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韵诗情——中国诗学思想与书学理论关系初探 - 习书随笔 - 书法字体;书法作品;炎黄中国...

书韵诗情——中国诗学思想与书学理论关系初探 [ 录入者:章草 | 时间:2010-01-23 11:53:19 | 作者:由兴波 | 来源: | 浏览:10次 ] -     诗歌与书法是中国文化中的精髓，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书法是线条的艺术，但诗歌不仅仅是语言的排列，书法也不单纯是线条的组合，它们都超越了语言与线条这两种外在介质，达到了更高的精神境界。二者都承载着诗人与书家的艺术创造，都展现着创作主体的审美取向与价值追求，传统文化折射在诗歌与书法上，进而为欣赏者所接受和传播。诗人与书家这些创作主体的活动，使这两种艺术形式打上了深深的时代与个体的烙印，传统诗学思想与书学理论也形成了互通与互补，共同完善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通过对历代诗歌观与书法观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全面、深入地发掘时代文化特点，更深刻地理解诗人与书家的精神情思，更好地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一)、先秦时期诗、书是非自觉结合的。诗歌与书法的产生不同，诗歌从产生之时起就伴随着审美享受，而书法则更多的是实用，初期的诗学思想与书法理论也没有完全结合起来。先秦的书法是附着在文字上的，书法作品基本上是由专门的工匠完成的，如贞人、刻工等，而文人并没有介入到书法创作中来。文人诗歌和文人书法并未结合到一起，只是时代的社会环境、文化发展和主导思想同时影响着诗歌和书法。此时的书法创作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的阶段，并没有真正把它当作抒情达意的工具。但最高统治者对诗歌和书法都是扶植并大力提倡的，从《诗经》到甲骨文，都有浓重的统治阶级影响的痕迹，尤其书法，必须经过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才能被社会所接受，这点和文学还是有差异的。诗歌从民间产生，被庙堂接受，但民间文学仍然有自己的发展，并且形成了和庙堂诗歌风貌不同的特色。在先秦的书法欣赏中，由于它是和文字紧密相连，和卜辞密切相关，所以书法也具有了一种神秘和象征色彩，在书法审美中这点是不容忽视的。而原始诗歌亦有神秘的色彩，表达了先民对自然的探索和崇拜，表达了对生命最原始的讴歌。二者的“神秘”均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     随着周礼的兴起，书法被赋予了“礼”的色彩，要求其合“礼”，诗歌更是由于孔子编定《诗经》而被确定了框架，一切都很难脱出儒家思想的影响，诗歌和书法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儒教的烙印!商代末年，在庄重的作器题铭中，出现一种带有书写美感的作品类型，标志着金文书法开始摆脱原有的装饰模式，向承载人文精神的方向转化。“这种转化不仅对书写美的发现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解放思想、转换观念和心理，意义尤为重大。”这和诗歌开始真正从原始创作状态向自觉创作转化的时间大体相当，诗歌此时也由最初简单的表达对自然的崇拜向主动表现主体精神状态转化。统治者同时对诗歌与文字进行有目的的整理和规范，如周的“献诗”、“采诗”，然后颁行天下政策，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对文字进行规范等措施，均是统治者的控制手段。国家的统一要求对书法与诗歌方面也要有着统一的审美标准，以符合周王朝的统治，符合周礼的标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序》)是也。这时的书法和诗歌都被纳入到周礼的范畴中，不太要求个性的展现，追求“温文尔雅”，在审美风格上达到一致。     对上古书法的欣赏远远超出了书法本身，从一开始就赋予了其更多的社会意义，而非单纯的书法技巧。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等等上古文字中，都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意义;上古诗歌的价值同样不局限在诗歌技巧上，更多的在其社会意义，在其展现的社会内容和承载的教化意义上。传统的书法观认为，文字生于自然，书法就要秉承自然，书法审美的最高境界则是回归自然;后世的诗歌审美的一个标准就是“回归自然”，这一点和书法审美暗合。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对文化的控制也放松了，文学产生了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书法同样摆脱了所负荷的沉重的历史内涵，向着轻松、热烈的世俗生活方面发展。“百家争鸣”更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地域的差异使书法和诗歌都在形式和内容上产生彼此不同的风格。各个地区的审美标准和信仰的区别，在书法和诗歌方面打上了明显的痕迹，如楚地浪漫主义诗歌的兴起，同时的书法也具有飘逸的浪漫主义特点;东南文化中的龙凤崇拜，在文字上则有非常明显的体现。