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黑九月事件与巴以冲突

1972年9月初，第20届夏季奥运会正在德国慕尼黑举行。9月5日凌晨4点半，5名巴勒斯坦阿拉伯“黑九月”(“BlackSeptember”)组织的武装人员翻过慕尼黑奥运村的铁栅栏，与3名早已以工作人员身份混入奥运村的“黑九月”分子会合后，冲进了以色列代表团居住的房间，开枪打死两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员，扣押另外9人为人质。他们要求释放被以色列政府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并派飞机把他们都送往一个安全的目的地，否则，“他们就要一个小时杀死一个人质”[1]。

事件发生后，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急忙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电话联系，寻求解决办法。梅厄持不妥协的立场，说拿人质作为交易向恐怖分子让步，就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犹太人都不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2](P165)。德国内政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慕尼黑警察局长兼奥运会安全总长曼弗雷德·施雷伯、慕尼黑奥运会组委会副主席汉斯—约亨·福格尔，以及勃兰特总理的儿子彼得·勃兰特等都表示愿以自己去交换人质，均被“黑九月”成员所拒绝。无奈之余，德国方面假装同意派飞机送他们到开罗，暗中布置在机场营救人质。以色列总理梅厄提出愿意向德国提供帮助，但被德国所拒绝。由于经验不足和计划仓促，导致营救计划失败。在激烈的枪战中，9名人质全部遇难，5名“黑九月”成员被打死，其余3人被俘。奥运会比赛被迫中断。

慕尼黑黑九月事件是现代奥运会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最惨痛的事件，也是巴以冲突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插曲。该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它与巴以冲突的关系如何？笔者试图对此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同行学者。

慕尼黑黑九月事件的发生是巴以矛盾长期激化的结果，也是巴以冲突的特殊表现。

首先，黑九月事件是巴以冲突的必然结果，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而实施的恐怖手段的继续。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双方就经常发生冲突。鉴于巴勒斯坦地区的两个民族难以共处，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犹太两个国家。由于阿拉伯国家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同族同教的关系，他们坚决反对分治决议，反对建立犹太国家，由此种下了战后持续半个多世纪之久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更大规模的矛盾和冲突的种子。

1948年5月14日，犹太人宣布建立以色列国。次日凌晨，五个阿拉伯国家即向以色列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的结果，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4／5的土地，比联合国决议规定的犹太国家的面积还多6700平方公里，近百万阿拉伯人被赶出家园。战争遗留下的“边界问题”和“难民问题”，为此后多次爆发战争埋下祸根。在1967年6月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埃及的西奈半岛，迫使50万阿拉伯人背井离乡。这些失去家园的阿拉伯人在难民营中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怀着刻骨的仇恨，从而为阿拉伯抵抗运动提供了坚强的群众基础。

在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策略最初是在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支持下“将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但是，阿拉伯国家利益的不相协调和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导致对以战争的一再失利。对阿拉伯国家的极大失望，使巴勒斯坦人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1967年12月，一些巴解组织激进分子成立了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简称“人阵”)。为了引起全世界对巴勒斯坦命运的关注，“人阵”炮制了一种战术：劫持飞机。他们认为“劫持一架飞机所引起的轰动效应远远大于我们在战场上杀死一百个以色列士兵”[3]。1968年7月，“人阵”分子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劫持到阿尔及利亚，胁迫以方释放了20名巴勒斯坦俘虏。此后，“人阵”又劫持了多架飞机，并杀害乘客和机组人员。“人阵”用最极端残酷、前所未有的手段让世界关注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不仅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严厉谴责，而且也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事业带来了重大的灾难。劫机事件使约旦受到了巨大的国际压力，侯赛因国王决心把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从约旦驱逐出去。在1970年9月，巴勒斯坦人与约旦军队的激烈冲突中，几千人(一说几万人)死于这个“黑九月”。1971年6月，“巴解”在约旦的基地丧失殆尽，不得不将其总部迁到黎巴嫩。

