836年）名其为“恪裕斋”。绍基之子矍镛继承藏书楼后，珍藏铁琴一张，铜剑一把，故更名铁琴铜剑楼。藏书达十余万卷，而且管理极为严格，连皇帝借书也受限制，在清初即闻名于海内。后经几代人相继守护，其藏书大部分于新中国成立后归入北京图书馆。 宋楼 位于浙江吴兴。主人陆心源（1843-1894年）掇拾于兵火幸存，十余年藏书总数在15万卷以上，其中多是《四库全书》未收之书，为江南之望。陆心源搜购宋版书200种，取楼名为“宋”，另建“十万卷楼”，专藏明以后精本，建“守先阁”，贮一般书籍，可惜的是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的全部藏书被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尽数售与日本嘉堂文库。 八千卷楼 地处浙江杭州，主人是以保存和抄补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而著称于世的丁丙（1832-1899年）、丁申（？-1880年）兄弟。丁氏藏书有8000卷之多，其特点是收入明人著作甚多，现仍完好保存于南京图书馆。 中国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 天一阁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民间藏书楼，距今已有440多年的历史，保存了大量的珍贵书籍，素有“南国书城”的美誉。历代的文人墨客到了宁波，没有不想到天一阁一饱眼福的。但是，过去的天一阁只是范氏家族的私家藏书楼，封闭森严，几百年来真正能登上书楼得偿宿愿的不过寥寥十余人。在历经几代沧桑以后，时至今日，天一阁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成为国家集中保存宁波地方历代私家藏书的一座宝库，并向社会开放。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天一阁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我们看到的天一阁，是几经修缮后保存下来的天一藏书楼。书楼的主人名叫范钦，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做过工部员外郎，隋州、袁州知府，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以及陕西、河南等地方官，后又巡抚南赣汀漳诸郡，宦迹踏遍半个中国，最后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官至兵部右侍郎，同年罢官回乡。范钦生性喜欢藏书，在各地做官时，悉心求购，辞官回乡后，更是乐此不疲。经过多年访求、互抄及朋友相赠，其藏书量已达到7万余卷，为蓄其所藏，建造了“天一阁”藏书楼。 据传，范钦在批阅藏书时，见到古书中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他认为书最怕火，而水能制火，把藏书楼取名为“天一”就能以水制火使藏书楼永久保存下去而不被火所毁。所以，他在建造藏书楼时，上通为一取“天一生水”之意，下分六间取“地六成之”之意，同时在楼前掘一池，用以蓄水防火。池中的水与东面的月湖相通，久旱而不干，池名为“天一池”。因为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藏书楼不是毁于兵灾，就是疏于防火。天一阁的主人连取名时都考虑到防火的重要性可见其用心良苦。 至于天一阁藏书楼，能够历时440多年仍保存完好，这与范钦生前作了周密安排、定下严格规矩有关。范钦一直活到80岁，临终时他把大儿子大冲和二媳妇（次子大潜已故）叫到榻前，把遗产分成两分，一份是白银万两，一份是全部藏书。结果，大儿子大冲体察到老父心情，继承了藏书，被后人传为佳话。此后，天一阁所藏的书籍不再作为财产分配，而归家族共同所有，并形成了与家族公有制相适应的严格的管理制度。“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要看书必须各房子孙云集，方能开锁入阁。范钦的后代对天一阁藏书的保护制定了许多严格的禁约。至今，天一阁里仍保存着一块禁牌，上面写着“烟酒切忌登楼”，“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和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这种互相监督制约的做法，防止了个人占有和轻易许诺外人入阁，避免了书籍的分散和流失。范氏子孙多为读书人，守礼节、尊族规，以天一阁后人为荣。他们维修书楼，整理书籍，使藏书能够流传至今。 天一阁的主人为了保护藏书楼而制定了极为严格的规定，同时作为一份私家财富，藏书楼也是外人不可染指的。然而世代规约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一位破例登上天一阁书楼的外姓族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黄宗羲由于人品、气节、学问在当时受到全国思想界、学术界深深钦佩，在范氏族人范友仲的帮助下，出乎意料地得到范氏家族各房破例同意登阁阅览。黄宗羲不仅细细阅读了天一阁藏书，还为天一阁藏书楼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六年后他撰写了《天一阁藏书记》，深深感慨藏书久而不散之难，同时为天一阁藏书聚而不散发出由衷地称赞，天一阁更蜚声于学术界。从这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的，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民国时期重修天一阁时在书楼下换装的八扇木屏风上，里面刻的是黄宗羲所写并由著名书法家钱罕书写的《天一阁藏书记》，外面刻的是全祖望撰《天一阁藏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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