春秋以后，在书法领域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同文学相呼应。先秦时期，书法与文字一直是自觉地结合着，书法与诗歌一直是非自觉地结合着，所以诗人与书家按照各自领域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彼此之间并不进行什么联系与沟通。     (二)、秦汉时期出现了诗、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首先对文字进行了整理规范，将小篆作为统一字体推行全国，也产生了李斯这样的书法家;但文学与政治发展是不平衡的，秦代诗歌未取得什么成就。汉代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四言诗己经非常成熟，五言诗也初露端倪，而在书法领域则出现了钟繇这样楷模后世的大家。     东汉至唐，书法开始具有独立性，逐渐和文字相分离。汉魏之际，新的书体尚未真正形成，但到了东晋中期，传承钟法的王羲之登上书坛，将新体书法推进到一个更新的境界，“新体书法终于掩压旧体而成为书法的主流。”政治上的影响在诗歌上的投影是很大的，东汉诗歌由西汉时期关注社会开始转向关注个人，这是衰世文学的兆头。虽然在建安时期，三曹等的创作有盛世文学的苗头，但持续时间不长，没有能扭转文学史大的发展方向。诗歌发展到魏晋，不可避免地将关注重点转向人的内心。汉代根据《尉律》来选拔官吏，其中“能书”是一项，两汉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个高峰时期，政府的介入使书法与诗歌创作呈现出繁荣局面。唐代以诗、书取士，也同样促进了诗歌与书法的兴盛，从中可以看出政府行为对二者的影响有多大。汉代文人和书法开始结合在一起，工书者主体不再是匠人，而是文人，如蔡誉、钟舞等。“政府把文字学和书法同利禄直接挂起钩来，这是提倡文字学和书法最有力的办法。两汉曾有几个时期对文字学和书法的教育十分重视，这是两汉书法艺术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对文学艺术的控制从没放松过，武帝时汉乐府的建立，是最能证明这点的，也真正促进了诗歌的勃兴。东汉灵帝建立鸿都门学，对擅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的人委以官职，“待以不次之位”，使书法教育从简单的文字书写上升为独立的艺术教育，从作为初级阶段的小学教程，上升到与太学抗衡的专业艺术大学教程。文学艺术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对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鸿都门学对不久以后即崛起的建安文学，不无有益启迪。”这是在书法发展过程中对文学产生的直接影响，给文学以开先河的作用。甚至在书法领域也出现了以张芝为代表的西州书家，这比文学团体出现的要晚一些，但也足以证明书法在人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同书法类似，文学也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从经学中独立出来，也有从附属到独立的过程。     东汉时草书兴起对展现创作主体的情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草书能够令作书者的天性自由发挥，但此时的诗歌尚未能完全表现诗人的个性，这个阶段是到魏晋才完成。由于书法表现的个人精神要隐晦一些，而文学相对直接，所以诗人还是要有所忌讳的。张扬个性的做法从东汉作草书时就己经开始了，诗歌比起书法来，在这点上则显得滞后了。     只有当诗歌与书法成为自觉的艺术，才会逐渐产生相应的美学理论、历史研究和批评鉴定等有关著述。汉崔瑗《草书势》是今存最早一篇纯粹谈论书法艺术的文章，肯定了书法能表达和激发人的情感，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欣赏者都能从中得到审美体验。崔将书法创作和欣赏同情感联系起来的观点，对后世的书法、绘画和文学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壹的《非草书》是一篇存世完整的最早专门论述有关书法的文章，文学批评最早的文章《文心雕龙》则要晚出一些。在书法领域和诗歌领域，永远不能脱离儒家的观点，这是渗透到中国文学和艺术中的根深蒂固的东西，是不能回避的。一些创新性的观点只能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有一定的突破，但不能推翻它，4其中外来的宗教力量较大，这在魏晋以后才逐渐出现。     若在本土产生，一般就是高举人性的大旗，宣扬主体的意识，诗歌领域就出现这种情况，魏晋时期“人的觉醒”即是如此;在书法领域也同样是这样，“宋尚意”即这种观点的集中展现和爆发。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的书家和文人开始融合，很多文人都擅长书法，这和汉代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汉代政府以书取士，但文人大多不善书法，反而是书匠善书;魏晋时期，文人大多出身贵族，不需要以书求仕，但大量的文人善书。书法的功利性降低，为书法真正反映人的内心并走向纯艺术道路开了好头。