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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 中国应培育而不是伤害中产阶层 王羚 江艾欣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中产阶层这个群体，现在国内还有许多模糊的认识。无论是称谓的确定，还是群体的界定，都还有很多争议。作为研究社会分层的学者，您如何理解中产阶层？在中国，什么人是中产阶层呢？ 李强：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它本身是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我们讲阶级的时候，都是有属性的，有明确界限。唯独中产阶层，没有明确的界限。 从收入上说，假定你月收入5000元到2万元，就是中等收入者。那4999就差一块钱是不是？这是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反过来，正因为这个概念比较模糊，我觉得是协调社会矛盾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如果说大多数人都是中产阶层，那这个社会不是很和谐吗？可惜在中国，能够说自己是中产阶层的人还很少。就是说主观调查和客观调查并不一定完全一致。有的人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但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 对于中产阶层，我认为有三个指标：收入、职业、教育。中产阶层的收入在社会中处于比较中间的位置，但是具体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且要考虑区域差异，因为北京跟贵州的生活水平差异是很大的，你在这个地方算中产，在那个地方可能就不是。 因此，我们加入职业的指标，一般有四类职业：中层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商业经营者和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个指标就是教育。中产阶层一般受过较好的教育。 日报：我采访中也发现很多人明明收入和职业都符合中产的标准，但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这是为什么呢？ 李强：现在整个社会处于一个畸形的状态，中产阶层往往压力比较大，他并没有很强的幸福感，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产。他们其实受经济危机影响比较大，对经济变动很敏感，我称他们为“敏感的中产”。敏感的中产在遭遇到伤害或利益受损后，会变成“愤怒的中产”。这是应该值得社会关注的。 而且中产不幸福也说明中国的中产是处于一个特殊时期的中产，它的阶层构成是不完全的，因为整个社会结构不是完善的。本来中产应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较容易幸福，但现在许多中产往上看就看到许多一夜暴富阶层，他的心理会有极大的不平衡。 日报：中产阶层被认为是社会的稳定器，就是因为他们一般有着统一而稳定的价值观。中国现在拥有的是一群分裂的中产，还能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吗？ 李强：所以我们需要大力培育中产阶层。一个社会的中产是慢慢培育起来的。我们这个转型过程中，中产是不完全的中产，富有阶层是个不完全的富有阶层。目前中国的中产确实是分裂的，他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文化品位等，所有的标准都不一样。从数量上说，根据我的测算，目前中国中产占就业者比例不超过20%。 总的来看，中国的中产阶层多数目前有比较保守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维持现状，支持现在的政府。 日报：关于中产阶层的人数现在到底有多少，还有不少争论。国家在收入分配改革方向上提出“扩中”，您认为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扩中”？ 李强：中国现在培育中产的任务很艰巨。而且培育中产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任务，它要求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比如说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主体后才可能出现大量中产阶层。你看北京、上海、广州，是有典型中产的社会。但是你到现在西北去看，它就不是典型的中产社会。其次是职业结构转型，这是与产业结构转型相伴随的。 中国现在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社会结构转型。现在中国低收入人群规模巨大，尤其是数量众多的农村人口，中产和富有阶层像个立柱立在低收入人群这个横杠上，形成一个“倒丁”字结构的社会。这意味着中国是中产严重匮乏的社会。必须想办法扩大中产的数量，才能使这个社会的结构变得更加稳定、健康。 日报：但是从目前来看，政策对中产阶层并不是那么有利。很多时候中产阶层感觉到自己被伤害了，就像最近争论很激烈的车船税。 李强：是的，现在的很多政策对中产是不利的。比如个人所得税政策，中产一般是单位代扣，一分都少不了。但富人就不一样，很多富人反而交税极少，他买辆宝马，他说那是生产成本，谁也管不了他。所以中国应该思考，应该培育中产而不应该伤害中产阶层。如果你那样去剥夺中产的话你不但没有培育中产阶层，反而在缩小它的比例。 中产虽然人数不多，但它是一个影响主流意识形态、有极大话语权的阶层。虽然中国的中产阶层不完善，但是依然在社会上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从汶川地震的NGO 都能看出来了，中产阶层正在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上发挥作用。 现在国家在拉动内需，中产阶层是消费的主力军，所以培育中产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从我的预测，中国的结构转型需要30到40年的时间，中国真正实现中产阶层社会差不多到204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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