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钱币的历史演变 （四）隋唐及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经济与货币流通 （一）隋唐及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经济 隋朝统一中国后，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农业生产上实行了均田法与租调徭役，从而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业丰收后，又采取置仓积谷，预防荒年。当时仓有两类，一类是官仓，另一类是义仓。官仓防大灾，义仓可防小灾，这种积谷防灾法起到一定作用。手工业生产技术有进一步提高，造桥术和造船术发展很快，赵州氵交河上的安济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当时造船高45尺，长200尺，起楼4层，船体坚固，能载重，说明当时有一种特殊的技术。当时商业南方比北方发达，各地需要的商品，都可供应，可见当时商人囤积的货物之多。 到了唐朝，农业生产比较兴盛，这主要与均田变为庄田以及租庸调变为“两税”是有关系的。当时受田的农民，一个丁缴一份租赋，服一份徭役，每丁每年纳粟2石（担），叫做租；纳绢2丈，另外加绵3两或麻3斤，叫做调；每年无偿劳动20天，不需要劳役时，每天收绢3尺，叫做庸；如果需要增加服役日数，加15天免调，加30天租调全免。唐朝的手工业，有官营、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产品供朝廷使用，私营手工业产供商贾买卖。当时纺织业比较发达，织制品有缭绫、轻容、轻绢、红线毯；染色业、采矿业、造船业都很发达；制瓷业已进入由陶到瓷的完成阶段，我国最优良的瓷器产地江西景德镇，当时叫新昌县，磨面业的磨坊，一般用马牵石岂，有水利的地方，设水磨；唐朝的印刷业，已有印刷品的出现，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造纸技术的提高，已能用纸写字印字，还有糊窗的纸，包茶叶纸，和做纸钱的纸；当时扬州送上甘蔗，榨取蔗液，可以制成糖块。唐朝商业对交易有无，加强经济联系，以及与四邻各国的贸易，都有积极作用。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市，是西京、东京两市；州县市也是较大的市；离州县城较远，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自然形成的市称为草市；还有行市、墟市、亥市、集、庙会。唐朝国内水陆交通畅达，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分为东路、南路、西路、北路四条干线；水路交通以扬州为中心，通济渠是南北交通的总干线；唐朝对外海上交通，仍保持大国声望，中外交通主要是海上交通、畅达无阻；唐朝对外贸易也很发达，但史书记载“锦绫、罗彀、绸绢、绵布、牦牛尾、珍珠、金、银、钱、铁，并不得度西北边诸关”，从南方海路上来通商的各国，都是较远的国家，禁令稀疏，贸易往来，完全自由。 五代十国时期，我国北方经济比较落后，由于战争和统治阶级的争权杀戮，北方人口大减，这实际上是对农业生产力和手工业商业生产力的一种摧残。公元943年后晋出帝天福八年，春夏里有早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再加上军事上人为的决黄河水，水浸汴、鄂各州，使北方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而在当时的南方，经济一直在缓慢地上升，并且形成了若干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前、后蜀是农业、工商业发达地区，史书记载，蜀仓库经常装得满满的，武器、钱粮、金银、数以万计；吴、南唐重视农桑，注意恢复生产，境内粗安出现了相对繁荣的景象；吴越农业发达，兴修水利尤为积极；楚主要靠卖茶和通商，在一些州县设立了一些图务（商店），且运茶到黄河南北，交换衣料和战马以获利；闽以保境息民为立国方针，劝农桑，定租税，奖励通商，民众得到了30年的休整。 