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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以《尔雅》为标志的纯粹的训诂学在汉代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其分支注释学的成熟，出现了毛亨毛诗故训传、孔安国尚书传、古文孝经传、马融、郑玄周易、毛诗、三礼、论语、高诱战国策、淮南子、吕氏春秋、王逸楚辞、赵岐孟子注、何休公羊传、应邵、服虔汉书注等一批著名的注解家，注释术语、条例、理论和方法初步建立；扬雄的《方言》、刘熙的《释名》开创了中国语言学中的方言学、语源学，同样，许慎的《说文解字》，也在前期识字课本的脱胎换骨中，宣告了真正语言学意义的文字学的到来，在影响后世字书字典的编撰的同时，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也形成了一门独立而颇具特色的“《说文》学”： 童蒙识字课本：“三仓”《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急就篇》等 ↓ 《说文解字》 ┌──┼──┐ 字典学 文字学 ┌───┼───┐ 《说文》学 古文字学 整理研究：唐李阳冰刊定《说文》→北宋“大徐本”《说文解字系传》《说文解字篆韵谱》→清《说文》四大家、《说文解字诂林》 《说文》派字典：魏张揖《古今字诂》→晋吕忱《字林》→梁顾野王《玉篇》→北魏江式《古今文字》→北宋王洙《类篇》→宋末元初戴侗《六书故》→明梅应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清张玉书等《康熙字典》 一、《说文解字》 1、产生背景： ①社会发展：西汉国家重视语文教育，识字课本上升到取士准则的地位“讽籀书”九千可任“史”、试“八体”优良者可做“尚书史”、上书皇帝写错字有罪，中国语言学史进入童蒙识字课本阶段；到了东汉，国家语文教育松驰，加之隶书通行，汉字形义联系遭到破坏，“古文字”六国文字、小篆难识，字形难析，本义难求，分析汉字，胡乱猜测： 马头人为“長”，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说文解字?序》） 風之为言萌也。其立字虫动于几中者为風。（《御览》卷九引《春秋考异邮》） 刑字从刀从井，井以饮水，人入井争水，陷于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有畏慎以全身命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十引《春秋元命包》） 在这种情况下，纠正误说，确立规范的字书也就成为时代之需了。 ②今古文之争：《说文解字》是古文经学派战胜今文经学派所建立的一座丰碑。 书写文字：古文经（学派）秦以前有鲁国文字写的经书 学 风：比较注意从语言事实本身去解释文意，治学严谨，后人谓“汉学”“朴学”“实事求是”之学 兴 衰：汉武帝末年，发现孔子壁中书《古文尚书》《礼》 战国文字、《论语》《孝经》等，西汉一直不受重视，东汉时古文学派渐占优势，杜林、班固、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都是古文经学家 书写文字：今文经（学派）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的经书。 学 风：偏于保守，不愿接受古文经；对经书解释不科学，大搞繁琐哲学，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兴 衰：秦始皇“同书文字”，隶书在汉代通行，小篆等成为专家学者研究对象，少人懂，当时古文经学不列于学官，经学博士为今文经学家垄断 ③许慎的主观条件：a、讲发展：对语言文字的看法具有发展的观点，如文字的产生，始有“八卦”“结绳”然后才有“书契”；对文字的创作，“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b、讲系统：认识到汉字的内部结构有其严密的系统性，造字规律即所谓的“六书”，开创了部首检字法，体例安排上也使用“据形系联”、“以类相从”等方法，显示了文字不是一盘散沙，有内部系统性；c、重材料：“盖圣人不妄作，皆有依据。”（《上〈说文〉表》）“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今叙篆文，合以古籀。”