约旦政府的军事行动引起了巴勒斯坦人的强烈不满，报复之声在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难民中十分高昂。同时，巴解组织被从约旦和埃及驱逐严重限制了该组织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越界军事行动的能力。为了对约旦当局实施报复并继续开展对以色列的斗争，巴解组织内部极端分子的好战性日益强烈，坚决主张建立一个特殊的组织，对以色列采取非常的战争手段。“为了继续生存并加强巴解组织和法塔赫的凝聚力，稳健派明显默认建立黑九月组织。”[4](P379)迫于好战派的压力，1971年8—9月在大马士革召开的法塔赫大会同意建立一支在国外发动袭击和执行暗杀任务的秘密部队——“黑九月”。阿布·伊亚德(AbuIyad)被任命为该组织的首领，以“红色王子”著称的阿里·哈桑·萨利迈为其副手。考虑到恐怖手段历来为国际社会所不齿，“黑九月”被禁止发表正式声明，其领导人隐瞒着自己的身份。但是，阿布·伊亚德在自传《没有国家》(Stateless)中说：“黑九月”是与“法塔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抵抗运动的一个下属机构，它存在于后者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的时期”[5]。

黑九月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同阿拉伯游击队旧的行动和组织方式的完全决裂”[6](P94)。该组织成立后，很快将一个暗杀小组派往开罗，并在：1971年11月刺杀了对杀害和驱逐巴勒斯坦人负有主要责任的约旦首相瓦斯菲·塔勒(WasfiTall)。之后，“黑九月”将目标对准了以色列。它声称：任何以色列人都是绝对的仇敌，任何到以色列的游客都是敌人，任何搭乘以色列和美国客机的人都是可以打击的目标。在慕尼黑奥运会事件之前，“黑九月”进行了9次较大的恐怖袭击。正是在巴勒斯坦阿拉伯“黑九月”分子不断制造恐怖事件，中东和欧洲阴霾密布的背景下，它的领导人产生了在奥运会上攻击以色列运动员的设想。

其次，黑九月事件是巴以冲突在奥运会问题上的表现，是阿拉伯人让世界关注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举动。

巴勒斯坦是中东地区最早成立奥委会的地区。早在1931年，巴勒斯坦就成立了奥委会，并在1934年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当时的巴勒斯坦奥委会中既有犹太人运动员，又有非犹太人运动员。鉴于纳粹德国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刚刚成立的巴勒斯坦奥委会拒绝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统一的巴勒斯坦奥委会不复存在，但是“直到1967年，巴勒斯坦奥委会仍然是奥林匹克家庭的成员”[7]。巴以冲突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全面对抗，体育领域也不例外。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认识到参加奥运会是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的大好机会。1948年，刚刚宣布独立的以色列就组建了独立的奥委会，并且提出参加伦敦奥运会。但因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以色列未能如愿。1952年，以色列奥委会取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虽然阿拉伯国家又以抵制相威胁，但是并没有迫使国际奥委会禁止以色列参加1952年以及此后的历届奥运会。20世纪60年代开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多次提出自己是“巴勒斯坦奥委会”的合法代表，要求国际奥委会予以认可，并允许参加奥运会。但是，由于巴勒斯坦并没有统一的体育组织而被国际奥委会所拒绝。阿拉伯人对此十分恼火。慕尼黑奥运会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是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卫星直播的奥运会，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近10亿观众观看比赛，慕尼黑奥运会成了世界聚焦的中心。由25人组成的以色列奥运会代表队是其历届奥运会上最强大的队伍，也是打败希特勒以来访问德国的第一个正式的犹太人组织。全世界的犹太人要在慕尼黑奥运会上显示自己的实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参加这届奥运会也十分重视。据报载，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一说是巴勒斯坦青年联盟)曾经两度给国际奥委会写信，要求后者承认巴勒斯坦奥委会，并允许参加1972年奥运会，但都没有回音。

