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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钱币的历史演变
(一) 先秦时期社会经济 在我国夏商西周奴隶社会时期，经济以农业为主，土地归天子所有。夏朝时，农业知识就比原始社会有所提高，发明了节气和干支记日法，商朝时，农业生产已不是石头制品，而是金属工具，今河南境内曾出土有商代铜铲等物。西周时，已实行井田制度，天子每年都要让一万人到公田服役，每家出一人到公田耕作，不到公田耕作的，就要纳税，农业生产工具方面主要是铜制农器。从这时起，畜牧业已与农业分开，在夏朝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猪、狗、牛、马等兽骨，可以想见当时的畜牧业在生产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夏朝和西周时畜牧业已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传到后世的家畜，在当时就已经全有了。遗址中发现的家畜多达数百头。手工业已逐渐发达，大批的奴隶被送入手工作坊，分门别类，进行手工生产，当时比较重要的是青铜业制作。那时的商业也开始兴起，东面沿海和新疆青海等地的玉，已被当作贵重物品贩卖了。在西周时已准许人们到远方贩卖货物，并有一部分人靠经商谋生。当时商人的地位也已提高，可分享政权，经济文化交流已日渐繁荣起来。到了春秋时期农业进一步发展，齐国实行了“相地衰征”的土地制度，实行了“均地分民”与“民民分货”，的政策，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了。这时的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一切器物都变得精巧玲珑、体积轻便，形制新颖了。随着农业生产的提高，中下等贵族和自由农民竞相开垦荒地，私田不断增加，生产率高于奴隶主的公田。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以及交通的发展，使商业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郑国的商人可到楚买丝，到周卖皮革等等。到了战国时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农业、手工业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商业也更加兴盛，官府商业和私人商业都得到了发展，《周易》上说“日中作市，召集天下人民，即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指的就是当时典型的集市商业。总之先秦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了飞速的提高，较远古时代大为进步，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交易的需要，各种形式的货币也就出现了。 1 贝 币 (1) 海贝 在我国远古时期，大约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因为生产力低下物质极不丰富，所以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家庭还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用来交换其他急需的用品，部落或家庭之间偶尔发生的交换活动也只是物易物，当时根本没有货币也不需要货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物质财富也相对丰富了，人们物质生活中的需求不断的扩大，以物易物交换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了，于是人们便把贝壳作为交换的中介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不知金属为何物的原始社会贝壳是最珍贵的物质了，贝是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浅海的贝类，它小巧玲珑，色彩鲜艳，坚固耐用，而成为原始居民喜爱的一种装饰品，由于它大小适中，便于携带，便于计数等特点，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社会的形成，贝作为交换的媒介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天然贝就逐渐充当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职能。贝币的计量单位是什么呢？是“朋”， “朋”的古字本义是指一串或两串相连的“贝”，后来逐渐演化成计量单位。”一朋”到底为多少只贝呢？一直未有一致的说法，从两只到二十只，各说不一，一般多认为两串五个的贝或两串十个的贝为“一朋”。 (2)（铜仿贝） 商代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不断的扩大，中国北方因不易获得数量众多的南方海贝，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时，人们又想出了以其他材料防制贝形货币的方法，如陶、石、骨、玉、铜、金等，其中铜仿贝的发明是中国金属铸币的开始。天然海贝的品种也很多，有“货贝”（又名齿贝）、 “拟枣贝”、“阿文绶贝” (又名大贝、虎斑贝)、“伶鼬榧螺”等，其中“货贝”比较常见，贝面上有一条长长的齿槽的称为“贝齿”或“贝唇”，贝的正面较为平整，贝的侧面稍微鼓突，人们为了便于携带方便，在货贝的背部多凿有小孔，早期孔相对小，称之为“小孔式货贝”，以后，穿孔逐渐扩大，称为“大孔式货贝”。春秋战国时期的“货贝”背部几乎磨平，称为“磨背式货贝”。“铜仿贝”一般仿货贝之形，早期者与天然贝形制相近，春秋以后，南方楚国地区又铸铸造出有文字的“铜仿贝”是为有文铜贝，它的外形有的像蚂蚁爬鼻有的像鬼脸的样子，所以俗称“蚁鼻钱”或“鬼脸钱”，其面文多达10余种，但形制却比较一致，均为上广下尖的瓜子形，面有文字，背部平整，它广泛行用于南方地区，“蚁鼻钱”铸行于战国早期（公元前5世纪），“鬼脸钱”则铸行于大约公元前4-3世纪的战国中晚期，是当时比较先进的货币形态之一，除楚铜贝以外，春秋战国时北方地区的金属贝还有“金贝”、“银贝”、“鎏金铜贝”等，“仿铜贝”的出现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把我国货币发展历程大大地推向前进了，并以其大小、重量、价值比较统一，而且能够大量地就地铸造等其它“货贝”和“仿贝”无法相比的优势进入了流通领域。 “贝作”为历史货币，不仅为中国的古代经济立了丰功而且还对中国文化，风俗，具有深刻的影响。从现行的中国汉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与钱币发生关联的事物或行为都有贝旁，如：货、贡、贸、贾、贿、财、贪、贫、费、赔、赎等等。在江浙一带的农村，家长将贝佩挂于孩童的身上以期望健康成长，驱邪生财，更有父母干脆把儿女直呼为“宝贝”，“贝币”虽小确集经济历史，文化多重含义于一身，颇受钱币收藏爱好者们的青睐，进而成为当今收藏的一大门类。 2、蚁 鼻 钱 有文铜贝是楚国的青铜贝币，称为蚁鼻钱或鬼脸钱。这种名称并不是楚国贝币原来的名称。而是约定俗成的一种称呼。最早记录这种铜仿贝为蚁鼻钱是宋代洪遵《泉志》，他说：“此钱上狭下广。背平，面凸，有文如刻镂又类字，也谓之蚁鼻钱。”这里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刻镂的是什么文字的贝，大概是铸有“紊”字形和“咒”字的两种。“紊”字形贝，钱体上尖下圆，面凸，背平，阴文“紊”字形就如同一只蚂蚁爬在鼻子上故称之为蚁鼻钱，“咒”字贝，钱体与蚁鼻钱相同。“咒”字仿佛是一个鬼脸，所以被后人称之为“鬼脸钱”。后来有文字的铜贝统统被称为蚁鼻钱。所谓“蚁鼻”本喻轻小，晋葛洪《抱朴子•论仙》说：“以蚁鼻之缺捐无价之淳钩（剑名）”，意思就是只因轻微的缺陷舍弃了无价的宝剑，可见蚁鼻钱就是小钱。 