收集篆文秦代小篆、古文战国时鲁国文字、籀文春秋战国时秦国通用文字，加以比较分析；d、重证据：“信而有证”，求证方法：“博采通人”“博问通人”，吸取众家之长；引古文经典以及方言证不明词义。 2、时代作者：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省郾城县东）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后汉书?儒林传》 3、性质：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的字典，世界语言学史上最早的字典之一。 4、内容：《说文》今存宋初徐铉校定本，据形析义，说明汉字的结构和发展。叙目一卷，正文十四卷，每卷分上、下，共三十卷；540部，收字9353个，重文1163个，共10516字；解说的字有103441字。 5、体例： ①编排上：突出反映许慎的系统观。 《说文解字?序》：“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 《颜氏家训?书证篇》：“许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 段玉裁：“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之中以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颜氏家训》所谓‘隐括有条例’也。《说文》每部自首至尾，次第井井，如一篇文字。如一而元，元，始也，始而后有天，天莫大焉，故次以丕。而吏之从一终焉，是也。”——《一部》只有五个字“一、元、天、丕、吏”。 黄侃《说文略说》也对《说文》部首内部字的排列作过分析：“许书列字之次第，大氐先名后事，如《玉部》，自‘璙’以下皆玉名也；自‘璧’以下皆玉器也；自‘瑳’以下皆玉事也；自‘瑀’以下皆附于玉者也；殿之以‘靈’，用玉者也。其中又或以声音为次，如《示部》：‘禛’、‘祯’、‘祇’、‘禔’相近；‘祉’、‘福’、‘祐’、‘祺’相近；‘祭’、‘祀’、‘祡’相近；‘祝’、‘（礻+留）’相近。又或以义同为次，如‘祈’、‘祷’同训求，则最相近，‘祸’训害，‘祟’训祸，训相联则最相近。大氐次字之法不外此三矣。” 《说文》编排体系非常严谨，极有条理： 9353 ↓ 540部对篆文形体构造分析归类，“始一终亥” ↓ 部首的前后次序：据形系联篆文形体相近或相关的部首放在一起，如“页、（頁－八）、面、首”、“又、左、支”、“一、上、示、三、王、玉”、“人、匕、从、比、北”等 ↓ 一个部首内部的字：以类相从意义相关的字放在一起，如《言部》“讪、讥、诬、诽、谤”、《肉部》“肓、肾、肺、脾、肝、胆、胃”、《木部》由木名到树木的各个部分再到木制品、《水部》由水名到与水有关的动词、形容词 ↓ 字 ②释义上： 列小篆形体 ↓ ┌───────────────────────┐ 分析部首说明凡属这个部首的字均从这个部首，它们在意义上也相关联 说字义本义 ↓ 析形体“六书” ↓ 标读音直音法“读若某” ↓ 引书证 ↓ 列重文字体以小篆为主，有古文（510）、籀文（225）等异体则列为重文 气，“云气也。象形。凡气之属皆从气。” 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从口一，象形。凡日之属皆从日。古文象形。” 向，“北出牖也。从宀从口。诗曰：‘塞向墐户。’” 来，“周所受瑞麦来麰也。……诗曰：‘诒我来麰。’” 香，“芳也。从黍从甘。春秋传曰：‘黍稷馨香。’” 刃，“刀坚也。象刀有刃之形。” 虔，“读若矜。” （执+女），“读若挚同。” 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凡男之属皆从男。” 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 炳，“明也。从火，丙声。” 瑛，“玉光也。从玉，英声。” 6、成就： ①开创文字学：《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字书，中国文字学由此成为独立学科，许慎是第一个编纂汉字字典的人，也是第一个从理论上阐述文字的性质、汉字的起源、发展以及汉字的结构规律等问题的人，《说文解字?序》是一篇系统的文字理论著作，是春秋战国以来文字学理论的总结，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说文解字?