1972年7月，即慕尼黑奥运会开始前两个月，“黑九月”领导人阿布·伊亚德、阿布·达乌德和法赫里·乌马里在罗马聚会。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国际奥委会对巴勒斯坦运动员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要求置之不理的报道，非常生气：“为什么我们在奥运会的位置被占领者的旗帜所取代？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在享受快乐而我们却被拒之门外？”[8](P122—123)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事业被世界所忽视，国际奥委会的态度正是这种状态的最好写照。他们认识到奥运会具有很大的宣传潜能——它提供了一个引起世界关注并迫使世界倾听巴勒斯坦人民要求的方法。阿布·伊亚德提出：“他们拒绝我们参加，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方式渗透到奥运会呢？”[9]其他二人立即表示赞同。于是决定策划一起震惊全世界的恐怖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劫持以色列运动员，从而引起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

西方学者一直怀疑巴解组织与该事件有密切的关系。由于慕尼黑黑九月事件发生后受到了全世界的一致谴责，因而巴解组织对自己与该事件的关系一直讳莫如深。也有学者认为“虽然阿拉法特知道有该计划，但并没有与他讨论具体的细节”[10](P169)。但是，以色列人和西方学者大多认定慕尼黑攻击与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有直接关系，“是由阿拉法特授命、由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法塔赫实施的”[8](P21)。“毫无疑问，阿拉法特知道攻击以色列队员的计划。”[8](P37)慕尼黑行动的智多星阿布·达乌德在1999年出版的自传《一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回忆》中第一次公开承认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与慕尼黑惨案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并不存在被称做‘黑九月’的组织。‘法塔赫’以这个名字宣布自己的行动以便‘法塔赫’不会以行动的直接执行者的身份出现。”“黑九月”组织直接听命于阿拉法特。但是，阿拉法特对此予以坚决否认。

再次，慕尼黑奥运会极不健全的安全保障措施使“黑九月”分子的袭击成为可能。

由于1936年的纳粹奥运会军事色彩十分浓厚，联邦德国政府筹办时竭力避免世人对纳粹奥运会的联想。当德国人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种族政策给犹太人造成了不幸的时候，却低估了中东领土战争产生的种族仇恨可能对奥运会带来的危险。加之自现代奥运会产生以来，袭击奥运会的事件从未发生过，安全保障措施十分薄弱。正如本届奥运会安全总长曼弗雷德·施雷伯所说：“我们在所有的奥运会场馆有大约2000名身穿普通服装的安全人员，但在奥运村里一个也没有。我们的警察部队完全没有为这种类型的恐怖袭击做好准备。”[8](P188)在奥运村外分散巡逻的身穿青绿色运动夹克的安全人员没有配备任何武器，仅仅携带一部步话机，他们的任务仅仅是打击出售假票和醉酒滋事等行为。奥运村的安全尤其松懈：运动员在奥运村进进出出都不需要出示身份证；虽然奥运村的大门晚上是锁上的，但是运动员们能够轻易翻越围绕奥运村的只有2米高的铁栅栏，保安官员也懒得过问。“黑九月”武装分子正是利用了奥运会组织者的疏忽大意和奥运村安全保障措施的薄弱，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实施了袭击，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让全世界关注的目的。

2黑九月事件发生后，以色列采取了以恐怖制裁恐怖的政策，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了猛烈而残酷的报复行动，给“黑九月”组织和巴解组织以沉重的打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回之以更加激烈的恐怖行为。这种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使巴以矛盾更加难以调和，巴以冲突更加激化。

首先，以色列实施了一系列报复行动。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举国哀悼，群情激愤，复仇之声响彻整个以色列。最畅销报纸《晚报》的一篇社论写道：“算总账的时候到了！”一些新闻解说员甚至认为可能会爆发一场新的中东战争。梅厄总理在议会演说中指出：“以色列的拳头知道将会做些什么，我们将彻底击败他们而不管他们在哪里。”[8](P126)

