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生活的明代末叶，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禅宗思想盛行，泰州学派得以发展，无论是哲学、文学，还是艺术，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解放思潮。明万历前后的小说、戏曲、诗歌、绘画、书法等门类，无一不体现这种时代热潮。艺术领域的多数艺术家，更以自己独特的、个性的、主观的情感抒发，批判着明初所崇尚的程朱理学和明前后七子提倡的拟古主义。在这一新潮中，最能代表晚明书法变革潮流的，是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和王铎等人，他们写下了中国书法史上帖学行草书的时代新貌。
王铎是明末清初最具个性的书法家之一。他与晚明的黄道周、倪元璐并称“明末三大书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明末清初的书坛，董派书风一统天下，书法创作进入万马齐喑的格局。有感于时代风气，王铎提出了“书未宗晋，终入野道”的革新观念，抓住了文人流派书法的源头。他非常重视学习古人，认为“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故善师者不离古，不泥古。”而且重视书法结构，认为“书法贵得古人结构，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稚，易学故也。”一语说中要害，道出了时代流弊，同时表现出他不流于世俗、不趋于时势的高尚品格。
但是，王铎是由明降清的贰臣。在“书以人为重”、“人品即书品”观念浓重的传统社会，又因清人纂编的《明史》将其列入《贰臣传》的缘故，自然影响到对王铎本人的评价。对其书法艺术，也毁誉参半。如清代梁巘在《评书帖》中说：“王铎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只为名家。”在肯定王铎书法用笔有力的同时，指责了其字体的近怪。郭尚先在《芳坚馆题跋》中也说：“京居数载，频见孟津相国书，其合作者，苍郁雄畅，兼有双井天中之胜，亦所遇之时有以发之。晚岁组佩雍容，转作缠绕掩抑之状，无此风力矣。”他认为王铎的书法在明代，苍郁雄畅，是因为应时而作，而王铎降清做官后，书法就变成了缠绕掩抑，失去了雄强的风骨。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说王铎本人缺乏应有的骨气，很显然是用人品来评价艺术的。在清代，虽然有人对“书如其人”的说法提出过异议，认为“君子不以人废言”，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他们即便承认王铎书法达到的较高成就，然对其书品的评价，仍远不及黄道周、倪元璐和傅山。中国传统文人历来注重民族气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提倡主辱臣死的封建道德观。若从这一点说，王铎由明降清，在品行上的确有失气节，可以有所不齿，但这并不能同其艺术本身相提并论。王铎自己曾说过：“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言语之间，表露出他无意政治追求，只想以书法寄托人生的思想感情。即使王铎出仕清廷，内心表现的也与清廷不合，他屡在自己的诗文中抒发心中的苦痛和空虚。这从他给亲家的信中，略可窥知：“弟于笔墨敝帚也，无益国家，暇中偶一戏为之，全力惟求经史，批观诗文，操觚求知己，不易易耳。”因此，对王铎的评价，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表面，还要洞悉艺术家内心的情感世界。正如清人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所说：“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又字觉之，号嵩樵、别署松樵、十樵、石樵、痴樵、痴庵、痴仙道人、二室山人、雪山道人、东皋长、烟潭渔叟、云岩漫士、兰台外史、樵人痴者、洛渔、老颠等。明万历二十年生于河南孟津，故人称“王孟津”。王铎幼承家训，13岁读书，习王羲之《圣教序》。16岁入庠。18岁读河东书院，开始学画。明天启元年中乡举。天启二年（1622）31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明崇祯十一年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教习馆员等职。清顺治二年五月在南京被执降清。顺治三年充《明史》副总裁，兼管弘文院事务。顺治六年正月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实录》副总裁。顺治九年三月卒于孟津，赠太保，谥文安。王铎传世书法作品很多，单刻帖就有《龟龙馆帖》、《琅华馆帖》、《弘月馆帖》、《栢香帖》和《拟山园帖》等数种，另有《拟山园集》和诸多诗文书画流传后世。
王铎擅长诗文，精于山水画，然皆不如其书法用功之勤。
王铎书法，诸体兼擅，而尤以行草书，特别是草书成就最高。纵观其行书，作品不拘绳墨，常于不经意间表现飞腾跳掷、风神洒脱的个性特征，艺术效果强烈，耐人玩味。王铎草书能集二王书法之大成，掺入唐人狂草之笔法，吸收米芾、黄庭坚之优点，显得气度雄浑、险劲沉着、章法宕逸、独树一帜，把草书书风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影响深远。
王铎入清时正50岁，此后有数年的安定生活，所以其书法真正鼎盛阶段，是50岁以后的晚年时期。今观王铎50至59岁之间草书精品中的经典，那种“泰山不可挡”的豪情和“月涌大江流”的壮观，便展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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