序》） ②开创字典学：《说文解字》在汉字的归类、系联、释义、析形、注音、引例等诸多方面，为汉字字典的编撰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后代的字典基本上不出《说文解字》的范围，只不过字数增加、例子增加罢了，在辞书学上有重要贡献。 a、首创部首归字法：一改以往字典辞书搜集罗列、以类相属的材料编排、零星分散、不成系统的字义诠释，对成千上万个汉字分别部居，据形系联、以类相从，既便于检字，也揭示了文字内部的系统性，同时也为后来部首检字法奠定了基础。直到今天，部首检字法仍然是汉字排列、查检汉字的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其检字法原则的部首，尽管有别于许氏首创的文字学原则的部首，二者却是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 b、在释义上，一方面，抓住本义从根本上解决训诂问题，纲举目张，有助于把握词义系统；另一方面，析字形求本义，绝大部分可靠、可信，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以形体、字义、声音三者互相沟通来探求古义的科学方法，也保存了大量本字本义，可以说是上古汉语词汇的宝库，对于解读上古文献意义重大。 向，“北出牖也。从宀从口。诗曰：‘塞向墐户。’” 来，“周所受瑞麦来麰也。……诗曰：‘诒我来麰。’” 獘（毙），顿仆也。 及，逮也。从又人。 析，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从斤。 c、在单词释义的基础上加以具体形象地描写、叙述，是对《尔雅》相关释义方式的继承和发展，也不失为许氏在字义解释上的创见。 桂，江南木，百药之长。 鹦，鹦鹉，能言鸟也。 狼，似犬，锐头，白颊，高前，广后。 象，南越大兽，长鼻牙，三年一乳。 d、《说文解字》既有知识性，又有百科性，它的内容大大超出了经学的范围，对后世字典的编撰有启发。 王力P33：“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从《尔雅》《方言》到《说文解字》是一个大发展”：从《尔雅》到《说文》：只讲字义→兼讲字义、字形和字音；只是材料的搜集和排比→真正的科学体系；偏僻词义→词的常用意义。 ③系统保存篆文形体：所小篆九千多，是保存秦篆最为完整的一本字典，是古今文字之间的桥梁——上探甲金文的字义，下推隶楷演变的轨迹，既有助于了解汉字形体演变、字（词）义的古今变化，也是古文字学极为难得的资料；以篆文为主要形体标准，把古文、籀文、篆文别体作为重文，对当时的文字起了统一规范作用，对今天的书法、篆刻研究也有一定意义。 ④《说文解字》谐声、声训材料较多，对于上古音研究有一定价值。 段玉裁：“许叔重作《说文解字》时，未有反语，但云某声某声，即以为韵书可也。” 7、局限： ①在汉字发展上认识保守：许慎时代已通行隶书。从汉字发展来看，隶书是古今文字分水岭，对汉字结构有较大改变，在书写效果上有大的突破和跃进，不过在许慎看来：“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②《说文解字》是一部探求本义的字典，在释义上存在诸多问题： a、误释本义： 误析字形以误释本义： 行，“人之步趋也。从彳从亍。” 为，“母猴也。其为禽好爪。下腹为母猴形。” 泥于字形曲说本义： 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 把后起义当本义： 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广雅?释诂》：“两，二也。” 用假借义充本义：揆，葵也。 b、释义笼统粗疏： 以种释属：《草部》“荑”“莨”“菩”等50余字，“草也”。 转训：《言部》：“语，论也。”“论，议也。”“议，语也。” 互训：同部互训《手部》“排，挤也。”“挤，排也。”异部互训《辵部》“逃，亡也。”《亡部》“亡，逃也。” c、用封建说教代替词的释义：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 d、声训：“丙，位南方，万物成炳然。”“木，冒也。”“东，动也。”“门，闻也。” ③误析字形：穴，“土室也。从宀，八声。” ④以后起字为本字：娶，“取妇也。”捨，“释也。” 8、影响：中国的文字学、字典学真正成为独立的学科，是从许慎开始的，《说文》学、古文字学是其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中国语言学史上颇具特色的两个分支学科。 