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学生一定要明白“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道理，大学时期最重要的是培养起个人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乃至建立起“追求真理”的基本价值观。所谓大学精神，该是包括老师、学生在内的精神素养的修炼；而非只是片面学到多少具体的技能。
经过这几年连续代课的观察所得，我愈加真切地发现学院教得不是对新生代做“人”和 做事，而是只教他们听话和考试，而不是成为国家或行业栋梁之材。
由点带面、引伸开来看待今天身边的这所大学，看得也就越来越清楚，今日之大学已不再是以前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大学！ 我们的大学经过这些年来轰轰烈烈的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后，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成就了可怕的大学。”（新周刊语）
这使得我一次次地抑制不住自己一阵阵批判的冲动，我在想，作为一个自我批判精神稍有点儿强的人，自然会要把批判指向与自己相近一点的人或者事儿。连续四年代课经历，对北师大的教育机制多少有点儿指手画脚的发言权。
长期以来，我始终对自己的身份有些说不清，甚至对自己可能成为一个“文化人”怀着莫名的恐惧。虽然文字的事我也乐意做一些，一直想弄个跟文化有关的身份甚至职业，以便逃离现在这种文不攻、武不卫的尴尬状态。
一篇牢骚式的文章不能化解戾气，但一定可以表达我善意和积极的一面，在这种批判中大概暗含着我对另一种人格形象的追求。
下面是我不成熟的一些看法，我的看法是开卷有益，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要么赶时髦，要么成为就业服务站
我所知道的是，我经历过的这所大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动产学院，目前正在过去的高就业率和今天开始强调学术间，摇摆和矛盾着，我们的办学者似乎总是在二者间搞不清究竟该要什么。 以我一般的判断，我所认为的学校之所以焦躁和浮夸，皆因后者对前者不负责任的全盘否定。说的再直白些，这分明就是功利摆在前面的原因，学生要就业，学校要就业率，但是学院也要冠冕堂皇的学术和社会地位，还有摆在不动产学院面前的学术问题究竟是什么？又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我所知道的一些是目前一些课程的设置如同鸡肋，有些两不沾边。再这所学校里学术至上的精神几乎没有过，而学院现在准备设置一些玄之又玄的课程，美其名曰学术化。过去或许有些过度强调了“无缝对接”，难免有些“异化”通识教育的实质。现在却突然要180度大反转，开始精英化和学术化教育，我又要说这难免不是“精英教育”被功利化的直接表现。
对那些三四年后即沦为卡奴、房奴、婚奴的中国人来说，大学往往不过是不少人延时进入激烈竞争社会的避难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后的一个乐园。
复旦大学的杨玉良校长说：“作为教育来讲，就业是一个结果，但不能把就业作为目的，本末不能倒置。就业不是一个学校能包揽的，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关系。经济不好了，岗位就少，就业可能就有问题。就业还和学生自己的选择有关系，如果不一哄而上，我们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构，就业也会得到改善。”
“大学教育不能纯粹为了就业。学校教得好不好，学科布局合理不合理，招生太多或太少，社会经济情况如何，企业的用人理念，学生的选择和就业观念……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就业的情况。”
而通识教育是一个理念，不是和专业教育对立的。在这个理念下，专业课程、专业基础教育和应用类学校的专业课程差别在哪里需要界定清楚。 为何要进行通识教育？有一种看法“20年后中国不得不扮演负责任的强国、大国角色。要有这么一批人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按照现在的人才培养成长规律，35岁~45岁是极其关键的，这些人现在正在校园里学习，这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他们该是：
他们具有全球视野，非常开放的心态；
他们要对本专业有深入的理解，否你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是不行的；
他们具有较高的伦理道德标准；
他们有适当的口才和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
他们对自然和人文必须有批判性的理解。
当看到，好工作其实并没有比大学精英化的时候有所增加，这需要社会和大学互相间的沟通，和大学本身的竞争力、专业设置都有关系。 学校和家长的期待还时常停留在精英教育的认知阶段，现在大学最缺的其实是“精神”，大学精神迷失，就会导致是“以就业为主的实用主义”还是“以培养学术精英为主”教育的极端对立思想出现。再说的通俗些，是大学出现了一种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症，是一种病态，是一个病态十足的道场。
学术与精英教育已经被异化
我们知道“象牙塔”是精英教育的代名词，我们也该明白知道，大学现在最需要的恐怕是“回归和坚守”，回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回到大学应有的状态。当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甚至是产业化教育转变时，“象牙塔”已然变了味道，变成了“权力塔”、“金钱塔”，这也意味着大学美学趣味的异变——由学术之美变成了权力场和名利场！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时，被功利化十足的人乘机侵袭大学的肌体时，当大学功利主义盛行之时，我们还敢面对那句“传道、授业、解惑”的为师之道吗。
大学本来是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地方，它应该是一个完全自由的追求真理、切磋学问的场所。大家在这里互相碰撞、互相激励、互相帮助、互相竞争，大学就是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学术共同体。