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包括公开的军事打击行动和秘密的追杀行动两个层面。

第一，对周边国家展开公开的军事行动。

9月8日，即事件发生三天后，以色列开始了反击。以色列空军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最大的进攻行动：同时轰炸了巴解组织在叙利亚境内7个、黎巴嫩境内3个游击队营地。200多人被炸死，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一说炸死了200个恐怖分子和11个平民)[1]。9月16日，以色列发动了对南黎巴嫩前所未有的军事打击：以色列3个装甲纵队越过边境进入了南黎巴嫩，横扫10余个村庄，攻击并摧毁了至少130座怀疑住有巴解组织好战分子的房屋，造成6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第二，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对“黑九月”分子的秘密追杀行动。

慕尼黑残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以色列政府批准使用“暗杀”手段对“黑九月”进行报复。以色列秘密情报组织“摩萨德”首脑兹维·扎米尔和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局首脑阿哈伦-雅里夫特别鼓吹报复政策。雅里夫在议会指出：“我仔细考虑的建议是追踪‘黑九月’领导人……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将他们铲除。”[8](P127)他说，以色列“别无选择”，不得不“诉诸于古老《圣经》中的以眼还眼规则”[8](P134)。9月12日，梅厄总理也在议会发布讲话：“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狠狠打击恐怖主义组织，不管它们在什么地方。”[1]10月24日，以色列信件炸弹开始大量出现在中东地区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但直到此时，梅厄还不愿意采纳扎米尔和雅里夫的建议。10月29日，两名“黑九月”分子劫持了一架德国班机，以炸毁飞机相威胁，迫使德国释放了被抓获的三名慕尼黑恐怖分子。消息传来，以色列举国震怒，梅厄“精神几乎崩溃”[11](1‘385)。梅厄最终下定了决心，与以色列国防委员会一起秘密授权“摩萨德”在世界范围内追捕和暗杀卷入慕尼黑案件的任何一个“黑九月”分子。为此，以色列内阁设立了由总理梅厄和国防部长达扬亲自掌管的高度秘密的“X委员会”。雅里夫被任命为“总理反恐怖顾问”具体负责此事。雅里夫指示不仅要杀死那些恐怖分子，沉重打击阿拉伯人，而且要在暗杀中使用非常的手段和方法。

为了执行总理的指示，扎米尔领导的“摩萨德”发动了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秘密反恐怖战役——“上帝之怒行动”。“摩萨德”的拨款成倍增加，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暗杀队伍。暗杀队伍分成若干个小组，暗杀一个目标动用一个小组。为了表示以牙还牙，为被杀的11个以色列人抵命，扎米尔很快拟出了11个人的死亡名单。于是，一系列针对“黑九月”人员的斩杀行动随即发生。

1972年10月16日，“摩萨德”特工在罗马刺杀了“黑九月”在意大利的负责人、阿拉法特的表兄弟瓦埃勒·兹怀伊特；12月8日，在巴黎炸死了“黑九月”在法国的负责人马赫穆德·哈姆沙里；1973年1月24日，在塞浦路斯刺杀了“黑九月”在塞浦路斯的负责人、巴解组织与苏联克格勃之间的联系人侯赛因·阿巴德·希尔；1973年4月6日，在巴黎街头开枪打死了被认定为“黑九月”提供武器的贝鲁特大学教授巴西尔·库拜西；随后不久，“黑九月”与克格勃之间的新联络官赛义德·穆查西和“黑九月”法国新领导人穆罕默德·布迪亚也被刺杀。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单独进行的刺杀行动外，“摩萨德”还于1973年4月9日夜与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总参谋部侦查营”的突击小分队联合发动了一次代号为“青春之泉行动”的最大胆、最肆无忌惮的军事行动。“总参谋部侦查营”负责人、后来担任以色列总理的埃胡德·巴拉克男扮女装指挥了这次行动。突袭队远途奔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攻击了位于市中心的巴解组织总部办公楼和一幢4层公寓楼，打死了被以色列认为很深地卷入了黑九月事件的“法塔赫”组织的三个重量级人物——巴解组织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联络工作的阿布-尤素福、公共关系负责人兼巴解组织发言人卡马勒·纳塞尔，以及负责在以色列占领区搞破坏活动的凯马勒·阿德万。同时，一只伞兵旅小分队攻击了“人阵”总部大楼并将其夷为平地，另一支伞兵旅小分队袭击了附近的军火制造厂和燃料仓库。攻击行动打死了100多名巴勒斯坦人。对贝鲁特的袭击完成了“上帝之怒行动”最广泛的目标之一——用恐怖手段对付他们的领导人，并迫使巴勒斯坦游击队转入防御。