我国唐朝时期不仅国内经济较繁荣，商业发达。还是对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和四邻诸国联系最密切的时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铸造的货币，也是在唐朝前后流出最多的时期。 在我国唐朝时，和东南亚各国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非常密切，随着人员的往来，我国唐朝的财物、钱币一批又一批地通过海运和陆路，流到了东南亚各国：林邑(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堕婆登(今印尼)、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骠国(今缅甸)都经常派人来我国唐朝，他们带到中国来的是香料、珍珠、象牙、棉布，他们带回去的是粮食、金银、钱币。当时，唐朝人对东南亚各国带到中国来的商品非常喜欢，并把它看成是难得的珍品。当时货币流出到印度洋和地中海各国。在我国唐朝时期，朝廷在今广州设有市舶使，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收税工作，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做买卖，只要不违犯当时中国唐朝政府的法律，贸易往来完全自由。当时，中国载着出口商品、食物和钱币(零花用)的船只，往返航行于波斯湾地中海一带，据阿拉伯人苏莱曼在《东游记》中说，唐朝时中国建造的航海船，特别高大，尽管波斯湾、地中海风大浪高，但中国船只却通行无阻、安然无恙：所以，现在埃及开罗南郊福斯他特遗址，还发现数以万计的我国唐朝时期的瓷器碎片。据传，在今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也发现有中国唐朝时期的瓷器碎片。同时在东南太平洋的婆罗洲北部沙捞越地方，也发现了我国唐朝人开没的铸铁厂；可见当时唐朝铸造的钱币，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商人、航海人员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也流散到了现在的埃及、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国。 我国货币还流出到我国北方的突厥国及其铁勒、回纥、拔野古、葛罗禄、等部族：据史书记载，造成我国货币流出到这些国家、部族的起因有：一、公元604年之后，隋炀帝当政时期，突厥王始毕可汗，招收了大量中国的避难人，这些人带着财物和钱币，逃到突厥去帮助攻打契丹、吐谷浑；二、公元622年之后，唐高祖当政时期，派人和突厥商议和好，唐朝每年赠送给大批财物、钱币；三、唐太宗当政时期，与突厥王颉利联盟，在往来中大批的财物、钱币随着赠送流出；四、唐武则天当政时期，我国的财物、钱币等物随着突厥人经常来到我国内陆而大量流出。我国东北方的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国也有我国的货币流入。据史书记载，造成我国货币流出到这些国家、部族的原因有：一、公元666年唐高宗乾封元年，高丽国发生内乱争权，并派泉献城到唐朝要求出兵援助，我国先后派军队带着人马粮食、钱币等物，先后到达高丽国的平壤等地。二，公元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我国派人携带粮食、人马、衣物、钱币，到达百济国：三，新罗国一直和我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公元735年一823年期间，新罗人口贩子，经常运送奴婢来中国出卖，换走不少财物和钱币。四，日本自隋唐以来。一直和我国保持着友好往来关系，公元600年，隋开皇二十年．至公元614年，隋大业十年期间。日本多次派使者来华，每次往返都要带走一—批财物、钱币：到了唐朝，日本对吸收中国文化，非常热情，经常派出一批批留学生、学问僧来到我国，同时，我国唐朝汉文化的各个方面及佛教的各个宗派，都派人移植到日本。到了唐朝后期，两国商船来往数十次。