二、大小二徐 魏晋南北朝文字学没有多大发展，《说文》的研究与传播无从说起。唐代李阳冰刊定《说文》，将十五篇扩充为三十卷，尽管他以自己主观认识解说文字，与许氏多有抵忤，受到人们批评，但对于《说文》学的复兴大有影响。 ↓ 李阳冰侄子李滕《说文字原》《说文》偏旁之学，专门研究《说文》部首，即“字原”、五代林罕《字原偏旁小说》对541个偏旁进行说解、宋释梦英《英公字源》解释了539个偏旁 ↓ 大小二徐 徐铉（916—991），扬州人。与句中正等精心校订《说文》，作了以下六方面工作，成为今天通行的“大徐本”： 一、补漏略19字：许氏注解中有而字条中无，如“诏、志、件、借、綦、剔、峰”等，补于《说文》正文中； 二、附新体402字：《说文》无而经典相承有、当代常用不见经典者，分别插入各部后面——可据此《说文新附》考知汉以后唐以前产生的新词、新字； 三、刊俗讹； 四、引笺述； 五、增训解。 徐锴（920—974），著《说文解字系传》四十篇，第一至三十篇为“通释”，注释《说文》，三十一至四十为“部叙”“通论”“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等篇。小徐述而有作，差不多每条都有“臣锴曰”发表自己看法，有利于读者更好了解《说文》，如：“间，隙也。从门，从月。臣锴曰：夫门当夜闭，而见月光，是有间隙也。”他已注重发明许书义例、引古书证古义、词义辨析等，对段注有启发；又据《切韵》编《说文篆韵谱》。 三、《说文》四大家 王安石《字说》、郑樵《六书略》多穿凿附会，为人不取；戴桐《六书故》，既非《说文》篆文，又非金文中之古文，字多杜撰，受人訾议。可以说，自大小徐以来，《说文》之学中断了八百年。明方以智《通雅》多称引《说文》，是明末清初最早提倡《说文》研究的人。康熙时代，经学家渐多，乾隆中叶，惠栋《读说文记》方为清儒研究《说文》专书的开始，其后，江永、戴震讨论“六书”甚详，戴氏弟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一出，《说文》研究风起云涌，成一时风尚，于《说文》稍有研究者多达200余人，《说文》专家也有数十人之多，乾嘉间《说文》之学最盛，被认为是文字学的复兴。 清代《说文》学的兴盛，主要原因有三：一、古音学的系统基本确立，为古文字研究大开方便之门，“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段注805）；二、造成了社会风气，十几岁学《说文》，读书人不读《说文》，视为无根底；三、进行持久深入的专题研究，如四大家以毕生精力钻研《说文》，都有新发现，新创获。 清代《说文》之学，约分四类：一、校勘、考证：严可均《说文校议》、钱坫《说文解字斠诠》、田吴炤《说文二徐笺异》、承培元《说文引经证例》；二、匡正：孔广居《说文疑疑》、俞樾《儿笘录》；三、全面研究，多所阐发：段、朱、桂、王；四、补充订正先辈或时人著作：严章福《说文校议议》、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徐承庆《说文解字注匡谬》、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其中以第三类最为重要，而四大家中，段、朱最为杰出。 1、《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1735—1815），江苏金坛人。出身下层知识分子家庭——教馆先生，26岁中举，同年进京，师从戴震；37岁起，在贵州、四川等任知县，公务之余潜心学问；46岁辞官，次年回金坛，晚年并不富裕，为病所困，又为祖茔之事迁居苏州，坚持学术研究并撰写著述：《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古文尚书撰异》《诗经小学》《周礼汉读考》《经韵楼集》等，不守成说，敢于创新，多有创获，是清代语言学代表人物，与王念孙一起以段、王之学著称于世。 《说文解字注》是其代表作，1776年编《说文解字读》540卷，历时19载，以此为基础，加工精炼，历时13载，1807年写成《说文解字注》，1812年付梓，1815年刊印。从属稿到成书，前后达40年之久。 ①段注的学术价值： 段氏从校勘刻本文字、探索许书体例入手，对《说文》作了详细注释，引用文献证成许说，以许慎所定的字义为本义，进而推衍它的引申义、假借义，还确定了每个字所在的古韵韵部。此书举证详明，颇多创见，受到当时学术界极端推崇，“盖千七百年以来无此作矣”。