“摩萨德”一直没有放松对头号暗杀目标哈桑·萨利迈的追踪。虽然1973年以色列特工在挪威误杀他人引得国际舆论一片谴责，但是以色列并没有停止刺杀活动。1979年初终于在贝鲁特用汽车炸弹将他刺杀。随着红色王子的死亡，以色列报复行动结束。而参与制造慕尼黑惨案并被释放的三名恐怖分子虽然一直隐瞒身份四处躲藏，也有两人没能逃脱被刺杀的命运。

至此，历时9载的“上帝之怒行动”结束，以色列刺杀了绝大多数它认为与“黑九月”有关的恐怖分子，而且还错杀了无辜者。

其次，“黑九月”进行了反报复，恐怖活动日益升级。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内的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出现了长期对峙和冲突的局面。多次战争阿拉伯人都没有占到便宜，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慕尼黑惨案是对以色列人的一次沉重打击，产生了巨大的政治轰动效应。不仅整个阿拉伯世界兴高采烈，“黑九月”分子更是深受鼓舞。而以色列发动的“上帝之怒行动”，使“黑九月”更加频繁地进行针对以色列人的反报复恐怖活动。

慕尼黑惨案后10天内，巴勒斯坦人就发出了51封炸弹信件，并炸死了以色列驻英国使馆农业参赞沙苏里。10月29日，两名“黑九月”分子劫持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以13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性命为要挟，迫使德国释放了参与慕尼黑惨案的3名恐怖分子。1972年12月28日，“黑九月”特工袭击了以色列驻泰国大使馆，绑架了包括以色列驻柬埔寨大使等在内的6名外交官。由于埃及大使的斡旋，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进入1973年，“黑九月”进行了更加疯狂的报复行动。1月15日，“黑九月”分子利用梅厄总理到梵蒂冈与罗马教皇会晤的机会，准备在罗马机场袭击梅厄的专机，但在专机降落前几分钟被以色列特工所挫败。1月23日，“黑九月”分子刺杀了“摩萨德”在欧洲的负责人巴鲁·科恩。3月1日，“黑九月”的一个小组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驻苏丹大使馆，目的在于促使美国对其盟友以色列施加压力。由于没能达到所提出的释放恐怖分子的目的，他们残忍地杀害了美国驻苏丹大使克莱奥·诺埃尔。4月，“黑九月”杀手在罗马杀死了一名被怀疑是以色列特工的意大利人。为了给“青春之泉行动”中被以色列特种部队打死的三个同事报仇，在萨利迈的命令下，两名自称“第七自杀小队”组织的枪手于8月5日在雅典机场候机大厅用冲锋枪向乘客狂射，并投掷手榴弹，造成4人死亡，55人受伤。两名枪手认为他们杀害的都是以色列人，但实际上这些人主要是美国人。

3黑九月事件是现代奥运会历史上最惨痛的事件，是巴以冲突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事件。透过黑九月事件所引起的以色列的报复以及巴勒斯坦人的反报复这样一种以暴制暴、以恐怖对恐怖的恶性循环，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首先，黑九月事件是对奥林匹克宗旨的悖逆，它无助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