以上这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及经济往来，每次都从我国带走大量物品和钱币。此外货币还流出到我国西北方的西突厥、大食国、吐谷浑，泥婆罗国、西方天竺诸国。据史书记载，从隋末到唐朝，我国曾派出李靖等大将带领人马、粮食、衣物、钱币。深入到叶谷浑；特别是到达泥婆罗国后，国王见到大喜，优礼相待。在我国和西方天竺国的交往中，玄奘法师起了积极作用。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玄奘法师带着随员、粮食、衣物、钱币从长安出发，经凉州、瓜州，出玉门关，越过葱岭北隅，经过大清池到达碎叶城，渡过叶河、乌浒水、孔道铁门关(今阿富汗)，穿行吐火罗，越过大雪山，进入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渡恒河，到达摩揭陀伽耶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和乌苌王朝的国主戒日王所建的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坎诺吉城)。在唐朝，从我国长安安远门，西行上垅坂，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黎河至碎叶进入中亚。这就是当时的“丝绸之路”。我国和中亚西亚的商人、贵族等携带着钱币财务往返于着丝绸之路，是我国当时货币流出的主要途径。总之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也是对外交往的最繁荣时期体现了华夏泱泱大国的风范。 (二)隋唐及五代十国的钱币铸行 1隋朝钱币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国而立，后又并梁灭陈，使分裂达370年之久的天下归于一统。隋自统一以后，由于文帝躬行节俭，更主要的是人心思治，民气兴旺，国势不断强盛，府库充盈，十余年之后，隋炀帝上台。隋炀帝凭借文帝时积累的巨大财富，大肆挥霍。他建东都（洛阳）、挖运河、筑长城、修道路；开边、耀威、侵略、游玩，役力过甚，奢靡过繁，致使百姓穷苦而不胜负担，最后饥民蜂起，隋炀帝身遭杀戮，隋朝仅存在了三十七年。 然而，隋初货币极为混乱。北齐的常平五铢和私铸的常平钱，北周的五行大布、永通万国钱，以及南朝的陈五铢、太货六铢，甚至刘宋的鹅眼钱，萧梁的剪边钱等,在商业领域继续参杂流通。河西诸郡还使用西域的金币、银币。这些钱币精劣大小轻重不一，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因此，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中央政权，巩固封建统治。隋文帝下令整顿货币，铸行统一标准的五铢钱。隋五铢有两种，分两个阶段铸行：一、隋文帝开皇六年至仁寿四年（公元581-604年）铸行“开皇五铢”，又称“置样五铢”。二、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铸行“五铢白钱”。 开皇五铢又称置样五铢，文帝开皇年间铸。为保证新钱质量，推广新钱，政府明文规定每千钱重四两二斤，命各关置百钱为样，合乎标准才入关，否则销毁，重新铸造。并且禁止各种旧钱的流通。至开皇五年（公元585年）货币终于统一，专行五铢钱。 开皇五铢制作精美整齐，形体大小轻重不一，标准钱一般为2.5厘米，重约3.0-3.4克，小型者钱直径为2.3厘米，重约2.25-2.3克。“五铢”面文为篆文，横读，“五”交笔斜直（也有稍弯曲的），穿孔右边铸有一竖线。背面皆有廓，边廓且较阔。 五铢白钱大概为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所铸。此钱，因币材配有锡、铅等其他金属，所以钱色发白，被称为“白钱”。其形制大小、轻重与开皇五铢相同。隋炀帝苛贪残暴，挥霍糜费，很不得民心，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币制大乱，老百姓也难以忍受他的剥削、压榨和欺凌虐待，都盼望着他早日倒台。隋五铢的“五”字左边多有一竖线，旋转过来看像一个“凶”字，人们借机发泄说：“此钱为凶钱，杨广凶多吉少，注定没有好下场。” 2唐朝钱币 隋朝末年，人们再也无法忍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了，各地人民纷纷起义，把斗争的矛头直指统治者。