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使文人更注重内心情感的表达，所以传情达意更加委婉细腻的书法受到推崇。     南北朝时期，寒门书家曾崛起一时，在政坛和书坛上都曾起到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诗歌和书法都是一个重要的转关时期，后世的诗歌和书法范式大都得以确立或开端。这一时期，诗歌、书法都发生了一个新变，二者展现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无论是“汉魏风骨”还是“魏晋风流”，都在诗歌和书法中有鲜明的体现。但书法毕竟是靠·“线条”来抒情达意，相对于诗歌用语言传达情感要隐晦一些，而且不如诗歌那样涉及广阔的社会生活，不如诗歌传播速度快、影响大，但是“曹魏书法随着时代的变化确实大大演进了一步，即使书法是趋应新文风之后而形成新风气，它也称得上是‘洛下新风’的重要一翼。”这时候的诗歌和书法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密切，开始真正在审美、写作等方面有了共通性，玄学、儒学等等的影响，在诗歌和书法方面都显现出来，形成了同以往差异比较大的新风格。     魏晋时期是人的自觉时代，也是诗歌、书法走向自觉的时代，各种诗体、书体都处于转型时期，开创了后世多姿多彩的局面。但不可否认，两晋时的诗歌、书法均气格文弱，流于颓废，缺乏一种向上的精神，这种现象一直到唐代才得以恢复。但“二王”完成了一场新体书法的革命，将中国书法推向了最高峰，比李白、杜甫所创造的诗歌高峰要早几百年。可能是书法更能够表达主体那种比较隐晦、想说又说不出的情怀，点画之间似是而非，更符合玄学家比较“玄”的特点，所以在两晋时期名士大多喜爱书法。这时书法形成家族式传统，而诗歌创作则在文士间形成集团型特点，魏时诗坛出现的“邺下集团”现象，在两晋书坛也同样存在，如“金谷雅集”、“兰亭雅集”等，而这些集会往往促进了诗歌与书法创作的共同繁荣。王羲之的出现，给书法定了一个坐标，也就是定了一个准则，诗歌领域这样人物的出现，是要到李白、杜甫两个人才完成。王羲之是书法转关的枢纽人物，诗歌则是由群体诗人完成的诗运转关。     书法在东晋时，以王献之为代表，向着新妍的方向发展，诗歌此时亦转向流丽、轻浮、绮艳，甚至艳情诗出现，同书法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书法的流丽、绮艳丰富了书风，而诗歌同样一反传统诗教，开始抒写人的性情。清朝乾嘉时期的朴学大师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说:     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易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犊，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己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四部丛刊》初编集部305册l页)这段论书法的文字可以和魏征的《隋书·经籍志》论南北文学的话相对照，会发现二者的惊人相似: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四库史部264册10负8页)     魏碑的古朴特质同北方诗歌一样，当由审美价值取向决定的。文学同书法一样，都是南北风格迥异，但彼此之间却都有渗透，互相取长补短，形成更加完备的风格。如由南朝入北的王褒，既带来了南朝的诗风，又带来了南朝的书风，对南北诗风与书风的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隋朝统一天下，文学、书法都因政治的大一统而趋向统一，形成了南北融合的局面。唐贞观年间国子监设六学，书学居其一;唐又承汉制，以书取士，所开科举六科，书占其一，官员锉选，书法是否合格为先决条件。在文学和书法都和功名挂钩的情况下，自然就会促进文学和书法的发展。在唐代，诗人、书家集于一身的更多，且两方面俱佳者甚众，而前代大多只善一家，较少全才。唐代擅长诗、书者如虞世南、张旭、贺知章、李白、柳宗元、杜牧、温庭绮等，在两方面均成就不凡。当权者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容忽视，唐太宗独推大王，所追求尽善尽美的书法审美风格，对文学影响也非常大。太宗诗与书都承袭前朝，没有开辟唐音，但他认为艺术“释实求华，从人以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因而必须“节之中和，不系于浮放”。这种反对浮华侈丽文风的理论观点，是当时要求斟酌古今、融合南北文风的社会呼声的代表。其书法理论，原则上主张继承王字正统，实际上是以陈、隋书风为基础，发扬中原古法，引导书法艺术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唐人不但在书法领域大胆创新，开辟了与魏晋不同的风格，在诗歌领域更是日臻完善，达到了诗歌史上的一个高峰。唐人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同时能够发扬光大，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拓进取精神。愈往后发展，书法家和文人就开始逐渐集于一身，文学和书法的关系也就开始更紧密了。诗歌、书法在盛唐都有新变，受时代风气的影响，都有昂扬向上的气概，二者共同表现出完整的作家人格思想。