奥运会是和平盛会，“目的在于通过开展与奥林匹克主义及其价值相一致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12](P10)。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对参加奥运会十分重视，各国运动员和教练员大都是怀着增进友谊的目的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如被杀害的以色列击剑教练安德烈·斯皮策在遇刺前几天曾经说过：“奥林匹克理想就是你会忘记你们属于两个民族或者两个交战的国家，你们能够因为体育而走到一起，并通过体育发现各自拥有的好的东西。”[8](P202)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他曾与几个约旦运动员愉快握手。但是，“黑九月”分子为引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竟然采用了在奥运村绑架甚至杀害手无寸铁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方式。试想一下，即使在古代奥运会举行期间，还有“神圣休战”的规则：任何城邦在奥运会时向另一个城邦发动进攻，都会受到所有国家的联合惩罚。“‘黑九月’分子不仅仅是谋杀了11个运动员……而且谋杀了奥林匹克梦想。”[8](P202)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战争的惯例，也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因而遭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它不仅污染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和平气氛，使奥运会比赛被迫中断(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无助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

其次，黑九月事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事件制造者的目的，但是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促使巴解组织采取军事和外交并重的方式解决巴以冲突。

恐怖主义曾经被人比喻为“一个用扩大的声音对观众说话的努力”[10](P170)。如果就纯粹宣传来衡量，黑九月事件在提高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重要性上取得了成功。阿布·伊亚德声称：“世界舆论被迫关注巴勒斯坦剧目，巴勒斯坦人民在一个将他们排除在外的国际集会上显示了自己的存在。”[8](P206)贝鲁特一份报纸指出：“奥运会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从纯粹宣传角度看，选择奥运会是100％的成功。如同把巴勒斯坦的名字喷涂在了一座大山上，从地球的各个角落都能看见它。”[8](P206—207)美国恐怖问题权威布鲁斯·霍夫曼也说：“以恐怖手段将一个事业从鲜为人知提升到众所周知的例子……毫无疑问要首推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杀害11个以色列运动员。”[13](P11)在慕尼黑事件前，国际社会并不多么重视巴勒斯坦问题。但是，全世界亿万观众通过电视看到了血腥的残杀过程和恐怖场面，他们认识到巴勒斯坦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认真对待的时候了。

但是，慕尼黑事件遭到了国际社会比较普遍的谴责，就连约旦国王侯赛因也指责它是“对文明的野蛮犯罪……是头脑有问题的人干的”[6](P124)。慕尼黑事件并没有达到赢得世界同情的目的，正如黑九月事件策划者阿布·达乌德在20年后出版的自传《巴勒斯坦：从耶路撒冷到慕尼黑》中承认的，慕尼黑事件“遭到了世界的强烈抗议，而不是他所希望的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同情”。巴勒斯坦人在国际社会已经赢得的同情因其恐怖活动而大大抵消，使自己在巴以冲突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巴以冲突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随着巴以冲突的日趋激烈，国际社会关注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强。只是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对以色列采取偏袒的立场，导致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举步维艰。但从1969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与巴解组织进行秘密谈判。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家安全助理亨利·基辛格认为“法塔赫”是巴解组织中较为稳健的派别之一，美国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中东问题以对话方式和平解决。阿拉法特也认识到了美国是能够压制以色列的唯一国家，因此派萨利迈作为自己的个人代表进行会谈。但在慕尼黑事件后，中央情报局中断了与萨利迈的联系，因为它不确定后者卷入黑九月事件的程度。1973年2月，发生了“黑九月”分子袭击沙特阿拉伯驻苏丹大使馆并杀死美国驻苏丹大使的事件。华盛顿十分震怒，以至于美国人随后在以色列袭击贝鲁特时抱旁观态度。

鉴于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强烈憎恶的态度，加之以色列对“黑九月”组织的沉重打击，尤其是以色列对巴解组织实际控制下的贝鲁特发动的“青春之泉行动”，促使巴解组织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放弃了“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正确途径”的僵硬观点，努力争取国际上对巴解组织的承认，同时停止在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中使用恐怖手段[14]。萨利迈也变得前后判若两人，确信必须在政治外交领域里赢得反对以色列的斗争。1973年11月，萨利迈作为阿拉法特的官方代表在摩洛哥秘密会晤了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同意代表“法塔赫”参加中东和平进程。在美国的支持下，1974年11月阿拉法特在联合国发表了讲话。1977年3月通过的《政治宣言》“强调用各种形式进行斗争，无论是军事的、政治的，还是群众性的”，首次明确宣布巴解组织有权“独立、平等地参加有关巴勒斯坦和有关阿拉伯一犹太复国主义冲突的一切国际会议和努力，以争取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此时，阿拉法特认识到“黑九月”已经成了巴解组织的负担：随着巴解组织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承认，强调通过国际努力和常规战争取得巴勒斯坦人的目标，该组织的任何恐怖行动都会破坏已经取得的成果，并败坏巴解组织的国际形象。“考虑到在国外开展恐怖活动对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不会带来什么好处”，1973年9月，即在黑九月组织建立两周年的时候，巴解组织中止了黑九月组织的活动[4](P383)。不久之后，阿拉法特命令阿布·伊亚德“解散‘黑九月’”。1974年春，阿拉法特命令巴解组织停止对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暴力活动。