这时候隋朝的大官僚唐国公李渊，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个政权就是后来的唐朝，李渊也就是后世称之为的唐高祖。 李渊初入长安时，民间使用的是隋代的轻钱，积八九万枚才满米斛，乃于武德四年，一改历代以“ 铢 ”“两”为钱名的货币制度，铸行成为“通宝”的钱币，取名为“开元通宝”，也有读作“开通元宝”的，但按照开创富熙安定完美生活和开辟新纪元的意思来读“开元通宝”较合适。“通宝”也就是通行的货币。开元通宝的钱文由当时著名的书法大家欧阳询所书，有八分及篆隶三体，这也是钱文有书人姓名在史书上的第一次纪录。这说明唐初铸开元通宝是一件大事。“开元通宝”四字笔力苍劲，意态精密，端庄俊雅，凝重雄浑。 开元通宝钱直径八分，重二铢，积十钱为一两，千钱重六斤四两。因为唐代一斤比西汉一斤重一倍多，故开元通宝比西汉五铢钱略重。开元通宝钱的创制与秦半两、汉五铢钱一样，是我国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至此，我国的金属铸币正式脱离了以重量为钱币名称的体系，而称之为“通宝”、“元宝”。而从这时开始，我国的衡法两以下不再以铢为计算单位（唐以前是用铢，二十四铢为一两，是二十四进位），而是改用两、钱、分、厘的十进位法，其中一钱为3.73克，即指开元通宝一枚钱的重量，十钱开元通宝等于一两。开元通宝还以其大小轻重适中、名称形制合宜等，而对我国币制的革新有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整个唐代的主要流通币，而且成为唐代以后一千多年的铜钱楷模。明清两朝均采用其形制，五代的南唐和闽当时也曾铸造过开元通宝。 唐朝的开元通宝有金、银、铜、铅各种币材和大中小各种版式不下百种。唐代铸钱炉最多时的天宝年间有49处，当时规定铜钱的成份是铜83.32%，白蜡14.56%，黑铅2.12%，每年使用铜料21200斤，白蜡31700斤，锡500斤。唐初时铸的钱内外郭齐整，背面平坦光洁，书法及做工为时人所重视，不仅有使用价值，而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大诗人杜甫诗云“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说的就是天元通宝。 唐代开元钱和其他唐代钱的背部，有的有一个突出的圆点，有的有一条或几条弯曲的凸钱，有的甚至还有浮云的标记，这种圆点和凸钱，钱币学叫做星月纹。钱背星纹分穿上星纹，穿下星纹，月纹上弯叫仰月，下弯叫俯月，穿旁侧立称侧月。关于开元钱的月纹和浮云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以至于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有的说是唐高祖李渊时，下边进呈开元钱蜡样时，文德皇后不留意掐有一个指甲痕，人们认为是圣上的旨意，就依样鼓铸了。还有更荒谬地认为是明皇宠妃杨玉环的指甲痕，因为唐明皇用过开元年号，而杨贵妃又是深得宠信甚至代阅奏折，自然会过问铸币事，就断定指甲痕为杨妃所为。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因为钱上的 “指甲痕”有粗有细，应是不同铸钱炉的标记，而浮云应是祥云的意思，代表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除此之外，开元通宝还有“元”字左挑右挑、双挑之分。最初铸的开元钱元字不挑，武德年间所铸，元字左挑出现。右挑开元钱应是贞观年间及其以后所铸的；双挑开元数量极少，应是高宗时的纪念币性质，有大事件发生时所铸。唐玄宗以后的元字仍有挑笔的情况，但因其铜质、重量、轮廓等均与以往不同，分辨比较困难。 前面讲到的开元通宝钱币币材多种，除铜以外还有金、银等，其中银钱较多，金质开元传世较少。但是在1970年10月西安何家村的唐代窑藏，一次曾出土过开元通宝30枚，银质的出土了421枚。这次出土的金质开元，形制和钱文字体都与初唐的开元通宝铜钱非常相似，只是钱径略小，直径为2.4厘米。唐代所铸的 开元通宝金银钱，并不是作为流通货币的而是主要用做宫廷赏赐或玩赏的。