“吴中四士”、“饮中八仙”等善诗、书者颇多，其文艺思想需综合观之才能完全显现。文人、书家交往的越来越多，在审美价值取向上必然互相影响，以书法、书家为题材的诗作也越来越多.书家、诗人俱为名士，往往身兼二者之人更为世所重。盛唐时期的李阳冰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独特，为复古最成功者。自魏晋至初唐，书法虽大兴，但古气渐少，阳冰则逆时而行，倡导复古。中唐时期，书法、诗歌都走向了复古的路子，阳冰则导其先路，书法又一次走在了文学前面。     (五)、宋元明清时期，书法脱离了文字的附属地位，开始具有独立的审美特性。宋代书法开辟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代书家开创了尚“意”的书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代书法;宋代诗歌也和书法一样，经历了北宋初期的复古运动后，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创立了与唐诗面貌不同的宋诗，这是宋代书法和诗歌最大的相同之处。宋初欧阳修对书法和文学的贡献都非常大，他大力倡导文学复古运动，大力推崇蔡襄，实主要看中的是蔡对书法的复古精神，所以才引以为同道的。在欧阳修之前的宋人文集中论及书法的极少，欧阳修则改变了这种情况，其《集古录》对书法评论贡献很大。欧阳修书法成绩平平，但由于他文坛盟主的地位提倡新的书风，响应的人很多，影响颇大，书法可谓沾了文学的光!他对书法的大量评论，打开了宋人论书的大门。     蔡襄的出现，对扭转五代以来绮靡的书风起了很大作用。蔡襄提倡复古，学习晋唐书法，同欧阳修在文学上的复古相呼应，对北宋初期文学艺术新风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蔡襄虽然不是尚“意”书风的发起人，但他对北宋良好书风的建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文学上也有一定的建树，此时诗人、书家开始再度统一，文学艺术也得以勃兴。苏轼登上文坛，使宋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可以和唐诗分庭抗礼的时代。苏诗对前代的反叛不是很大，但书法上却一反前人，开创了宋书尚“意”的新局面，使书法传统中任情适性的一个分支变为代表社会审美的主流。黄庭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书法应以“韵”为主，他在诗歌上创立的“江西诗派”形成宋诗的新面目。可以说，苏轼开创了宋书，黄庭坚开创了宋诗。苏轼以“意”为主，提倡自由抒写个人性情，对唐人书风全面反叛。这时文学的革新己经基本完成，在书法领域同样建立了属于自己时代的风格，北宋的文学艺术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书法和诗歌的关系也前所未有地紧密，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代。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文学上各有建树，是这个时代文人和书家紧密结合的最好代表，而苏轼作为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书法家集于一身者，也是前所未有的。山谷在书法创作上同东坡风格不同，但在书法审美精神上则一脉相承，都主张展现书家的内在精神，东坡重才气，山谷重勤学苦练，在书法领域东坡似太白，山谷如子美，同二人在诗歌领域的地位很相似。东坡力求在唐人之外另立一家，山谷力求在唐人、东坡之外另立一家。米芾仍然在继续苏、黄的尚“意”书风，但在文学上略逊一筹，总体成就己不如前辈。     北宋后期，书家、诗人集于一身者渐微，成就也不如前代，进入了一个低潮。随着国家危机的加重，文人反而失去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似乎更醉心于享乐，书法与诗歌只是自己享乐的一个方面，是不值得花大力气去琢磨的。陈师道对黄庭坚的诗歌和书法理论都有所继承，虽然在书法创作上成绩不大，但能和诗歌结合起来，其文学艺术的观点保持一致。进入南宋，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诗歌方面有了一些新的气象，爱国主义诗篇有一定的成就，而书法则再难恢复昔日的辉煌，更可悲的是书法创作中进去精神的失落。因为在诗歌中可以充分表达对家国灭亡的感慨和争取恢复故土的热情，而书法在抒情方面的隐晦性，使它难以有更明确的表达，在创作上落在了诗歌的后边。其实书法更适合表达创作主体的感情，它是隐性的，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种主体精神的缺失，必然使书法创作没有了内在精神的支撑，也就没有了生命力。     朱熹对诗歌和书法的影响都不可忽视，理学思想对二者的影响都非常大。他追求一种中庸的创作，诗歌和书法的个性都显不足，但由于后期皇帝对理学的支持，对时代风气形成了一种指导性的影响。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裹号称诗歌领域“中兴四大家”，其中陆、范在书法方面成就颇高，是南宋难得的集诗人、书家于一体的人物。书法方面的“中兴四大家”指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同样有一定的成绩，这一时期的诗、书相结合问题值得关注。