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帝王纪年的名称。最早的年号当属西汉武帝刘彻。刘彻即位之年（公元前140年），即为建元元年。大慨汉武帝很满意自己的这一项发明，在位五十余年，前后一共使用了十一个年号。自武帝肇始以来，从此历代帝王即位，一般大多立有年号。而且还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由于年号的名称，含有粉饰太平的需要。所以一般多有表达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之寓意。有些过于热门的吉祥词汇，如“太平”、“永安”之类，还被不同的帝王先后使用。
组成年号的字数，一般绝大多数均为二字；少有四字的，而三字的年号则极其少见。三字年号始于新朝王莽，王莽篡汉之初，所用年号即是三个字的：始建国。在中国封建历史中，三字年号的现象，基本上仅为此孤例。至五代时，梁武帝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十月，改元为“中大通”。同是这个梁武帝在大同12年（公元546年）四月，又改元为“中大同”。这两次改元，新旧年号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差别。新的年号只是在称谓上，表示对旧年号的延续。如果将上述二例三字年号计算在内，在中国封建历史长河中，三字年号的现象也仅此三例而已。
还有因为避讳造成同一个年号，有两种写法的现象，如北宋时，西夏元昊初立，其时尚奉北宋仁宗赵祯的“明道”年号。但因其父名讳德明，为避父讳，乃改明道为显道。所以西夏之显道，即北宋之明道也。是为同一年号，因避家讳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的称谓。
在中国历史上使用年号最多的帝王，当非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莫属。在武则天当政的武周时期，前后不过二十一年的时间里，却使用了十八个年号，可谓空前绝后。而且武则天充分利用年号的更替，来巩固自己武周的统治。如“天授”、“天册万岁”等等，都是在宣扬天赐神权那一套。既然上有所好，于是自有一班佞臣来附合。如公元701年，民间谣传有天神降世，并留下巨大的足印。于是武则天立即改元为“大足”，未即一年，自觉不妥，又改元“长安”。曾加赠号曰：金轮圣神皇帝，不久又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神龙元年武则天死，遗制去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最后大慨是明白了，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女皇帝最难的道理。
由于一个年号，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永远使用下去，所以不时有更改年号的事情发生。分析中国历史上，更改年号的例子；可以发现一般更改年号的原因，大约有如下四种情况。其一。原来的皇帝不满意正在使用的年号，而下诏进行更改的。如西汉武帝在公元前110年正月，因东巡，封禅于泰山，故改元“元封”。其二。是因为旧皇驾崩新皇刚立。如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二月，武帝死，皇太子弗陵嗣位。次年即公元前86年，即改年号为“始元”。其三。改朝换代。例如公元九年，王莽篡汉。即废原来“初始”年号，改元为“始建国”。其四。本来的皇帝因为统治不力而变成傀儡，权力被原来的臣子操纵。这样的例子在下文有多处提及，就不再重复地记述了。
有关新旧年号之间，具体更替的时间问题。经过分析发现，其中也有许多可以深入的话题。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而新旧年号的更改,不可能总是发生在两个自然年的更替之际。首先来分析“改元”一词的含义，可以知道“改元”的本义中，除了“改”是更改意思之外；而“元”的意思是指元月。这个元月的意思，当然 是指第二年的元月。原来旧皇帝虽已殁，但其年号一般仍然会顺延至是年年末。因此所谓“改元”是指更改明年元月以后的年号。
具体分析“改元”的特殊情况，在上述改元的规律之外，还有四种特别的情形。其一。改朝换代。那些目空一切的开国之君，当然没有耐心为没落前朝旧主等待到来年。自然是在宣布开国之日，就颁定新的年号。其二。在同一帝王当政期间，也不必凡事都要等到新年伊始。完全可以根据需要在任何时间就宣布更改年号。如公元713年，本来是唐朝先天二年，因为十一月，唐玄宗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于是十二月就改元为“开元”。其三。虽然是在同一朝代之间的新老交替，而继任者的辈份一般要晚于先皇。所以大多是会耐着性子，等到新年。可是如遇非常时期，同样也会有权宜之计。如北宋末年，宋高宗赵构即位于建康，借口以慰民望，即以靖康二年五月为建康元年。其四。皇帝已成为身不由已的傀儡，凡事得看别人的脸色，也就难以说明具体的原因了。
还有原先已拟就新的年号，后来因故又被重新更换的：如南宋时孝宗乾道年间，本已改明年元月为“纯熙”，后又因故再改为“淳熙”，此为同一皇帝所用年号二次变更的例子。一字之差只是音同字不同而已，背后大慨也不会有太多的故事。近年江苏高邮地区出水了大批南宋铁钱，其中既有面文为：“淳熙元宝”的铁钱，还发现了为数不多的“纯熙元宝”的实物。可证史书中关于孝宗原拟用“纯熙”为年号，后又更改为“淳熙”的记载是真实的。
另外还有一个二次更改年号的例子，就充满了太多的血腥。这就是一般为人熟悉的清朝咸丰末年的“祺祥政变”，又称为“辛酉政变”。咸丰十一年七月，岁次辛酉。清文宗奕泞病殁于承德避暑山庄，遗诏肃顺等八人为赞襄务大臣，以辅助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继承帝位。八大臣遵守遗诏、总摄朝政，拥立载淳登临大宝，并拟定明年改元“祺祥”。慈禧联络在京的恭亲王奕（讠斤），于九月三十日先发制人，逮捕了八大臣。慈禧再以两后“一同治政”为名，谕用：“同治”年号，而废“祺祥”。有的学者认为“祺祥”年号为八大臣于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就已确定，至十月初五被慈禧明令废除，共仅存六十九天。感叹“祺祥”年号之短，实为历史少见，以致世人知清代尚有祺祥年号者不多也。其实此说不确，“祺祥”本为其时明年元月所拟用的年号，而因变故在明年元月之前被取消。所以“祺祥”年号并非是仅存六十九天，而是从来也没有使用过，它只是短暂地存在于虚拟之中而已。