如唐《开元天宝遣事》说，“内廷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此外，唐玄宗观看杨贵妃给安禄山“洗三”时，也就是安禄山生日的第三天，杨贵妃用锦缎象包裹新生儿一样把安禄山包裹起来，用轿子抬着，众人感到新奇，大声喧闹。玄宗看着高兴，就赐给杨贵妃洗儿钱。唐朝的金银钱主要用于赏赐、馈赠，此外也用作祭礼等，他起着支付的作用，但不用于流通。 唐高宗武德初年时，所铸的开元通宝钱数量不多，旧钱与古钱在此时已渐退出流通，市场中钱币不足，直到唐太宗贞观初年时，交易时仍有用布帛的。朝廷怕出现那种隋朝时的通货膨胀，市场上虽然需要钱币，但却小心谨慎，不肯增加发行，反而还鼓励以物易物，大力疏导通货回流。当时是一斗米只需三五文钱，老百姓零用时大感不便，虽用布帛，却太不灵活。同时中国同海外各国的交流也日渐增加，钱币大量外流，这一切都使国内交易感到乏力。由于这些原因，民间私铸行为渐渐又起。私铸钱虽然比较小，但有的质料铸工都还可以，所以有的地方把它当官钱使用了，以两三枚抵官钱一枚。私铸钱能够与官钱并使不冲突，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唐高宗时，政府看到通货紧缩的利益却为私铸者所得，大感不满，命令取缔私铸，并以五比一的比率用官钱换私钱。但缺少人问津，甚至有把私钱收藏也不兑换的。于是在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推出“乾封泉宝”，以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行使，目的似在于增加发行，刺激物价，使私钱失去存在的依托。乾封泉宝直径2.5厘米，隶书，旋读，光背，铜料精纯，铸工良好。在中国钱币史上，钱文用泉宝的也极少见。但此大钱推出后效果并不好，老百姓对大钱并无兴趣，更为害怕通货膨胀，因而纷纷收藏开元钱，致使私钱大涨，到最后也不见了，只剩大钱。朝廷见此情景只得下令停铸，以流通的乾封大钱以一比一开元钱行使之。唐玄宗初期，朝廷吸取经验，再次整顿私钱，先鼓励生产，扶植商业发展，铸造开元钱时，只有新钱质量达到标准才准流通，以增加官钱信用，且增加铸量，挤兑私钱。这次所铸的新开元钱，元字也有挑笔的区别，背文增加了星、日纹等。 唐玄宗后期发生的“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两个叛将也发行过钱币——“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这场大乱起于天宝十四年，至肃宗广德元年始告平定，前后九年。虽然导演这场变故的安禄山和史思明早已灰飞烟灭，但是他们铸行的德壹元宝与顺天元宝却时有所见，这一对短命钱也是那一段历史的见证，它仿佛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悲怆的往事。 唐朝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政治腐败，藩镇继起，安禄山率先反叛，其部将史思明很快占据了河北十三郡。唐明皇从笙歌艳舞中惊醒，丧魂失魄，仓惶出逃，急急如丧家之犬。公元789年，叛将史思明占领魏州称“燕王”（另一头目安禄山被其子杀死），铸“得壹元宝”，第二年又据洛阳，称燕国，自称“大燕皇帝”，建元“顺天”，遂罢“得壹元宝”而铸行“顺天元宝”。得壹元宝在很短的时间内铸而又废，这可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的问卜的故事有关。晋武帝登基时，曾求告上苍，以卜世数，结果不想简策上的数字竟是“一”字，意味着晋王朝只能一世而终。这时司马炎吓得浑身发抖，朝臣们面面相觑，只有大臣裴楷引经据典从容地说道，臣闻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他的这席话使司马炎和噤若寒蝉的群臣们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顿时转忧为喜。但是裴楷的能言善辩毕竟掩饰不了严峻的事实，其时司马家王朝已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了。到了司马炎的儿子晋惠帝手里，八王作乱，国家倾覆灭亡危在旦夕了。史思明想当“始皇帝”，得一是为天下专，盼望着父传子，子而孙，子子孙孙，相传万代。