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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艺术滑坡

 東泰山人 2010-11-07

  一周视角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的略萨,其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被翻译成中文,当时读了没什么特殊的感觉,艺术冲击力不够,风格也不鲜明。造成这种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席卷全球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风暴”中,略萨被胡安·鲁尔福、马尔克斯、聂鲁达、帕斯、博尔赫斯等人的艺术光芒遮盖得黯然失色。在拉丁美洲作家群中,我认为略萨大致属于二流作家中较强的,原以为他获奖无望,没想到几十年后,他依然纠缠着诺奖委员会。综观近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以发现它呈现出一种文学艺术水准滑坡的趋向。

  20世纪90年代的10年中,我们看到了帕斯(墨西哥诗人),希尼(爱尔兰诗人),希姆博尔斯卡(波兰诗人),沃尔科特(圣卢西亚诗人),达里奥·福(意大利剧作家),君·格拉斯(德国小说家)等优秀作家的名字。此外,还有戈迪默(南非小说家),托尼·莫里森(美国小说家),大江健三郎(日本小说家),萨拉马戈(葡萄牙小说家),高行健(法籍华裔小说家)。其中,有四位诗人获奖,而且,帕斯、希姆博尔斯卡、格拉斯都属于一流作家,达里奥·福也是一流剧作家兼表演艺术家。《失明症漫记》的作者萨拉马戈,也是一位风格特异的小说家。他们的总体水准与20世纪80年代的10位获奖者(马尔克斯、卡内蒂、布罗茨基等)相比,难分伯仲。

  21世纪初期10年的10位获奖者是:奈保尔(印裔英籍特立尼达与多巴哥小说家),凯尔泰斯(匈牙利小说家),库切(南非小说家),耶利内克(奥地利小说家),品特(英国犹太裔剧作家),帕慕克(土耳其小说家),莱辛(英国小说家),勒·克莱齐奥(法国小说家),赫塔·米勒(罗马尼亚小说家),略萨(秘鲁小说家),尽管他们各有特色,但可以明显感觉到总体艺术水准下滑,吨位不足。而且这10位作家中,全是讲故事者,没有一位诗人。是不是害怕读者没有接受诗歌的耐心呢?是不是小说更容易传播呢?我们不得而知。以色列著名诗人耶胡达·阿米亥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叙利亚籍黎巴嫩著名诗人阿多尼斯,也是合适的获奖人选。但不管怎么说,整整10届不见诗人,是极不正常的。

  已经获奖的10位小说家中,最强的当属奈保尔,我称他的写作为“后殖民时代的寓言”,他智慧的叙事、对东西方文明的再发现,赢得了读者的赞许。凯尔泰斯和米勒可以算是同一类作家,属“二战”后国际“伤痕文学”的路数。凯尔泰斯写得更深刻一些,颇具卡夫卡风格,在一篇文章中我称之为“镌刻在疤痕上的文字”。米勒小说的确能让我们感同身受,唤起我们的悲鸣,但她的叙事太破碎,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散文。但她的语言,是战争和极权导致的价值崩溃、语言断裂结果,是话语发生学分析的标本。可是,这种分析的最好标本应该是诗歌。但米勒的诗歌破碎得如同碎片,甚至就是梦呓。在评价耶利内克的时候,我曾用“疯狂作者和变态主人公”为标题,其“疯狂”精神是对现代文明的直接回应和披露;克莱齐奥大致也属于这个路数。帕慕克的叙事,粗看上去的确很吸引人,但他尚未找到更为确切地呼应他的小说主题的形式,叙事线索混乱不堪,无法找到叙事的重心,可以明显感到西方“现代小说”形式的制约。库切的写作,将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变乱”和“认同焦虑”这一现代政治问题,作为小说的重要主题,也显示出了特有的智慧,但同样显得单薄。总的来说,这些作家都在不同领域有所开掘,但过于专业,就像今天过于细致的社会分工。

  从奈保尔获奖的2001年开始,我们可以发现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前面提到的从诗歌向小说转向。二是从叙事的“西方中心”向反中心的“多元文化”转向。后面这一点,从政治学的层面看是正确的。但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它会遇到暂时的困难。

  “现代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是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的模拟,以及对这种生活和社会形态的批判,而且出现了19世纪大作家如群星闪耀的局面。“现代派文学”不过是在19世纪文学面前扮怪脸的“恶作剧”而已。当代作家正在开拓另一个视野和另一种主题,比如东方主义、边缘文化、少数族裔、身份政治等等,其叙事形式的破碎性和形式的不稳定性这一现象肯定存在。但我宁愿相信,这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随着当代文学叙事对西方中心的偏离,由此出现的文学价值和叙事方式的多元化局势,终将会使新的文学形态和叙事技巧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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