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远
成化元年（1465）佥都御史韩雍接任两广总督，实行“秋调法”以制瑶乱。所谓“秋调法”是在秋收后征调军民人等加强水陆的巡逻与防范，主要做法是将舳舻千艘分成小队，十艇有一小脚艇，春夏让军民分领从事往来运输，到七月，集中在一起，设立水上巡逻网络，从肇庆府到泷水罗旁各处水道河口，陆路延至怀集、高州、茂名、石城（今廉江），广西郁林（今玉林）、钦、廉等州，所有交通路口及瑶人出入要道均严加防守，参将、守备、把总等各级官员加强训练，随时调动，使瑶人外出劫掠无所收获。韩雍推行之“秋调法”亦维持了两广溪峒二十多年的宁静。然而，当韩雍调离后，“秋调法”亦渐渐废去。主要原因仍是督府与镇守总兵之贪腐，俍兵每遇调，即可用贿赂得免，田州土官笑之曰：“三堂正如三只狗，片玉投之即去矣，吾何惮焉，今之俍兵非复王（翱）韩（雍）之时矣，有警则用打手御之，又支给不时、吝膏吝赏，亦为盗”。当官的只知榨取，士兵得不到奖赏，征调不力，反而在关卡上索要，变为盗，“秋调法”如同虚设。由于官府剿抚不力，豢养官军不能遏寇，而又用纵容、姑息办法，以至酿成嘉靖、万历瑶人大规模暴动的恶果。
韩雍执政时，曾升陶鲁为佥事，专门统领新会、阳江、阳春、泷水、新兴之兵。弘治四年（1491），总督秦乃遣陶鲁率兵征讨泷水后山瑶。陶鲁认为，要先剿平泷水才能进攻后山，于是指挥参将陈皥、都指挥白玉、马义进攻泷水，深入泷水心脏之石狗、红豆、云阳、白梅、火烧、风门、铁场诸山，捕杀539人，擒获148人。泷水平定后，军队扎营于太平，令广州知府派人前来勘划地图，遣都指挥马义、李敬、何清率指挥孙壁、李寅、谢廉、杨玉等分领四路军，攻破野鸭、员鱼坑、蓝粪、青苗、黄垌、白云、禾溪、乍平、小长江、金坑、黄竹、长坪等瑶人山寨，捕杀1874人，俘其年幼妇孺157人，解救被瑶人捉去的百姓207人。解散胁从参予骚乱的瑶僮，泷水瑶乱稍平息。瑶人又转往湖南、惠州、阳春等地起事。正德元年（1506），待军队调往他处之机，泷水瑶人再度起事，一举攻陷都城乡，杀死千户林熙、高谦及都城巡检牟智，始后瑶乱弥炽，遍及两广和南岭内外。
嘉靖年间，各地瑶乱不断，此起彼伏，官兵奔走扑救、疲于奔命，用尽办法，甚至使用了愚蠢的做法，如嘉靖四年（1525），指挥李松及德庆州判陈琚，借口要在罗旁、大历等地新设墟市，让民瑶贸易，并亲自前往主持开墟仪式，密谋在酒宴上用毒药杀害当地瑶首，因为事前被泄密，李松、陈琚反被瑶人所杀，此后罗旁瑶人势更盛。嘉靖十年（1531），阳春、新兴、德庆又暴发大规模瑶人动乱，十二年（1533），提督侍郎郭陶谐惠潮守备张等调兵六万三千多，分兵三路，并攻破瑶寨135个。此西山平瑶之役曾被写成“平蛮记”载入《广东通志》，民国《罗定志》亦有记，这样的局部征剿仅能维持当地短时的平静。
嘉靖末，以泷水罗旁为中心的瑶人势力极盛，明政权将防瑶重点从广西转向广东，两广总督府从广西梧州迁移至广东肇庆。罗旁在今郁南县境，连接东山、西山、泷水后山，延袤七百里，东接新兴、南接阳春，西抵郁林（今广西玉林）、岑溪（广西境），北尽长江（西江以北包括岭北湖南各地），万山联络，瑶僮居其中，数百年来，虽多次剿平又旋即扑起，猖獗而故，又多集四方亡命，助其凶虐，谓之浪贼，四出寇掠。瑶谚曰：“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来。”瑶人与官兵周旋，战线愈来愈长，战况愈来愈激烈，民族矛盾已难弥合，终于暴发了明代南中国最大的一次瑶汉冲突。
明政权大征罗旁的计划，在万历二年（1574）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两广总督殷正茂已经厘订，三年（1575），殷内调南京户部尚书改由凌云翼替代。凌征用两广军队二十万，有土兵、有客兵（淅兵），而以兵居多，军队分为十哨，实行铁壁合围。据陈之“罗旁善后功迹碑”记载，十哨分别为罗旁哨、泷水哨、岑溪哨、阳春哨、新兴哨、德庆哨、伏峒哨、南乡哨、信宜哨、茂名哨。从东南西北中各个方向向瑶人发起总攻，广东总兵张元勋、广西总兵李锡居中指挥，另在德庆沿江一线设防，防止瑶人北渡，又在广西屯重兵，防止瑶人西奔。经过一轮周密筹划和部署，于万历四年（1576）冬天正式举兵，历时四个多月的征战，于五年（1577）春，彻底平息了泷水罗旁之瑶乱，此役共计攻陷瑶寨据点564个，俘斩招降42800人。此一役基本上终结了自宋至明近六百年的瑶乱，以后虽有少数骚乱，但已不足为患。