但是他对“一”字也心有疑虑，故在铸钱时把“一”故意写成“壹”。后来他占领了洛阳后，踌躇满志，以为天下非他莫属，但他还是不敢草率行事，借着改元，把“得壹”钱废掉，改铸顺天钱了，以附顺于天意之意。但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顺天”不顺，“安史之乱”不久即被平息了，“得壹”、“顺天”这对伪政权的钱已就悄然地退出了舞台，成了历史的陈迹。得壹钱铜色较红，制作精整，钱文为隶书，钱背多见月纹，而顺天钱形制同得壹钱，但钱体略重。顺天钱铸造仅一年有余，而得壹钱时间更短，因此所出甚少，故有“顺天易得，得壹难求”的说法。 唐肃宗乾元元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请铸行“乾元重宝”，以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乾元重宝钱径2.7厘米，重5.97克，钱文隶书，顺读，书法精妙，有光背及背下俯月、朱雀、穿上或穿下祥云或星文的。政府于乾元二年铸行乾元重宝重轮钱，钱背面外廓双层，故叫 “重轮钱”，以一当开元通宝五十文。重轮钱钱径3.5厘米，钱文隶书，顺读。这两种“重宝”在发行中不断减值， 乾元重宝重轮钱流通至第二年，改为一当三十，开元通宝小平钱与当十钱皆以一当十，后再改与乾元重宝重轮大钱都以一当三，直至一当一行使。另一方面，在货币不断减值的情况下，物价却不断抬高，一斗米涨至七千文，以至于饿死的人相枕于道。到肃宗死后代宗继位时，便下令停铸大钱，独行开元通宝小钱。 唐代宗大历年间似曾铸有“大历元宝”钱，史书未有明文记载，但传世有实物。此钱径2.3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为小平钱，背无文。德宗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史书曾有铸钱记载，但也未记载是什么钱，料应仍为开元通宝；此外传世有“建中通宝”钱，钱径2.1厘米，重1.8-2克，钱文隶书，旋读，光背无文。这两种钱铸造较粗糙，在新疆等地发现较多，而内陆倒较少见，在1992年新疆库车（唐代称安西）附近曾出土过大量的建中开元及乾元钱等。这些钱铜质具有新疆当地所产之铜的特点，并非中原所产的铜，故应是唐时所设安西都护府时驻扎在此的守军自铸的钱币。 德宗时恢复通货紧缩政策，减少钱监，停止铸钱，市场中通货经常不足，因而物价无力，钱币的购买力颇高，此后各帝王莫不谨守此法，不敢踰越，直至唐武宗继位，毁佛铸钱，铸行背记铸地名的开元通宝，称为“会昌开元”。佛教从东汉初传入我国后，迅速被当时的中国社会接受了，轻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漫长的历史岁月的传播，到了唐代已极为兴盛。那时是佛教繁兴，寺院林立，人们以当尼姑、和尚为荣，连皇帝都要过几天的寺庙生活，以表示超凡脱俗从而得到佛祖的超度。那时，寺庙的规模很大，不但规模大，而且里面的铜像也极多。据《旧唐书·王缙传》载；“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仅一座寺庙就耗资巨亿，全国的寺庙佛像用掉的铜就要以数十万吨计了。国家的铜源都被放进寺院，成为寺院财产了，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等经济生活。到了唐武宗李炎时，无铜铸钱的局面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李炎此人从小就不信佛，甚至说：“穷吾天下，佛也。”一个毁佛铸钱的构思渐渐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会昌五年，李炎在他登基后的第五个年头，毅然下令毁佛铸钱。他规定西京（长安）只留寺庙四座，东京留两座，其余的一律拆毁，僧人还俗，没收寺院良田，和尚尼姑们遣回原籍，从事生产。把寺院内的佛像，僧尼钵盂、钟磬、用具统统砸碎，化铜铸钱。扬州节度使李坤率先铸造背有“昌”字的开元通宝钱进呈，朝廷下令各地仿铸，并于钱背添铸各自州名以便检查。这种背文记地名的开元通宝俗称会昌开元。这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大部分信佛的人都不满意，但社会上的财富增加了，货币流通畅快，人民生产、生活安定了，也就逐渐得到了全国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毁佛铸钱也使李炎成为历史上的一位明君。 