陆为代表性的人物，虽然再难达到苏、黄的成就，但也属于难能可贵了。陆游的书风和诗风是一致的，他的书法和诗歌一样，寄托着饱受精神压抑而欲一吐为快的强烈感情，在诗歌史上和书法史上都以能提升精神为特征，殊为可贵，否则宋诗和宋书的精神早已衰落。南宋书家有成就者多集中在爱国诗人身上，陆游、范成大、张孝祥等人，都属于诗不能尽达情，溢而为书，是以其书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同诗歌一样，是因为有真情实感，而不是空洞、苍白的表达。     南宋后期有成就的诗人和书法家则罕见，姜夔算是有成就的一个，但可惜气格纤弱，难成大家，不过其书学著作《续书谱》尚有一定水准。南宋末期的诗歌和书法都可以用“气息奄奄”来形容，文天祥算是宋代诗坛和书坛最后的一抹亮色。南宋书法创作走向了低谷，在书论方面却取得一定的成就，也可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了。     (六)、辽、金时期有成就的诗人、书法家集于一身者几无。北方书法、诗歌缺乏江南的灵秀，却多了几分厚重与质朴。辽、金与宋之间的诗歌、书法交流都很多，结合自己的地域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总体说来成就不高。     元代书法同诗歌一样，再未能达到唐、宋时水平。在元代，因少数民族的统治，废除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所以好多文人将精力转移到了书法创作上，此乃元代书画兴盛的原因之一。但由于书法所具有的实用性，作为文字的载体，使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可能回避。由于元代皇帝的赏识和提携，使元代书法仍然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中赵孟頫居功至伟。元代书论具有与同期书法发展的一致性，基本是以复古为指向。赵推崇二王，形成了复古派，影响非常大，形成了队伍庞大的赵派书家群。赵孟頫虽书法成就比较突出，可惜诗歌成绩平平，难以形成全面的影响。元初的虞集、揭溪斯集诗人、书家于一身，但总体成就远不能和前人相比。元代建立以后对诗歌不重视，如废除科举取士等等做法，极大地打击了诗歌创作，也使得元代很难出现大诗人，更不要说集诗人、书家于一身的大家了。     需要指出的是，赵孟頫的出现，使书法继宋“四家”和南宋“四家”之后，再次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书法成为涵盖书坛近五百年的楷模。在蒙古人的统治下，赵有意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晋人，既有恢复传统民族意识，也有寻求超脱社会现实之意。遗憾的是，元代以后在诗坛虽屡屡提及复古，却没有能出现一位象赵在书坛这样地位的诗人。赵的地位和元好问很相似，但元在诗坛地位远不能和赵在书坛相比。赵书集晋韵、唐法于一身，惟独宋意较少，他走的是一条“中和”之路，有些形式大于内容。元代诗歌在蒙古人统治下，未能出现兴盛局面，反而走向了衰微。金元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低谷，这一时期有一部分少数民族诗人，但总体成就不高，萨都刺是少有的善诗、书的少数民族文人。从某种角度说，少数民族学书法要比学作诗容易，因为汉语过于复杂，用汉语作格律诗要比用毛笔书写线条难得多。     (七)、明代前期诗歌同书法一样，都有“台阁体”，统治者的意志对文学、艺术仍然产生很大的影响。科举取士、以书取士，都会直接影响文学、艺术创作风气。“明初台阁体书法与台阁体诗文、院体绘画实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并可视为明代封建社会皇权统治发展至极端情况下的特殊文化现象。”明后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对明代文学、书法影响都比较大，书家、诗人集于一身且成绩突出者并不多，善书、画者甚众，但诗歌成就高者较少。明代书法同元代一脉相承， 复古的思想并未断绝;明代的诗歌同元代面貌则有所不同，明前期强烈的复古思想，前、后七子等人的创作，以及其他各种流派的诗歌，.似乎形成了很繁荣的创作局面，但实际上很难超过唐、宋这两座高峰。     李东阳在明初对书法和诗歌的影响都比较大，他主张复古，在《驳何氏论文书》、《再与何氏书》中表达了对诗、书都要恢复晋唐古意的观点，对“台阁体”形成了冲击和对前七子产生了一定影响。明初期书法兴盛，创作成就斐然，诗歌却没达到这样的高度。“吴门书派”的影响非常大，祝允明和文微明登上书坛，一扫明初“台阁体”的庸俗之风，成为明代中期书法发展的主流，并将以北京宫廷书家为代表的书坛中心转移到了江南。王世贞不以书名，却写了许多关于书法的评论，主要体现在《艺苑危言》、《王氏书画苑》、《弃州山人书画跋》中，在书法史上地位类似欧阳修。晚明的个性解放思潮对诗歌书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哲学到艺术，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解放思潮，文学、艺术都进入一个动荡的年代，矛盾、冲突在诗人、书家内心与作品中无处不在。元、明时期诗歌与书法的发展似乎处于一个此消彼长的态势，诗歌走向衰微，书法却相对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