楚贝的铭文有“紊字形、咒、安、君、忻、金、行”等等，“紊”字，有人将其解释为“圣桼”（降率），也有人认为是“五朱”、“各六朱”等的合体字。“咒”字多解释为“贝”、“哭”、“贝化”，钱文的含义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建国以来，蚁鼻钱多出土于河南、江苏。鬼脸钱则在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均有发现，1963年湖北孝感野猪湖一次出土鬼脸钱5000枚面文为“咒”字，平均约重4.37克。以出土的地点墓葬和数量上看。蚁鼻钱铸行于战国早期（公元前5世纪），鬼脸钱则铸行于大约公元前4—3世纪的战国中晚期。楚国疆土开始时并不算大，以后疆土逐渐扩大，蚁鼻钱和鬼脸钱的流通范围也随之扩大，逐渐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了独立的货币体系。 3、刀 币 我国历史货币中还有一种刀形币，后世称为“刀币”。 春秋时期，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带的齐国，得渔盐之利，出现了商品交流的繁荣景象。伴随着经济往来的不断发展，齐国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铸行了一种形状像刀削（青铜刀）的青铜铸币，称之为“刀币”。“刀币”最初是在齐国行用，到了战国时期在燕赵等地也与“布币”并行流通。它是由手工业和日常生活使用的工具刀削演变过来的。 “刀币”正式称谓是“刀化（货）刀币”，由刀首、刀身、刀柄和刀环四个部分组成。刀之缘以外廓，刃不向外，向左而不向右，所说凹背凸刃，刀首近于三象形，刀身和刀柄是大小相近的两个长方形，刀环呈圆形，这几种几何形体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平稳周正、丰满、圆润的形象美和和谐美。据实际测量，刀环的直径与刀首的长度是1：7.5，恰好是人的头部与身高的比例。而整个“刀币”的长度（一般为18厘米左右）又几乎是人手的长度，如果将6枚刀币首尾相接，可组成一个圆环，这就是《周礼?考工记》中所说的“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面成规”。这些精确的设计和巧妙的构想，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充分体现。以后随着齐国疆土的扩大和与邻国交战，齐国的刀币流通范围逐渐扩大到燕、赵地区。此时的刀币因为铸地不同、形体各异而形成了“齐刀”、“燕刀”、“赵刀”三大系列。 齐刀 齐刀，齐国铸造，主要流通在齐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半岛地区。齐刀比较厚重，以厚大精美而著称，基本形制是尖首、弧背、凹刃，刀的末端有圆环，面、背有文字或饰纹。齐刀分为“三字刀”、“四字刀”、“五字刀”和“六字刀”，目前已经发现并著录的齐刀有“齐法化”、“齐之法化”、 “安阳之法化”、“节墨之法化”、“簟邦法化”、“齐建（造）邦长法化”等数种。其中“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节墨”即今山东即墨，“安阳”即今山东曹县一带，“齐”指齐国都城临淄。根据实测：齐之法化一般长18.3-18.5厘米，宽2.87厘米，重44.5-50.5克；节墨之法化一般长18.5厘米，最宽2.8-3厘米，重59-61克；安阳之法化长18-18.5厘米，最宽2.8-2.9厘米，重44.5-47克；齐建（造）邦长法化约18.2-18.5厘米，宽2.6-2.9厘米，重42.3-47克；齐法化长约17.8-18.7厘米，宽2.6-2.9厘米，重40.8-50.4克，后两种是战国田齐所铸的刀币，其特征是刀币的外缘不断，币面的文字没有“之”字，仅为“法化”。齐建（造）邦长法化就是六字刀，据说当时是一种纪念币，传世极少，非常珍贵。公元前378-324年之间，也就是在齐威王到齐宣王时代，齐国以齐法化统一了各种刀币。 尖首刀 刀币进入了春秋战国之际，扩大了它的范围。首先在燕国境内出现了“尖首刀”（包括“针首刀”）。燕出现刀币形式应是受齐国的影响。燕昭王颇能接纳人才，在位时开拓疆土，建立了上谷、渔阳、辽西、辽东诸郡。燕国铸有“针首刀”、“尖首刀”和“明刀”等等。针首刀（刀首呈尖刺状）刀身与尖首刀相似，但刀首尖端更长，刀柄有直纹，正面两条、背面一条，铜质不精，制作也很粗糙，文字也简单或无文，主要流通于长城内外，故又称“匈奴刀”。“匈奴刀”在日伪时期曾出土于承德、张家口一带，被日本人所得，现在多藏于日本。 “尖首刀”（刀首呈锐角）刀身通长15-18厘米，宽约1.8-2.6厘米，重约15-16克。其形制与齐刀相似，弧背凹刃，刀身极薄，刀背极厚，但都因刀刃上端显得尖首而得名，刀柄面背有二直纹，一端有刀环。先是两面都无字，后来多数仅单面有字，以单字为多。“尖首刀”过去知道多出于河间、保定及聊城等地，建国以来，1974年辽宁省凌源县小城子公社修技大队出土了完整的“尖首刀”943枚，币铭文有一、六、日、七、八、九、已、亥、行、玉、丘、工、示、矢、年等等；1975年山东临淄原齐国之故城西东石桥村出土一批“尖首刀”，现存完整的80枚；1978年河北燕下都军营出土一批“尖首刀”计1845枚，最宽1.8-2.2厘米，铭文有：大、吉、阳、日、行、丙、上、古、矢等130余枚；1979年战国中山灵寿城遗址勘查，在早于城址的春秋至战国早期遗址的文化层内出土的“尖首刀”，刀身外缘隆起，断于柄处，柄有两道脊线，个别为一道脊线，不伸入刀面柄首为圆环形，其铭文有一、三、五、八、工、壬、化以、以化、一化、上化、非、云等，其背平素，刀长约16.2-17.4厘米，刀首宽2.2-2.8厘米，重11-15克。 根据地层判断，“尖首刀”币要早于城内发现的其它刀币，而尖首刀单独出土，并无其它刀币混杂在一起的现象，因此，“尖首刀”比较中山国的刀要早些。从各地出土的尖首刀来看“尖首刀”与“燕刀”的关系非常密切。“尖首刀”最终改变了形制，刀尖缩成斜坡状，面文铸有一个“0D”字，由此可知“尖首刀”不是燕国政府铸行的“法化”，而是燕国境内一些地方民族为商业需要而铸行的货币。晚期“尖首刀”上出现明字，是明刀的先导。 燕明刀 燕国的主要刀币是“明刀”，由于在这种币面上铸有一个“0D”字符号，此字的形态变化很大，对于它的解释，诸家各异，有明、易、燕、召等，故而又称“易刀”、“燕刀”、“明刀”。 “明刀”背面常铸有文字或符号，现已有几百种以上，一般都是铸地或铸造炉次的标识。其中背文为“齐”者通常被认为是齐国铸造，而称之为“齐明刀”，其它种类的则多称为“燕明刀”。“明刀”可能早于燕之建国，而燕人铸币应该铸空首布或贝，也不会刚开始就铸“明刀”。因为燕人在关中时使用布、贝，到燕地后，燕昭王复国后才铸行“明刀”。其刀首较窄，刀尖较钝，刀背弧度小，中断，因文字以一个“明”字而著称，长约14-17厘米，宽约1.3-2.2厘米，重15-18克。曾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及河间、保定、辽宁省凌源等地出土，是燕明刀的早期形式。 “明刀”以其刀曲折的状态分为“圆折刀”与“磬折刀”两种。 “圆折刀”一般说来是一种体形较大的刀，长约12.8-13.5厘米，宽1.6-1.9厘米，重约14克。其型式与“尖首刀”相同，只是刀的面纹有一个“燕”字，背文分别有左、右、内、外、中，并配以其他文字，这可能是纪范文。刀身与刀柄连接处呈圆形。背文比较复杂，多以易字及左、右字，如左、左一、左上、左易、易邑、右、右上、右六等。 齐 刀 齐国在姜氏公室时代的货币制度，现在还无法确知，大约“刀”、“布”、“圜钱”都在民间流通过，与三晋的情形不会有很大的差异。春秋末期，大夫田氏专权，大力推行刀货，为其谋国篡位的手段之一，刀币开始在市场中占据主力地位。到周安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79年），田氏灭姜氏而建立了齐国，其刀币就逐渐成为齐国的法定货币。 齐刀中的“齐之法化”俗称“四字刀”，长约17厘米，宽2.8厘米，面文瘦劲有力，朴拙秀雅。背文接近刀首部有“≡”，下标“|”、“†”，再往下还有日、上、夻、甘、化及数字等。正面的文字解释也有争论，有的学者认为“齐”字为国号，“夻”字被解释为“法”，新的解释为“圜”。也有好多人认为应该解释为“太公”二字。称作“圜”的人说齐国的始祖姜太公做过圜法，所以应该读“圜”，称作“太公”的人说应该是纪念姜太公的，却不知道这种钱是田氏所造。