最后，以色列以暴制暴的行动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也被迫走上了政治解决为主的道路。

以色列人是黑九月事件的受害者，得到了除阿拉伯世界之外的国际社会的比较普遍的同情。因此，当以色列进行军事报复的初期，国际社会暂时容忍。如1973年4月，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发动了“青春之泉行动”，不仅打死了“法塔赫”组织的三个重量级人物，还进攻了难民营和几座军火仓库，造成几百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伤。考虑到这次行动在政治上具有巨大的国际和地区影响，以色列领导人担心这会引起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的谴责，甚至引起经济制裁。但是，对于以色列这一残忍的以暴制暴的恐怖行为，西方媒体并没有给予应有的谴责，有些媒体在报道时反而带着某种程度的赞赏。所有的报纸都认为，这次进攻反映了典型的以色列眼光和军事创造力。

但是，以色列所采取的以暴制暴行动显然也是一种极端的、恐怖主义的行为。虽然“摩萨德”首脑扎米尔声称以色列人的目的是“在欧洲结束这种恐怖”，但其行为与“黑九月”如出一辙，其残忍程度与慕尼黑事件有过之而无不及；况且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这种做法自然更为国际社会所不齿。美国学者西蒙·瑞福认为，虽然以色列官员声称“上帝之怒行动”是为在慕尼黑被杀害的运动员家庭报仇，但是“很少有亲属想要对巴勒斯坦人进行这样一种暴力的清算”[8](P207)。尤其是1973年7月，“摩萨德”特工在挪威追杀萨利迈时发生了误杀事件，引起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摩萨德”名声一落千丈，其处境正如扎米尔在一次“摩萨德”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假如巴黎的一辆公共汽车压死一个巴勒斯坦人，人们都会指责是“摩萨德”把他搞死的[8](P207)。迫于压力，梅厄总理暂停与“上帝之怒行动”有关的一切行动。1974年初，扎米尔被解除了“摩萨德”首脑的职务，他一手策划的“上帝之怒行动”实际上已经停止。之后，随着国际社会对巴以冲突问题越来越重视，许多参与当年报复活动的人也对以色列行动的效果进行了反思。如坚决主张对黑九月进行恐怖报复的雅里夫将军反思说：“如果冷静思考一下的话，我会问杀害这些人在政治上有什么益处？它使我们更加接近和平了吗？它能使我们与巴勒斯坦人相互了解吗？我认为没有！”[8](P134)“上帝之怒行动”的总指挥巴拉克后来也成了中东和平的积极鼓动者，1999年7月出任联合政府总理后更加热情地推动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积极与阿拉法特谈判，并于同年9月达成了沙姆沙伊赫备忘录。

慕尼黑黑九月事件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导因于巴以冲突，又使巴以冲突更加激化。它以恐怖为开端，又带来了更多而且更加血腥的恐怖。它虽然暂时为阿拉伯人出了气，但是由于以色列人的报复和阿拉伯人的反报复，因而成了此后双方无休无止的恐怖活动的开端。慕尼黑奥运会事件“延缓了中东的和平事业许多个月甚至许多年”。这种以暴制暴、以恐怖对付恐怖的手段的结果完全无助于巴以冲突的解决。双方后来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坐在了谈判桌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