（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 a、恢复许书原貌：参考小徐本，根据《尔雅音义》《玉篇》《韵会》《太平御览》等书，对大徐本加以校勘，改订了许多地方。“苟非段茂堂氏力辟楱芜，与许君心心相印，天下亦安知所谓《说文》哉！”（王筠《说文句读?序》）同治年间莫友芝得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多与段氏校正暗合： 槽 大徐本作“畜兽之食器”。段注：“兽，各本作畜兽二字，今正。”唐写本正作“兽食器也”。 梳 大徐本作“理发也”。段注：“所以理发也。”唐写本作“理发者也”。 b、发明许书义例：关于分部、列字次序、说解、声训、古籀、读若等体例： 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段注1页） 小篆之于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仍则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古籀，省改则古籀非小篆也，故更出之。（段注1页） 《说文》言“一曰”者有二例：一是兼采别说，一是同物二名。（段注26页） c、探讨理论问题：通过对许书的注释，提出并解决了一些有关汉语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以及词汇学方面的重大问题，如字与词的关系、词的音义关系、同义词辨析、词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以及词义的发展变化等问题。段氏能比较科学地研究这些重要的语言问题，可以说段注《说文》，已使《说文》研究从校订、考证的基础上再深入一步，研究规律性的语言问题，科学性、精确性相当高。研究先秦两汉词义，段注是必读之书。 “凡单字为名者不得与双字为名者相牵混”、“凡物以两字为名者，不可因一字与他物同，谓为一物”、“连绵字不可分释”——字与词的关系 《说文?皿部》：“盈，满器也。”《水部》：“溢，器满也。”段注：“满器，人满贮之。”“器满，谓器中已满。” 《说文》：“牙，壮齿也。”段注：“……壮，大也。壮齿者，齿之大者也。统言之皆称齿，称牙。析言之则前当唇者称齿，后在辅车者称牙，牙较大于齿。” 《说文》：“祥，福也。”段注：“凡统言则灾亦谓之祥，析言则善者谓之祥。”——同义词辨析，注意辨析“统言”、“析言” 《说文》：“堂，殿也。从土尚声。”段注：“许以殿释堂者，以今释古也。古曰堂，汉以后曰殿。古上下皆称殿，至唐以后，人臣无有称殿者矣。” 《说文》：“代，更也。从人，弋声。”段注：“更者，改也。《士丧礼》、《丧大记》注同。凡以此易彼谓之‘代’，次第相易谓之‘递代’，凡以异语相易，谓之‘代语’。假‘代’字为‘世’字，起于唐人避讳‘世’与‘代’，义不同也。唐讳言‘世’，故有代宗；明既有世宗，又有代宗，斯失之矣。”——以历史发展观看待词义的发展变化，注意区别本义、引申义与假借义 d、形音义融会贯通：《说文》以形为主，段注不限于形，就字论字，而是力求从语言实际出发，分析文字形音义。《说文》四家中，王筠重形，桂馥重义，朱骏声重声，唯段氏三者并重，“能三者互推求”。段注除分别注明各字的形音义外，还能从理论上加以阐说和概括，是一部真正的语言学著作。 《说文》：“禛，以真受福也。从示真声。”段注：“此亦当云从示、从真，真亦声，不言者，省也。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说文》或称其会意、略其形声；或称其形声，略其会意。虽则省文，实欲互见，不知此则声与义隔。” e、不崇古不迷古：敢于对许慎提出批评，往往中肯。 ②段注的几个缺点： a、没有充分证据而擅改《说文》： 《说文》：“钤，钤（钅+隋），大（黍+犂－禾）也，一曰类梠。”段氏改为“类枱”。其理由是：“枱，耒耑也，耒者，手耕曲木也，耒枱与（黍+犂－禾）之别，一以人，一以牛也。《说文》作‘枱’，他书作‘梠’，若梠者臿也，则云类臿，而已。”王筠《说文释例》：“犁梠一物也，段氏不察，而强以人牛分之，误。” b、谈字形有穿凿的地方： c、拘泥于小篆的字式：比如“断”字，小篆左边部分的竖折与经典相承的写法“断”反向，段书中“断”的相应部分则处处反向，甚而“继”中的竖折也依此改写。 d、拘泥本字：汉字最初数量不多，同音假借普遍，所谓“本字”，往往反而是后起字，因此，本字可能是经典中罕见甚至没有的。段氏据此订改经典，处处提倡“本字”，错讹不少。如，《说文》：“屋，居也。”段氏改为“凥也”，并说：“凥，各本作‘居’，误，今正。”“凥”字不见于经典。 