当时，田常、田盘等霸据齐城，诛戮姜氏宗室，杀害有势力的官员，凶狠无比。同时发行新钱，控制市场、聚敛财富，所以称这种钱为“法化”，正如魏国称其钱为上金是一样的，所以它有可能解释为“圜”，却不能解释为“太公”。关于背文中的“三”，有人认为三是与下面的十字配合起来，读作“三十”，是纪值。其实，这是当时钱币的符号，“空首布”、“尖足布”都有这个符号。而这个“十”字确实是纪值的。齐国原先行用“布币”与“圜钱”，田氏作刀币，以一抵十，平衡食粮，控制物价，是一种通货膨胀的办法，与刘禅铸“直百五铢”是同一手法。“法”字则是属于吉语一类，其意思为平，为值，可与釿通意。另外的字，或纪值，或纪地。齐刀身部粗壮，柄部细弱，俗称断缘。起铸造工艺与铜的质量都非常精良，是用石范铸造的，故而十分规整。这种钱没有见到减重现象，可见发行是成功的，这为田氏奠定了谋国篡位的基础。 六字刀 “齐造邦长法化”俗称“六字刀”，是田氏列为诸侯时的开国纪念币。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田和承梁惠王求魏侯代请于周，周王立田和为齐侯，正式建立齐国，乃铸造“邦刀”纪盛。所以其文字定为“齐造邦长法化”，背文多一字，通长18.2-18.5厘米，宽28-29厘米。其中第“一字”解释为“齐”，第二字解释为“徒”或“途”，“齐之法化”现代解释为“造”，第四个字过去解释为 “就”， 现代解释 为“长”；背文除纪值的十字与纪范的数字与前品相同外，又出现一些文字，如司、工、日等，这可能是新建铸造厂的代字。这种刀的范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不断缘的，一种是断缘修补的。因此有人认为造“邦刀”应该铸过两次，第一次在安王十六年，当时被列为诸侯时，因为出于仓促，便把旧范精加修整，用来灌铸，所以有断缘的痕迹；第二次是在二十六年，从新雕刻钱范，大量铸造。这种刀币都出自石范，精美绝伦，一向被认为是刀币中的佳品。 三字刀 “齐法化”通常长17.8-19厘米，宽2.6-3厘米，重40.8-52.4克，被称为“三字刀”，是田齐建国以后通用的法币，有纪地的，如丘、安、方、易、白、公、平等，也有类似吉语的，如吉、行、大等。三字刀流通的时间很久，区域也极广，为齐刀中最多的一种，且无减重现象，是最稳定的货币。 “节墨之法化”被称为“五字刀”。节墨也就是即墨，本是地名，齐邑，在今山东平度东南。姜齐时代，一直是独立国家，春秋末被齐国吞并，后田氏之子谋国，得到即墨邑的支持，所以在田氏公室的统治下，能发行自己的钱币。即墨邑何时开始行使刀币，目前还不能确知，也许原先即墨独立时，就已使用这种奇特的钱币。现传世的“即墨刀”有两种，大型的长17厘米，宽2.7-3.0厘米，重51-61克。小型的长14-16厘米，宽2.0-2.3厘米，重33-35.5克，年代较晚。它们的制作都十分精细，断缘，绝不像是减重形成的，显然是同时制作的有系统的钱币，这是春秋时期的作风。同时这两种刀背文都没有三横竖，而是大型的篆字，风格极似尖首刀，制作时间比背文带三横和“齐之法化”还要早。所以有人认为即墨比田氏行使管制经济政策要早些，后以其经验行用于齐邑。同时“即墨刀”的范式也用齐邑的款式，行用不久便停用小型币。在“即墨刀”中有种背文为“辟封”、“安邦”字样的，被认为是襄王复国时（公元前279年）所铸的纪念币。 “安阳之法化”俗称“安阳刀”，也称作“五字刀”，文字比“齐之法化”略显粗壮，断缘，通长18.5厘米左右，宽2.8-2.9厘米，重44.5-50克，也有小型的。安阳为邑名，当然没有问题，但在齐国什么地方则众说纷纭。最早有人说就是《左传》所称谓的“安革”,在今山东济南附近。也有人说在今天曹县以东。据史料记载，传世的断缘安阳刀不会出于此出。另外有人以为安阳在今山东莒县附近，莒县一向是军事重地，安阳刀应该出自这里。学者们一向重视这一说法。按史籍所载，威烈王十四年（公元前412年）田白代莒，占领了这个地方，可能在安阳铸钱，行用于莒地，以扩大其势力。二十六年之后，其子田和出造“邦刀”。“安阳刀”与“即墨刀”同时改制，用不断缘的范式。 总之，齐国的刀币选材精细，制作优美，其中“邦刀”尤为名贵，很早就被世人当成“吉祥符”，认为收藏这种刀币的人可以四季平安。齐国的刀币在各国“刀币”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赵 刀 赵国是三晋之一，行使的货币以“布钱”为主。赵国与燕国的货币经济关系较深，所以赵在国都邯郸及主要大城市也铸行刀币。荀况时（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赵国已成为刀布币并行的国家，在荀况《富国》一文中就有“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奇之食，苟关市之征以难其事”的话。赵国铸行刀币不会早于燕国，更不会早于齐国。 赵国起初定都于晋阳，后来迁至邯郸，以其地域关系，工商业异常发达，铸造货币也超过其它各国。传世的东周古钱中半数以上出自赵国，当年的盛况可想而知。赵国的货币政策似乎可分成两个阶段。政府在晋阳时，曾经仿照魏国实行管制经济，发行釿布调节市场。当时以“釿布”为主币，“尖足布”为辅币。釿布由官府铸造，“尖足布”则由民间铸造。而民间的工厂为了牟取暴利，除尖足布外同时兼铸其他种钱币，或卖给外国人，或供应国际贸易商，所以各国各样式的钱币赵国都有出产。政府迁至邯郸之后，国力虽然不及往昔强大，但商业繁荣，却超过往昔。政府似乎放宽了管理尺度，改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不再推行釿布，改以“刀币”为主、“尖足布”为辅的货币政策，仍由民间自行铸用，不加干涉。此时铸造的刀币并不控制物价，而是一种普通性质的大钱。或一抵方足布五枚，或一抵圜钱十枚。当时政府在发行方面是非常谨慎的，以现在出土的赵刀数量上来看也是非常成功的。目前传世的“赵刀”数量不多，而减重的现象不是很明显，与“燕刀”大小相同，也并非“齐刀”所能比的。 “赵刀”主要是“甘丹刀”。甘丹即邯郸。赵刀首部稍圆钝，背稍微曲，刃稍凹，柄有脊纹二道，环作椭圆形，环孔较小。一般可以分为大小两种。大者通长13.8-14厘米，宽1.5厘米，重8.8克左右，背多无文平素，但也有“田”及数字等字，文字与外缘都比较细弱。材质为青铜，提炼精细，富有抗力，这种刀币的数量不多，究其原因，可能是铸行不久便停止了。小者较短、窄、薄，刀背直，刀刃稍凹、有廓，柄也有脊纹二道，柄底较平，孔呈椭圆形，通长12.5厘米，首部宽1.3厘米，重3.5克以上。邯郸刀文有的是“甘丹化”，通长13.8厘米，首部宽1.6厘米，重8.2克。按赵于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成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魏国攻占邯郸。邯郸刀的铸造工厂可能在此后中被破坏，故改出“白人刀”。“白人刀”比邯郸刀略微轻小，刀身直而不曲，环作椭圆形，正面币名“白人”、“白人”、“白”等。这种钱铸于柏人邑，白人即柏人，在邯郸以北，今河北唐山一带，春秋属晋，战国时归赵。这种刀有三种形式：一、刀柄有脊线二道，柄环呈椭圆形，平底，有廓，背多平素，也有一、五、六、十、廿一等纪数，也有化、丘等单字，长13.4厘米，刀首部宽1.5厘米，重7.5克。二、刀首平斜，刀柄刀环与前者相同，长13.1厘米，刀首部宽1.3厘米，重6.7克，铸造整齐，只见白人即白人化两种。三、长13厘米，首部宽1厘米，刀柄刀环呈三角状，穿孔是一个等腰三角形，面文有“白”字，个别有“化”字，面背均无廓，有的白人刀背文有刀、厂、鱼、文、田、乙及数字等，字与外缘平夷，铸造、铜质都非常精美。但减重情况严重，故而大小不一，轻重参差不齐。实际上这种刀流通时间比较长，其减重是必然的，决非一次所为。以上两钱首部外凸为弧状，所以又称“圆首刀”。 “赵刀”里还有一种是“平首刀”是蔺邑所出。蔺与离石位于赵国北部，与燕、秦及戎人邻接，既是赵国的军事重地，工商名埠，也是重要的铸币中心之一。它所出的钱币有“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圜钱”和“刀币”。赵国开始铸币应在春秋中叶，工艺水准一直居首位，所出各种各样的钱币都非常精美。 赵国刀币中第三种是“小直刀”，是一种非常小的刀币。它的特点与齐、燕国的刀币不同，体型短小，刀身平直，几乎没有弧线，也无磬折，刀首呈椭圆形，刀柄也无脊线，背面无文，制作也较粗糙，但正面铭文整体浑厚，书法精美。