会昌开元已经发现的背文计23种，有“昌、京、洛、益、蓝、襄、荆、越、宣、洪、潭、兖、润、鄂、平、梓、兴、梁、广、福、桂、丹、永”。其中“平、桂、丹、福”少见，“永”字尤罕见。会昌开元比官炉开元钱略小略轻，铜色较红，制作较粗陋，其铸地广，地名多，欲全部收齐颇不易。 “开通玄宝”是唐代最后一种钱，直径2.2厘米，大小和乾元重宝小平钱相似，钱文隶书，光背无文。据史书记载为桂阳钱监所铸，数量极少。因其钱文为“玄宝”，一般认为是功德钱，是为讨信佛的唐懿宗欢喜所铸。 开元通宝是唐朝时期的主要流通货币，铸行了近三百年，时间长，数量大，版别也较多，但绝大多数为小平钱，大钱非常罕见，也有争论。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德宗建中初，掌判度支（财政官员）赵赞采连州（今广东连县）白铜钱大钱，一当十，以权轻重。这里说的当十大钱，未见过实物。陕西去年曾发现一种开元通宝大钱，径长3厘米，不是新出土的，铜质非今日所见之白铜。在《历代古钱图说》中有一种唐代开元大钱拓本，钱径4.2厘米，钱文笔画清秀，隶书体，不知是否为史料中所说的白铜大钱。关于开元大钱应进一步研究。 3五代十国钱币 唐代的开元通宝是我国货币史上最成功的钱币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唐亡之后，民众对它的信任和喜爱并未减少，仍是安定市场的重要手段。五代政府虽不铸开元钱，但另行铸币却无法改变开元钱在市场中的地位，犹如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出现，一浪一浪地被淘汰。 五代时铸的第一种钱是后梁开平年间（公元907-910年）所铸的“开元通宝”直径3.5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书法较差，笔画生硬，“开” 字为异笔，光背。铸工与铜质均不佳，钱文书法尤差，几不成文。朱温篡唐后，前朝大臣改奉新主，其中位居要职的大有人在。他们多数科甲出身，任何人的书法都要胜此钱文千百倍，怎么说也不至于让如此水平的人来书写钱文。想来写此钱文的很可能是他们的太祖朱温，但不能确定。此种开元通宝铸量不多，且传世极少，为极罕见品。 后唐李氏以恢复唐朝正统为号召，灭梁之后铸行新钱，仍沿用开元通宝之称，中间屡遭变故，旧钱日少，所剩不。而之后的后唐庄宗时，兵事渐少，商业略盛，市场中钱少不便，乃于天成年间（公元926-929年）铸“天成元宝”，以便流通。此钱径2.4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书法浑厚凝重，轮廓阔壮，较为精良。但此钱民间有私铸者。另外有“青泰元宝”，是最后一个皇帝李从珂于清泰年间（公元934-935年）所铸。钱径3.4厘米，钱文隶书，顺读，书法平平。后唐十余年间变动迭起，似不应铸钱。所以现在学者有认为此钱乃仿自北宋 “崇宁重宝”，并不是后唐清泰年间所铸。
（三）唐朝及五代十国钱币介绍 1、周元通宝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帝王敢于毁佛铸钱，这在中国钱币史和宗教发展史上都产生过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他们是唐武宗李炎和五代十国时的后周世宗柴荣。 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推翻了唐王朝，但是起义军的胜利果实被封建官吏、地方军阀豪强瓜分了，中国又处于一个分裂和动荡的时期。当时中国北方出现了五个小朝迁，史称五代；南边出现的十个小国，称为十国。 北方后周世宗柴荣，是郭威的养子，又叫郭荣。郭威灭了后汉，自己当上了皇帝，并且决定由养子柴荣为皇帝继承人。 “周元通宝”始铸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公元955年），是五代时期铸行最多、质量最好的铜钱。当时铜材紧缺，周世宗便下令毁佛铸钱，但遭到佛教徒和满朝大臣的反对。可周世宗柴荣才智过人，搬出了“舍身饲虎”的典故，他说：“佛祖说以身世为轻，以利和为急，使其真身尚在，敬利于世，犹欲割截，岂有所惜哉！”