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这让我想起了蔡元培先生曾提倡“美育替代宗教”，但就现今看来，大学的美育功能似乎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不该忘掉人类社会普遍尊崇的价值观，如“真、善、美”等，这才是恒久成功之道。
总会有人以为科学家和企业家不需要人文素养，如果是这样，他只不过是一个科学工匠和一个商人，始终成不了学术界的领袖，成不了真正对社会有价值的企业家，学术或者行业领袖必须是一个人格上非常完整的人。 我们的大学的确应当担负着培养一代代精英的责任，我所说的精英与高雅不是指培养不食人间烟火、总是想着升官发财的精神贵族，而是要培养精神境界高、美育素养高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往大了说，就是心中不仅装着民族，而且装着全人类的问题。
应该有一批人为了学术而学术，为了育人而育人，可惜现在这样的人已然成为了稀有动物。即使偶有出现，大概会因为太“另类”，而会被清理出门户。 你想想如果大学里这样的教师都绝迹了，就有大问题了。可惜、可怕的是事实已如此。
有人说，知识分子的特点，应该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学术是有使命的，每一个从事学科基础研究的人都是在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不出大师，实际上就是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我所知道的是这所大学里教师的自由度越来越高，学术被直接异化成为了赢利手段，有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办些低层次的MBA研修班之类的班。搞副业创收、开公司挣钱并非不可，但如果这种做法若发展到了背离职业道德、牺牲学生的受教育权为代价的地步，为人师者的最基本的教养都经不起考量。
大学校长、院长们你们真的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吗？校长、院长、教职员工们，你们有没有误人子弟！你们是称职的、锐意改革的、为追求终极目标的理想主义者或者乌托邦？
为什么大学校长、院长必须是理想主义者？因为只有理想主义才会为追求终极目标而不懈努力。
需要让他们变得“懂事”
一方面，很多大学生觉得找不到工作，或者不知道找什么工作；另一方面，企业找不到适合的人才，尤其是找不到具有担当力的骨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因为比较多的青年人难以成为业务骨干，实际上今天业务骨干通道上的竞争性并不强。
军队里不缺将军与一般士兵，最缺的是基层军官；公司里最缺的中层骨干，骨干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勤奋，业务骨干又需要有一定人缘，骨干是很好的上下意思的传达者， 这些缺失和错位，说明现在的教育模式成了高度的资源浪费机制，在对于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支持上的正作用越来越小，而负作用越来越大。
我所接触的相当一批新人、尤其是刚毕业工作一两年的学生，投机、快富、迷茫、希望体面安稳、不愿意付出以及畏缩心里成为影响他们这样一些职业群体的重要心里特征，这导致了他们很难在职业岗位上获得耐力、累积、渐悟的机会。
冯仑的著名语录，“傍大款、学先进、走正道”，就是他们状态与心态的一个小的缩影。
其实我们面对的新一代并不是天生就不想行动、只想逃避的人，是我们给予他们崭新的职业信息不够或不够清晰，尤其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暴利与急功近利，导致他们价值观的扭曲——全行业需要一个健康发展的开始，从而给予他们新的沟通型的指导。而不是不着边际的老师式的坐而论道上。
好学生不是安稳中养出来的，精英也需要行动，也需要培养。人的本性是懒惰的、是易自我放纵的，学生毕竟还是孩子，需要一定的督促和鞭策，我一直认为教育要有一定的压力甚至惩戒，在几年来的教育过程中，我越发觉得在学校与老师间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要给压力学生，不能让大学只是一个风花雪月谈恋爱的地方，而惩戒是一个人成长的必有之路，是让他们变得“懂事”的方法之一，在学校的时候就该如此、也很重要。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大学如果有所失范的话，那么对国家的毒害性就非常大，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引向歧途。
布鲁诺对于自己的眼前亏应当看得十分清楚，可他却不想放弃自己和自己的真理去做一个所谓好汉。“当你们烧死了我时，地球照样在旋转。”而成为大多数的、那部分80％的人大概会觉得更安全些，是不吃眼前亏的好汉。
当印象派画家们新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实践得不到官方认可和民众理解时，似乎并没有同行来乘机起哄或威压，倒是有不少文化人首先予以支持和尊敬。
在俄罗斯和欧洲，契诃夫远不是猛鸷的英雄。可就是他这种较平和的人，也总是手握长剑，时刻守护在自由女神之前，一旦有罪恶前来进犯，他就不顾一切地挥剑而上，显出斗士的雄姿。
“要么回到从前，不然就2010年就不要招生”
我想，这是一种美德，这是一种久违了的精神，是现在很多人需要学习的精神。这一次，李老师耻于与之为伍、不计后果地提出这样尖锐的意见，虽自知不会被采纳也要提出，是一种无欲则刚的洒脱，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李老师是个说真话、负责任的人，李老师是真的爱护人家子弟。他没有做“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事情 ，而是把“不误人子弟”当作真理去捍卫。他给我们上了一课，我要向李老师致敬！
我也不是与学院有什么利益关系的人，站着说话自然不腰疼，也正因为如此，我可以无所顾虑地声援李老师。还有，我们应该记住他，“要这位老师在很远的地方仍然能听到掌声。”
我们都是草根中的草根，“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最后让我以季老曾说过的话结束这篇唠叨：
“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关于真话假话，季老对于自己有一番中肯评价。在一个不能讲真话的时代，他敢于讲出真话；在一个假话更受欢迎的时代，他仍坚持讲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