成化年间，邱浚上大学士李贤之《两广用兵事宜》，总结两广征瑶的教训，提出“瑶之在广东者逐之，在广西者困之”之策。所谓逐之之策，乃后来大征罗旁时使用之驱赶法。广东十府，有瑶乱者为六个府，地方相去一二百里或者六七百里，或远至千里，瑶人活动周旋有余地，常与官兵展开捉迷藏式游击战，“兵来我去、兵去我来”，因此一路逐之，必不成功，只有实行铁壁合围，拉网式驱赶。所谓困之之策主要针对广西大瑶山瑶人，曾用兵数万，四面分守，据其要害，截其出路，使瑶人不能出来劫掠，又不能联络。其实，“逐”与“困”两策曾多次使用，效果亦不明显。韩雍曾动用两江土兵十六万，五路并进，六次征剿，但瑶人为求生存，遂窜犯广东。后立“秋调法”，亦是“困”之政策而已，都是治标不治本之办法。
明万历四年（1576），殷正茂、凌云翼大征罗旁，分兵十路，亦是以《两广用兵事宜》为蓝本。瑶人并无精良武器，亦无严密组织，所依赖者，为崇山峻岭与运动游击战法。而此役为什么能够成功？主要在于明政权在大征罗旁后实施了一系列新政。
罗旁平定后，将泷水县升格为直隶州，直隶于广东布政使司，与府同级，这是广东历史上第一次设立直隶州。罗定直隶州是在行政、军事、司法均拥有特权的军事管制特区，官员都是由皇帝亲自从精英中挑选。明广东设有五个分守道，分别为岭东道、岭南道、岭西道、海南道、海北道，行政较府为高。罗定直隶州设立后又新增加一个罗定道，因为罗定直隶州仍属军事管制，因此在罗定道前加上兵备两字，全称为钦差整饬罗定兵备道。明广东设十府，分别为广州府、肇庆府、韶州府、南雄府、惠州府、潮州府、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琼州府。罗定直隶州正好在十府之中间心脏地带，因为瑶乱，广东如心机梗塞，罗定直隶州的设立，好象在心脏搭桥，得以通畅。又如在棋盘中落下一个重要棋子，满盘皆活。军事上，更将罗定直隶州放在重要位置上。明代广东设有总兵官一员，副总兵一员，每个分守道设参将一员，罗定直隶州建立后，广东参将人数增加到七员，在罗定州东山、西山各设参将一员，屯重兵以镇之，以显示官府对罗定地方的重视。
罗定直隶州建立后，官府实行“募民占籍”政策，大量吸收移民对瑶人退出的土地进行复耕。明初，各州县曾按粮产定区，设粮长，把田地重新丈量编入“鱼鳞册”，以户为单位把人口编入“黄册”，按人口服徭役，以田亩纳租税，徭役征发愈来愈滥，迫使各地农民大量逃亡，这些人大都逃到两广交界的山区，成为流民，罗定州的建立，正好大量吸纳这些流民。一些曾混入瑶民中的流民亦同时“转化”为汉民，原本“立寨耕守”的乡村不断扩充，军队屯种亦扩大到乡村。各任州官都实行“募民占籍”、“垦辟草莱”、“缘亩疏导”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当地人士“卖刀买犊”、“种植日广”。官兵同时还“浚河开路”，使开发较早的罗阳地区物流通畅，新辟垦区的广大丘陵村落的交通得到改善。除大力开垦荒田外，还推广水翻车的使用，开挖陂塘，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民安心耕种。不少翁源人、英德人迁往罗定与信宜交界的西南部山区垦种，并利用当地的木炭和铁矿资源发展炼铁业，成为广东铁的主要生产基地，从事该产业的有一万多人。东莞、增城、新会、新安、高明、惠州等地移民相继建立移民村寨，各族相安无事。此后“自岭西徙而来，入其境耒耜遍野，烟火弥望，农桑被亩，鸡犬之声相闻”，到处是“买犊荷锄、嬉游而歌”的景象。
罗定直隶州建立后，官员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兴利革弊，办学校、正风俗。建州初，动用一州两县的财力、物力和徭役，建文塔、维心堂、揆文馆等，迁学宫于河东，继后又建文明书院、文昌书院以及南征书院（义学），实行平民教育，以兴文运。大小官员还深入偏僻山村，宣讲圣谕，开教化，训溪峒，文教从始兴起。
明代岭南各府为了对付瑶乱，纷纷析地置县，实行小区分治，以分隔缩小瑶区等措施加强统治，先后从南海县析出顺德县；从番禺县析出从化县；从博罗、增城析出龙门县；从新会析出新宁县（今台山）；割四会地新置三水县；从高要析出高明县；从清远析出广宁县；割阳江、新兴、新会地置恩平县；从惠州析出长宁县（今新丰）、永安县（今紫金）。这些新县的析置，都与明代瑶乱有关，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广总督和罗定直隶州（含东安、西宁县）的设立。
明万历平定罗旁瑶乱后，将泷水县升格为直隶州，取“罗旁已平定”之意定名为罗定。又析东山地置东安县，析西山地置西宁县，另设罗定州，一州二县归罗定直隶州管辖，取其“罗旁平定、东西安宁”之意定名。罗定直隶州的建立，化瑶效果十分明显。经历了大规模的瑶乱之后，设县分治，使同化之瑶民，与汉民相杂，施之以教化，使之变为齐民，正好应了罗定州“四维彰显，和谐安定”之兆。（作者系罗定市博物馆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