e、谈引申有不少不恰当地方：《说文》：“莫，日且冥也。”段注：“引申之义为‘有无’之‘无’。” ↓ 清人《说文》之学，存在“第四类 补充订正先辈或时人著作”，其中针对段注者最多：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徐承庆《说文解字注匡谬》、徐灏《说文解字注笺》。 2、《说文通训定声》 ①作者介绍： 朱骏声（1788—1858），江苏吴县（今苏州）人。 《清史稿?儒林传》卷四百八十一载：“朱骏声，字丰芑，号允倩，吴县人。年十三，受许氏《说文》，一读即通晓。从钱大昕游，钱一见奇之，曰：‘衣钵之传，将在子矣！’嘉庆二十三年举人，官黟县训导。咸丰元年，以截取知县入都，进呈所著《说文通训定声》及《古今韵准》《柬韵》《说雅》共四十卷。文宗咸丰披览，嘉其洽，赏国子监博士衔。旋迁扬州府学教授，引疾，未之官。八年，卒，年七十一。” 朱孔彰《行述》：仕途坎坷，“省试七”才举于乡，31岁才中举，“礼部试七而讫不得贡于廷”，“屡试春官，屡荐不中第，郁郁不得志”，“遂专力古学，以著述为事”。弟子谢增《说文通训定声?跋》：后半生“四十载之中，攻苦者二十年，奔走者十年，穷愁落寞者十年。于书无所不读，于学无所不通；而境愈困，精愈销”。 朱氏博通诸子百家，于学无所不窥。弟子朱镜蓉《说文通训定声?序》：“七百八十三座之星能指而名之，九章之术能推而衍之，十经之义则淹而诵之，三史十子骚选皆孰而诵之。”孙子朱师辙《傅经室文集?跋》：“于经史词章，百家九流，靡不探赜。……其修学次第，始其小学，纵以经史，纬以词章，旁及天文、地理、历算、医卜之属，皆归于实用。” ②性质：《说文通训定声》虽冠以“说文”之名，实为与其余三家性质体例有异的一部“小学”巨著。它完全打破了《说文解字》540部的体例，拆散文字部首而重新组织，“舍形取声，贯穿联缀”，是一部在方法上基本脱离《说文》、融化《说文》成果并以之为研究材料的自成体系的字（词）书。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其书自为义例，与许氏据形系联之旨，迥然有辨。极其所诣，亦只得谓为朱氏之书，而不可谓为许学。其书本可自为家法，别立一题以行于世。” ③目的：“幸生右文之世，人晓读书，而读书贵先识字。……若不明六书，则字无由说；不知古韵，则六书亦无由通。专辑此书，以苴说文转注假借之隐略，以稽群经子史用字之通触。”何以取名《说文通训定声》？他解释说：“题曰说文，表所宗也；曰通训，发明转注假借之例也；曰定声，证《广韵》、今韵之非古而导其源也。” ④内容：《说文通训定声》18卷，包含“说文”“通训”“定声”等三方面的内容：所谓“说文”，即以许慎《说文》为本，说明字形和字的本义——以《说文》的内容为基础而加以补充并举例；所谓“通训”，即通释训诂；所谓“定声”，即确定此字在古音系统中的地位——把文字按古韵分类。“说文”、“通训”、“定声”，实际上是包括字形、字义与字音。“说文”部分主要是说明字形与字义、字音的关系，而以字形为主；“通训”部分专讲字义（词义）的引申和假借，使读者能观其会通；“定声”部分则以上古韵文的用韵来证明古音。 这三部分内容在书中又具体分为“本训”“别义”、“转注”“假借”“声训”、“古韵”“转音”等项目。本训指字的本义，所谓别义，即《说文》中的“一曰”，也就是另一个本义；朱氏所说转注，就是今天所说的引申，所说假借，指“本有其字，同音替代”的通假，有时也包括：重言形况字（即叠字）、连语（即联绵字）、托名标识字（即专有名词），所谓声训，就是因声求义，根据音同或音近来推求语源或本字；每字释文之后都举出上古韵文中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凡同韵相押的叫做古韵，邻韵相押的叫做转音。本训是每个字条必备的，不加特别标志，其余六项内容，不是每个字条都具备齐全，都以□为标识。 ⑤体例： 编排上，朱氏改变了《说文》的部首编排法，以他所定的古韵十八部为纲，同部的字按照谐声偏旁分别排列，谐声偏旁相同的字依顺序排列在一起：拆散《说文》540部，根据《说文》收字9353，其中谐声字8057，又增附7000多字，“舍形取声”，从中分析形声声符1137（朱氏所谓“声母”），再依古韵归并为18部，用古韵18部来排列10324字——这样做的目的是“以著文字声音之原”“证广韵今韵之非古”，为了便于安排谐声字和阐述转注和假借字。 解说上，除了解释《说文》的故训外，旁及字义的引申、假借，补充了《说文》和《尔雅》不解释或不明确解释的一些意义。他已超出了《说文》的范围，不仅补充了《说文》未收而见于汉魏以前文献的字，还网罗了更多的词义资料。今天，研究字词的多种意义，检索古书里的通假，还离不开这部书。 ⑥价值： a、全面解释词义：发明转注、假借之例，创立了较好的释义体例。 朱氏突破了许慎专讲本义的框子，推翻了许氏关于转注、假借的定义和解释，另创义例，给转注、假借作了明确的界说和解释，并另选了例字。他认识到引申义、假借义在词义中的重要性，在词义解释中，通过分析字（词）的音义关系，区分出文字的转注、假借及正、别诸义（“本训”“别义”、“转注”“假借”），全面地研究了字（词）义。 王力P105：《说文通训定声》实在够得上“博大精深”四个字。段玉裁在《说文》研究上应该坐第一把交椅；而朱骏声则在词义的综合研究上应该坐第一把交椅，他的主要贡献不在《说文》的研究，而在全面地研究了词义。 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凡一意之贯注，因其可通而通之为转注；一声之近似，非其所有而有之为假借。就本字本训而因以展转引申为他训者曰转注，无展转引申而别有本字本训可指名者曰假借。依形作字，睹其体而申其义者，转注也；连缀成文，读其音而知其意者，假借也。假借不易声，而役异形之字可以悟古人之音语；转注不易字，而有无形之字可以省后世之俗书。假借数字供一字之用，而必有本字；转注一字具数字之用，而不烦造字。 ——《说文通训定声》，44~45页 僮 未冠也。从人童声。按十九以下，八岁以上也。字亦作“偅”。经传多以“童”为之。《广雅?释言》：僮，稚也……转注《广雅?释诂》三：童，痴也。《释训》：僮，昏疾也。《晋语》：僮昏不可使谋。注，无知也。字亦作“瞳”……假借为童。《汉书?贾谊传》：今民卖僮者。注，谓隶妾也……声训……古韵…… ——丰部第一，128页 b、韵部排列法：《说文通训定声》的编排自成体系，他变更了《说文》的体例，即不采用《说文》540部，而是用古韵十八部来排列10324字，把汉字从字形排列法改为韵部排列法。这里并不是检字法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观点的改变：当时古韵研究成果较好，朱氏按古韵部来分类，是出于摆脱字形束缚从声音上观察词义会通的考虑，可以说“定声”是假借的基础，是为了“通训”。 c、材料丰富：朱氏每下一个定义，一定要有真凭实据：一是例证，二是故训，他搜罗的经史子集的故训，比《经籍籑诂》还丰富，并且对故训材料系统化，本义、别义、转注、假借、声训等区别清楚，是科学的研究，而不是材料的堆积。 ⑦缺点： a、对假借的认识欠正确：“本无其意，依声托字”，以为凡假借必有本字，如《论语》“舍之则藏”，《释文》：“放也”，朱氏以为“舍”字假借为“捨”；往来的“来”本字是“麦”，困难的“难”本字是“艰”、“蹇”、“惮”，容易的“易”本字是“敭”，穿凿附会，到了极点。 b、对于转注、假借、别义、声训之间的界限划分不清：如“狗”字别义栏引《尔雅?释兽》：“熊虎丑，其子狗”，并说：“字亦作豿。”这本来应该归入假借一栏，因《说文》没有“豿”字，不好说“狗”是“豿”的假借，只能算作别义了。朱氏所谓“别义”，其实就是一种缺乏本字的假借，别义与假借不该分为两类。至于声训，如有道理，就归入转注或假借，如向壁虚造，就不必管它了。 c、对《说文》的修订，有些地方不妥，尤其是关于“省声”的理论：如《说文》：“宋，居也，从宀，从木，读若送。”朱按：“按，松省声。”“省声”之说往往是主观臆测的结果，朱氏常常在字形不好解释的时候依靠“省声”来解决，在研究方法上是错误的。 3、《说文解字义证》 桂馥（1736—1806），字冬卉，曲阜人。54岁中乡举，55岁取进士，云南永平知县，卒官，终年70岁。 馥博涉群书，尤潜心小学，精通声义。尝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故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为《说文义证》五十卷。力穷根柢，为一生精力所在。 ——《清史稿?儒林传》 ①原因：一是有感于“小学荒废已久”，不满于唐宋以来小学或遵守点画，或私逞臆说，主张研究小学当与经典旧文相参证；二是反复读《说文》，惜其为后人所乱。 ②得名：《梁书?孔子祛传》：高祖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祛检群书以为义证，馥为《说文》之学，亦取证于群书，故题曰“义证”。（卷五十《附说》） ③内容：《说文解字义证》50卷，前49卷为注释，第50卷又分上下，上为“《说文解字》附录”，摘录许慎及《说文解字》有关史料，下为“《说文解字》附说”，是作者自序。 ④体例：《义证》一书有严谨体例：每篆之下，先以大字列出许慎说解原文；次以小字为义证。