一般长为9-10厘米，宽1厘米，重6克左右，最短的只有7厘米。其面文有四种：晋化、晋半、晋阳化、晋阳新化。其铸造年代可能与邯郸刀与白人刀同时，晋阳于孝成王三二十年（公元前246年）曾被秦所占领。春秋时为晋阳邑，战国时归赵，迁都邯郸后，曾三次铸造这种刀币，其数量不应该少于甘丹与白人，但目前出土和传世非常稀少，难得一见。 “直刀”的“化”字，有人解释为匕首的“匕”字，认为“匕”通作为币。晋半“小直刀”的价值为晋阳化的一半，即“半化”的意思。晋阳新化小直刀有人分析是对晋阳化而言，表明它有新旧之分。也有人认为新字是表明一种新的货币形式，为了区别于赵国通行的“布币”。四种小直刀类型一致，其铸地是否相同呢？ 钱学界和多数钱币辞书一般都认为四种小直刀为战国时属赵的晋所铸，有的则认为多流行于邻近燕地的漳水和滹沱河流域。赵国在战国时期是布币流通的区域之一，就像燕国是刀币流通区域之一样。到战国中晚期布币、刀币的流通区域都显著扩大，以至后来形成刀、布并行的流通区域。由于各诸侯国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它们之间的经济交往不断加强，韩魏赵三国的一些重要城邑，大量铸行布币，燕国同样也铸行大量明刀。赵国与燕国进行贸易时，大量布币流向燕国，并受燕国刀币制度的影响，模仿燕刀铸行了一些或少量有自己独特形制的“刀币”也是很自然的。还有的学者认为晋阳化应为“圁阳化”，圁指圁水，在陕西神木一带。近年有人发现一枚晋阳化小直刀出自陕西米脂县，另有一枚“晋化小直刀”出自陕北吴堡县。后两地均距神木不远。所以有些人认为晋阳化就是“圁阳化”。四种“小直刀”都属赵国铸造是肯定的，但铸造地仍不太清楚。 4、 郢 爰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黄金的国家，在商代的墓葬中就曾发现过用金叶制成的龙纹装饰品，到了战国时期黄金已经发展为重要货币之一。 我国古代的黄金主要产于楚国。楚国有一种有铭文的金钣（版），这种金钣大多呈方形，少数呈圆形，上面用铜印印为若干个小方块，看似乌龟壳。完整的重约一市斤，含金量一般在90％以上。金钣上的铭文有郢爰、陈爰、专爰、颖、覃金、隔爰及卢金等等。这些带“爰”字的金钣，习惯上被称为“爰金”或“印子金”。“爰金”有形制、铭文、重量，是楚国的一种称量货币。 “爰金”在今湖北、安徽、陕西、河南、江苏、山东等地均有发现，尤其以“郢爰”为多。“郢”为楚都城名，“爰”为货币重量单位。 5、“垣”字圜钱（魏） 魏国所铸钱币的共同特点是穿孔小，一般在０．７厘米左右，形体较大，一般不小于４厘米，无廓，背平素，无文，形制古拙，面文多铸有一个字，也有四字的，如垣（山西垣曲西，战国魏邑）、共（河南辉县，战国魏邑）、屯赤金（山西盐池东北，战国魏邑）等圜钱，都是魏国铸币，也是魏受到秦币影响而出现的新币。 圆孔圜钱的共同特点是穿孔较大，约０．９－１．４厘米，钱直径３．２－３．６厘米，铸造工整，有的有外廓，面文铸有地名，多是被秦国占领的赵、魏城邑。 蔺和离石都是战国时赵国的属地。离石即今山西的离石县，蔺在今离石县西，也称蔺阳邑，两地相距很近，赵在这两地都铸过纪地的圜钱。 圜钱是战国中晚期的青铜铸币，是一种进步的铸币形式。最早的圜钱产生在政治经济制度较为先进的魏国。如面文“垣”、“共”字等。这种形式的钱币，比起“布币”、“刀币”来便于携带，也便于互相接受，符合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它的出现在钱币兴起上就有了一种新的铸币体系，在战国时期为各国先后所仿铸。先是赵国、秦国仿铸，后有齐国、燕国仿铸。圜钱迄今发现有十余种，蔺、离石圜钱属赵。蔺和离石地区是秦国、赵国、魏国争夺之地。战国大部分时期内，这两地都属赵，但也一再为秦所占。 史书记载，在赵成侯、赵肃侯至赵武灵王统治时期，秦国屡次攻击蔺和离石。《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二十四年（公元前351年），“秦攻我蔺”。又载：赵肃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28年），“张仪相秦。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再后又记载：赵武灵王十三年（公元前313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可见这个地区战争之频繁。 在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攻蔺时，正当秦惠文王十二年。《史记·六国年表》说：“樗里子击蔺阳，虏赵将。”《史记·秦本纪》也记载：“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这两处记载与上述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攻蔺都说的是同一事件，只是《史记·秦本纪》未提“击蔺阳”而已。 蔺、离石因为距秦很近，因此一再受秦国的攻击和占领，差不多十几年就有一次。秦国在军事上的不断攻占，必然会对商贸活动产生影响。因此，也可以说蔺、离石两种圜钱是在直接受秦国圜钱的影响下铸行的。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在公元前228年秦将破赵军、入邯郸、赵亡后所铸。 赵国本来是刀、布币并行的地区，曾出有“尖足布”、“方足布”、“圆肩圆足布”和几种直刀。蔺和离石两种圜钱的形制——圆形圆孔，有外廓，也表现出嬗变于赵铸的“圆肩圆足布”。 赵国的布、刀、圜钱都有带“蔺”字的。但是蔺布较多，刀和圜钱则罕有。蔺字，在布、刀、圜钱上都写作“焛”，这个字在金文简书和其他先秦文字中未见。钱币上却保留了此字，值得注意。 关于“蔺”字圜钱，过去钱币界有一段遗闻。民国八、九年时，钱币学家郑家相在直隶省（今河北省）财政厅任职，寓居天津，与钱币收藏家方若来往较密。有一次郑家相在一个古玩店铺里，见到一枚蔺字圜钱，锈色已无，文字也不清晰。店主要价20元，郑家相还价，用10元钱购得。他问店主：方若先生是否见过此钱？店主答：他早见过，但不愿意购买，否则，10元你怎能买。第二天，郑家相持钱去见方若。问他，见过此钱没有？方说：我见过，是伪品，不然我早就买了。郑家相说：我看此钱，绿色虽无，但铜色甚古。文字虽不清晰，但精神尚在，决非好事者能伪作。方若不信。过了一个月，方若去北京，回来时，得蔺字钱左右文各一枚。访郑家相时，说，为此两枚钱花了600元，叫卖主敲了竹杠。问郑：你那一品还在吗？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下。郑家相拣出那枚蔺字钱一看，与方若得的那一枚字在右者虽有精粗之别，而制作工艺则相同。这样，才断定郑家相的那一枚也非赝品。 蔺、离石两圜钱，显然比蔺、离石布钱铸行得晚，除离石没有方足小布外，蔺字在“方足”、“尖足”、“圆足”、“平首布”钱中都有，而以“方足”、“尖足小布”为最多。蔺、离石圆足布钱为赵国边邑所铸，后被魏占有，所以又铸行了方足小布，后被秦占领，先出现蔺、离石圆足布，后铸圆钱。蔺与离石圜钱迄今发现不多，说明这种圜钱铸行的时间短暂，并且在布钱之后铸造。 黍垣一釿 .与蔺、离石圜钱相近的还有皮氏（本属魏邑，公元前270年被秦占）、平原（河南济源西北，本属魏邑，大概公元前242年秦建东郡时已归秦）、济阴（公元前290年魏献河东400里，济阴归秦，公元前257年魏国的信陵君与赵得胜，收复河东，秦再度取河东已在战国末年）、封坪（今陕西浦县境，本属魏邑，与洛阳同时归秦，铸此钱应在战国末年，没过多久就停铸了，所以后世遗存极少）、武安（河南武安西南，公元前259年秦派王义攻取，武安入秦）、黍垣一釿、漆垣一釿（为一地所铸。战国时漆垣为魏国的西河之外，公元前296年，齐韩魏联军攻秦，秦还魏河外二地。公元前290年，魏又献秦河东地400里，漆垣又入秦）等圆孔圜钱。 圜钱中还有安臧钱，安臧圜钱可能是受秦影响或秦占领王畿后出现的钱币。此外尚有西周、东周两种圆孔圜钱，钱直径2.5厘米，为战国时的小国东西周所铸，也可能是秦吞并东西周以后出现的地方钱币。 从以上论述的情况来看，有几种迹象值得注意：一、除魏国的垣、共字圜钱外，其余的圆孔圜钱均在战国末一二十年内铸行。二、上述圜钱上的文字多为城名，多在黄河中流以东的汾水流域，黄河以西的洛河流域，以及黄河以南的伊洛河流域，恰是当年秦和周王畿及赵、魏接触的地带，看来在这个时候赵国已经把中山国占领。三、上列圜钱除垣、共两种圜钱外，其余很稀少，有的迄今还是孤品，可见距离秦国统一六国改革币制的时间不会很长。