意思是说，佛是造福众生的，假如他活者，为了救人，他的真身都可毁去，又为何舍不得铜像呢？此番言论，说得反对者哑口无言，只好服从。 周元通宝形制仿唐开元钱，制作较精良，钱文整肃端庄，一般的钱直径为2.9—2.5厘米。它与开元通宝的区别是“元”字较扁，“宝”字较小，轮廓稍宽。 因为周元通宝是用佛铜铸的，所以衍生出许多关于此钱能治病的说法。在《书影》中说“妇人手握此钱”，可治难产；《秋灯丛话》说，清顺治初孝感多病症，或于古钱币中检周元通宝一文，持之即愈，远近宣传，每文值一缗。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如果说古钱币有某种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或是用它和其它药物放在一起会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对，人体有利，或许有可能，但手拿此钱便能“却疟利产”，就纯粹是胡说了。说实在的佛如有灵何至于被毁呢。 周世宗和唐武宗都是敢毁佛铸钱以造福天下的君主，思想开明，颇有些唯物主义的味道，在我国乃至世界史上都少见，而这两枚钱也就更值得一书了。 2、南唐钱币 十国之中以南唐的领土最为广阔，物产最为丰富，人口也最多，文明也最为昌盛，其制度对后世影响也大，为当时各国所望尘莫及。南唐创建者李昪是徐州人，战乱时为杨行密收养，后成为丞相徐温养子，改名徐知诰，是南朝李氏后裔。徐温死后，知诰专吴政。吴天佑三年，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十月，徐知诰称皇帝于金陵（今江苏南京），建元昇元，称国号为大齐。三年后恢复李姓，改国号为大唐，史称南唐。 李昪当政后，较重视农业生产，曾下诏，凡民种桑三年内达五千株者，赐帛五十匹，每垦田达八十亩，赐钱二万，桑田农田都免租五年。这是五代十国唯一奖励农桑的国家。此外他还改善内政，兴利除弊，陆续变更旧法，禁止买卖平民子女为奴婢，田租要按收成好坏定交租税额，为国而死的可领抚恤钱三年。而南唐也是十国中铸钱最多的一国。李称国号为大齐时曾铸造过“大齐通宝”，钱币界一度认为是唐末黄巢起义时铸造的，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李昪铸造更准确。其子李璟造“保大元宝”钱，中兴二年铸“永通泉货”当十钱，此外还铸有“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 大齐通宝是一种极其罕见的钱币，现存世仅两枚。一枚的右上方缺一角，钱币界称之为“缺角大齐”，另一枚的钱上钻有4个小孔，被称为“四眼大齐”。“缺角大齐”由清朝的江南名士戴熙所藏，当时就有人愿用高价收买，戴不忍割爱，太平军攻进杭州，戴出于偏见投水自尽，死前将大齐通宝等物深埋地下。后人为了得到这杖稀世真品，争相购买戴宅，掘地数次，终无所获。“四眼大齐”是上世纪20年代泉学家戴保庭和朱克壮在江西鄱阳发现的，后被著名收藏张叔驯重金购得，藏之密室，从不示人。大齐通宝唯其罕见，弥足珍贵。 唐国通宝铸造于李璟交泰元年七月。李璟继承了他父亲李昪打下的江山，但荒于治理。当时南唐需要一个富有阅历、能审势度势、具有军事才能的皇帝，但是他做不到。他发动了对闽国的战争，还讨伐过湖南的楚国。都因措施不当，没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劳民伤财，国力也渐渐衰弱。而这时北方的后周在柴荣的领导下渐渐强大起来，南唐经过与后周的较量，屡战屡败，不得不放弃长江以北的土地，割地赔款，向后周屈服，还废了帝号。唐国通宝是在战争需要经费、战败需要赔款的背景下铸造的。唐国通宝版本极多，仅钱文书体就有篆、真、隶三种，篆书以初铸时的当二钱制作最为精美，但所见不多。其中以大字、细缘小平钱最少见。篆书“国”字呈方形的称为“方国”，有一种方国的“唐”字篆法独特，笔法秀丽，与普通品迥异，是唐国通宝钱中的佼佼者，也不多见。这几种唐国通宝篆书钱，应仔细辨认，否则，很可能把它们当成普通品，而不觉其珍稀。 唐国通宝钱是在南唐战败改为后周显得年号之后铸的，可钱文仍称“唐国”，从中可见李璟此时的心境，可能是处于“既内心纷扰，又心犹未甘”的状态。而像《虞美人》等那些著名的颓废、伤感的词句，就是南唐君臣们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