其义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解释小篆字头，所谓“义证篆”，征引在本文上使用过这个字的有关文献，并非直接为《说文》的说解取证，但义有相关，这一部分在大字之下顶格列出，与篆文字头齐平；每二情况是：用“××者”起头，转引有关文献的解释，直接证《说文》，包括考订《说文》的传本，有时也加案语，称“馥案”，这一部分比上一部分低一格列出。 文，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无分切。 《易?系辞》：“物相杂曰文。”韩云：“刚柔交错，玄黄错杂。”《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中庸》：“文理密察。”桓二年《左传》：“火龙黼黻，昭其文也。”杜云：“火画火，龙画龙。” 错画也者，《释天》：“错革鸟曰旟，错革画鸟其上。”《诗?采芑》：“约軝错衡。”传云：“错衡，文衡也。”哀十三年《谷梁传》：“祝发文身，刻面其身以为文也。”《齐策》文：“文车二驷。”鲍云：“文，彩绘也。”《史记?赵世家》：“翦发文身，错臂左衽。”注云：“错臂亦文身，谓认丹青错画其臂。” ⑤优点： a、材料极其丰富，条理非常清楚，他的材料不是随便堆积，而是有主见、有选择、有次序、有条理的。 b、考订《说文》多切实可信：桂氏以大量材料为据，对于《说文》传本中的错讹，加经订正。如舟部“艐”，原本“船著不行也”，桂氏引《广韵》《集韵》《增韵》证“著”下当有“沙”字，又如目部“（目+亶）”，原本“视而止”，他据《广韵》证“而”下当有“不”字。在订正《说文》方面，桂、段许多结论是一致的。 c、搜补遗文：依据《说文》本书的篆文、说解、读若，再与其他典籍相参证，凡是他认为是《说文》原本应有的字，均列于每部之下，所补共119文（包括重文在内），虽未必完全允当，然言皆有据。 ⑥不足： a、笃信《说文》，所作义证，是为了说明许书的正确，这样，凡许慎说错的地方，他也跟错了，并且还亦步亦趋，曲为之说：如《说文》：“为，母猴也。”桂氏说：“母猴也者，陆机云：‘楚人谓之沐猴’，馥谓‘沐’‘母’声近。” b、材料宏富，总体上固然是一优点，有时却不免失于烦琐。 c、校订不严，时有引据失真：如“过”下引《论语》“楚狂接舆歌，孔子过之”，当作“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 4、《说文释例》《说文句读》 王筠（1784—1854），山东安丘人。在《说文》研究上，能综合分析诸家之说，为后人指示门径。著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说文系传校录》《文字蒙求》。 《说文释例》二十卷。前十四卷说明“六书”及《说文》的条例、体制：卷一至卷五主要说明“六书”条例，卷六至卷十一主要说明“重文”“叠文”“列文”“说解”“读若”等条例，卷十二至十四主要说明“捝文”“衍文”“误字”“补篆”“删篆”“改篆”“纠徐”等校勘方面；后六卷列出对于《说文》的一引起存疑。可以说，与段氏相比，《说文释例》在阐发许书体例方面显得系统而全面，在“六书”体例和《说文》说解体例上创获良多。王氏不仅就许书体例加以阐发，还指出前人对许书说解体例的误解，为许书说解体例正本清源，此外，他把《说文》全书融会贯通，以许证许，而见许书说解体例之全貌。总之，《说文释例》对于学者通读《说文》，了解并掌握《说文》的体例，领会许氏的奥旨，都很有帮助。 《说文句读》三十卷，前二十八卷解释《说文》的正文十四篇，卷二十九解说《说文》的“叙目”和许冲“上表”，卷三十为“附录”。《说文句读》是当时《说文》注本中唯一有句读的一种，主要采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义证》以及其他诸家研究《说文》的书，删复举要，极便初学。 王筠研究《说文》，主要在于整理，在字形、字义方面，也有一些创见；如《说文》：“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王氏在《释例》和《蒙求》二书中指出“一”是象所含之物，是以会意定指事。 “说文”四大家中，王筠是唯一注意文字学通俗好懂、普及工作的。《释例》《句读》比较适宜于初学，此外，《文字蒙求》四卷，卷一讲象形，卷二讲指事，卷三讲会意，卷四讲形声，也是一本学习汉字的入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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