四、出土最多的是垣、共字两种圜钱，特别以垣字圜钱出土居多。圜钱总的出土量很少，在战国时期的币制中，仅是一个小小的体系，，但它是战国中期以后各地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商品交换更为频繁、货币日趋统一的主要发展标志，它也是一种承上启下的重要的货币形式。 6、齐、燕、秦的圜钱 齐圜钱 齐国圜钱的文字为“益化”，是战国时期由齐国铸行的圆形有空的金属货币。其形制较为独特，穿孔呈方形且币面有郭。齐圜钱的铸造时期略迟，大约是在战国晚期，但它们仍然继承了齐刀币的“化”为货币单位。 齐国圜钱方孔、背平素。面文“益化”有人解释为宝化、明贝、燕贝这是不确切的，一般认为解释为益更为准确。益化钱分为三等，即益化、益四化、益六化。益六化直径长3.5厘米，重8.25克左右；益四化直径3厘米，重5.45克左右；益化直径一般为2厘米，重1.30—2克。 益化钱的“益”旧说等于20两或24两，看来未必如此。益字为20朋贝，铜一益曾等于贝20朋贝，它的币材重量称“溢”，应该不是20或24两的镒，这个“溢”字为一把粟米的重量。益化钱铸行时期在战国末年，具体说，益化钱开始铸行应是齐襄王复国以后的事。如果铸行在秦汉之际，近年来山东临淄的战国晚期墓就不会出土一枚益六化了。建国以来，有科学考古记录的：1960年山东省济南市五星牌坊出土益六化305枚，益四化292枚，益化两枚；1979年山东省日照县两城公社竹园大队出土一批齐币中，有圜钱 122枚，益六化107枚，益四化 95枚，同坑出土的齐刀有197枚。 “匽”、“匽化”、“一化”都是燕国晚期所铸。匽钱方孔圆形，无轮廓，背平素，一般直径2.9厘米左右，重4.2—4.6克。“化”本来是刀币的单位，齐刀就铸上化字而称为“法化”。看来“燕化”与一枚燕刀化就名目价值来说应该是相等的。“一化”钱圆形方孔，分为有廓和无廓两种，背平素，只有一种铝铸者尝在背面上有一“吉”字。这种圜钱一般直径1.8—1.95厘米，而厚薄很悬殊，所以重约1.1—2.6克，一般重为1.4—1.5克，个别的有重3克的。面文“一化”两字，旧时的解释也众说纷纭，为一刀、一夕、一化等，解释为“一化”比较适当。这种铸币是通货紊乱时期的铸币。过去有人往往把这三种货币看作“三等制”，以其益化圜钱的三等制来比较，那是讲不通的。其实，三种燕币的铸行是有先后的。匽钱是由燕化刀改的圜钱，时间很短，便铸行减重的燕化圜钱，再进一步减重而铸行一化，所以后世不易发现。目前发现比较多的“燕化”较多，“一化”最多。这类钱的出现最近情理的看法是铸行于燕王喜在位（公元前254—公元前222年）时期，是燕王喜近都辽东郡的铸币。 秦圜钱系指战国时期秦国所铸行的一类圆形有孔的货币。其形制特征是以“两”作为单位，钱上只纪货币单位而不纪地名。秦的半两圜钱，实际上是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铸行的方孔半两钱的先驱。目前，秦圜钱已经发现“铢重一两·十四” “铢重一两·十三” 、“铢重一两·十二”、“半两”及方孔的“两甾”等品种。铢重一两钱铜质纯赤，圆形圆孔，背平素无廓,形制古朴。一般直径约3.7厘米，穿孔约0.8-0.9厘米，重约14克左右，轻者也有9克左右。“半两”型钱，方孔圆型，平均重量约为10克左右，重的有15克以上，轻者6克左右。“半两”钱中还有一种名曰“两甾”的变异钱，“甾”即“锱” ，一锱为六铢，两锱是十二铢即半两。这种钱外圆内方，初期无廓，后期有外廓，直径大约3厘米左右，重量约为8克左右。秦国铢重一两型圜钱的重量与魏国“共”、“垣”字圜钱接近，说明二者的铸造时间比较接近。魏在公元前354年与齐国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后，国势衰落，一蹶不振。此时已经崛起的秦国再不会向魏国效仿学习，所以半两钱铸行在铢重一两钱之后，时间大约在“初行钱”时。战国秦半两的铸行，与商鞅变法和惠文王“初行钱”有关系，秦在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到了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任用商鞅变法。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为赋”。租禾是实物田租，“赋”就是要农民交实物田租税外，还要以货币来纳口赋。手工业者和商人也要以货币来纳税。与此同时，货币也进行了改革。秦惠文王年十九而立，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进行货币改革——“初行钱”。“初行钱”不等于说秦国到了惠文王时才开始铸钱，而是在这之前，钱币多为私人所铸，主要由商人铸造，用以牟取暴利，现在政府改革，规定钱币一律由公家政府来铸造，私人不许铸造。这无疑是秦国进行币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还是一次成功的措施。 秦国钱币中还有一种方孔小型圆钱，面文为“文信”，“长安”。 文信钱，方孔圆形，无内外廓，背平素，钱面穿孔四周有凸出纹，面文“文信”二字分别列于穿孔左右，字体优美别致。文信钱直径长2.3厘米，穿孔宽0.9厘米，重2.9—4克。 1955年考古人员在河南洛阳市西郊河南古城遗址内发现了文信钱残石范，从而证明文信圆钱为吕不韦所铸。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县）人，出身大贾，富有谋略。他在邯郸经商时，认识了在赵国作人质的秦公子异人，此时异人正被赵国冷落，吕不韦认为异人有利用的价值，所以重金与异人交好。吕不韦在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被封为文信侯，此钱是吕不韦在其封地所铸。钱上的信字旁没有固定，不是小篆，可知文信钱是秦统一文字以前的铸币。在秦始皇没有亲政之前，吕不韦掌有实权，他在封国内用封号铸钱是可能的，更何况吕不韦又是商人出身。后来经过吕不韦的精心谋划，异人被秦孝文王立为太子。公元前250年，孝文王猝死，异人即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的吕不韦拥有家僮万人，食客三千，俨然如一国之君。 公元前239年，赢政已经21岁， 按照秦国的礼制，下一年就要“冠耳听治”。吕不韦不甘心大权归政，与宦官嫪毐同时展开紧张的活动。公元前238年，嫪毐集团被彻底镇压后，吕不韦又策动长安君倒戈，妄图取赢政而代之，很快又被赢政平息。这样秦赢政和吕不韦的斗争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公元前237年，赢政先以放纵嫪毐的罪名免除了吕不韦的相位，接着命令吕不韦出居食邑河南。吕不韦在河南并不安分，与京中使者来往不绝，赢政就干脆命令吕不韦迁居蜀郡，吕不韦自感前途不妙，后自尽身亡。 与文信钱相似的是长安钱，面文“长安”旋读，背平素，直径长2.1厘米，穿孔宽1厘米，重1.8—2.5克。“长”字在穿孔右边，“安”字在穿孔下，这种文字的排列，只有圆钱才有。秦王赢政时由长安君成矫所铸。《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成矫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率军“击赵，反”，此钱当为长安君反叛前所铸。1991年，陕西省西安市北郊汉城砖厂出土过“长安”与“文信”钱各一枚。 7、空 首 布 公元前六世纪后期，“贝币”已完全不能适应市场交换的需要了，例如：有时为了买一头牛 ，要背上成斗的“贝币”或者“仿贝”到市场上去。支付时的计算也很麻烦 。买更贵重的东西呢，携带“贝币”的数量恐怕要肩挑，车推才能支付，这就造成了流通秩序的混乱。到了东周后期，这种单一的低面值的货币制度在也维持不下去了，东周国王下决心要改革货币制度，决定铸行大额“货币”与各种“贝币”并行。东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国王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终于铸造出了大钱——“布币”，它是模仿古代一种农具铲而来的，古代铲土的农具带有一个把儿，为了插把儿，有一个安把的地方像空心的方锥，钱币学上称为“銎”。不过这种布币比使用的铲要小得多，为什么叫“布币”呢？