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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化有极为包容的特点，从青花瓷上看，不论是思想上还是器型上都很丰富，儒释道文化的题材都有，也有来自西域的纹饰。正是这种包容和多样性，奠定了后来青花作为国瓷的地位。”首都博物馆文物征集部主任王春城说。
日前，“青花的记忆——元代青花瓷文化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该展览汇集了国内外73件元代青花珍品，被称为“散落在各地的元代青花瓷的一次空前团聚”。王春城认为：“它基本体现了元青花的主要风貌。”
青花盛世
“就青花瓷来说，元代是个很了不起的时代。光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青花瓷和青白釉，都有几种风格。儒家风格的方壶也有，佛家的观音也有，还有元代本民族的纹饰，西域来的纹饰，包容性非常强。”王春城说。他认为，把元代的其他功过放到一边，光就青花瓷而言，元代乃是盛世。“一般来说，创制新的品种，限制会很大。比如说釉料对了，但是器型可能会出问题，还有彩绘，方方面面都有限制。但是元代青花一旦研制成功，不论是器型，还是纹饰等等都很齐全。看器型，有玉壶春，圆的八角棱的都有，圆盘浅盘高脚盘都有。”
不仅在器型上如此，而在彩绘方面，元代也是一个爆发期。来自异域的苏麻离青被认为能够产生比较深的颜色，容易晕染，而国产的蓝料则能够描绘精细的局部，“景德镇的匠人们已经对运用不同的彩料得心应手了，不但能够成功烧出青花，而且能够对青色的浓淡过渡进行非常自如的处理。同样的氧化钴，在器物上有浓有淡，还有浓淡相间，会根据景致、诗文等等背景来灵活设置，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极致。”王春城还推测，在元代，有不少文化素养很高的文人加入到了青花瓷的生产制造当中，“元青花的精品瓷器当中，绘画的技艺非常高超，连叶子脉络被风吹扭动都描绘得非常到位，一看就是多年积累的修养。”展览当中，来自山西博物馆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罐，“还有先刻出纹路再上色的痕迹，这也是非常罕见的。”
同样在纹饰上，元青花也兼容并包，不但有传统的“寿”、牡丹、凤凰、龙等等汉文化图案，也有“番莲、十字纹”这些来自西域的图样。“都同时出现，同样被接受，”在他看来，元代这种很强的包容性带来的创新性，“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如果没有元代的开创，很难说现在青花瓷会不会有这么高的地位。”
青花之谜
元青花的基础是釉下彩。王春城说：“釉下彩这种烧制技术，其实早在东吴就已经出现了，南京雨花台曾经出土过釉下彩的彩绘罐。而青花釉下彩技术有上千年历史，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但是宋代青花是一个断档，虽然五大名窑十分发达，但是青花基本没有。唐代的青花从生产地到考古发掘都已经确定了，主要是在河南巩县窑。但是宋青花，虽然有的地方说出土了碎瓷片，但还没有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其中充满了诸多疑惑。
元青花是一个繁盛的时代，元青花目前比较确切的产地是景德镇，然而繁荣一时的元代青花，传世的数量却一直被认为十分稀少。旅英学者刘奇栖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统计过世界博物馆和收藏机构的元青花瓷数量，认为只有300件左右，这又是为什么呢？
还有，比如蓝料的产地，有说法是新疆发现了钴矿，但王春城表示：“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的涂料就来自新疆。”还有当时青花瓷的使用情况，在他看来也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和历史方面的研究。“元青花出土大部分都是窖藏，很少有墓葬的。因为元代葬俗和汉族人不一样，墓葬发现的就很少。到底那时候元青花瓷是什么阶层在使用？现在还是没有定论的。”
展览当中来自伊朗的青花蓝地白花双凤菱花口大盘，一直深藏在伊朗阿迪比尔陵寺。“元青花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土耳其、伊朗、叙利亚、越南、泰国、印度……”来到首博展厅的伊朗藏的青花瓷梅瓶，肩部有阿拉伯文，底部也有阿拉伯文，“可能是祭祀用器”。但是究竟是怎样旅行到那些地方的，也没有定论。“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元代文宗为了得到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儿汗国的支持，送了他很多青花瓷器，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也有可能是和当时往来于各地做生意的回族人有关系，钴料也有可能是回族人带进中国的。”王春城认为这些都还需要考古、历史、技术等等各方面的合作深入研究。
尽管有如此多的不确定，王春城还是认为，元青花对于元代人本身就已经有了很重要的意义，“有一点是肯定的，元青花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关注它，也不是因为它稀少，而是因为在元代，它就已经是让人喜爱珍惜的艺术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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