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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的钱贵银贱与江南制造局铸钱 叶世昌 《中國錢幣》2006年第4期 一 钱贵的原因，一是由于铸钱减少。同治以后，因铜价上涨，铸制钱亏本，各钱局多不愿铸。光绪十二年，侍讲学士龙湛林奏请“规复制钱”，建议将制钱重量由原来的重1钱2分减为1钱。慈禧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工部堂官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譞一并与议。他们讨论后提出以三年为期徐图规复的方案，经慈禧批准。但半年后又上奏说，“机器铸造工本过巨，京局开炉恐滋市井疑虑”。慈禧览奏大为震怒，下旨将户部堂官全都“交部严加议处”，还要求规复制钱“限于一年内一体办理就绪，毋再迟延干咎”。⑤最高统治者的主观意志改变不了各地对铸钱亏本的经济考虑，一年规复制钱只能是一句空话。光绪年间铸钱数量大减，钱价上涨成必然趋势。 钱贵的原因，二是由于私销严重。私销铜钱是历代封建王朝都存在的弊病，清朝也不例外。光绪年间铜价高涨，更促使私销行为的泛滥。私销制钱，或用来私铸小钱，或用来打造铜器。私销制钱有直接私销者和间接私销者。光绪八年有人指出：“贪夫玩法，习为故常，以铜六斤和入铅砂，铸私钱二十五千，利至厚也。钱肆主人则以千钱重六斤十两以上者，谓之铜坯，易私钱十四千，搀兑之数每百二三焉。又为铜器作坊拣选白铜、紫铜二色钱之极重者，每钱八百，偿以鹰饼一枚。”⑥这里所说的“贪夫”就是直接私销者，而某些钱店老板则是间接私销者。后者以每千枚重6斤10两以上的制钱提供给私铸者，换取私钱14千，在支付钱文时搭用百分之二三以获利。他们又拣选极重的白铜、紫铜制钱，卖给铜器作坊，每800钱可换取鹰洋一枚。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禁私毁制钱札文中指出：“本部堂访闻近年来各处市面制钱匮乏，多由各铜铺以铜价昂贵，毁钱为器，较之购铜为器利几数倍。遂于夜间密室，任意私毁改造器具，售卖渔利。此种奸商藐法妄为，实堪痛恨。”⑦可见私销风气之盛。 除以上两个原因外，还有所谓第三个原因，即铜钱外流。但这究竟是不是原因，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有人著文认为，江浙之钱流往北省，日人从辽东运钱回国。“东省虽非富有之地，而民问日用之钱为数奚止亿万计，虽未必尽为日人所有，而日人所取者当亦不少。日人将中国之物无不运回东瀛……则辽东一省之钱流入日本可知矣。”又说：“日本虽产铜，而现亦不足于用，故从前所铸宽永钱流入中国后，即渐收回销毁为器，故现在宽永之钱中国绝不一见。可见日本缺铜已久，岂有视中国之钱而不运载回国者乎!现在缺钱之故虽不尽系乎此，未始不系乎此也。”⑧接着在十二月，御史王鹏运也在奏折中提出：“光绪十一二年间……即有倭人串同内陆奸商，以银易钱，装运出口。以致各省钱价陡长，银价愈低，于时乃有鼓铸制钱之议……倭商购去中国制钱，将其中金银提出，已敷购钱资本……以净铜售诸中国，本一而息三倍之……此次倭索偿款多至二万三千余万，彼以一万万两购钱出口，可买尽中国制钱。”⑨反对者则辩驳说：“夫东洋固产铜之国，频年之运铜人中国者，舳舻几衔尾于途，泰西亦不乏精铜，何致私购中国之钱运之而往。况各国无有以铜钱贸易者，如日改铸器物，则钱中既有砂铅搀杂，熔之必斤两减缩，且质亦不甚精良。如日提出金银，则稍知化学源流者，胥谓必无此事。即各关司榷者，亦岂皆耳无闻而目无见，何致任若辈尽情捆载，漫无所知。为此说者，大抵即私毁私铸之奸民，欲掩盖己之罪名，故巧为说辨，以冀诿之于各国也。无稽谰语，贻笑方家，奈何大吏竟形诸奏牍之中，而文人亦深信不疑，采入著作耶?”⑩“大吏竟形诸奏牍之中”说的就是王鹏运。 为防止制钱外流，各地纷纷实行禁止出口的政策。但“所谓禁止出口者，不仅禁出外洋之口，本省之钱不准运至别省，本邑之钱不准运至他邑，以致不能流通”。这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因此署两江总督(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至二十二年十一月在任)张之洞特下谕弛禁，指出：“禁止出口者，惟禁止出江海之口，至近地不能不使之流通。江北之钱准运江南。江南之钱准运江北。”⑾禁钱出境政策的出笼，反映了各地制钱缺乏的严重程度，以及地方官面对钱荒而产生的惊慌失措的心态。 二 到现在为止，还不能确定江南制造局铸造的是哪一种制钱，有待于钱币学家进行确认。此钱每千重4斤6两，即每枚重7分，不甚工整，钱背文字估计应是满文“宝苏”。不知在江南制造局的档案中有无相关的资料遗存，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更完整的答案。 ⒄《阅报纪新钱人市因书其后》，见《申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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