在我国古代，曾把一种类似锹的挖土工具称为“镈”在物物交换的时代人们经常拿这种挖土工具去换取别的东西，但用这种东西做交换比较麻烦，周景王便把这种农具变小型化，把铸成象征性的“镈”变成了价值符号，成为公认的交换媒介，因为“镈”“布”声母相同，音韵相转，于是“镈”就转韵成为“布”了，这说明古代钱币是从物物交换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在交换过程中体现了我们祖先选择“镈”这种农具作为货币的型制，是注重农业的传统思想，因为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这种农具在以后的交换中形态也就专门化了。早期的大布长约十六厘米左右，足宽约十厘米左右。有的具有从上向下的三条凸出的线条。 春秋末期，商业空前繁荣，商人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古老的经商民族似乎已蜕变为不以血缘为基础的工商集团，而且一般士大夫也多有弃政从商的。甚至有些领有封邑，持有政权的封君卿士们也涉足商业，他们对铸钱事业特别有兴趣，各自在其管辖范围内起炉铸造，为了促进其流通，并准予以法律作为保障。这对“贝币”的打击很大。但“空首布”在流通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例如它那方形中空的首部及尖锐的肩和足，既容易伤人，又不便于大量携带和存放，当其普遍流通时不利的因素也越发突出，后来，布的体型逐渐变小，而且有文字出现，“布币”正面铸有一个至两个文字，有数字、有干支、以及地名等等，有了这种大面额的货币，交易起来就方便多了。周王朝属下的各诸侯国也纷纷效仿，到了战国时期，一些主要诸侯国如：韩、魏、赵、燕、楚等都铸行“布币”。“空首布”的购买力，历史没有记载，我们也无法猜想推测其使用可能以“个”为单位，无论大小轻重，一个就当一个用，这是因为古人的价值观念含混所致，后来“空首布”的体型逐渐变小是为了便于携带，与后世钱币的减重不同，在那时减重不影响作价，所以，“空首布”的体型可以自由的改进变得多姿多彩。 总之，“空首布”自殷商至战国流通一千余年，数量应该相当多，但现在发现的确实不能够说多，大概在当时就有很多被熔毁改铸器皿或重铸钱币。它的体型大，厚度薄，出土时曾被大量损坏。现存的初期“空首布”中无文大布非常少，连体的尤其难得一见就更少了。空首布中以盧氏大布较多,这已经是春秋时期的产品了，无文大布的古朴风格已被完全抛弃了，中期空首布以“武”字“松”字“田”字“宋”字布为最多，其他尚有纪数、纪干支，或天象、事物、城邑名的，此外一些铸有尚不能确定其意的文字符号的布也不少，其中以两面有文字的较为珍贵，晚期小布存世不多就更十分珍贵了。“空首布”的发现区域主要在今天的山西中南部和河南地区，也就是当时主要的农业区，可见钱币的产生和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空首布”大致分为三种： （1）耸肩尖足空首布：指布币的两肩向上耸起，并与币身中线成一定的斜角，尖足指裤足下端尖锐，它的头部又有一个空腔，所以叫“耸肩尖足空首布”。可分为两种:大型耸肩尖足空首布和小型耸肩尖足空首布，大型的其特征：空首、长銎、銎有穿孔、因銎有范塞而不透，耸肩、尖足，背有三条竖纹，体形薄而博大，长约16厘米左右，肩距6厘米左右，厚约0.07—0.1厘米，一般重35.3—37克，绝大多数无文字，所以旧谱称为“无文大布”。小型耸肩尖足空首布，形状与大型相同，长约11.7—12.5厘米，肩距4.7—5.3厘米、厚约0.05厘米，重约25.3—30.7克，面无直纹，背平素，颇为罕见。 （2）平肩弧足空首布：平肩又称“方肩”指布币的两肩为平直状，弧足指布币下端呈圆弧状，所以叫“平肩弧足空首布”。一般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种。大型的特点为：空首、平肩、弧足、长銎、銎有孔，面背均有三直纹，长约8—10厘米、足宽4.6—5.3厘米、厚0.1—0.12 厘米、重约33.1—44克，多数重量在39克左右，钱文多为一字个别的有两字或四字，多半是地名。小型的特征形状与大型的相同，长约6.3—7.4厘米，足距3.7—4.3厘米，厚0.08—0.10厘米，重约18克左右，其文字已发现并著录的有：东周、安周、安臧、邵丘等十种。 （3）斜肩弧足空首布 斜肩弧足空首布：指布币的两肩部向外倾斜与币身中线呈现一定的夹角，弧足指布币下端呈圆弧状，所以叫“斜肩弧足空首布”。其体型也有大小两种。大型的特征是空首、斜肩、弧足而銎较短，面有二斜纹，文字在二斜纹之间，背有一直二斜纹，长约7.3—8.1厘米，足距4.6—4.8厘米，厚约0.12厘米，重约22—27.1克，面文有卢氏、三川釿、武、武安、函阳等。小型的特征是，体形近大型而小，长约7厘米、足距4.2—4.4厘米、厚0.1厘米，重18.5—24克左右，面文有武、武安、武寽、武釿等。 8、尖 足 布 “平首布”是由“空首布”蜕变而成的，其形式十分混乱，而最先出现的为“尖足布”。在“空首布”中，有种耸肩尖足的大布可能就是尖足型布的蓝本。 “尖足布”最初在晋国北部流通，而后流通范围扩大，与流通在河南的空首布平分天下。这大概是晋文公以后的情形。晋国的霸业促成了尖足布的发展，而尖足布的成功，也给晋国的霸业以持久有力的支持，但“尖足布”却不是晋国公室发行的法币。春秋时期，晋国公室可能还在行用贝币。最早的“尖足布”，形状极似铲币，足部作燕尾状，因有尖足之称。其长约8.5厘米左右，宽约4厘米左右，与中型铲币完全相同。不过，“空首布”重约37克左右，而“尖足布”仅重13克左右，这给予使用者很大的方便，故而大家都乐予使用。尖足的造型也非常优美，它有隆起的边缘，面与背部铸有纵向的凸纹，普遍有纪地文字。有背面还有纪范的数字，足以引起使用者的好感，它确实是一种进步的货币。当时铸造“尖足布”的地方有邯郸、晋阳、大陰、隰氏、城、蔺等处。“尖足布”的发行成功使晋国商业更加发达。商业的发达对货币的需求也就越大，所以它上市不久就成为晋国市场中的主币。但不久它的缺点便暴露了。因体积大购买力高，小额支付无法应用，在当时生产增加、物价下降的情况下，贫民百姓深感钱重之苦，所以不久便产生了小型“尖足布”或者说是种“轻钱”。其样式与大布相同，长约5.6厘米左右，钱上标明一个“半”字，表示其相当于大布的一半，这是我国发行辅币的开始，也是货币机制的先锋。当时铸造这种“半布”的城邑，有大陰、山阳、晋阳、甘丹、阳化、韩、蔺等处。 “半布”发行之后，市场更加活跃，不久大布被淘汰，半布变成“单位货币”。在上述铸造“半布”的城邑中，有些迄今未发现它们发行的大布，很可能它们是在“半布”大受市场欢迎时携手铸造“尖足布”，而且一开始就铸造“半布”。等到大布被淘汰后它们连币面上所写的“半”字也索兴减免了，于是便形成一种小型的也可以说是轻型的“新布”。“新布”因为轻重适宜、政府发行费用低，大受市场欢迎，故其它地方纷纷铸造，如大陰、中阳、中都、平州、平阳、目邑、兹氏、西都、安平、邪山、武平、高城、幸城、长葛、曼邑、梁邑、寽邑、晋阳、文阳、离石、蔺、蒲子、寿阴、霍氏等。就各地所出钱币背书的纪范数看，数额高达三十八种之多，这是我国铸币史上的空前现象。不过“尖足布”的命运非常短暂，前后不满两百年，仅是“空首布”的五分之一，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 一、尖足布所用的铜料含铅过多，缺乏弹性，受力能力差，币身轻薄。 二、尖足贮藏不方便，易伤人，易折损。 三、生产量不大，铸钱工厂虽多，但因沿用一钱一范的古老方法制造，所以很难满足当时市场流通的需要。 迄今为止发现的“尖足布”不多，而初期的大布就更少见了。一般说，钱文倒置、传形、直读的布币更受重视，总之，“尖足布”以其造型优美、数量少，曾被人列为世界古钱行列中较为珍贵的钱币。 9、圆 足 布 “圆足布”的特点是圆首、圆肩、圆裆、圆足，故称之为“圆足布”或“圆首布”。“圆足布”是战国后期在中国北方的晋地所铸行的一种平首布币。 清末的学者认为“圆足布”是由“方足布”演变成“圜钱”的过渡形式。现在经考古学家在实地发掘所获的直接资料证明，“圜钱”早有出现，所以他们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圆足布”应该是晋国铸币者为改革方足布而创造的，其开铸时间不会远于方足布中的有耳布（锐角布）。“方足布”、“圆足布”的诞生都是在“尖足布”产生之后。“圆足布”兴于晋北，“方足布”则产生于河南，后来“方足布”流行于中原各地，“圆足布”则在黄河以东一带流行，数十年无重大发展。 “圆足布”中有两种：一种无孔， 另一种有孔。 