又有同一帝王一年换了三个年号的奇怪现象。如西晋永安元年（公元304年）正月，先是东海王司马越囚长沙王，改元永安，七月奉惠帝命讨伐太弟颖，因兵败，惠帝被太弟颖所迫，改元建武。十一月张方逼惠帝迁长安，复改元永安，十二月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改元永兴。是故，历史上的公元304年，在中国的年号纪年之中，又可以被分别记作：晋惠帝司马衷甲子：1）永安元年（公元304年一月）、2）建武元年（公元304年七月）、3）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十一月）、4）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十二月）。发生在西晋的故事，在东晋时几乎又被同样复制了一遍。公元402年，正月改元元兴，下诏讨桓玄，桓玄举兵东下，三月，桓玄入建康，复称隆安六年，未几，改元大亨。所以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于公元402年壬寅，一年之间前后使用了：元兴、隆安、大亨三个年号。
有关洪武年号的故事，也是年号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现象。本来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皇帝，国号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高皇帝。至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死。太孙朱允（火文）嗣位，是为惠帝，改明年元为建文。建文初立，大慨是踌躇满志，希望能有一番作为。于是想通过撤藩，来巩固中央集权。谁知引火烧身，逼得燕王以“靖难”为名，起兵造反。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燕师攻入京城南京，宫中火起，惠帝建文不知所终。十七日，燕王朱棣即皇帝位，七月，诏自六月以后，革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五年。所以洪武纪年之中，无洪武三十二至三十四年，却有洪武三十五年，亦少见之怪事也。
在中国古代喜欢频繁改元的皇帝，为数甚多。可是也少数皇帝，有沿用先帝的年号的情形，如五代时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六月，晋高祖死，兄子重贵嗣，是为晋出帝。而此后的公元943年和公元944年，都没有按惯例改元，而是沿用天福年号。所以又有天福八年和天福九年的纪年。分析原因估计是因为本来晋称臣于契丹，而在晋高祖死时，出帝衰告于契丹，文中称孙而不称臣，以致契丹主怒。本来晋高祖于天福三年七月，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契丹主止晋主称臣，命称儿皇帝，十月契丹册封晋主石敬瑭为英武明义皇帝。所以晋出帝嗣位，由于没有得到契丹主的首肯，一时到有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是故才有沿用先帝年号的故事。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军阀混战，政权林立天下大乱的现象。主要有晋末的南北朝时期，以及唐末的五代十国时期。反应在纪年的年号上，也是纷乱异常。翻开中国历史年表，就会发现本来一个普通的年份，使用中国古代的年号纪年方法，竟然会有十余种之多。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公元403年，共有不同年号十一种。转摘如下：晋元兴二年、大亨二年、桓玄永始元年、魏天兴六年、后燕光始三年、后秦弘始五年、后凉神鼎三年、南凉弘昌二年、北凉永安三年、西凉李暠四年、南燕建平四年。又如五代十国时期的公元936年，也有不同年号达八种之多。转摘如下：“丙申。唐清泰三年、晋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南汉大有九年、吴天祚二年、契丹天显十一年、闽永和二年、通文元年、后蜀明德三年”。面对如此众多的年号，不免让人有头晕目眩之感。大慨纵然有再好的记性，也难以记得明白无误。
由于年号太多难免有导致纪年混乱之弊。所以自明至清，历任帝王，从登基到驾崩，只使用一个年号。如清圣祖玄烨虽然在位长达六十一年之久，已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执政时间最长者，所以“康熙”也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而号称十全老人的清高宗弘历，执政时间也长达六十年之久。但在年号上也是没有什么新的创意，也正因为如此才得以让今人，能够如此清楚地记得乾隆的逸事。
在中国近代史中，使用时间最短的无疑是袁世凯的“洪宪”年号。恰好说明了所有违背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都只能是如同露水一般的昙花一现。也为在中国施行二千余年的年号纪年，敲响了最后的丧钟。至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十日，各省代表开会于南京，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决定采用公历纪年。这才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余年的年号纪年方法，从此翻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