无孔的“圆足布”，铸造较早，现今发现的有大陰、隰氏、晉阳、离石、蔺等，前三者尚未见大型的，而离石与蔺字则具有大、中、小三种，形制整齐，面文为地名，背面从肩至足有直文，稍倾斜，两竖纹之间有数字，如一、二、三、四、五、十一、十五、廿、四十、五十、卅六等等。以“蔺”、“离石”字布为例，其大型的长约8厘米左右，足距3.8厘米，重15克左右。中型的长5—6厘米左右，重12克左右，小型的长6—7厘米左右，重8克左右。一种钱币分三等，是我国货币史上的创举。 10、三孔布 三孔布是有三个孔的圆足布，是战国末期由秦铸行的一种圆足平首布，其特点非常显著:圆肩、圆首、圆裆、圆足，与圆足布特征相似，不同之处是在其首部和两足之上各有一个圆形的穿孔，因此而得名三孔布或称三窍布。 三孔布正面铸有地名，背面铸有数字，如一、二、廿、四十、七十等，背的腹部铸有记重文字。三孔布分大小两种：大者背铸“一两”二字，小者背铸“十二朱”三字，形制整齐。以南行易(唐)为例，大者约长7.2厘米，厚0.1厘米，重约15-17克。小者约长5.2厘米，足距约2.7厘米，厚0.07厘米，重7.2-8克。 已发现的三孔布钱文有上邲阳（一两）、下邲阳（一两·十二朱）、北九门（十二朱）、阿（十二朱）、上艾（上艾十二朱）、平台（十二朱）、渝阳（十二朱）、安阳（十二朱）应乡（一两·十二朱）、南行易（唐）（十二朱）、南行易（唐）（一两）、家阳（一两）、宋子（十二朱）等等。 三孔布是战国时期的铸币。持秦国布币来论者认为秦派胡阳通过韩的上党攻赵的阏与，时为公元前270年，阏与（今山西和顺县西北）显然是秦攻赵进军路线上的一个战略城市，三孔布有阏与布可以为证。公元前236年，秦派王翦、桓齮、杨瑞和攻赵，取阏与、撩阳、邺、安阳等城，三孔布中有安阳布可以为证。公元前229年，秦又派王翦率上党郡兵攻井陉（今河北井陉），派杨瑞和带河间兵攻赵，这次进军路线上的城邑终由秦占领，所以三孔布是秦占领赵邑时当地出现的铸币。有学者认为三孔布面文地名均为赵地，三晋亦用“朱两”为重量标度。也有学者认为三孔布为公元前四世纪中山国所铸钱。中山国立国仅八十年，为白狄族（或称鲜虞）所建，战国时建都于今正定县，后迁都至灵寿（今河北平山县东北），至公元前三世纪为赵所占。中山国当时政治独立，军力强盛，工商及手工业都很发达。据说1975年在平山出土了大量“成白”布币证实“成白”非赵币，并足以说明中山国所用之布币即为三孔布。 三孔布断代归属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赵国铸；二、秦占赵地后铸；三、中山国铸。三说中，以目前资料论证，似为战国晚期铸币，可能属于赵国所铸。 三孔布发现较晚，传世品极稀少。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流出国外者颇多，日本银行所藏三孔布多达二十枚左右。1984年4月，在山西省朔县出土的宋子三孔布，为有出土记录之开始，极其珍贵。 11 方足布和釿布 “方足布”是指“布币”的裤足较为平直方正，所以被称为“方足布”。当“尖足布”盛行于晋地的时候，郑、卫、宋诸国也开始铸造新币，它们以方足大布为基础，取长补短，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一、抛弃了容易折损的尖足，改为抗击力较强的方足。二、加宽颈部并在头部添加了两个突出的小耳朵，故称为“锐角布”或“有耳布”。这种钱币大约长4.5—6.5厘米，重13克。 “方足布”郑国铸的较重较大，时间可能较早，宋、卫两国铸造的较小这些“布币”与“尖足布”同时流行，但其文字、轮廓、铸工、铜料都比较好，其中卢氏一个地方就曾出过“空首布”、“尖足布”、“方足布”等，其制造精美，是当时重要的铸币地区。稍晚的还有韩、隰氏、皮氏、阴氏、大陰、平周等，也相继铸造了新币。它们一方面采用宋、卫轻型有耳布（锐角布）的重量与形制，但却去掉了“空首布”的耳朵，另一方面也保留了许多“尖足布”的形制，创造出了典型的“方足布”。此时正是三家分晋，战国时代的开始。 战国时代虽然战争频繁，但工商业却比较繁荣。许多士大夫退而经商，也有很多人挟财入仕，可能是他们教给那些士大夫们铸钱牟利的方法，虽不能说完全出于商人之手，但也无法判定是出于政府之手。因为当时政府虽然已开始铸钱，却还未禁止民间私铸。总之，越晚官钱就越多，民间铸的钱就越少。 战国初期，燕国的涿、益邑、纕坪、陶阳、渔阳、右明等地均铸有“方足布”，它们保有“尖足布”的特征，但体形略小。其中有光背的，有背面纪数的，也有背面纪“左”“右”“大”等文字的。燕国行用“方足布”，有史文记载，就其实物而观，铸造时间较早，流通的地区也很广，大多都是出自官炉。 在“方足布”中，较重的还是三晋所出的，计有北屈、大陰、汝阳、子阳、中邑、屯留、尹阳、平阳、平周、平留、平原、皮氏、宅阳、猗氏、梁邑、高都、襄垣、鲁阳、宜阳等等。这些地方所出的钱币，数量很多，也较为规律，大约长5厘米左右，重7—8克左右，最小的也有5克以上，铜质也很好，不易折损，使用收藏都很便利。但在流通期间购买力如何，单枚代表的价值是多少，现在无法考证。当时魏、赵两国都有当寽布或釿币流通，而赵也有“刀币”，魏国还有“圜钱”，彼此间该如何兑换，也不能确知。 三晋外，齐、鲁、宋、魏等国也曾铸行过“方足布”，如齐国的齐氏、齐阳、齐贝等，鲁国的邾邑、成邑，宋国的商城，魏国的母丘等，均有出土，数量也很多，形制与晋布无大差别，书法与铸造的工艺有些变化，可见行用颇久。 秦国也曾铸造过“方足布”，如杜阳、梗阳、木邑、木门等。惠文王八年，秦取得魏国的梁邑。这里曾是魏国的河西造币中心，曾出过“尖足布”，似乎也出过“方足布”。秦人占领之后，铸币并没有间断。现在传世的梁邑布中，那些文字轮廓、字体结构的变化风格与安阳布相比略有近似之处，可能是秦人所铸。此后，秦人东进打败赵武灵王，取得离石与蔺。这两个地方是赵国北疆的铸币中心，蔺曾出过“刀布”，“尖足布”，“圆足布”等，有种文字豪迈的“方足布”，可能是秦以后铸造的。秦早期东侵，摧毁了唐是、中都、晋阳、隰氏，占领了魏国的宁新，后改名安阳。其地是中原的枢纽，是商业重地，秦正可以在这里发动一次货币战争，以扰乱赵、魏的金融，榨取三晋资源，支持其长期的侵略，于是铸造了大量的“安阳布”（安阳大布），其数量之多超越了各地的纪录，现存的“方足布”中它可能居四分之一。之后又出了一种大型的重量仅是小布的一倍，而面值则可能高至十几倍以上。这是我国发行大钱的开始。在黄河南岸秦人首先取得魏国的陰晋，后改名为“宁秦”。接着东出崤函占领了宜阳、鲁阳，在那里铸造鲁阳布。这几种方足布风格接近，款式相同，数量也很大，在“方足布”中不失为上佳品。在此期间，政府竭力推行当寽布，齐、燕、赵也着重铸造刀货，宋国一度发行“殊”“四”釿布。“方足布”的维持全靠秦国。这一变动是意想不到的。不过秦国并非对“方足布”有特殊的好感，它推行“方足布”只不过是经济战略中的一种策略而已。自从安阳、梁邑等大布发行之后，方足布的信用就被破坏，结束了它二百年流通的历史。 “方足布”在先秦古币中一向居于显赫地位，为人所重视。初期大布如卢氏捏金、洮捏金等，现今颇为少见的锐角布（有耳布）如垂、公等，也是很难得。中期的半布传世较少，燕布也不是很多，三晋所产的方足布，直读、传形、合背、倒书，向来是收藏家们的收藏目标。后期秦国所出的安阳大布较为多见，而梁邑大布则少见。“方足布”中称为“稀世珍品”的“右明新治”四字布更为珍贵。 12、桥足布 釿布因面文多带“釿”字而得名。其特征为体形较大，平首、平肩或圆肩、圆裆、方足，或有郭或无郭。因两足间袴裆呈拱桥状，所以又称为桥足布。这种平首布钱一般分为二釿、一釿、半釿三等制。以“安邑”布为例，最长者为“安邑二釿”布钱，通长6.5厘米，足宽4.0-4.3厘米，重25-29克；最小者为“安邑半釿”，通长4.4厘米，足宽3.1厘米，重约7克左右。“安邑二釿”、“安邑一釿”有的背铸“安”字。“安邑”系魏国的早期都城，“釿”为币制单位，故知其为魏币。 釿布面文、常见的有“安邑二釿”、“ 安邑一釿”、“安邑半釿”、“訚易二釿”、“ 訚易一釿”、“ 訚易半釿”、“阴晋半釿”、“梁二釿”、“梁一釿”、“梁半釿”、“恒釿”、“ 虞一釿”、“虞半釿”、“虞氏半釿”等等30余种，多系梁布。 对于“釿”字涵义，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斤、铲同制，同财货，曾充作一般等价物，发展成为货币后，斤（釿）逐渐演变为重量单位；另一种说法认为“釿”为农具，后演变成货币，并被借用作货币名称。 釿布钱文多为魏国城邑，大多出于魏国辖区内，并且形体较大，其铸行时间约在战国早中期。近年来釿布在山西、山东等地均有出土。 二、秦朝钱币 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政权，它是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掉关东六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齐国，而完成了统一大业。秦朝建立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嬴政确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为皇帝，废谥法，以世计，自称始皇。国家一切政务皆取决于皇帝，取消分封制度，推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吏均由皇帝任免。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各自为政，自己铸行货币，齐有法化刀，楚有爰金和蚁鼻钱，燕有明刀，韩有方足布，赵有尖足布，魏有桥足布，秦有圜钱等等。钱币形状各异，轻重不一，并且有优有劣，换算困难，给当时的商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秦始皇被后世称为“千古一帝”，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的政治家。他出于国家统一的需要，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最终统一了全国的货币。 秦始皇下令废除原各国的旧币，以秦币为基础推行新的货币制度。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及至秦，分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半两其形制仿玉璧纺轮的圜钱形制而来，方孔圆形，逐渐成为中国制钱的规定模式。 秦始皇不仅对货币的质、量、形、用有明确的规定，而且集中了钱币的铸造权，严禁私人铸钱。实际上秦半两在铸造技术方面并没有超过先秦各国的铜铸币，它的流通信誉是靠国家的法律来维护的。云梦竹简《金布律》记载：“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钱善不善，杂实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 早在秦惠文王二年，初次行用钱的时候就把钱币的铸造发行权掌握在王室手中了。秦钱不铸地名，正是铸币发行权集中的反映。秦始皇改革币制，一方面废除各大小诸侯的旧币，另一方面严禁民间私铸，巩固加强国家的铸币权和发行权，这也是秦始皇统一货币最重要的措施。 古泉学家丁福保曾有诗咏秦半两：“千秋唯有长城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莫道区区仅半两，曾看刘项入咸阳。” 刘邦和项羽都曾率军进入过秦都咸阳。项羽还烧毁了秦代的宫殿，在与刘邦进行了四年的楚汉战争后，被刘邦打败。这两个人在这一时期还都使用秦半两。 秦半两这种方孔钱，是秦始皇削平战国诸侯以后，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结束紊乱的币制，而统一施行的钱币。这种外圆内方的钱，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从而也就奠定了我国历朝铜钱的基本形式。这种半两钱重为古代的十二铢，古代以十黍为絫，十絫为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其实，它的重量没有那么准确。虽说货币由王室专铸，但往往随时而变，轻重无常，大小不一。如严格要求，许多半两钱是不够标准的。可见秦始皇颁布的度量衡，一时尚难以统一实施。史书记载，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项梁，就曾自铸秦半两大钱。秦始皇时半两钱直径为2.5-2.8厘米，重3-6克。但留传下来的实物直径也有大于4厘米的，最大的为6.8厘米，后者有人认为是假钱，有人认为是样钱。 战国后期到秦代的物价是很低的，正常的粟价每石大约只有几十个钱，一斗米也只要三枚秦半两就够了。可见当时物价很便宜，钱价是贵的。有记载说，纵横家苏秦到燕国去，只要百钱就过了。还有记载说，萧何多送了两枚秦半两给刘邦，刘邦就非常感激，以致后来为萧何增加了封地。 当汉高祖刘邦还是一个平民的时候，在他的家乡沛县（今江苏沛县）有个秦朝的属官萧何，就有几次用他的身份庇护过刘邦。等到刘邦当上了亭长，萧何还常常帮助他。当陈胜起义，各地响应，刘邦聚集了数十人，杀了秦朝的沛县县令。这时萧何、曹参等辅佐刘邦起义，推刘邦为沛公，征发沛县子弟，得兵三千，投奔项梁，项梁又给刘邦兵五千，将十人。刘邦就成为项梁部下的主力军。 当刘邦率众军进驻咸阳时，有些官吏每人送他三枚钱，唯独萧何送了五枚。这时通行的钱当然是秦半两，三枚、五枚都指的是秦半两钱。可见当时铸钱不多，也不是任何事非钱不能办。大概当时取与之间常常就是几个钱。《史记》还记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既杀项羽，天下已定，接着便论功行赏。群将争功，一年多还不能决定。刘邦以为萧何功劳最大，封为酂候，食邑也多。其他的武将有点不服气。说萧何光用笔墨谈兵，并不去作战，为什么反而高升？刘邦说，你们知道打猎吗？知道猎狗吗？打猎，追野兽的是狗，而发指示的是人。现在各位能得野兽，只是“功狗”，至于萧何是发指示的，是为“功人”。这时武将们也不敢再争了。于是刘邦又封萧何父子十余人，皆食邑。并且萧何本人多增加2000户。这也有他当初多奉送二枚钱的缘故。 秦始皇统一币制后，“半两”钱就成了全国统一的法定货币。“半两”钱外圆内方，无内外廓，背平无文；篆书“半两”二字分别列于穿孔两侧，钱文凸起，据说是丞相李斯所创，布局严谨，笔划方折，雅卓刚健。“半两”钱圆中有方，方外有圆，刚柔并济，静动结合，达到了匀称均衡之美的最高境界。 “ 半两”钱的造型极具政治色彩，它是秦代“天命皇权”的象征。《吕氏春秋·圜道篇》：“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下一上，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圆，臣主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秦代的统治者认为外圆象征天命，内方代表皇权，把钱做成外圆内方的形状，象征君临天下，皇权至上，秦“半两”流通到何处，皇权威仪就散布到何方。 “半两”钱上的数字体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秦“半两”重十二铢（秦代二十四铢为一两），直径十二分（3.2厘米），穿孔的边长各为六分（1.2厘米），这些数字都是六或六的倍数。“六”是阴阳五行中水的记数，如此众多的六出现在钱币上绝非偶然，是古人一种思想含义的体现。 此外，从材料利用和制作工艺来看，“半两”钱的造型比其他任何形状都节省铸材，是一种最优化的选择，而且中间的方孔便于固定锉修。说明当时的人们在材料利用和工时效率方面都有过深刻的研究和探讨。 总之，秦始皇为了统一大业所实施的措施是顺乎历史发展潮流的，是革命的，进步的。币制的统一，大大地便利了全国各地之间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往来。它既有利于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也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方便，同时促进了辽阔疆域内经济共同体的形成。秦“半两”钱在体现皇权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同时，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效率观念。它集实用性、艺术性、思想性于一身，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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